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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和反基督——讀尼采『反基督』

劉自立

我小心翼翼地穿過整個千年的瘋人院……

—尼采

近讀中譯版尼采『反基督』一書,很有感觸。倒不是因為基督和尼采都是另類的耶穌——因為,他們都自我膨脹到,據說可以俯視人類的程度——而是因為基督在反對的聲浪中,不見衰落,與時俱進,大有與天地同光而光之殊榮。記得有一位學者說過,上帝是其反對者和不反對者們共同的語言——只要你涉及了這個話題,就像是落進了圈套。可是,反對者還是根本就不怕落進圈套地一味地反對之。

近百多年來,像約翰.穆勒,尼采,羅素輩,就是這樣。他們的後繼者雖然名聲尚小,但是反對之信念執著,和信奉者之執著,形成強弱同等的對位,形成一種人類好像不可或缺的精神現象。筆者粗淺閱讀了一些書籍,從古希臘神話里西比爾女巫之預言,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和諸多自由主義大師,對于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基督耶穌的置疑,這個問題好像迄今沒有結論。倒是二十一世紀以來,關于這個課題的研究,擴展于文學藝術領域,擴大了人們對于這個話題的討論。固然,這個討論本身,沒有超過以往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或者說,得出的,還是不可得出的結論。其實,關乎于此的藝術作品,大多根本也不想討論什麼問題,就叫做信則可觀賞之,不信,就不可觀賞之也!反過來說,就是,“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耶穌基督的問題,作為本體論者的最大問題,可以說,就是元始之問;我們中國人也有天問,就是考量人可以對人之外的一個大存在提出﹕何以如此,和何以如是之問(這也是中西哲學的元始之問,之思的特征區別——見張東蓀著作)但是,近來主客觀二者一統說的現象學家又說,本無天地之外,是主客一體說,這樣,我們就又失去一個前提和賴以言說的憑欄。而羅素所謂第一之外的第一說,囊括了這樣幾個方面,就是——第一推動的問題﹕

“父親教導我說,‘誰創造了我?’,是無法解答的難題,因為接著人們必然要問,‘誰又創造了上帝?’”今天我仍然認為,這句極端簡單的話指出了最初起因這一論點的荒謬。”

(見『約翰。穆勒自傳』.筆者不久前看到郭大力先生三十年代的譯本。)

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所有其他的問題也就被他如法炮制,像自由主義者反對將康德的道德律令置于至高無上地位;關于道德內涵中上帝制定下的是非——上帝制定了是非,那麼,上帝的是非是什麼?如果沒有是非的上帝制定了是非,那麼,這是非就不是是非;等等。

尼采說道——

“最深刻的自我保存和生長法則正與此相反﹕每個人編造他自己的德性,他自己的絕對命令。

“還有什麼東西會比自動自覺的義務更快地毀滅我們呢?這是一條筆直通向頹廢,甚至筆直通向白痴的道路……康德變成了一個白痴。”

這個討論,倒是很像二十世紀後現代哲學內涵中觸及的,如德里達的文字游戲,似是而非說;就是,意義在“延異”中存在和覆滅,是解構和結構之二元同在——就是,說上帝是什麼,他,就不是什麼;三位一體和N位一體,也是可以存在的,因為,簡化說,就是,上帝是一個復合存在,而我們,是單數存在;當然,也有學者反對,說,我們也是復合存在,我們的單子後面,是一個集體意識的存在(拉康和容格如是說…)于是,我們,就也成為幾位一體之類了。這是很有趣的思索。有了這個思索,我們又會想到,我們思索賴以成形之文字,也是真假莫辨的一個上帝格。因為,首先,上帝,這個字是一個神秘格,就像文字是神創造的一樣,首先,耶穌是一個字,大寫的他(HE),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穌”。其後,他,不是他,就是元年三十歲他走了以後的保羅和其他門徒筆下的耶穌;再有,他與我們是一體的,無論我們在他心中,還是他在我們心中;重復一下,他不是,或者不僅僅是拿撒勒的,是羅馬的和君士坦丁堡的,甚至是東方的……最後,他或許可以顯形,或許不可以顯形(偶像崇拜沒有最後阻止整個藝術史的耶穌造像)。其次,我們說,上帝之前提無法定義——一如前說——所以,我們的字里,他被排除在釋意之外。但是,是誰說,我們一意思考,上帝就發笑呢?他是隱身之人乎?誰約定他有此判斷之權力?我說,上帝不發笑,有無證明呢?我們不言及上帝,就等于我們言及上帝乎?這等于什麼也沒有說。

