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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來想他!(下)

——畢汝協和他的《九級浪》

劉自立

我們現在將文革研究專家楊健的有關文字錄入于茲,以便讀者知《九級浪》之一二,它大概有十萬字的篇幅: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來叙述。主人公是個中學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層樓上看書繪畫,每日百般無聊,象十九世紀的作家俯視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堨肸孝貰蕓衆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個美麗少女從窗下走過,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發現女孩經常從窗下走過,氣質不俗。漸漸,男主角開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現。此時的‘我’,還是一個純潔的少年。後來,‘我’與‘她’——司馬麗—同結伴和一位繪畫老師學習畫畫,但‘我’的心愛的女朋友被繪畫老師騙奸了(這一解釋過于簡單,還另有說法)。司馬麗從此走向墮落,‘我’也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幻滅了。最後這個‘我’,也跟著其它的男性後面,玩弄了自己從前心靈上的聖潔的‘女神’——司馬麗。

“司馬麗是在人民解放軍圍城的炮聲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講是與新中國同時誕生。她的父親是一個舊知識分子,家庭具有舊官僚的背景。司馬麗是父親小老婆生的,這使她在重視抓階級鬥爭的社會環境中,和文革開始後‘血統論’橫行的時代備受歧視和屈辱。可是司馬麗却表現出了驚人的高貴、獨立和聖潔。到文草運動的後期,司馬麗的家庭受到重大打擊,本人又孤立無援,前景渺茫,看不見任何個人出路。在一個夜晚,‘我’偕司馬麗,兩人學畫歸來,在小胡同堿藒M被‘流氓’攔劫,‘我’被用刀子逼向晲丑A倉惶逃避,司馬麗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强行施暴,幸虧有下夜班的工人路過,將司馬麗解救。司馬麗衣衫撕破,—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隨在後。後來,‘我’發現司馬麗跑到了繪畫老師的家堙A教師屋堛瑪O熄滅了,‘我’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捂著臉跑開了。

“小說的名稱,緣于俄國畫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畫《九級浪》。畫面是:茫茫大海,烏雲密布,九級驚濤駭浪之中,一隻帆船即將傾覆的場面。小說中教師家中即挂此畫。司馬麗墮落後,生活放縱,與以前叛若兩人,毫無廉耻可言。男青年們中間流傳她的閑話,說此女浪得厲害,‘浪’得够九級了。在小說結尾,男主角也與司馬麗發生了性關係,胡鬧一通。寫胡鬧的過程,司馬麗脫下衣服,胸部露出烟頭燙的疤痕,以及金絲鑲邊的乳罩(腐朽的象徵),場景觸目驚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馬麗之後,小說迅即跳到‘老莫’,展開‘我’與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對話,用調侃的語氣說:老師是第一個(指玩弄司馬麗),‘我’跟在後邊,踏著老師足迹。其它人一個一個跟著上。至此,小說就結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說結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馬麗一同前往山西農村插隊)。”

從楊健的叙說來看,書如其人的答案還是可以得到驗證的。

《九級浪》的寫作給我們今天的讀者一個今天的結論,他不同于昨天的讀者給他的結論。這是因爲,昨天的讀者,主要是想逃避在作者營造的回避文革的人性本能之中;而今天的讀者——遺憾的是他們至今未見其殘缺本的出版——則可能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來詮釋所謂的灰色文本的含義,因爲在那個時代敢于用灰色爲文是灰色中人的一種勇氣,他比紅色中人歌咏紅色,不知道要强多少。此其一。

二是,因爲在紅色的年代,要杜絕紅色是很困難的。我們看到過在紅色中歌咏紅色,也歌咏灰色的人。那已經是真實的模糊影像了。而此書出世之涵義我看正在于此。文革後期,北京的中學生——一些前紅衛兵,大都變成了所謂的漂派即逍遙派,他們在城市堥麭B閑逛,打架鬥毆,拍婆子(女孩子),用這種種不同于造反(造反包括思維上的反叛,也包括嗜血成性,無惡不作!)和批判的青春方程式,來解釋他們的內心苦悶。但是過這樣的生活是一回事,過這樣的生活而且要反思之,記錄之,評判之,則是另一回事情了。後者當然是一個高手。畢汝協可以稱做這樣的高手。他頗有一點身在廬山而見其真面目的才能,當然是不可多得的。這一點至關重要。在當時完全或者一部分脫離和排斥意識形態主流的思維而另起爐竈者,是那個時代之翹楚,也就是今天所謂具有獨立之精神者。這樣的獨立人士,和那些感覺上有些獨立——如反對文藝的一統天下而喊出一點“烟,酒,女人”——而思想上幷不獨立,而要繼續相信紅衛兵的未來的詩人,有著質地上的區別。重復而言,畢的反叛比較純粹,是因爲他在摒斥紅色主流方面做到了,或者說幾乎做到了另起爐竈。雖然二者寫作的時間大概前後相差無幾。

