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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場說不清道不明的夢

--論美華作家少君《人生自白》的藝術特色

施建偉 汪義生(上海同濟大學教授)

2000年的世界華文文壇可以說是“少君年”。美國華文作家少君的作品在文壇頻頻獲獎,由于他的作品大多上了網,傳播迅捷,覆蓋面廣,使他的作品擁有廣大的讀者群,聲譽日隆。少君的“網絡文學”出版之後,我們看到文壇興起的“少君熱”方興未艾。

翻開少君的《人生自白》,大跨度的時空跳躍,極為豐富的信息量,數以百計的各種不同類型人物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深深打動了筆者的心。顧聖皓在《序》中把《人生自白》歸入“介于小說與報告文學”的文體,而筆者在閱讀這些作品時始終覺得這是源于生活、緊貼現實的生動有趣而又耐人尋味的故事。記得有位哲人說過﹕世界上只有兩種人--講故事的和聽講故事的。讀《人生自白》,筆者就像忠實的聽眾,傾聽作品中的主人公娓娓地講述著一些動人的故事(顯然,也是少君本人發自肺腑的人生感悟)。

一、獨具匠心的藝術視點

《人生自白》引起筆者濃厚興趣首先是它的獨特的觀察角度和敘述語言。

《人生自白》講述的是一個個精彩的人生故事。既然是講故事,就離不開故事敘述者。所謂作品的觀察角度,也就是指作家敘述的角度。作家與故事的關系,他是選擇什麼身份充當故事敘述人的,這也稱為作品的“視點”。本來,“視點”是繪畫透視理論中的一個術語,指畫家眼睛的位置,是畫家視線的出發點。文藝理論家發現二者之間有共通之處,就借來為已所用了。

少君的《人生自白》在視點的安置上體現出作者的匠心。每一篇故事,都由一段引言和故事的正文組成。引言字數有幾十個字到數百字不等,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述手法,“我”就是作者,是觀察者(即主體),故事的主人公“他”或“她”是觀察對象(即客體)。在故事正文中,敘述手法仍然是第一人稱,而觀察者“我”卻是故事的敘述者。少君選擇這種敘述風格,使《人生自白》的故事在表述中顯得非常親切,使人感到真實可信。

每篇故事開始之前的一段類似“引言”的文字,由作者出面介紹人物及其經歷,分析人物的情感活動,此時的作者就像一個從“幕後”走到“台前”來的報幕人,把後面要上演的戲中的人物、劇情作一個簡要的交代。英國著名作家毛姆曾對這種敘述方法的優點作過分析,他指出﹕這樣處理“能使讀者覺得‘我’所敘述的事情真實可信,因為當某人告訴你,他所說的事就是他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你便會傾向于認為他對你說的實話”。

《人生自白》的這部分內容,雖然所佔的比重很小,但由于這是通過作者的視點在觀察、敘述,此時“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就像提出了一個謎面,起了制造懸念的作用。以《保姆》的故事為例,前面的“引子”部分,寫作者“我”在監獄采訪一個殺人犯,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我知道她是來自湖南的保姆。被殺死的是她的公司經理孫老頭。她作案當晚就到派出所自首。她頭垂得低低的,無意識地啃著滾圓而細膩的手背。沉默良久,她抬起了滿是淚水的臉﹕”“引言”部分到此結束,讀者頓時產生了一種濃厚的閱讀興趣,急于想知道這個小保姆為什麼要殺她的雇主?她又是在什麼的情況下殺死孫老頭的?為何她選擇了作案當晚就到派出所自首?下面故事的正文中,主人公“我”角色就轉換成了小保姆,通過“我”(即小保姆)的自敘,一步一步揭開故事的謎底。

《人生自白》的引言部分,由于主人公“我”的身份固定為作者,故敘述的口氣、語言風格大體上是一致的。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則是形形色色的人,有男有女,有各種年齡層次的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受教育的程度、性格、教養、興趣愛好各不相同,所從事的職業也不相同,有中國大陸的記者、導演、經理、演員、商販、出租車司機、保姆、工人,並有某些混跡于各種行當的外國人,有在美國從事各種職業的大陸和台灣的留學生、新移民,等等。這些人的外部狀況,如音容笑貌,行為舉止,以及人物內在的思想感情,道德意識,價值觀念等等,也都各異其趣,這就使少君的這部《人生自白》充滿了多彩多姿的敘述風格。

