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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尼如是說
劉自立
談到希尼對于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詩歌的看法，人們不得不說，人無完“論”，連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也並無例外。
近讀一在海外的詩人訪問愛爾蘭詩人希尼的談話。大致來說，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卓見。但在談到他對中國詩歌的了解時，人們不得不說，人無完“論”，連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也並無例外。希尼對于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詩歌的看法，與其說是一種真理，到不如說是一種並不太差的感覺。為便于了解他的具體見解，我們引用他們對談中的一些說法。
他說“我們對中國詩的了解，僅止于本世紀初一兩位作家的介紹，他們是阿瑟•韋利（Arthur Waley）和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但是，韋利早于龐德，形成了英譯漢詩某種老套的看法。不過，這也可能接近于某種真實吧。”然後，希尼重復了關于在翻譯中“原作的神秘力量在被譯成的語言中往往喪失”這樣的老生常談。
于是，我們在這里只能說，在閱讀喪失了神秘力量的漢詩時，希尼的理解是十分有限的。之所以說他是有限的，我們還是要從他自己有關詩歌的音樂性問題說起；而在這方面，古今中外的有識之士莫不持如此看法。
在文章的結尾部分，大師是這樣談論詩歌的音樂性特征的。他說﹕“聲音從哪里來？它們來自我們所讀過的以前的詩歌嗎？一部分是這樣的，然而，還存在我們作為地球生物所創造的聲音，你知道我們的嘟囔聲，叫嚷聲和求偶的叫喚，我們的吠和 的秉賦。我認為，詩歌也牽涉到這些原始的語言行為。”他還引用了佛洛斯特所謂“感覺的聲音”這一提法。
希尼的觀點令人想起許多。其一是，在對詩歌進行音樂性欣賞方面，是否存在一種想象的空間。對于這樣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人們的答案中最為實在的看法當然是，如果你能聽懂詩歌的文本，自然就能最好、最準確地理解詩歌，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才是一種揣測。那是在人們對于某種語言聽而不聞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的，沒有辦法的辦法。
其三，某一地域中人，只能了解和理解他們那個地域的語言之發音，如吠和 所帶來的感覺（我們中國人何以理解那個朦朧的聲音﹕moon！）而這並不是可以單單從我們漢字的形象上找到根據的。比如，你聽到一個中國人在念唐詩，你不但聽到了他的聲音美，你當然還可以看到漢字象形之美；而一個老外，在這方面是完全枉然的，哪怕他深研過漢字的象形。費諾羅薩和龐德之所以注重漢字之象形，是因為他們只能擇其一，而不能擇其二。故此，西方人，無論是專家還是百姓，他們都不可能超越這一層面的對于詩歌的理解。希尼當然也不例外。
進而言之，我們中國的詩歌理論家們，如朱光潛先生，早就提出過“音在義前”的理論。而這一理論與希尼和佛洛斯特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當然，他還提出了其他幾種相應的理論，如“音義同在”，“義在音前”，等等。這里之所以強調詩歌文本的音義問題，是因為中國詩人一直以來是注重音在義中，義在音中的。除朱光潛外，能夠閱讀七八種外文的錢鐘書先生，也在有關的論述中，對比如李賀和戈締耶的文字之音義對位，做過詳盡的論述。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麼單從字形或者單從發音來理解中國詩歌的任何可能性。而龐德們對于漢詩的理解的最大薄弱點恰在于此。因為他們作為西方人，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達到朱、錢對于世界詩歌的極為寬廣的理解的。那就是說，只有對你涉及的文字有了基本的理解，才可以具備對它進行評論的前提。從這個意義出發，無論是我們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只能老老實實地從原文的音義之上來真正理解詩歌，這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換言之，從譯文來猜想文本的所謂努力，尤其是猜測其發聲，都是無稽之談。
