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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最後時日

劉自立

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被譽爲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有聲望的知識份子。 他的著作、散文和採訪錄已被譯成十六種語言。社會上的評論將其著作看成試金石。在各科學術領域,學者們抓住了其經驗主義研究的內涵以及對抽象問題的思考。其問題就是:關於權力的範圍和知識限度,關於歷史研究的性質以及人的同一性的本性。他的死引起了震動。有消息說他本來是可以康復的。當年福柯年富才雄,處於其權力的頂峰。福柯何以患病,他患的是什麽病,對待死亡所抱態度如何,各界輿論又有哪些評論……,這媞K譯J·米勒(James Miller)的《福柯的激情》一書的第一章“作家之死”的一部分,以饗讀者。

1984年6月27日,法國《世界報》經家屬首肯由醫生發了一份印好的醫療報告:“M·福柯住進了薩佩特利耶醫院神經系統疾病診所,時間是1984年6月9日,以便獲准對由敗血病引發的複雜的神經系統病症進行補充診斷,這是一種血液傳染病。”診斷結果表明,病人大腦皮質的某些部位化膿。初診後加以實施的抗菌素療法效果不錯:退燒以後福柯被允許對其最後一批書的出版予以關注,這就是他至死未能擱筆的《快樂的效用》與《自身的關懷》——即 《性史》的第二、三卷。“病況急劇惡化奪走了所有搶救之望,死亡溘然而至,時間是6月2 5日下午1點15分。”

6月26日,大同小異的揣測刊登在《解放報》上,報章內容充斥了福柯其人和他周圍的事。與上述報道一起出現的還有一則非常離奇的評論。他死後謠言蜂起。福柯可能是死于艾滋病,緣由他是一個同性戀者——慎而言之,這是真的——必將成爲這一時髦之疾的理想靶子。”據《解放報》載,一直全無關于福柯罹患此病的內容,“惡毒的謠言仍舊使人震驚,儼然福柯死於羞辱。”

事發日後,左翼日報受圍于讀者來函,在這張叫作“解放”的報章上,無處不顯示讀者困惑不解的文字,艾滋病被描述爲一種“恥辱”。福柯的法文傳記作者說,寫下這些文字的記者一度是哲學家的朋友,並期待引發一場詆毀他的運動。

若非他故,記者的鼓噪純屬由艾滋病挑起的恐慌。對許多保守傾向的人士——甚至,實際上對供職《解放報》的新聞記者,艾滋病一詞相當於犯罪的象徵。是神靈對於罪犯自然的懲罰,正像一種批評所言:“這是怪異之神選擇同性戀男士加以懲罰,而不選擇女性。神遷怒於靜脈注射及藥物服用者而不是那些僅僅有嗅覺癖的癮君子。”

政客們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危險是真實的。但是,正如福柯本人在其晚年所堅持的,這是一種試圖講出真實的價值——即便這樣做是危險的。這埵酗@些福柯本人的證明,像多患有晚期之疾的病人那樣,他並不特別想急切瞭解所有的真相。有一個消息說,他揮退醫生,只問,“還有多久?

福柯之死把鄧尼恩.狄福置於一個困難的位置。將近半個世紀,他分享了福柯的生活;在最後的日子堙A他又很好地分擔了他的死亡的痛苦。但是現在,他看到,無人會告知他真相,無論是醫生還是福柯。

在私下堙A他的一個朋友相信,狄福是頗爲憤怒的。畢竟,他的長久的情人可能欺騙了他。他同樣憤慨由於政治原因,福柯不能把其患艾滋病致死一事公諸於衆。作爲一個理性活動分子,狄福發現,很少有機會教育那些已被迷惑的公衆。