連卡爾納普和維特根斯坦,也為他們排除上帝的方法論而倍感焦慮。因為,是我們自己定下形而之說,定下其上,其下。我們如何界定他們的界定呢?和剛才那個中心論偏移說一樣,我們如何在上帝的言行中規定其何為上,何為下呢?有形而“中”乎?那些聖經中的故事,儀式,聖物,偶像……是上,還是下呢?那些牛鬼蛇神,牛頭馬面,魔鬼天使,乃至劍,輪,塔,石頭,血肉,裹尸布,十字架……是上,還是下呢?上之為上,恰恰因為有個下嘛,反之亦然。所以,在語言這個問題上,說語言是家,還是說家是語言,等于白說。于是,在排除語言和神跡之真偽以後,慣于不徹底思考——一徹底就完蛋——的人類面前,藝術作品開始了他們偉大的以訛傳訛的天才創作。這個創作又反過來統合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不但繪畫成就中世紀偉大的藝術,中世紀的偉大,還在于他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偉大歐洲城市的雛形,從羅馬到那些崇仰之的歐洲城市。人們,尤其是那些名傳之于後的中國學者,又恰恰忘記了歐洲中世紀的文明,和以後之復興一樣偉大(奧地利青年學者雷立柏(l.leed) 就這樣說。見他的『論基督之大與小』。)也就是說,基督教以其看來荒謬的思維和信條左右歷史和民眾,創造了某種歷史的玄機和輝煌。這個輝煌,其核心,是一個悖論的玄機,大致是,要仁慈,也要殘忍;要規則,也要破壞;要地獄,也要天堂。這究竟是耶穌的悖論,還是我們自己的,人類的悖論呢!

于是,我們置疑其存在的效應問題——因為歷史是既善又惡的一個過程。我們在“惡”大行其道時,呼喚耶穌,是無效的——上帝手里拿著鞭子的時候,他無可改變,沒有寬恕;我們在“善”大行其道時,也想到基督二度來臨之恐懼;這個恐懼,羅素也提出過;而馬克思說,崇拜是壓抑的起點——雖然,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這樣演繹他的現實的﹕崇拜,壓抑,窒息和滅亡。于是,說耶穌是善,和說耶穌是惡,沒有區別。因為歷史是善的僕從,也是惡的僕從,難說得很。一般說,惡,是動力;惡,在統治者那里,成為被統治者的善;反之亦然。其二,當無產階級,被壓迫者之領袖,像最早的猶太人領袖彌賽亞,耶穌,和後來希臘化的基督在野的時候,就是惡之主張者(如『舊約』里的反羅馬);後來,耶穌被神話後,就有保羅們主張善,主張懲罰,審判,摧毀猶太人的聖城耶路撒冷,是以善為前提的惡;據說,善的心靈是服從和懺悔,是隱忍和“慎獨”。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後現代諸人,沒有辦法解釋歷史上某一的時期一元化中心論——其實不是論——是現實。就是說,此一時也善,彼一時也惡。(舉例說就是,你打倒國民黨,是要惡,意志達到,就要善了,也要鎮反,就是以善為前提了。多少小意識形態,馬克思的,列寧的,毛的,薩達姆的,卡斯特羅的,和耶穌這個大人物的意識形態,何其相似奈爾!“通過上帝來審判的方法,他們自己來審判;通過頌揚上帝,他們頌揚自己……”-尼采)于是,在流動的歷史運動中,中心之偏移和轉移時時發生,乃至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之中心,之文化,之道德;就像芝諾之箭,動,或者不動一樣,耶穌之箭,也是動,或者不動的。是的,一部『聖經』,就可以說其是,也可以說其不是;在這個意義上,生存,還是死亡,這“不是”問題。尼采說——

“天國是內心的一種狀態——不是那些超越大地和死後的東西。福音中缺乏自然死亡的完整概念﹕死亡不是橋梁,也不是過渡……那是因為在福音看來,自然的死亡乃是屬于一個徹頭徹尾的表象性的,只是對象征來說才是有用的世界的事件。‘死亡的時辰’不是基督的概念——對于福音的傳道士來說,’時辰’,時間,物理生命及其危機是不存在的。‘上帝之國’不是人們所期待的東西;它沒有昨天也沒有後天,在千年中它未曾到來——它是內心的一種體驗;它無所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

這當然是尼采理解的『聖經』,而他所言及的全部生死,時間,自然和歷史坐標問題,全部適合他的火神教崇拜——他的查拉斯圖拉和他抨擊的天國的內心並無二致;這個東西也可以歸納為新托馬斯主義——這個判斷人們說得很多;而他以超人之姿態,看見奴才們的尸骨時(“社會主義的賤民”——尼采),難道不鼓盆而歌乎?