《人生自白》的語言,是充分個性化的。故事中人物的人格特征,強烈地影響著敘述的效果,因為故事主人公的性格各異,有的熱烈,有的城府很深,有的異常冷靜,這就使故事有了各種色彩,有的浪漫,有的樸實,有的感傷,有的帶點戲劇色彩,有的產生了夢囈般的效果。作品中的“我”充當著故事講述人的角色,由于講述的內容是其親身經歷的,這就大大增強了敘述的親切感和真實性。

每一篇故事中的“我”,都是故事的敘述者,在多數情況下,他(或她)就是故事里的主人公,但有時只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或者只是一個旁觀者。例如《我先生》中的“我”,就只是主人公的未亡人,整篇故事就是由她講述主人公--紐約藝術圈中一個頗具才華的青年畫家的經歷。又如《情人》中的“我”是敘述者,而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她,是她的情人。

《人生自白》中的故事,不僅僅是通過敘述者的視角而展開,敘述者還動用了他(或她)的其他感覺器官﹕聽覺、觸覺、嗅覺,以及他(或她)的心靈。敘述者的觀察有淺有深,淺的只停留與對象的表層、外部形態;深的則能伸入對象的內部,洞察對象的思想、感情、心理。這與敘述者“我”的受教育程度有直接的關系。例如《保姆》中的敘述者“我”是個從湖南鄉下來到北京的小保姆,只念完了初中,她講述那個姓孫的經理如何欺騙她、污辱她的時候,受她文化水平和個人修養的局限,無法對孫經理的靈魂作深入的剖析,只能用合乎她身份的平白通俗的語言講述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和自己頭腦中的簡單想法。再看《愛是什麼?》,故事敘述者“我”是美國德州州立大學達拉斯分校的年輕漂亮的博士候選人,由她來談自己的情人--一個外表上看氣質很好、實質上極端虛偽的留學生,其中就包含了很多深層的觀察和深入的分析,穿插了不少人物的心理活動。在《人生自白》中,心理描寫常常成為少君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種手段,他善于借助故事敘述者的視點,表現人物心理活動。如《半仙兒》中的敘述者“我”,在分析請“我”看手相的男男女女的心理活動時,顯得細致入微,從而能有力地刻劃出那些""觀察的對象的性格特征。

上個世紀以來,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文學作品反映的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適應新的表現內容,西方現代派的作家們提出了“作家退出小說”的口號,反對由作家從旁描述,要求讓人物自己說話,直接表白內心意識與情感。少君以《人生自白》為標題的系列故事,看來是接過了“作家退出小說”的口號,以“自白”的形式讓主人公自己說話,直抒胸臆,使讀者與故事中的人物更加靠攏,以求收到更真實的藝術效果。

二、徘徊于兩種文化之間的“邊緣人”

《人生自白》中的“我”,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新移民,另一類是中國大陸的各種人物。先來看看第一類人。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現一股“出國熱”,美國成為中國留學生的首選之地。《人生自白》中的許多主人公在席卷大陸的留美風潮的裹挾下到美國。歷經艱辛踏上異國土地後,他們還來不及對東西方文明在物質和精神上表現出的巨大差異發生一聲驚嘆,便陷入一種深深的失落和茫然不知所措的焦慮之中。

故事中的主人公們有一個突出的心理特征,就是失落與孤獨。無論個性是倔強的,還是嬴弱的,也不論生活是艱難坎坷的,還是衣食無虞的,那種深深的失落與孤獨感已成為他們一種無法擺脫的共同命運。《大廚》中的“我”原先是大陸科技大學的高才生,畢業後在科學院一個研究所工作。一踏上美國的土地,“我”便失去了自信、保障和信念。由于缺錢,“到美國後頭兩個周末,從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就不吃任何東西……渾身無力。只好平躺著,很多個周末我都是昏睡著過去的,那時常常暗自流淚,覺得堂堂七尺男兒,竟落到這種地步,還有什麼活頭兒?”不久,“我”離開了學校到餐館打工,後來當了一名大廚,生計問題解決了,還能積攢一些錢。然而,每次開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時,竟然“希望突然有一輛大貨車橫著撞過來,把我的本田小貨車撞個粉碎。”正是由于理想的幻滅,靈魂深處深深的失落,“我”有一種“欲滅自我的潛在意識。”

