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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尼如是說

劉自立

談到希尼對于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詩歌的看法,人們不得不說,人無完“論”,連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也並無例外。

近讀一在海外的詩人訪問愛爾蘭詩人希尼的談話。大致來說,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卓見。但在談到他對中國詩歌的了解時,人們不得不說,人無完“論”,連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也並無例外。希尼對于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詩歌的看法,與其說是一種真理,到不如說是一種並不太差的感覺。為便于了解他的具體見解,我們引用他們對談中的一些說法。

他說“我們對中國詩的了解,僅止于本世紀初一兩位作家的介紹,他們是阿瑟•韋利(Arthur Waley)和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但是,韋利早于龐德,形成了英譯漢詩某種老套的看法。不過,這也可能接近于某種真實吧。”然後,希尼重復了關于在翻譯中“原作的神秘力量在被譯成的語言中往往喪失”這樣的老生常談。

于是,我們在這里只能說,在閱讀喪失了神秘力量的漢詩時,希尼的理解是十分有限的。之所以說他是有限的,我們還是要從他自己有關詩歌的音樂性問題說起;而在這方面,古今中外的有識之士莫不持如此看法。

在文章的結尾部分,大師是這樣談論詩歌的音樂性特征的。他說﹕“聲音從哪里來?它們來自我們所讀過的以前的詩歌嗎?一部分是這樣的,然而,還存在我們作為地球生物所創造的聲音,你知道我們的嘟囔聲,叫嚷聲和求偶的叫喚,我們的吠和 的秉賦。我認為,詩歌也牽涉到這些原始的語言行為。”他還引用了佛洛斯特所謂“感覺的聲音”這一提法。

希尼的觀點令人想起許多。其一是,在對詩歌進行音樂性欣賞方面,是否存在一種想象的空間。對于這樣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人們的答案中最為實在的看法當然是,如果你能聽懂詩歌的文本,自然就能最好、最準確地理解詩歌,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才是一種揣測。那是在人們對于某種語言聽而不聞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的,沒有辦法的辦法。

其三,某一地域中人,只能了解和理解他們那個地域的語言之發音,如吠和 所帶來的感覺(我們中國人何以理解那個朦朧的聲音﹕moon!)而這並不是可以單單從我們漢字的形象上找到根據的。比如,你聽到一個中國人在念唐詩,你不但聽到了他的聲音美,你當然還可以看到漢字象形之美;而一個老外,在這方面是完全枉然的,哪怕他深研過漢字的象形。費諾羅薩和龐德之所以注重漢字之象形,是因為他們只能擇其一,而不能擇其二。故此,西方人,無論是專家還是百姓,他們都不可能超越這一層面的對于詩歌的理解。希尼當然也不例外。

進而言之,我們中國的詩歌理論家們,如朱光潛先生,早就提出過“音在義前”的理論。而這一理論與希尼和佛洛斯特的理論是完全一致的。當然,他還提出了其他幾種相應的理論,如“音義同在”,“義在音前”,等等。這里之所以強調詩歌文本的音義問題,是因為中國詩人一直以來是注重音在義中,義在音中的。除朱光潛外,能夠閱讀七八種外文的錢鐘書先生,也在有關的論述中,對比如李賀和戈締耶的文字之音義對位,做過詳盡的論述。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麼單從字形或者單從發音來理解中國詩歌的任何可能性。而龐德們對于漢詩的理解的最大薄弱點恰在于此。因為他們作為西方人,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達到朱、錢對于世界詩歌的極為寬廣的理解的。那就是說,只有對你涉及的文字有了基本的理解,才可以具備對它進行評論的前提。從這個意義出發,無論是我們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只能老老實實地從原文的音義之上來真正理解詩歌,這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換言之,從譯文來猜想文本的所謂努力,尤其是猜測其發聲,都是無稽之談。