這也就是上帝之面目皆非之面目,是面目本身,也非本身,非本體之故。這個吊詭很有說服力;誰不是面目皆非呢?——從結局上看,就叫“訪舊半為鬼”,面目皆非了吧!所以,尼采說,宗教是人格分裂的最好的例子了。

所以,從歷史上看耶穌,是一個復合體,無產階級領袖,神學家,預言者和先知,奇跡制造者,巫師,以及殉道者;但是,他究竟是誰?就像我們後來所問的,我是誰?我們是誰?一樣,沒有答案。因為,他,或者我,我們,跑到歷史里去了,融化在歷史里的血肉和骨骼,精神和頭腦,不為前人所知,歷史將之朦朧化,詩歌化了;最後,我們說,我是誰,要問耶穌乎?因為,後現代匯總耶穌『聖經』語言後說,啊,整個大海也不及『摩西五書』之萬一(見德理達),中國人叫做罄竹難書吧?這個說法,就是沒有說法。因為,你和尼采,和薩特,和後來的許多哲學家一樣,將哲學和宗教文學化了。我們很難說新近出來的小說『達芬奇的密碼』中,關于隱修會的文字是一個杜撰;因為,『聖經』難道不是文學嗎?這個小說就說,歷史,整個基督教的歷史,被梵蒂岡遮蔽和竄改了——耶穌是誰?不是一個朦朧的話題,而是,像杰裴遜修改的無神跡『聖經』一樣——是一個具體的問題。“皇族後裔”抹大拉的瑪利亞和耶穌結婚,產生子嗣,血脈于法國墨洛溫皇族;抹大拉可淫可聖,但是,是聖為主,抑或是淫為主,聖為輔呢?她是聖杯持有者,而聖杯,是聖杯嗎?不;也是。達芬奇『最後的晚餐』上,就沒有盛裝耶穌之血的聖杯,是十二個或者十三個玻璃杯(見『最後的晚餐一畫』)。于是,女神崇拜讓我們聽到了一些類似貝多芬第九交響樂那樣的“女性”贊歌?

的確,我們在古希臘羅馬神話里看見的女神崇拜,在基督教里幾乎神跡罕至了。那些個朱諾們,普緒克們,狄多們,艾柯們,……無一例外地變成了神秘的苦行主義的修女-聖女。人們提出了問題,何以古希臘文明中燦爛的人文,人/神性主義精神,被基督教的,無論在政治還是在文化上看,都顯然是倒退的一種文化,文明所取代?何以柏拉圖,維吉爾等人和『舊約』里的幾大先知們預言『新約』里的基督一樣,不約而同地預言耶穌之降生?一元化的單調的聖經文化,何以會取代那麼多聲色俱全的阿波羅們,維納斯們,變成了可怕的聖。哲羅姆和聖。巴托羅繆們?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啟事呢,專制主義的啟事嗎?一而久,必為多,多而久,必為一乎?于是,在一太多,太壓抑和太起膩時,尼采宣告——誰也不知道他代表誰——他的三位一體﹕查拉斯圖拉,尼采,自由意志——有什麼宣告之權力﹕查拉斯圖拉來了!

