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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的故事

劉自立

我在這里所說的巴黎公社的故事,是關于其原則即巴黎公社之原則,被我們這些文革時的年輕人所主張,所捍衛,所幻滅的故事。

幾天前,我閱讀了俄國人寫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和巴黎公社及蘇維埃國家興衰的文章(載2001/5《國外理論動態》),不由得想起我們在文革當中對于此一課題的思考。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三十幾年,但是問題的解決尚在未來。所以,我要請讀者回到事情發生的1967年的夏天。

我們這一代人在文革當中的分野,是分成為我現在看來的所謂在野派和官方派的。其實,那時候,我們北京中學生的組織大概可以分成老紅衛兵,四三派和四四派。雖然四三和四四都是官方派的一種變形,但是在四三派里,是冒出過一些準在野派,抑或說是一種在野的苗頭的。我本人在那個時候提出的既不同于四三派,也不同于四四派的所謂反革命的觀點,其中就包括老馬的﹕“取消常備軍!”

這個觀點一出,北京,特別是東城區的學生和紅衛兵各派大嘩,說,怎麼在中學出現如此反動的觀點呢!這不是要毀我長城,明顯要打倒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嗎!加上我的其他的反動觀點,鄙人在那一年的八月份,隨即啷當入獄,當了十個月的學生犯。

解散或者取消常備軍的說法,自然不是我的發明。我一,無此智商,二,無此膽識。是我在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時,在思考我們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並且根據當時的形勢分析----那時的紅衛並組織,是經常要進行形勢分析的----而得出的結論,或者說,是一個試探性的結論。

較真馬列原教旨主義的文字,你是得不到什麼救命盜草的。我的意思是,從1960年代的中葉,由于有了毛澤東思想和對于毛的林彪式的解讀,有了大概在1965年出版的毛主席語錄,毛的思想和社會地位已經是高高在上于老馬和老列了。他們之間若有分歧,判斷的標準自然是要看老毛的,而不是看老馬老列的。但是由于家庭影響和我們所在的小社會的影響,老馬和老列的書籍對于我們這些人,還是至高無上的,是可以和老毛的話做一個比照的。雖然我們因此而受到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批判。我的被逮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鑒于此。

再有,我們和中宣部的陸定一,有一種差不多的看法,就是,不可將毛主義和馬列主義庸俗化,簡單化和實用化;也就是說,我們還是喜歡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著,並用他來指導我們在文革中遇到的各類問題的;而這,也是我們這些人的最大的不識時務之所在。

記得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社會上興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熱潮。喜歡將文革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加以理解的我們,一如將文革理解成為對于平等和公正的訴求一樣,我們認為,已經到了該分析一下,何以要揪軍內一小撮的理論基礎的時候了。我們在記憶和新閱讀中拿到的最好的論證即列寧和馬克思的關于巴黎公社的一切論述。其中尤為著名的關于公社原則的論述,讓我大開眼戒/界(這當然會使讀者想其那部電影的名字)。這些論述就是我在這幾天重新閱讀的,我們過去的蘇聯老大哥們,現在的戰略伙伴們發表的,有關此一主題的回顧性闡述。他們大概的議論就是,老馬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官僚主義的國家機器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馬克思關于打碎國機器本身的主張,並非企望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或者說是對于舊的國家機器的更新,這完全是兩個概念;而偷換這兩個基本點,是和老馬的原教教旨完全違背的。馬克思是將國家放在歷史的終結----這個意義上去判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看來,是一個過渡階段;而這個過渡階段,是和消除“國家本身”同步進行的。在老馬的論述中,只要國家存在,無論是舊的國家還是新的國家,就都是原有意義上的國家,都屬消滅之列,最多是逐步之消滅;而這個逐步的過程,也並非遙遙無期,而是可以預期的和可以在人們的有生之年看得見的,也當然不是一個相當長的近百年之事。

而要根除舊的官僚主義機構的核心-----它幾乎是一切國家形態的命脈,也就是常備軍------則必在取消只列!

是的!取消常備軍,這一點,和我們三,四十年前的主張完全一致;我們和他們遙相呼應,相見若舊啊!只是時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我們和他們的主張難道真的心心有靈而不單貌似,而且神似嗎?!