如果說《大廚》中的那位留學生的孤獨與苦悶是源于美好理想的幻滅,那麼《我想對他說……》中的“我”(一位名叫百合的女留學生)的孤獨,則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產生的心靈難以溝通。在常人的眼里,“我”是很幸福的,應該感到滿足了,長著一雙漂亮的藍眼睛的約翰“高大,優美,年僅三十,已是副教授,對我又百依百順”。約翰已經把訂婚的戒指戴到“我”的手上了。然後,“我”與約翰在精神世界總有一層隔膜,這層隔膜雖然只是透過一些細微末節表現出來的,如約翰不理解“我”為什麼那樣想家,約翰讀不懂“我”用中文寫的詩。後來“我”與一個從未見過面的男同胞產生了心心相映的戀情,起因只是“我”看到他在電子雜志上用中文寫的一首詩。那位未曾謀面的男友開車來接“我”時不幸因車禍去世了,對他刻骨銘心的思戀,使“我”終于把訂婚戒指還給了約翰,盡管“我”和約翰在一起已有三年,婚禮的日期也已訂了。在有些讀者看來,百合是作繭自縛的“痛苦的理想主義者”,而有留美經歷的少君對她的行為是能夠理解的,她是在孤獨中尋求心靈的安慰和超越。

自我價值的實現,是少君筆下的留學生的突出的心理意識。他們對于自尊的維護已不是憑借外界的承認,也不是對于虛榮的滿足,而是出于一種實現自身價值的渴望。《奮斗與平等》中的“我”飽受磨難,終于以“陪讀”身份來到美國,然而,等待著他的是“失去妻子”的沉重打擊。“我”沒有沉淪,“目睹了很多留學生的家屬解體,看到了許多無情人對有情人的殘酷,才使我下決心在這個社會中混出樣子來,靠自己的本事為自己掙得一份屬于自己的位置”。正是憑著這股堅忍不拔的毅力,“我”取得了成功。《ABC》中那位曾任副市長的年輕有為的男子,為了愛情,舍棄了前半生經過奮斗所得到的一切﹕詩人美名、錦繡前程。他硬是憑著百折不撓的意志,在大洋彼岸取得了足以體現自身價值的成就和地位。

《留學生》中的“我”留學日本,曾在三個餐館洗盤子,維持生活與學業,如今打兩份工,教中文,在一家公司當職員,月收入35萬日圓。海外生活對這個20多歲的女青年來說意味著承受很多壓力和磨難,包括失戀的打擊,她勇敢地挺過來了,自豪地宣稱﹕“我要加倍努力,我不僅要在日本站住腳,而且要再乘西風,飛到歐洲去,爭取全世界都轉一轉,過一過,好好的生活。”言語間顯現出搏擊命運的強者風範。

少君筆下的留學生、新移民,其行為和心理的活動方式中,不難看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他們在西方文化的籠罩下生活、求學、奮斗,但他們都是出生在中國大陸,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民族文化的燻陶濡染,其思想感情、倫理道德和生活情趣每每打上中華文化傳統的烙印。他們離開祖國後,不僅要歷經種種生活的磨難,還得忍受離鄉的痛苦和對異域文化難以認同的困惑和迷惘。他們中的不少人,是懷著崇尚西方文化的目的遠渡重洋到了美國的,但是到了那里,才發現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憧憬帶有一種盲目迷信,內心深處感到與之格格不入。正是在與異邦文化的鑒照中,他們對自己原先忽視的民族文化,有了重新的認識。然而,他們畢竟已屬于太平洋彼岸的人了,茫茫大洋阻隔,天涯路斷,回想過去,思鄉不斷,在擺滿于兩種文化之間又難以扎根的困境中,落寂、漂泊、流離、苦悶之感悠然而生。在《我想對他說……》中的百合姑娘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民族傳統文化的深深烙印。百合要對生前未曾謀面的男友訴說的,就是對中華文化的深深依戀。

《大廚》中的主人公,一邊在餐館干著大廚的活,一邊在想﹕存一筆錢,然後找一個好學校繼續自己的學業。大洋彼岸的社會是現實而嚴酷的,從他念念不忘學業的意識中,分明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流傳著的“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故事中的主人公內心深處一直為自己當初一聲不吭離開湖南樓餐館的老板而內疚,就因為那個老板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幫了他。或許,那個老板早已忘了自己曾在一個中國留學生走投無路的時候幫過他一把這件事,但這個中國學生永遠忘不了,因為他出生在一個流行的“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的國度。《我兄弟》中的主人公是個年薪七萬美圓的新移民,快40歲了,還未找女朋友,開的是一輛八五年出品的破豐田車。他這樣地苦自己,不為別的,只為他有一個弱智的弟弟在大陸,他要為弟弟盡一個兄長的責任。中國人把兄弟關系稱作手足之情。孔子很重視家庭道德,提出了一整套家庭成員之間的行為準則。在儒家看來,家德可擴大至政德和社會公德,換句話說,維護家德是維護社會公德的基礎,可以由兄弟關系看到朋友和社會公共關系,引出“信”、“義”、“溫良恭儉讓”等。《我兄弟》中的兄長對弟弟有如此情義,與他從小所接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少君筆下的留學生、新移民身上常常可以看到忍辱負重,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儒家文化的心態特征,他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在一定道德觀念規範下壓抑、約束自己的欲望。他們並不是封建社會的儒生,都受過現代教育,但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不合時代潮流的陳舊觀念,對他們也產生了束縛和負面影響,《奮斗與平等》中的主人公在這一點上對同胞提出的批評與規勸,是很有見地的。