其實,瑣羅亞斯德早就來了,他來過,他,太陽神,何時又來,二度來臨?!『但以里書』預言的七個七,柒拾個七等等,發展到基督二次來臨,時間據說是1844年,基督來了,又沒有來,他來了,二次來,是住在天上——地上的聖所對位于天上的聖所——很像巴赫的復調對位。哈哈,這個虛妄的結局和聖杯尋找者發現,其實聖杯,是一個虛擬之存在一樣,言左右而無結果,就是結果乎?而這個查拉斯圖拉是誰?這個問題和我們上述“耶穌是誰”這個問題一樣,是同一個問題。尼采在敘述他本人和查拉斯圖拉的時候,一切古往今來的神話制造者就步入耶穌的後塵而醉眼迷蒙了。但是,另一方面,尼采卻將『聖經』,尤其是『舊約』,和他所謂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生動活潑的性質聯系在一起的,用他的話說就是,“反對生理上的退化”;他批判『聖經』,其實也是批判『新約』,那些後耶穌的出現,那些保羅們和路加們的出現,我們可以稱之為“修正主義”者;他們開啟了一個服從的時代,而這個時代和『舊約』里作為造反派的耶和華,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尼采不是從神話而是從歷史之考證,來說明這一點。在這方面,考茨基其實比他要更加詳細地解釋了基督教經濟的,政治的和歷史的切實的緣起——他的『基督教基礎』今天幾乎被人忘記了。我們還注意到,今天的中國人里,像方舟子這樣的基督教研究者,也是從歷史調查來看待『新約』這個偽證的。

尼采在敘述了『舊約』之耶和華的生命力後就說,“上帝的概念是偽造的,道德的概念是偽造的﹕猶太牧師並不僅此而已。整個以色列的歷史是不能能用的﹕去掉它!——這些牧師們完成一個偽造的奇跡,而擺在我們面前的『聖經』的絕大部分內容即可以作為證據﹕他們極端地反對一切歷史的真實性,而把自己民族的過去改編為宗教事項……”這里派生出來的一個最大的提示是,歷史和精神的並和,它,造成歷史的主觀和客觀的糾纏和滲透——雖然歷史本身的主體間性問題,沒有得到明確的論述;我們往往將歷史這個概念推入一個好像是主觀,又好像是客觀的二分論里,其實,它是一個主體間性問題,是群己間精神的運動——這個黑格爾式的假定沒有本體和方法論上的錯誤,只有一個並不徹底的毛病。也就是說,在歷史的行進當被中,和在其某一個階段,一個時期結束後,完成後——都應該是相對的完成和結束——主觀的因果律,往往被看成是一個客觀的合題﹕結論和終局。這個誤解是因為人們將結果看的太重,太重。其實歷史沒有合題——按照德里達的結論。基督教的歷史說,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說,結果就要來臨,而且是最後之結果,天塌地陷之結果,人們都狼藉于苦海無可如何!但是,這個日子卻一推再推,被推到,據說是人心里去了(以致教皇保羅二世也說,上帝只是創造了人的心靈,相對于他們說的創造了亞當夏娃,因為他們無奈于達爾文)。

于是出現尼采說的,歷史被他們“取消”了;他們制造和杜撰了一個歷史,一個聖經心理學式的歷史。這個歷史,人為的色彩,神為的色彩濃厚,就變得模糊難辨。基督教說的因果,不是歷史的因果,而是耶穌的預言。這預言是一個假因果——如懲罰,末日,基督二度來臨。好像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猶太人的犯規,索多瑪的造孽等,但是,用進行時考證此事,索多瑪欲造孽當時,你耶和華也好,耶穌也好,何以不及時警示而制止乎,中國人叫做未雨綢繆?你後來為人類贖罪,人類是包括了猶太人的,且是你的“選民”,你又何苦降災于斯,使之人亡政息,一直打到今天,還是未完成乎?(唯一的解釋是,上帝屢屢給猶太人悔過的時間,他們聽而不聞也!)且神之時間,應該是比人之時間,要寬大長遠才是,你應該可以做出未定之先的舉動,何必知其然而放縱乎?上帝不是不願為,而是不能為乎?上帝的辯護者說,看,他要懲罰我們了。“他”(HE)的選民現在是誰?手中得到一條鞭子——這要回溯鞭子的歷史﹕路德之于猶太人,導致希特勒之于猶太人,一條一脈相承的大鞭子,說,降災于二十世紀的猶太人——這是“第四次”毀滅嗎(耶路撒冷三次被毀)!于是,人們要問,上帝及其使徒取消這樣的歷史,創造那樣的歷史如集中營,勞改犯,文字獄……究竟要干什麼!