和希尼的對話者主張這樣一個觀點,他說,譯文對中國的新詩人產生過很大影響,而這種影響可以比照中國古典詩歌對之的影響。他還說,龐德如杜甫,波德萊爾似李白,狄金森似李清照,T.S.艾略特似屈原,葉芝似王維,等等。這樣一個比較對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的。龐德和老杜有何共同之處!一個是主張法西斯救世的,企圖摒棄英語之自由主義傳統的現代派詩人;一個是中國專制主義統治下的,選擇不默而“聲”的人生態度的古代漢語詩人;一為唐詩格律的嚴格恪守者,一為自由鋪展到達極點的新派詩人。二者之別猶如霄壤。筆者讀書不多,他這樣的觀點還是首次相見。下面的比較,相信也沒有多少道數,可姑且不議。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中國新詩人中有讀原文的“新月”,“九葉”;也有讀譯文的朦朧詩人。而這兩者之間產生了本質的不同。前者一如我們剛剛講過的,他們是懂得文字的音義對位的;而後者,則是從二流的文本,也就是從譯文來猜測詩歌的音樂性的。這樣一來,中國新詩人對于詩歌的音樂性要求,一直以來是處在同樣朦朧的了解當中的。而這其實是中國新詩之所以受眾寥寥的主要原因。

至于說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掌握所謂舊學,能夠像他們的老一輩的詩人一樣,在舊學扎實的根底上來應對白話和外文,起碼在那個年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原因是幾乎眾所周知的。現在看來,只有貫通了舊詩與外文的老詩人們,如在早的辜鴻銘、吳宓,後來的朱湘、卞之琳等人,才稱得上具備了對東西方文本進行比較的前提條件;而朦朧詩人們,是沒有這個條件的。此其一。

其二是,論老外中對中文具備了言說資格的人,連索緒爾和德里達,我看都不夠資格,因為他們不能熟練地閱讀漢字。包括龐德,也不行,他是看佛洛諾薩的日語版本的所謂漢詩,想象的成分大于實證的成分。對于那些老龐之崇拜者,這一點,是一定要說清楚的。

問題在于,中英文詩歌都有不可譯通之處。

拿中文詩來說,此類例子不勝枚舉;而英文詩歌當中,同樣如此。

在漢譯英、漢譯外時,譯家們通常的做法是,對應音步,追求整齊;而他們忘記了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在中國詩歌當中,不但有五言,七律,還有規範五言、七律的所謂“折腰”。所謂“折腰”,是說在人們朗讀這些詩作時,不單要有字數的整齊感,還要規範字句里面的區域分割。即,在五言中,人們讀到“床前明月光”時,是要把“床前”和“明月光”分開來讀的。其中的停頓,是固定下來、不可改變的。五言如此,七律也如此。可惜,人們在發明所謂新格律詩歌試驗時,大多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層面。而忽略了這樣一個層面,無論你如何字字相對,行行齊整,都不可能產生那樣一種抑揚頓挫、一波三折、特殊的音樂效果和節奏效果。

其三,據筆者所知,除了“可口可樂”一詞極為準確地對應了英文的音和義以外,又有哪一首詩歌能夠妄稱它做到了這一點呢!

其四,至于中翻外,就更是鏡月水花了。

所以,當人們奢談古詩與外詩時,當人們與無論怎樣的名高位赫的老外來談論這二者之間的比較時,他們都不應該忘記了這些基本點。

其五,新格律詩的勝敗迄今沒有定論。至于有人說郭路生是寫這類新格律詩的,這一提法毫無意義,因為在他之前,不知有多少人做過此類試驗。

我們並不想在這里談論郭的所謂“無與倫比”,因為有人正在那里進行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我要說明的僅僅是,一貫具有奴性的,土不土、洋不洋的荒腔走版,動不動就搬來一個洋大人以作虎皮之做法,是幾千年來中國人人品低劣的慣性所致。我們對此也要發揚反對奴隸主義的精神。深而言之,希尼們有一個喬伊斯,而我們中國人的龐大詩歌財富,則是希尼們望塵莫及的。我們何以不面對我們自己的文化,不反思我們自己的詩歌,不從我們自上個世紀初就已開始的那場大討論中定位,而要搬動一個老希,來談一個他知之甚淺的中文問題,而又根本不得要領呢!

筆者在許多地方都不斷地重復一個簡單不過的話題。龐德也好,馬勒也好,克洛岱爾也好,他們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是將其看作“異鄉文化”,是以極大的誤讀為其出發點和歸宿的,是極為不準確的,是一種荒誕的奇思怪想。當然,這樣一種不東不西的文化現象,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其脫離本民族文化的構思,終究要返回故道而絕非相反。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所說的西學東漸,也只能建築在本民族文化之基礎上,而別無他法。

最後要說,如果老希對中國感興趣,對文革感興趣,他應該老老實實地學習中文;就像我們的老前輩學習外文,從而達到所謂的“會通”那樣。不然,他老人家就只能在西學的意義上獲得他的發言權。而他的對文革話語的體驗,對文革詩歌的理解,同樣將是十分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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