圍繞福柯之死的具有嘲弄意味的事實開始增多。首先,他辭世的那家醫院——就是他撰寫《瘋狂與文明》一書的那家醫院。這個地方在十七、十八世紀曾作爲實際上的監獄服務于乞丐、妓女、罪犯和瘋子,同一地方在大革命以後由人道主義改革家改造成爲精神病患者而開設的瘋人院。他死後不久,即變爲一個誘人的圈套。不是在他一生爲之研究的“真實遊戲”之中,而是在傳聞的羅網之中。在以後的歲月堙A在一度被看作“聲名狼藉”的學者和知識份子的謠言中,他被偷偷地描述爲不過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最糟糕的,是他實際上死於 一種當代瘟疫,正如他在十年前刻薄描述的當代麻瘋引發的反響,在其《戒律與懲罰》一書 中有使理性染上瘟疫的記載:“所有爲了量度,監測和框正變態”而設立的全部技術與研究 機構,都是爲了隔斷那些無理性的“罪犯”和驅逐那些“造反、犯罪、流亡、遭棄……關於 傳染病”的想象中的威脅,那些在錯亂中生或死、出現或消失的人們。

當又一次紀念福柯之死的日子臨近,狄福和他在艾滋病協會的朋友萊.倍托柯斯一起,認爲澄清局面的時候已到。萊.倍托柯斯說:“誰希望正視此病,他是心中有數的。”福柯之死被公開地歸因於“神經失常”,然而萊·倍托柯斯坦率地說:“他死於一種令人恐懼之症,在最後的時刻他帶著最大的勇氣與真誠面對死亡,它使人回憶起我們已失去的事情(快樂社團):一種關係到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健康的自我意識。”

這個宣佈來得太遲了,那時,福柯的名聲在一些活躍分子當中,已經受到損害。一年以後,吉恩—保羅.阿隆,一度是福柯的朋友以後成爲其論敵的法國歷史學家,公開宣稱他是死於艾滋病。他擇機指摘已故者的人格,坦言之他的攻擊完全出於妒忌。阿隆批評福柯蒙受了他的同性戀癖的“羞辱”,“雖然有時他爲追求一種精神病樣的時髦而生活。”這位哲學家在他患艾滋病的傳聞面前緘口不言是“一種恥辱的沈默,而非理智的沈默”。

長期以來他拒絕及時行樂,”倍托柯斯回憶,“這對他是很困難的,但他聲辯如若他被貼上‘快活的理智之人’的標記,他將不能擁有這堜M美國的讀者。”只爲此故,福柯才爲“暴露自己”而深感矛盾。但是他以其用心深遠的方式對“暴露自己”做出極端行爲,承認在其晚年經常造訪所謂快活的性場所,爲這一快活的權利戰鬥並全力捍衛。正如倍托柯斯指出的,“一些快樂男人和男孩戀人陷入麻煩的法律程式當中。”

但是也許這媮晹s在更爲深刻的極其陰暗的原因涉及福柯的沈默,並非關於同性戀(對此,他畢竟付諸公開的討論),而是關於艾滋病。

1983年夏天過後,這位哲學家的乾咳病癒發嚴重,無疑産生了一種恐懼:他可能已患身疾。

雖然病毒仍未被識破,它出現的危險性已被公衆意識並迅速蔓延,特別是在北美快活社團,在那堨褻〞漣V力是在暗中改變性行爲。在早先的幾個月堙A最接近福柯的一些朋友——醫生、情人、同性戀人已實行“性安全”措施——並敦促他好自爲之,並讓他反省自己。但是,福柯無視他們的懇求。中斷自身的行爲不是他的風格。

1975年他首訪灣區以來,他自己被這媮n名狼藉的快樂社團所吸引。他初次來到西海岸執教勃克萊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但是同性伴侶很快就把他帶往舊金山的海灣橋,卡斯楚街和伊佛索街周邊的區域。在此比鄰之間,不公開的俱樂部、酒吧和浴室,迎合了五花八門的各種欲求,産生了1960年首次圍繞蒸汽浴室的那種同性戀解放運動的特殊結果。福柯在舊金山“被禁之樂”中搜索一種興趣持久從而感到自由的經歷,是前所未有的。

