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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悼念——對慎之先生的點滴反思 劉自立 李慎之先生在大學期間的名字是叫李中。因爲和我的父親劉克林同爲燕大校園中的風雲人物，所以一度引爲知己。他們左派學生爲首的學生會裏，後來出名的人還是不少的，如唐振常先生等。 那時候是抗戰期間。國破山河在。學生們的愛國傾向和左派的社會主義思潮不謀而合，形成一種校園裏的激進氣氛。以至多少年以後，唐先生在文章中說過，他們那時候都沒有好好讀書；如沒有好好聽陳寅恪先生們的課，是自以爲很革命很真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影響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威廉。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已經面世。一批對于大小紅區本來抱有幻想的青年人，是通過這樣的閱讀，來分辨所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他們剝掉了羅曼．羅蘭，艾呂雅，聶魯達等左派欲蓋彌彰的辯護詞，夢幻已經完全成長爲幻滅。 現在看來，左派學生一群人之所以發生不選擇第三條道路或者類似自由主義者胡適以及大公報人胡政之等一批學者的，在體制內改革的道路，大環境，小環境都是起了作用的，但是主要原因，還是他們自己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思考，以爲打倒蔣介石，就可以救中國。殊不知，蔣的體制內幾乎所有的反計劃體制的財富，都爲後來所謂的改革開放派所用（我們暫時不提四大家族和如今的貪污腐拜人群攫取社會財富之比）。因爲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出來寫，中國內戰兩派，究竟有無必要和有無可能不發生後來的戰爭，後來的追求社會主義的革命，且導致經濟上和思想上一幷實行國有化體制之惡果，從而犧牲了上百萬無辜的中國老百姓。 現在跑出來紀念李先生的人，在追悼先生的人生道路的時候很少提及于此。這裏或許出于某種傳統文化中習俗的考慮——就像我讀過王芸生在魯迅逝世時，對他寫了某種不恭之詞，但是却是實實在在的看法一樣，人們很少願意或者敢于正視李先生在那個時期的諸如此類的選擇。然而既然李先生對于傳統文化的定位是幾乎完全負面的，我們也就寧願打破常規，做直言不諱狀。 慎之先生是一個人，不是神。這一點很重要。只是因爲在這個特殊時期，還是要看他思維的最重要的方面。如果退一步講，他的歷史，是和周恩來的歷史；喬冠華等人的歷史聯繫在一起的。如何評價喬，現在沒有人來說的。是才子，是沒有問題的。在釣魚臺的人都是才子。但是，喬最後還是跑到毛一邊去。這是問題的關鍵。章氏（喬妻章含之）寫過書，但是那本書關乎于此，是含糊其詞的，王顧而已。周的問題也是……（我這裏當然不方便說。）于是，“五十年”（“風雨滄黃五十年”）那一文一經發表，就有人出來，是從右的方面出來說看法。文章提到，胡風用所謂新詩的語言歌頌那次易幟，說，“時間開始了！”李當時也極度興奮，遺憾沒有如詩人那樣想到這樣一句話。 1949年！！！是什麽時間開始了？！胡在那時候是極左，駡了一大片。是有案可查的。其實，左派，毛不喜歡。左左相斥。胡罹罪有許多原因，左，是一個原因。所以，李對于一下子“時間開始了”的態度是有同感的；是無獨有偶的興奮。這是他後來承認的體制內的語言。是體制內的詩意。以後，他的筆鋒急轉直下，對于五十年的興衰功廢之批評自然是膽識之言，且有公論。可是比照以後，回到１９４９，他的反思就經不起推敲了；他的意思是說，罪過是後來發生的；是一種似乎當中的偶然；也許也可以不發生？！ 劉少奇說，要將《共同綱領》搞五十年.。是否那樣，會不會出現一個新民主主義——也就是說是社會民主主義？那樣，就沒有毛了。沒有專制了。繼而可以避免發生鎮反，批文化人，批紅樓夢，以至反右，文革一類非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灾難衲？！ 會那樣嗎？！ 這個邏輯，李先生是回避的。 所以，胡風說“時間開始了”，是基本上胡扯。 李的問題，也是所有過來人，過來的中共高級幹部的問題，是，如何評介他們的歷史生涯的問題。對于那個時期的參與是否有光榮感的問題——如果深言，是要負責任的問題；當然不會負全則——還是像陳寅恪那樣明察明鑒之，“自古興亡尋常事，如此興亡有幾回。”人們是要提出疑問的。因爲畢竟有許多中國人沒有采取這樣的選擇。他們可能是跑了，前後跑到了海外；但是在國內，這樣的人還是有的。不然的話，就沒有“出洞”的五十萬“毒蛇”了；雖然這樣的毒蛇，後來也許已經變成可以改造，或者說變成了優良品種的什麽東西了。 １９５７年，對于李先生是人生的一大轉折。他提出的大民主的問題，成爲他後來文章中關于他自身命運的一個焦點。也是國人和後來人極爲關注的問題。在體制內提出大民主，不只是慎之先生一人；後來有人在文革裏也提出大民主（如王希哲）。但是他們的大民主，連同李的大民主，究竟是什麽樣的民主。是值得研究的。 因爲如果直接或者說間接向毛這樣的最高領袖提，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說，是要提倡社會主義的民主，而且不可相象在毛的面前提出西方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因爲從邏輯上講，有一個前因後果的時間的順序。李的民主，是在１９５６年的年中或者年底提出的。是毛間接得知的。時隔一年左右，毛就駡有些烏龜王八蛋要大民主。而民主，原來意義上，原教旨的民主，毛也懂得很。周也好，其他什麽人也好，都是很懂的。 新華日報時期，李先生對于毛等一班人提倡西方的自由主義的往事應該是記憶猶新的。他們連篇累牘地發表了贊揚美國英國體制，新聞自由和憲政憲章的文章。直接將矛頭指向蔣介石的一黨獨裁和新聞封鎖（但是這樣的新聞封鎖是相對寬鬆的，有新華日報存在，是爲證）。他們考慮到在所謂的和平民主新期選擇何種樣式的憲法的時候，和憲法專家張君勱的看法一致，主張摒弃蘇聯憲法，選擇英美式的憲法。後因張向蔣妥協，引起中共放弃了對于那個憲法的認同。這些，都是在四十年代中後期發生的，由中共黨提倡的“民主”運動。這個民主和鳴放時期主張“輪流做樁”，反對“黨天下”的那些真民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那麽，中共何時放弃了這個民主之主張呢？ 是在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 毛開始向蘇聯一邊倒。 毛開始說，我們就是獨裁。 見政後，毛更說，要搞民主集中制。 于是，一個明顯的推斷應該應運而生。慎之先生如果看出來中共的民主是民主，又不是民主，他就沒有必要，也無意義向那些玩弄過民主，又將之弃之如蔽屣者索要民主。也許，是東歐的納吉和哥穆爾卡啓發了他們；但是，這就又重蹈他們沒有研讀紀德之覆轍。其實，不但是李先生，那個時期幾乎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在這個游戲中成爲輸家。究其原因，極其簡單，就是他們沒有汲取應該汲取的經驗教訓。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李先生不久前接受已被封門的《２１世紀環球報道》記者采訪，讓他談論一下對于李銳關于政治改革方案的看法的時候，李先生說，那樣做不符和該黨的立黨之本。這句話也可以用在慎之先生于毛謀民主的話題上。真可謂前言成讖了！ 當然，如果說李先生是向毛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所謂的民主，和後來被鄧否定的大民主的話，那麽，一切就變得更加毫無意義了。被毛否定的那些烏龜王八蛋們，確實在文革裏實施了毛的大民主，大串聯，大放肆！而他自己，也是無法無天，無天無法起來。（補充一點，王希哲的民主，也是他本人所强調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這是那個時代順理成章的邏輯結局和政治結局。） 五七年以後，李先生自認開始覺悟了。六十年代他與人合作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記得那時候我父親是其讀者之一。他提到了李伯伯的名字。我們是從那時候開始知道有一個才華出衆的他的老同學，就是李中，李慎之先生。）就更清楚納粹。七十年代，在李先生的另一位老同學的家裏，我有借閱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相信李先生對于那個時期出版的所謂資產階級哲學資料叢書是很熟悉的。經過如此一個長時期的思考，後來說“時間開始了”，還很興奮，就值得商榷。 我們小孩子時候都有一個簡單到苟間的閱讀習慣，就是說，總看到一本書裏有好人和壞人。我們不斷追問大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在如何看待中共的問題上，這個童話般的分析方式也在複現。在李先生的筆下，對于周的凡事派思維是顯而易見的。言必談萬隆會議，日內瓦會議；這種光榮和夢想的關係又將如何？記得我們在不遠的過去，也爲家父能有類似的出訪經歷而心系光榮與夢想——尤其是在周出訪十四國後，國內的爛攤子稍顯打掃整理，毛在飛機場的出現，就已經預演了天安門廣場上顛狂的序幕。李在定位周的時候，好像複現了這樣幼稚的游戲。 雖然從人性的角度上講，他對他們有比我們更深的瞭解，但是，在一個開闊的背景上，他們這些角色對于體制外的人士，對于老百性而言又算個什麽東西呢？ 