一個因果的拆解表現出結果的合目的性——據說,上帝造了鼻子是為了架眼鏡(伏爾泰),這個觀點真是難以駁倒。為了一種好的目的,人們壞事做絕,反而言之,歷史的進程究竟是為了什麼?這個觀點在自由主義者柏林們,哈耶克們那里已經說得很多。他們的難點是,回顧了歷史的目的論之災難,但是歷史仍舊就是一場災難,不會因為取消目的論而有所改變。武器是為了殺人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就殺人,難道反而言之,就不殺人嗎?這里還有一個社會進步說跑來搗亂(注意﹕耶穌一時說,要相信未來,又說,時間——內心時間是沒有線性軌跡的,沒有過去和未來,也沒有今天——如上所述)。而類似夏多布里昂和恭古爾等人,都戲謔社會進步說的,他們往後看,看得七竅生煙,往事如金了。可是,相信未來也好,相信過去也好,支持目的論也好,鼓吹自由意志也好,歷史,還是歷史。二十世紀有了民主自由,卻是殺人最多的世紀。這是事實。殺人者中,有弱者,也有強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尼采的強者和弱者,是幾乎無法定義的。他一忽爾說,強者如查拉斯圖拉之偉大,神奇,一忽爾說,弱者之渺小,是因為他們服從耶穌,應該變得強大;那麼,強大的對立面新弱者,不是又要遭遇你的鞭子了嗎!于是,這里的悖論是,地球上不可能都是查拉斯圖拉——中國人魯迅,就很看重查拉斯圖拉,他譏諷和刻畫弱者之陋——但是他是查拉斯圖拉嗎?他看重的非自由主義後來強大了,就對他的亡靈說,要把他關進監牢獄呢!他呢,如果活到今天,就又變成弱者,新弱者了。

查拉斯圖拉可以俯視人群,但是至少查拉斯圖拉也是朱庇特,可以任意所為,鬧得天地間悲劇叢生。而人類好像既很喜歡朱庇特,又很喜歡耶穌——這是因為人類有強有弱,弱者仰視強者,強者關懷(據說如此)弱者,又成為硬幣的兩面,如此反復,不一而足。小人物可以喜歡尼采,大人物可以喜歡耶穌;這並不能改變什麼。因為,把尼采之思維顛倒一下,尼采之思維相對于耶穌,其實是一個換位思考,你不喜歡,就復歸原位好了。也就是說,耶穌的麾下,有小人物參與進去,找到庇護傘;而查拉斯圖拉給他們的庇護傘,也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如參加游擊隊,搞人體炸彈,最差,寫寫跑轟,打倒之類的檄文,在肉體和精神上,滿足于現實與虛幻之超人行為。可是,筆者自十幾歲就崇拜尼采,也知道“我就是命運”這樣的豪言,但是,但是迄今為止,弱者的命運揮之不去,還是小人物。鄙人之命運是有代表性的。弱者的悲劇,就是悲劇的弱者,他們反抗一下,把幻覺看成了太陽,到頭來還是太陽落山,一切復舊。他們不是朱庇特,而是聶克拉索夫和阿Q。從語言詮釋學上說,耶穌和查拉斯圖拉是硬幣的兩面,是兩個主體,一個是弱板,一個是強板,二者不可或缺;中國人所謂陰陽互補,天地相合,或許就是。

在另一個方面,耶穌總是正確形象的化身。朱庇特也好,奧德賽也好,他們是惡的化身,暴力和陰謀,好色和殘忍聚集一身,雖然在古典名畫上,在詩歌文字里,他們的人格和神格魅力,絲毫沒有因為他們的不正確而有所削弱;而耶穌就不同了。他和耶和華一樣,總是要為他的野蠻找到理由,而朱比特是不找理由的。耶穌的神跡更是以善心善行“普渡”天下,他的門徒們多少也會一些特異功能。所以,人類為了上天堂,果然找到一個正確的原則乎?在此原則下,你就是一貫不正確的,這是你面對他(HE)的前提。甚而言之,你還是有原罪的。但是,尋找天堂,把人導入地獄——也就是說,違反人性之善惡交織的二重變奏,人類的苦難就比“自由主義苦難”(請原諒我自造一詞)更為苦難。一切積極的自由之所以是可怕的,就是為了正確,正確的歷史和正確的未來,乃至為了此二者之高尚,要有正確的今天;但是人類有自己的幽默和諧謔之需,不能一味正確,這與惡之善與善之惡的本性,本體互相沖突。于是消極自由就說,我們要允許別人的某種不正確性——而耶穌,好像更早就懂得了這一點,他鼓吹你在某個時候,要由他人任意而為,如打你的這邊,要你還騰出那邊,但是,總體上,他有一個他一貫正確,而我們一貫不正確且有罪之說法。于是,尼采就很氣憤,他說,這個正確死了,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嗎?沒有正確的正確又為何物呢?我們很難回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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