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拉的思索

劉自立

《一個年輕英國飛行員之死》是瑪格麗特•杜拉晚年作品《寫作》中的一種，此作一出，杜拉超越自身的形象赫然奪目。我這樣說，是因為這部短篇使杜拉躋身哲學家的行列中，對思想界大膽敢言；另一方面，她的文學家的底蘊依舊深厚，情感與細節畢現，筆觸奇特自然，故此，此作如她其他作品一樣，飽含杜拉本來之風格。

一個年輕的英國飛行員在二戰期間被納粹炮火擊斃死亡﹕這是小說的開始，同時也是小說的結束。杜拉以極大的勇氣面對不事敘述的嘗試，而以一個凝固的事實，使圓心屹立文本，只是在周圍劃畫圓周的軌跡。也就是說，作家只是以周邊的人與事烘托飛行員的死，並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這個簡單的事件上來。

這是一種十分奇特的寫法，暗含著杜拉對于文學創作所抱的最大的希望與絕望。此種構思直接進入哲學式思考﹕“即時性”即對“時間的時間”的思考。年輕的飛行員在德國卡爾瓦多斯省的沃維爾村被德軍炮火擊斃後，一個自稱是他的老師的英國老人“跑來探望他”，如此而已。杜拉說，飛行員之死，從那一刻起，時間成了“永恆”的時間，“這是一個死者，20歲就死了，並將一直延續到時代的終結。”

她又說，“那是20歲。年齡，年齡的數字在死的時候停止了……”

此外，杜拉當然還作了某些聯想，如她在越南的經驗，盟軍諾曼底登陸等等。可是，關于飛行員之死，她是點到為止，絕不發展這個情節，無論把這個情節處理成老套路的二戰題材，抑或把它構思成為一個先鋒派的荒誕劇情。不，杜拉的故事是不能展開的。一如她說，“我什麼也不能寫。”“會有一種不用寫的寫作，有朝一日，它會來臨的。”

故此，杜拉的含義已明確不過地直指一個尖銳的命題﹕文學之死（雖然，這個問題在幾年前，在海外已經過一場討論，但很少有人了解其中奧秘。）有趣的是，文學之死，或飛行員之死，或杜拉之死，無獨有偶地糾纏一身，呈現出一個深刻的暗示與象征--文學、小說的出路何在？

按照杜拉的意謂，至少在處理這個題材上，“該書不是一本書。”

“它不是一支歌。”“它也不是一首詩，也不是思想。”

嚴格而論，杜拉像敬畏神靈一樣面對她的這個素材，這個孩子，這些文學，好像一旦展開來寫，就會冒犯神靈。這的確是一個悲哀。

這個悲哀超過了對于文學人物的悲哀，或者說藉創作產生的復調結構呈示的悲哀--即創作者與被創作角色共同承擔悲劇命運的悲哀，這種悲哀是杜拉本人深深感受到的“不能言說”的悲哀。她之所以要面對這位年輕的飛行員，面對往事，面對沉默，是因為她感受到了什麼。

這種感受首先應該是，杜拉認為，文學已無以對生活發言，起碼無以對生活的中心發言，對主要角色發言。這種思考的確是哲理式的。

語言一向面對的問題是命名事物，展開陳述，並一向不事懷疑；可是，這種“一向”，至遲在20世紀已面對挑戰。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即語言一向面對的問題是不能命名事物，展開陳述，並一向大事懷疑。

意大利哲學家--符號學家埃科，就對玫瑰的命名產生了極大的憂鬱，他因為不能解釋何為玫瑰而喃喃自語﹕“……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認為，他所發明的語言是要打上×的……而富科，希望人們依舊可以和瘋狂對話。

西方人對用頭腦、腦袋行走的理性方式產生了懷疑，這種懷疑在悖論與難堪中舉步維艱。而了解與知覺這種懷疑的杜拉之輩，是走向新世紀一代人的死難的復活的先聲。這使人想起卡贊札基斯的《基督的最後誘惑》中耶穌所說的話﹕“這個世界，惡魔的王國就要被摧毀，天國將會降臨。由我把它帶來。但是怎樣帶來呢？通過我的死。”

背叛所有的敘述方式，在敘述完結的地方開始……諸如此類對形而上不可言說的“言說”，一切的“蹤跡”、“存在”、“符號”，也都打上了叉子。

德里達引用波利斐若對阿利斯托的話說﹕“當形而上學家們自己制造一種語言時，是多麼像磨刀人。只是他們磨的不是刀剪，而是將徽章和錢幣置于磨刀石上，磨去它們的標記、價值和頭像。”的確，那個年輕的飛行員是可以通過語言形塑自己的“徽章”、“價值”和“頭像”的，然而，這種語言本身其實什麼也"磨"不成，生活本在語言之外。這是一種多麼艱難的判定與選擇！但是，杜拉之所以為杜拉，是因為她有這樣一種面對死亡--面對敘述的死亡的勇氣--而這種耶穌殉道式的“赴死”之勇，正是新世紀到來的“標志”。

在新世紀，在新新世紀，復活者杜拉會寫些什麼呢？

最後，讓我們再聽一聽她的發言﹕

“這也許是一個宗教信仰的誕生。上帝換了嗎？不，上帝每天都在換。人們永遠都不會缺少上帝。”然而——

“我不知道如何給這個故事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