現在,我將無拙以藏地出示我在1967年春天寫的,取消常備軍的小字報,那是在我們的油印小報上公開發表的。

常備軍,資產階級的組織形式

列寧指出,最能表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和常備軍,無疑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的組織形。無產階級專政以前幾千年來,常備軍是統治階級賴以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鎮壓人民革命的御用工具。為了把出于工農的士兵培養成日益脫離社會的寄生蟲和人民的獨立面,不允許他們和人民接近。在他們的頭腦中,灌輸奴隸主和**思想的混合體。********(字跡模糊)殉葬于反動的統治階級。從人民中來;脫離民眾;**********這種惡性循環繼續了幾千年。

解放軍的組織形式無疑是常備軍,這種組織形式的繼續。雖然組織形式是由政治內容決定的,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給政治內容以自己的反作用力。蘇聯紅軍的蛻化變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常備軍的組織形式和人民****----這個偉大的歷史課題,馬克思沒能解決,列寧也承認自己**來得及解決;但他們杜堅持巴黎公社的偉大原則,即,取消常備軍用人民的武裝代替它。是毛主席制定了閃耀著公社原則的*****方針政策,在理論和實踐山日益把巴黎公社的原則變成了現實。

公社原則

再有一篇是--------

淺談﹕支左意義(摘錄)

……軍隊雖然處于工農,但由于長期脫離工農,政治***相對獨立時期一旦過去,政治態度就要有所改變。為了克服這個缺點,所以要用人民的武裝取而代之。當然,這種改變是逐步地,有條件地。

馬克思說,“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它。”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持了巴黎公社的這個正確原則,並且創造性的發展了它。偉大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軍工,軍農,軍學,軍民的偉大號召,在文化革命中又提出了三支兩軍的偉大號召,我們深信公社的原則必勝。

……

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掌握了一部分國家機器,一部分政權,一部分軍權,一部分黨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軍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千方百計的要把我軍變成資產階級復闢的工具。軍內走資派是當前革命造反派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

總之,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就是,強化和改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軍隊,徹底摧垮資產階級司令部,把第一次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

革命的四三派!改造資產階級常備軍組織形式的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業已義不容辭的落在了我們的肩上。馬克思所欽佩的偉大科學家布魯諾說﹕“高加索的冰川也冷卻不了我心中的火焰。”革命的異端必勝!

井岡**

此後,我聽說,我的觀點引起了官方的類似紅旗雜志社的人員的關注,以至于他們將我的觀點看成是一個反動觀點,還是一個有得利用的觀點,至今無案可查。要期待今 後的文革史家的注解了。

現在想來,這個觀點在當時居然可以半公開地發表,的確說明我們當時所處的一人之下,為所欲為的政治環境,也就是所謂的大民主,一個特定的大鳴大放的空間;而當這個空間的人們,一旦居然說穿了事情的某一方面,那末,對不起,你所享受的鳴放就要大打折扣了!而且一旦打了折扣,有時就會一直折到底,折到完蛋!由于我的發言,是和毛思想毫無共同之處的,我的言論空間理所當然地被取消了;我的紅衛兵組織,也因我的被逮捕而被批判。

囹圄在身,我面對提審員的問話,的確無言以對;因為我無法證實我的“取消”(因為我還來不及解釋是要改造,還是要如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企圖,是如何的合理和合法。雖然,我堂堂正正地引用了馬克思的觀點,也絕對無濟于事。

不滿成年的我,在監獄中何以解釋常備軍是不是人民解放軍呢?

何以解釋,是老馬們的取消主義對呢?還是我們的鋼鐵長城對呢?(這一點,又讓我想入非非,何以槍桿子出了老毛;而在我們的下邊,一個甘地,憑著他的不抵抗主義,居然也取得了他們的獨立和政權!)

是的,老人家,在他的任何文字中,也不曾有過要解除常備軍的說法。而槍桿子里出政權,是他最大的顯學!