1979年他回到灣區。1980年至1983年春,他照樣在勃克萊度其白晝而在舊金山消磨夜晚。即便當他在巴黎的朋友爲其日益惡化的健康憂心忡忡時,他仍期待著在1983年前往西海岸做一次旅行。“這是一次單純的肺部感染,”他安慰他們中的一個人:“一旦我返回加州就會馬上康復。”

到那時爲止,舊金山的同性戀團體對於他已變得像一種“變異”的魔術,這個令人瞠目的縱欲過度之處,這一倍受歡迎的“非同一性的受洗地”,這個城市難以計數的浴室,能使福柯抓住前所未有的、“不可抵抗的”、無可言狀的、令人戰慄、昏迷和銷魂的——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幻覺,以“擁抱”一種純粹的暴力,一種無言可述的姿態。在他晚年接受同性戀報章的採訪中,福柯並未掩蓋他對於“S/M(性/男子)的特殊興趣,一種雙方承受的施虐——受虐的形式使舊金山的浴池生意興隆。

“我將其看成爲一種如此深層的快樂,如此強烈,如此不可抗拒以至我如此全無倖免。福柯在那一年接受另一次採訪時說,“全部所有的快樂,——對我而言,它是和死亡相關的。”這一傷感——即對他而言的快樂,多少“和死亡相關”——糾纏了福柯的一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它在其寫作與行爲兩方面都成爲“不可抗拒的”和“不可言表”的可能性,它愈益變成不可抗拒和不可言表的。

在這個城市的同性戀社團中有幾個月的時間是頗爲淒涼的,艾滋病患者的人數比率繼續增高給公共健康官員敲響了警鐘——更爲可怕的是男子病患者增多。每個人都可悲地等待著自己最終被判爲患有此病。愈益增多的人由於醫治無望而瀕臨死亡。仍然不能確診這種新的疾病的確切病因,仍然不清楚它是如何先期擴散的,仍然不能減緩其死亡過程。焦慮的人們擁擠在講解艾滋病的公共場所,交換他們各自的經驗。截至1983年夏,許多經過調整的社團中少數社團開始提供“性安全”資訊。然而,由於另外一些同性戀浴池擔心嚇跑主顧,仍不願提 供艾滋病小冊子或者提倡新的性行爲,更多的醫生和同性戀社團分子開始討論此類機構需要 嚴格規範抑或全部關閉。此舉實際上已經實施——但只在一年之後——即1984年10月初。

這一情形是令人心寒的。1983年以來,某些人仍舊用自的眼光看待舊金山浴室中的一切。而福柯在十年前看到的卻是由魔鬼召喚的那些夜晚景象的記憶,在他關於伴隨中世紀作家有關瘟疫與可怕的死亡狂歡節的記載中,“法律懸置,禁律解除,人們陷入病狂,身體狂交褻敬,每個人都赤裸裸的,放棄了賴以識別的他的形特徵與身份,被允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真實。”

一如這些帶有抒情強度的篇章所猜度的,福柯隨處鼓吹的“自殺儀式”可能發揮出一種不尋常的征服他的幻覺。令人焦慮的是艾滋病在繼續發生,福柯作爲事發前已罹此患的一個人,這一事實應被強調:許多同性戀與S/M社團從未注意這樣一個前提。相反,福柯長時間面臨死亡之遇——爲自殺作準備——他心料如此:喚起他所謂的“忍受誹謗的認知的勇氣”。從那以後,他繼而告知友人,他回到舊金山的浴室,接受一種新水平的冒險,他重新參與酷刑之中,震顫於“許多劇烈的折磨”,達到自願忘我狀態,以爆發那種極限的意識,進入真實 ,通過浪漫的煉金術,肉體的痛苦麻木地融入快感。

數年後,那段時期最接近福柯的法國小說家H·吉伯特在其關於艾滋病的著作《Romana Clef》和《給一個可能救我性命的友人》中,詳實地記敍了這位哲學家在其故事中如何從一次墮落的、對加利福尼亞的訪問中返回的,熱情地報道了他最後在舊金山沐浴時的逃跑。“‘這些地方因受艾滋病影響肯定完全蕭條了。’‘別傻了,’這位哲學家回答道,‘剛好相反:浴室從未這樣人滿爲患,現在他們興奮異常。’這意味著空氣中已創立了一種新的同謀關係,一種新的傾向,一種休戚相關的新感覺:前此,無人說過一個詞:現在,人們衆口一詞 。我們中的每一個都知道他何以在此。”