第三點,這也是所謂“玩主文學”的始做俑者給我們的一點啓發。畢在紐約好像是寫過一部《紐約玩主》。只是我未得見之。玩主的含義每每參差不齊,十分不同。舊中國上海的十堿v場和北平的八大胡同,是有玩主出入其間的。新中國有沒有玩主,尚無可考之處。人禍天灾,是中國人渡過二十世紀中期的幾乎全部生活情景。文革中又有誰有資格,有雅興,有錢,來玩呢!我見過一個當時的紈絝,在街上巧遇其家堛蠸。那老太從汽車媃p出來,當即給那個子弟百元大鈔。那時候這樣闊氣的,怕是絕無僅有吧!玩的特權,只是蘊藏在那個階層子弟們的手上。他們覺得文革的極端主義也破壞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要用玩一下來“解構”之。她們一群狗男女或密藏于公寓,或邀集于公園,什麽莫斯科餐廳,什麽北海的冰場,都留下他們的身影。他們的“玩”,是文革中獨特的現象,和廣大老百姓的生活毫無干系。將這個場面記錄在案,恐怕還是有助于分析中國社會個階級在那時的各自的地位的。

而幹部子弟以“玩”來發泄他們對社會的不滿,也是他們的目的之一。這和西方的“玩”——那種商業行爲——以及和西方文化,文學中的悲觀主義和黑色幽默等現代主義,還是兩回事。在這個意義上定位《九級浪》,又是一件頗爲困難的文本分析工作。漂派之外,當時,北京的中學生堙A已經出現了一批號稱關心國家大事的讀書人士。他們接觸到的書籍,有許多是所謂封資修讀物。其中就有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名著,如《解凍》,《人·歲月·生活》;他的《九級浪》,也已經登堂入室。當然,愛氏的《九級浪》幷無我剛才所說的那種“浪”的含義。確切而言,愛倫堡也是一個兩面人。他是一方面對西方的文化推崇備至,另一方面,則爲蘇聯政權大駡英、美帝國主義。他的政論影響了我們的父輩;而他的《人》等書籍又影響了我們。至于畢是否看過愛的《九級浪》,而後再寫他的《九級浪》,還有待考證。如果說愛倫堡的一部《解凍》,確實起到了解凍蘇聯文化僵土之作用的話,那麽,畢的《九級浪》,可以說,是文革中間的第一次春潮。雖然《九級浪》的命運仍然逃不出所謂“中國無大師”的結論。因爲畢在那以後的“機會主義”(他本人是同意我的這樣的戲說的!)表現,如他寫作批林批孔和批水滸的劇本,說明了那時候的青年寫手的政治和思想局限性。固然,他的這兩個手稿未得在當時發表。這倒是給了《九級浪》一個清白。

畢汝協的寫作在那時候“理”所當然地受到威脅。他的手抄本究竟有多少人讀過,本無可考證。但是首先是他本人,已經感到大禍將至。他將書稿匆匆忙忙地掩埋在頤和園環水的一座孤島。他是和他的女友冒著嚴寒淌水至島,將其書稿埋在島上的,認爲入土可安。但是土地有時也會開玩笑。等形勢稍微寬鬆一點,他將其破土而出的時候,手稿已被腐蝕,殘缺不全了。畢對頤和園似乎別有情衷。他在給我寄來的一篇小文章堙A還提起他所說的“悲慘世界”的故事。因爲他居然在文革的頤和園堙A貼了一個聲稱這個世界是“悲慘世界”,而他,是一個“不幸者”的留言。之後,他就獨上孤舟,蕩漿于水面了。這時,他看見警察跑去抹掉了他的“反標”。他覺得很後怕……頤和園如今已經遠去了。我們如何定義頤和園和紐約時代廣場的關係,遂成爲漂浮在我們和畢先生面前的一個既老又新的話題了。所幸我還是看到了他的不多的一些政論文章。雖然不敢苟同其見,但是他在思考這類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了。比如說,他就寫了他對于911事件的看法,在《世界日報》上發表;認爲美國的制度就是資產階級專政……

諸如此類的小故事還有許多。

時隔三十年後,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廣告天下,聲稱:如果有哪位人士存有此著原稿,他樂意用高價收購之。作爲他的一個鄰居,我幫助他在一些著名的網站上貼出了這個告示。但是迄今無人響應。他們是否對《九級浪》感興趣呢?

他們是否還記得畢先生這個人呢?

他們看到我上述所言,又會做何觀感呢?

而對于我來說,有一句老話改一改,就成了今天的思念和思考——教我如何來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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