我們現在也許可以用一個比較哲學的方式,來探討這個仍然被東西方的社會主義信徒幾乎是無限關懷的問題。

在文革的時候,我們以為,文革的目標,是要鏟除和打倒走資派;用我的語言來說,是要鏟除和打倒黨內外的,包括社會上的一切特權階層(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共產黨的宣傳文章里,是不承認黨內有特權階層的!)因為那時的我們,是完全不了解文革和老毛的真實目的的。也許,就像蘇聯人,那時也並不了解列寧的,全部的或者部分的目的。

中國革命,在其黃埔時期,就已經存在蘇聯人的影響,而且是很大的影響,包括影響了孫中山。而在孫中山的國民黨和陳獨秀的共好產黨之間,他們的一個消除歧見的共同看法,就是中國革命的反封建性質。而反封建的性質,其實和列寧的革命,已經不是同一的性質了;而和老馬的革命,就更加風馬牛不相及了。其間的銜接,出現了一種藝術的加工。我們無力對此加以繁復的論證,因為,社會主義一百年,她的變化實在是超過了孫悟空的七十二變。

簡單來說,老馬的觀點,是要在西方自由主義的進步進程中,等待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到無以復加的成熟的程度,而後再有所作為。在東方的人們,忍受這樣的進程幾乎達于極至!他老人家甚至要求我們中國人從鴉片的麻醉中蘇醒過來以後,才能逐步地發現社會主義的曙光;而這,也是我們在了解老馬的中國文明說和印度文明說以後,所大吃一驚的原因。(我們後來看到一個東方的西方學者薩伊德的同樣的觀點!)

但是老馬的這個觀點,在老列那里,就開始變化了。中止西方自由主義的無限的發展,或者說幾乎是無限的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打開缺口,成為列寧主義的一大發明!列寧,成為馬克思主義中間的新人類。這是一個歷史的微笑,起碼看起來是如此。

列寧的退一步,進兩步的革命幽默觀,不但將俄國1917年的議會選舉無限期地推遲了;不但將那個重視行人是否對他行注目禮的小布爾喬雅趕下了台;偉大的列寧,還和從英國回來的孫文連手,制造了老馬想也想不到的革命,即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

這樣一來,我們在考證十月革命的時候,如果說,還有一個可以遵循的馬列主義的原則的話,那麼,中國革命的性質,就離開老馬的巴黎公及其原則,有十萬八千里了,連孫悟空,也無能為力了。

于是如此推論下去,我們的文革,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革命呢!

我們這些在法蘭西內戰和霧月十八中,分不清哪里是北的一般小小的書生,又如何可以準確理解老馬,老列們的真蒂呢!

就拿最為要緊的農民的土地問題來說,在法國革命前的路易時代,十四大人,就已經將土地三自一包了!(見托克維爾!我們今天不是剛剛做到了將土地包給農民弟兄幾十年嗎!所謂的耕者有其田,是一個偉大的租約可以代替的嗎!)

如此等等,說明我們在1967年的看法,認為在1966年的中國就可以實現巴黎公社的原則了,國家和官僚,就可以通過我們的文攻武衛和大鳴大放,就可以去之而後快了,這真是白日做夢!(說的多一點的是,我最近買來一本二十年代出版的關于無政府主義的書。題目叫[革命的先驅]。克魯泡特金和巴庫寧們,美國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爭取者,殉難者和俄國的革命女杰索菲婭們,他們的理想主義的犧牲,還是受到列寧們的贊許的。老克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歲月中死去,老列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說明了革命者(和後來的反革命者)的一種獻身的共性!我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我在文革的時候的體驗。

當我引經據典和大聲疾呼的時候,當我自以為是將老馬老列奉為如來大佛的時候,我是革命者;當我啷鐺下獄的時候,當我和監獄的寂寞和革命群眾的審判做一個微不足道的抵抗的時候,我想到了列寧和烏里揚諾夫一家這部電影里的情景;甚至可以說,我是在家里坐以待捕而絲毫沒有感到,我會是一個文革的反對者,是一個中學生里的反革命,是現行反革命!

從那時起,到今天,我們的思考是有了一點點的進展的。但是我們的思考並沒有完全的進展。這樣的思索,是完全不能和老列的和老毛的輝煌的革命生涯相提並論的,是一種書生氣的灰暗的幼稚病。是和生命之樹常青這樣的說法相去甚遠的一種怪怪的人生。

而在2000年代的今天,這些書生們,還在以不同的方式,討論著類似巴黎公社原則的公正和理想的問題。他們的語言和思維是在進步著,而他們的結論卻仍然是語焉不清的。因為正如伯林的說法,烏托邦的存在與否,好像是人類的存在之必然。是一個有趣的,也許不太有趣的悖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1967年的思考,才稍微有了一點意義。

那麼,在我們的---一度是蘇聯老大哥的----理論伙伴那里,事情在朝向何處發展;我說的是他們的理性的和理論的發展方向;他們的對于他們的俄羅斯的哲學空白,將最終取向何方!是像別林斯基和赫爾岑那樣,還是極大的關注老黑格爾嗎!還是像普列漢諾夫和老列那樣,極大地關注老馬和老恩嗎!