但是爲什麽福柯在這如果他已感染病毒,一如他懷疑的那樣,他可能危及他的配偶之一。而如若他的任何一個配偶,正如可能的那樣,感染了病毒,那麽他可能由此損己。

這是不是他自己的無所顧忌的神化般的選擇,他自己獨一無二的“激情”的經驗?他關於應付——死亡的“愛之病”的揭示是否被接受,一如他回答的,這將是,他生活的“抒情的核心”——瞭解他作爲“一個詩人傾向的人”的鑰匙。

福柯在舊金山的所作所爲時逢1983年——但這是爲何——可能從未被知。通常得到的證明是不完全的,有時是有爭議的。D·狄福,作爲一方,就尖銳地質疑過由H·吉伯特留下的印象,否定了他的作爲邪惡幻想的小說。但這堣揭酗@點懷疑,當福柯最後造訪舊金山時,他是否已患艾滋病,他可能因此疾而終——正如狄福自己強調的。“他非常嚴重地身染艾滋病”,狄福說,“當他在最後時日去舊金山時,他把染病作爲極限的經驗。”

1984年6月29日,福柯去世後四天,已故哲學家的友人與擁戴者聚集在那所醫院的小院落堙C他們前來瞻仰這一葬禮,這在法國是一種傳統,即所謂“肉身升天”——當棺木離開陳屍所的一刻。儀式經常是人們交流問候與戲謔的機會,但在此陽光普照之晨,沈默束縛著這個院落。

至少有一位主要的送葬者以後坦述了這一感受:“暖昧地令人困惑,不只存在於此,而且神秘地存在於此。”在此釘釘的棺材堙A那是幾無可能的。葬禮的悼詞最初只在朋友中間被通過,但事實上是在《世界報》上發佈的。院落太小以至不宜容納聚集在此的七百之衆。不清楚事情是如何受到關注的,老友間通過尋找人群中的熟面孔互相慢慢取得溝通。J·德媢F在這堙A還有像他一樣有名望的來自法蘭西學院的福柯的著名的同事們:br·韋恩,br·鮑狄埃和G·杜麥吉爾,這位古代宗教史家,是三人中對促進福柯的事業貢獻殊多的一位。br·鮑 爾茲,一位音樂家和福柯的老友,前來致最後的敬意;正如R·巴狄特,這位法國司法部長 所做的。不再好事的左翼人士和老情人們混在一起,親密的朋友,知名的出版家,電影明星 。Y·蒙塔德和S·西諾萊特,經常追隨福柯進軍的長期以來的活動分子,現在分列兩邊,西 諾萊特顯然被震驚了——福柯的死使他猝不及防。

當人們等待棺木繼續入葬,沈默,已然是壓抑,只有深沈。

在毗鄰陳屍所的院落之隅,G·德呂茲放置了一隻小箱。用一種勉強能聽到的顫音,他開始念誦。

這些文字是經狄福選編的。它們出自福柯的《性史》最後兩卷的晚年的序文。這些文字嚴密與概括並存極爲令人讚美——而且極爲慘痛——關於這位偉大思想家把其“極限—經驗”融入了“一種激情”:

作爲一種迫我屈從的動機,它是非常簡單的。在一些人的眼中,我希望它能夠自解自答。它是令人好奇的——只是某一種好奇,無論如何,進行這種有點難以抑制的實踐值得付出痛苦——不是探求爲了領悟管怎樣也願意去瞭解的那種動機,而寧可是允許人們獲其本身自由的那一種。……”

葬禮結束了。衆人稍事等候,然後開始散去。開始了返回哲學家誕生地Broitou省的最後一站的長途旅行,馬車盛載著屍身駛過街道,轉過一個角落,繼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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