和希尼的對話者主張這樣一個觀點，他說，譯文對中國的新詩人產生過很大影響，而這種影響可以比照中國古典詩歌對之的影響。他還說，龐德如杜甫，波德萊爾似李白，狄金森似李清照，T.S.艾略特似屈原，葉芝似王維，等等。這樣一個比較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的。龐德和老杜有何共同之處！一個是主張法西斯救世的，企圖摒棄英語之自由主義傳統的現代派詩人；一個是中國專制主義統治下的，選擇不默而“聲”的人生態度的古代漢語詩人；一為唐詩格律的嚴格恪守者，一為自由鋪展到達極點的新派詩人。二者之別猶如霄壤。筆者讀書不多，他這樣的觀點還是首次相見。下面的比較，相信也沒有多少道數，可姑且不議。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中國新詩人中有讀原文的“新月”，“九葉”；也有讀譯文的朦朧詩人。而這兩者之間產生了本質的不同。前者一如我們剛剛講過的，他們是懂得文字的音義對位的；而後者，則是從二流的文本，也就是從譯文來猜測詩歌的音樂性的。這樣一來，中國新詩人對于詩歌的音樂性要求，一直以來是處在同樣朦朧的了解當中的。而這其實是中國新詩之所以受眾寥寥的主要原因。
至于說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掌握所謂舊學，能夠像他們的老一輩的詩人一樣，在舊學扎實的根底上來應對白話和外文，起碼在那個年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原因是幾乎眾所周知的。現在看來，只有貫通了舊詩與外文的老詩人們，如在早的辜鴻銘、吳宓，後來的朱湘、卞之琳等人，才稱得上具備了對東西方文本進行比較的前提條件；而朦朧詩人們，是沒有這個條件的。此其一。
其二是，論老外中對中文具備了言說資格的人，連索緒爾和德里達，我看都不夠資格，因為他們不能熟練地閱讀漢字。包括龐德，也不行，他是看佛洛諾薩的日語版本的所謂漢詩，想象的成分大于實證的成分。對于那些老龐之崇拜者，這一點，是一定要說清楚的。
問題在于，中英文詩歌都有不可譯通之處。
拿中文詩來說，此類例子不勝枚舉；而英文詩歌當中，同樣如此。
在漢譯英、漢譯外時，譯家們通常的做法是，對應音步，追求整齊；而他們忘記了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在中國詩歌當中，不但有五言，七律，還有規範五言、七律的所謂“折腰”。所謂“折腰”，是說在人們朗讀這些詩作時，不單要有字數的整齊感，還要規範字句里面的區域分割。即，在五言中，人們讀到“床前明月光”時，是要把“床前”和“明月光”分開來讀的。其中的停頓，是固定下來、不可改變的。五言如此，七律也如此。可惜，人們在發明所謂新格律詩歌試驗時，大多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層面。而忽略了這樣一個層面，無論你如何字字相對，行行齊整，都不可能產生那樣一種抑揚頓挫、一波三折、特殊的音樂效果和節奏效果。
其三，據筆者所知，除了“可口可樂”一詞極為準確地對應了英文的音和義以外，又有哪一首詩歌能夠妄稱它做到了這一點呢！
其四，至于中翻外，就更是鏡月水花了。
所以，當人們奢談古詩與外詩時，當人們與無論怎樣的名高位赫的老外來談論這二者之間的比較時，他們都不應該忘記了這些基本點。
其五，新格律詩的勝敗迄今沒有定論。至于有人說郭路生是寫這類新格律詩的，這一提法毫無意義，因為在他之前，不知有多少人做過此類試驗。
我們並不想在這里談論郭的所謂“無與倫比”，因為有人正在那里進行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我要說明的僅僅是，一貫具有奴性的，土不土、洋不洋的荒腔走版，動不動就搬來一個洋大人以作虎皮之做法，是幾千年來中國人人品低劣的慣性所致。我們對此也要發揚反對奴隸主義的精神。深而言之，希尼們有一個喬伊斯，而我們中國人的龐大詩歌財富，則是希尼們望塵莫及的。我們何以不面對我們自己的文化，不反思我們自己的詩歌，不從我們自上個世紀初就已開始的那場大討論中定位，而要搬動一個老希，來談一個他知之甚淺的中文問題，而又根本不得要領呢！
筆者在許多地方都不斷地重復一個簡單不過的話題。龐德也好，馬勒也好，克洛岱爾也好，他們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是將其看作“異鄉文化”，是以極大的誤讀為其出發點和歸宿的，是極為不準確的，是一種荒誕的奇思怪想。當然，這樣一種不東不西的文化現象，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其脫離本民族文化的構思，終究要返回故道而絕非相反。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所說的西學東漸，也只能建築在本民族文化之基礎上，而別無他法。
最後要說，如果老希對中國感興趣，對文革感興趣，他應該老老實實地學習中文；就像我們的老前輩學習外文，從而達到所謂的“會通”那樣。不然，他老人家就只能在西學的意義上獲得他的發言權。而他的對文革話語的體驗，對文革詩歌的理解，同樣將是十分可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