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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劉自立 徐曉 我與劉自立的關係有幾分戲劇性。 “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學生，1968年我小學畢業就近入學成爲他的校友。自立的父親是原《大公報》的人，後來負責中宣部國際處，參加過“九評”的寫作，周恩來出訪十四國、參加日內瓦會議他都隨行，“文革”開始後跳樓自殺。自立因張貼大字報對血統論提出質疑而被打成反革命。上中學時我是學校的筆杆子，常寫大批判稿，在批鬥自立的全校大會上，我曾站在臺上慷慨激昂地發言。那時的風氣是，臺上發言的人一喊打倒，紅衛兵就扯著被鬥人的頭發揚起臉來示衆。自立被帶上臺時身上穿著囚徒的棉衣，脚上帶著鐐銬，刺了光頭，沒有頭髮可以扯，便摳著眼窩。當年充滿了階級義憤的我幷沒在意這個細節，可是當我們在《今天》真正相識時，我首先憶起的就是這個場面。 以後，當年的階級敵人成了默契的朋友，這種戲劇性的關係變化是中國獨有的，是“文革”獨有的，可能也是西方人無法理解的。 自立是一個使人難以讀懂的詩人，難以理想的小說家，難以親近的人。他在骨子裏，而不是表面上是個現代主義者，他在《今天》發表的小說《圓號》、《仇恨》（署名伊恕）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實驗色彩，近些年則走得更遠。 如果—篇小說可以分而知之的話，我願意承認他的實驗性小說我只能讀懂五分之—，如果不能，只好承認我百分之百不懂。不管他的試驗是否成功，但我認爲，在《今天》的作者裏，他是在絕對意義上從事文學，而不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會的意義上從事文學。在他看來，中國現代詩與中國古典詩詞相比是一種倒退，他爲中國的詩人和作家，包括評論家不能從文字本身進行革命性的試驗而感到焦慮和無奈。儘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讀書和寫作，而國內却很少有人能認同幷欣賞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機會發表。他寫作的效率之高讓我望塵莫及。在報社喧鬧的辦公室裏，他能够做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個工作日下來，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說，而且都是一揮而就，一氣呵成。他像一隻蝸牛，幽閉在一個硬殼裏，全身心地營造個人寫作狀態，與衆多大陸作家毫無共同之處，幷且安于這種毫不相干的現狀。 徐曉的《[今天]與我》/[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