我們也完全不可能了解這樣一點,如果蘇聯和布爾什維克的失敗,而不是成功,會給俄國帶來什麼!是否如美國哲學家胡克所說,其社會民主黨人,也完全有可能掌握局面;因為社會黨人也提出了和平,土地等關鍵的社會問題。只是布爾什維克阻止了俄國如期進行議會選舉,才使得武裝起義及其成功變為現實。

二,如果列寧在芬蘭遇刺,事情也會尋著同樣的軌跡發展。

三,問題正好是我們現在所考慮的。如果列寧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來進行他們所說的,在實施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同時,取消資產階級的官僚國家機器,並且取消常備軍,取消特權階層,實行無產階級民主,那末,蘇聯的事情是否會變得好一些呢!

而在文革當中,取消常備軍的可能性和在全中國實行列寧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性,又當如何呢!

在俄國,我們看到,列寧的政黨斗爭,是他們的蘇維埃革命的存在的前提。事情的提法只能是,由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來設立和創造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請注意,他們說過,無產階級自身只能產生無政府工團主義,雲雲。(我不禁想起,一位海外的老知識分子,對于用“分子”這個詞所抱的不滿!他說,應該叫“知識人!!”)

于是,在無論是由托落茨基還是列寧,是由馬爾托夫還是由斯大林領導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當中,革命家即職業革命家的出世,無論在革命成功以前以後,都勢必成為革命的領袖人物,這和老馬說的由職業工人來出任類似蘇維埃政府的非官僚公僕,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也就是說,是什麼樣的力量,才能使職業革命家在他們的革命成功後,像孫中山那樣悻悻離去呢!而只要他們的不離去成為必然,那末,所謂的國家的逐步消亡,不就興亡無定,是牛非馬了嗎!

我們的蘇聯同志所說的,是老斯背叛了老列和老馬的主義的觀點,不是有一點點可笑的成份了嗎!

同樣的,我們的同志們還是記得“群眾,政黨,領袖”這個三位一體的列寧主義學說的。

記得在文革時期,林彪說過的話,政治斗爭無誠實可言。這個觀點,是他這位功勛卓著的戰將,在政客面前自甘墮落的表達。這和馬基亞佛利的表述,和塔列郎的表述,看來是異步同歸了。

世界上的國家形態和國家學說,無異于兩種大的區別,一種是列維坦,一種是天賦人權。我們在周游了所有這些學說以後,再度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對于老馬的和老列的(在[國家與革命]一書)論述,我們的巴黎公社的夢想又當如何處置呢!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中國革命的走向,在1949年的前後呈現出一屢曙光。正如毛本人那時候所說的,要在中國實行所謂的新民主主義,而不是實行社會主義。按照新民主主義的定義,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在那個時期,不是使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是讓後來所謂的走資派們,來參加革命和健設,實行私有化和公有化的合並。這樣的社會的公正性如何,是一個幾近資本主義的社會公正問題,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公正問題。這個理想,當然和巴黎公社的原則相去甚遠。在這樣的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里,人們也很難想到,讓資本家和國家機器中人,拿熟練工人的工錢,等等。國家的存在是一個長期的事情,也幾乎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但是,如果這個說法不是一種斗爭策略的話;如果我們的社會,居然可以像劉少奇所說的那樣,實行五十年新民主主義的話,社會上的和思想上的事情,反而會正常一些。這也就是對于理想發展成為理想主義的疏離感,所帶來的好處。

否則,按照我們的國家的已經發生過的歷史,我們看到的是事情的可悲的反面。

社會主義的人們(是極大多數人)幾十年的赤貧,和後來的社會主義的極端的暴富(據說有幾千萬人),已經在各種意義上證明,社會主義再一次被嚴重地修正了。雖然,我們對待修正主義的看法,和半個世紀以前完全不同。我們知道在哥德堡會議前後的新老伯恩斯坦們,考茨基們的主張,已經不是讓躋身于歐洲的托落茨基們深惡痛絕的那種非主流的革命造反派了。今天的社會主義的工黨,們,社會黨們,他們的革命性已經大大的改弦更張了,而且是進入到非非常狀態社會生活中去了。