三、社會轉型時期的芸芸眾生

《人生自白》中的“我”還有一類是中國大陸的形形色色的人,有知識階層的人,如律師、企業家、校長、教師、女秘書等,有下層社會各種賣苦力的。看來,少君不太相信完美,他筆下的人物,就像台灣女作家施叔青所形容的那樣,像一團揉皺的紙團,有太多的面。在少君的故事里,看不到英雄,也極少見到卑鄙無恥之尤的歹徒,多數人的面目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或“壞人”的概念所能涵蓋的,他寫出了中國社會現實中的芸芸眾生,各有善惡的雙面。作者的傾向性是從故事敘述者“我”的講述自然流露出來的,含而不露,有時是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故事中展示了社會轉型時期的種種社會弊端和陰暗面,作者對此並不簡單地下結論,或許這些問題正是作者希望與讀者共同思考的。

少君筆下那些受屈辱的弱勢群體,使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如農村到城市的運煤工、都市的下崗工人、無權無勢的小知識分子等等,有不少故事側重表現了他們的困頓生活和不幸遭遇。請看《送煤工》,故事主人公“我”是個農村的高中畢業生,來北京當送煤工,整天風里來雨里去,“夏天,太陽燒頭頂,汗流如雨,像剛出水的鴨子;冬天,冒著寒風,重車一身汗,空車透心涼……回到住處,全身酸疼,一躺下就是一宿,想起都起不來。”干這活又累又髒且不去說,更令人寒心的是常常無緣無故挨人打罵,遭人白眼。這些受屈辱、受磨難的小人物有悲哀,有埋怨,有憤滿,但苦難的命運往往並沒有把他們壓垮,也沒有使他們對生活失去信心,他們中的許多人剛強自信,迎著重重困難在人生路上奮力拼搏。以上面說的那個送煤工為例,他未曾絕望,他來北京干這活兒目標很明確,一是為了掙錢,二為了開開眼界,他說﹕“平時有空兒,我愛逛書店,我買了不少的書,總覺得我不能白讀了高中。”字里行間,洋溢著一種對人格尊嚴的呼喚與追求,閃耀著人性美的光輝。筆者相信,這些小人物憑籍他們身上那種極為韌性的生命力,和不甘于墮落的向上向善之心,最終能夠從污泥般的生活底層掙脫出來,恢復做人的尊嚴。

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故事中的人物在生命的旅途中常常遭遇風霜雨雪的侵襲,厄運有時令他們痛不欲生。《人生一幕》中的主人公“我”,曾是個工廠女工,在一天值夜班時人面獸心的團委書記強暴了。當她告發那衣冠禽獸時,謠言、非議竟接踵而至﹕“瞧,她那樣,真夠缺德的,把人家勾搭上床了,然後還告人家”。“劉書記也夠倒霉的了,遇上這麼個女人”。人言可畏,“我”打算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時,“我”的兩位同事、大姨、班主任等人伸出了溫暖的手,他們的無私幫助,就像構築了一個庇護所,為“我”遮擋住令人不寒而栗的人世間的淒風冷雨。作者從這些人物身上發掘出了仁慈親善、勇于伸張正義的傳統美德。在這一類故事中,寄托了作者對美好人性和人情的熱烈呼喚,使讀者感受到生活中散發出的灼人暖意,同時也使人領悟到,在生活中,與假惡丑結伴同行的,常常有真善美。