而文革的事情,也正是在一種超期或者過期的理論呼喚下,派生的一個所謂的理想的和革命的怪胎。

而所有這些,是我們這些當時的少年人所無知的。

是的,在抽取了俄國革命的所有並非不是必要的前提以後,所產生的命題是﹕如果列寧和斯大林不是簡單的繼承並且延續了舊的國家機器,而是真的將它徹底粉碎和拋棄,代之以巴黎公社式的人民政權,並且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公務員拿熟練工人的薪水,等等,那末,蘇聯的命運真的就會逆轉嗎!

真的像今天的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說,那就消除了前蘇聯和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有弊端嗎!

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如果是建立在所謂的巴黎公社原則基礎上的,文革的假民主和蘇聯的真專制,果真會得以避免嗎!

是的,在我們少年時代的夢想里,是進行過如此這般的絕對理想主義的理論探索的。我們多多少少也為此付出了代價。

在思想上的收獲是,我們在敲定了中國的國情以後,這樣的政治幼稚病,是多少有些治愈了;雖然,我們今天還是在一種並不完全確定的夢想中嘗試各種思考和實踐。而我們的思考是和我們現在的懷疑緊密聯系的,而這個懷疑是和人類的對于各類國家學說的討論遙相呼應的。

巴黎公社的原則的提出和她在整個國家學手的演變當中究竟處在什麼一種地位當中,是我們應該比較關心的問題。大而言之,此一原則之確立,和歷來的人們關于國家的政治設之間究竟又處在什麼一種關系當中呢!人!在這種或者那種國家設計當中又會如何安排其命運,或者被安排在一種無奈的命運當中。這是我們從我們打開我們的視野的一個必須的思路。

首先,我們看到,巴黎公社的國家學說的設定,是和歷史上的許多的國家學說的設定並不一樣的。因為她的歷史之短暫是前所未有的;她的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她的未能實現。她的官員或者公僕的出現,對于歷史的影響和作用,是幾乎無足輕重的,等等。

影響巴黎人的,或者說,是一些對西方產生影響的人物,如日內瓦的盧梭,就不是僅僅從一種臆斷,來說明他的國家學說的。而他的國家設計,雖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起碼在比如說羅素那里,他的學說就幾乎是沒有確切的新意的推斷。他所謂的對“總意志”的服從,倒是和我們的對于另一個總意志的服從,殊途同歸了。

然而盧梭的斗私,是和我們的大不一樣的。因為“所有這些‘自私的’的引力只要相異就彼此抵消了,剩下的是一個朝向地心的合引力。”所以,盧梭是主張要有一個社會的空間來吸納人們的私利的。也就是要有一種社會的公共空間,雖然,總意志是要服從的。

于是二,我們如何看待是誰具有所謂的總意志的介定權和解釋權呢?

在我們的文革當中,這一點是先驗規定的,無須贅言的。

但是,在將思想貫徹到底的思想家那里,這個問題是這樣提出來的。

最好的專制也是比無政府狀態要好。在我們陷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的意志是由我們服從的一個整體意志提出來的。在我們即將進入結束無政府狀態的時候,我們又被一種新的意志所要挾。而我們主張的巴黎公社原則,當然是在文革的第一個時期。而在後來的那個時期,這種提法本身,就已經顯得時過境遷了。所以,公社原則的誕生和死亡,和我們看到的過往的一切社會的契約論,產生很大的隔閡。我們也從未因為個人的存在而考慮過什麼。只有當革命結束的時候(包括偽革命!)。人們才想起來,要規定人,個人在歷史和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孫中山和華盛頓走了以後怎麼辦!這是一個問題。是按照什麼樣的新的原則來組合政府的問題。而巴黎公社,在這個問題上是無解的。

回歸毛的思想,是在主流和非主流,政府和無政府主義之間的牛體上游刃有余的。文革的一開始,直到其結束,可以一言以蔽之,“主權者起初一選定,人民就退場了”!

巴黎公社的原則,是不是這樣一種上場和退場的游戲呢!作為過來的人,我的感覺是,我,從來就沒有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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