讀少君的《人生自白》,常常為社會的瘋狂、變態而震驚,扭曲的世相對人性的壓抑與考驗,往往突破了常規邏輯。《人生如夢》的主人公“我”在講述他的故事時,充滿了強烈的主觀色彩,因為他的人生道路猶如一場夢,其中呈現的荒誕好折射出現實社會的病態和瘋狂。“我”的前半生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在那昏天黑地的動亂歲月,“我”給女友寫了封傾吐肺腑之言的信,當時正值女友“父親受到批斗,全家被紅衛兵抄得只剩下衣服棉被。”于是,賣友求榮的一幕悲劇上演了,女友向公安局呈交了“我”給她的信,並檢舉了我一系列“莫須有”的罪石,頃刻間,我被判處十年徒刑,送勞改農場服役。當“我”服刑九年半的一天,接到通知﹕“我”已獲平反,第二天就可以回家。當我回到家時,母親告訴“我”﹕在美國的姨媽已幫“我”辦好赴美留學的手續。再看看《康哥》中的主人公“我”,年幼時境貧困潦倒,家中兄妹五個就靠母親天天起早貪黑著地,賣每根賺五厘錢的冰棍養大。如今,長大後的“我”抓住機遇,“生意”做到日進十萬元。《零點》中的故事更是荒謬絕倫,令人匪夷所思。故事中的“我”是個來到海口做生意的大學教師。生意做到正順風順水,誰知竟遭到妻子和岳母的暗算,人被打得半死,辛辛苦苦開辦起來的公司和幾百萬帳上的錢全歸了妻子和岳母,自己則掃地出門,流落街頭。

對金錢的貪欲,竟能將人心扭曲至這般地步,簡直是駭人聽聞!世界怎麼會變得如此荒誕?

《人生自白》很講究故事的結尾,不卒讀全篇,往往難以揣測。就拿前面提到的《人生如夢》為例,主人公“我”前半生倒了大霉,不讀完全篇,又怎麼能想像他的後半生竟否極泰來、咸魚翻身?想必他蹲監獄時做大頭夢也不會夢到自己將來能去美國留學。

《人生自白》的結局,不圓滿的居多,主人公的人生之路並未走完,面對嚴酷的現實,他們還得掙扎、奮斗。《愛是不會凋謝的》中的主人公“我”在故事結尾時說﹕“我要工作到最後一刻,……我要完成兩個任務﹕完成他的詩集,他的畫集,完成我們的回憶錄,然後我才有權利死去。”《離婚三部曲》是這樣結尾的﹕“特別是對離婚的女人,拋棄自卑,由依賴男人變成依靠自己,抬起頭來,堂堂正正地生活,前面不會是一片黑暗,而是充滿了陽光。”《人到中年》的尾聲是這樣的﹕“我感到精力充沛,心中很從容,我有很多事要做,而且是我愛做的。”《陪老女》中的女主人在結尾時嘆息道﹕“好心不得好報!我們陪老女也有觸霉頭的時候,……”作者匠心獨運,常常在筆下人物面臨人生旅途的十字路口時,戛然而止,收到言已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少君的《人生自白》系列故事塑造了一群非常出色的人物形象,他們的追求、奮斗,他們的命運及其性格的發展變化,深深地打上了時代和社會的印記,顯然,故事中有許多人物面對命運的挑戰表現出的堅韌性格,是他們所處的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鍛造出來的,作者看來是希望借這些故事對讀者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弱者變為強者,令糊涂者變得清醒一些。或許,作者的故事還寄托著他的希冀﹕願生活中多一些祥和,少一些暴戾;多一些公平,少一些不公平。

在《人生自白》中我們有幸看到一些性格行為特異者。他們往往對自己所處的時代通行的原則、規範肆意冒瀆,對某種普遍宣揚的信念大加嘲弄,他們嬉笑怒罵,散布著對于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懷疑,他們常常用直截了當的話語點破一些通常認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玄機”。他們被許多人目為社會處于轉形期出現的畸形兒。

筆者不禁想﹕人的社會存在,決定其思想意識,社會是這些“畸形兒”產生與生存的溫床。作者用他犀利的筆鋒,挑起社會帷幕的一角,讓讀者看到內里一些冷僻的角落。在作者對這些時代的"畸形兒"的剖析中,筆者領略到一種思想的沖擊力,領略到作者在反映社會生活時文筆的深度力度與厚度。

作為中國留學生、新移民的一分子,少君有意識地寫了一些與他有相似經歷和背景的人物,從故事中不少人物身上,讀者可以看見作者的影子。少君將自己的經歷、體驗借給書中人物,並對他們灌注了全部感情。這些留學生、新移民的根都在中國大陸,雖然美國對他們有著難以抵御的誘惑力,但不管旅美時間是長是短,在美國生活狀況是好是壞,他們似乎都難以完全適應大洋彼岸的社會,缺乏一種歸屬感,內心深處似乎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淒楚和悲涼。

《人生自白》中的每一篇故事,都像一幅精細地繪就的畫,畫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掩卷之後,仍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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