我不認爲索什尼津或者說薩哈羅夫，會對維辛斯基或者莫洛托夫這些符號發生任何興趣。 是党文化心理嗎？党文化究竟在先生的文化結構中占有如何位置，這個課題是否可以討論？ 還是將慎之先生再次神話而産生不許思考的定式。 如果周的問題，鄧的問題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這個問題就會比較容易說得清楚。（在此一提。我不知道寫作晚年周的作者如何看待李和周的關係。因爲在他的紀念文章中幷無此分析。） 李先生和家父，實在講，他們都是禦用文人。都是搞所謂的國際問題的專家。父親也是和周恩來出訪，和劉少奇出訪的顧問和新聞官。幷參與《九評》的寫作。如何看法他們的和周，和劉少奇的主仆關係，確實是一個讓人痛苦反思的問題.。當然，還有其他問題也很值得探討。如對于傳統文化的問題。 李先生和我談起過《大公報》刊登自由主義文章的事情。他記得是王芸生的手筆。後來問大公報原來的社評委員會的賀善徽老，說是蕭乾寫的社評。經查，也是蕭的文筆。但是王芸生口授其旨。那個自由主義還是不及格的自由主義；是鼓吹計劃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結合的自由主義。那時候都是這樣看法，連張東蓀也是這樣看法。 第二一點，王芸生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要在國際上獨立于蘇聯和美國。他反對雅爾塔會議出賣蒙古，也反對麥克阿瑟扶植日本。 王先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是全部否定的。李後來也有這樣一個觀點的文章。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基本上的專制文化。這個問題當時就有爭論。錢穆就反對。說，中國的害處不能都委過于古人。我們看到有許多政治思想史家對此也有看法。肖公權就對傳統文化中的反皇權思想有積極的評介。一般而言，是明、清以後，專權更加肆無忌憚起來。但是如宋朝，就有一定的民主和制衡；當然不是西方的那種。孟子也有“君爲輕”的說法。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慎之先生的說法沒有全部消除掉這個問題。作爲學生，我很欣賞慎之先生對于秦破封建，導致大一統的專制體制二千年的，否定秦始皇，或者基本上否定的觀點。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以來，說成是李先生的思維和人格寫照。晚生無其他觀念，是完全贊成之的。但是，自由主義的傳統和特點，恰好應該是英國式的保守主義占據其核心地位。革命，在英國的革命，之所以沒有出現後在柏爾，恭古爾，再早在夏多布里昂的文章裏被記述的那種血腥的場面，是法制之傳統在發生作用。在發生决定性的作用。按照會通派學人吳宓的看法，五．四之所以可以被病詬，是因爲他一，摒弃了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二，是他引進了西方的不良的，非主流的傳統，而沒有直接汲取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這樣的主流文化，而是引進了馬克思和易蔔生這樣在他看來的非主流的糟粕。 再看上述那句遺世獨立的名言的處境。那是陳寅恪悼念王國維的傳世說。但是我們在閱讀王的詩詞文章的時候，他那種歌頌前清遺老遺少的感情，使我們同樣懷有十分複雜的心理。他那種歌頌前清遺老遺少的感情白紙黑字,是極其坦誠極其真摯的（他反對辛亥革命，“市朝言論鶏三足，今古興亡貉一丘”，歌頌西太后，“西宮才略稱第一”，歌頌隆裕皇太后和溥儀，歌頌張勛，惋惜其復辟之失敗，……），說他們不是遺民，是難以被接受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王、陳，還有辜鴻銘的對于革命，共和，這個洪水猛獸的擔憂，不是沒有根據，沒有道理的。簡單說，傳統文化的革除就是曙光，這個道理值得懷疑。我們沒有我們的伏爾泰！連大才子陳寅恪，也只能在柳如是的反清複明的遺民情節上大做文章。半個多世紀過去，當紅衛兵要吳宓先生批判孔子的時候，他說，你們可以打死我，但是孔子，不能批！！！當然，中國傳統文化是否足以用來告別革命，還是一個沒有解决的問題。如果我們在看過從哈德良皇帝（見尤瑟納爾）和布什父子的軍隊，在橫跨幾千年的時間段裏，越過猶發拉底河，爲一個傳統同樣深重，文化同樣悠久的專制國家帶去戰火和民主的時候，我們的憂慮幾乎是難以言說的。 從性格上說，李先生本來是要自外于這個體制的。九十年代初，他跟我說過，因爲我向他約稿；他說他有三不，不接受采訪；不投稿；不開專欄。後來他是否這樣，不很明確。但是總之是寫稿子的。産生極大影響。這個影響已經完全排除了党文化色彩。但是他的風格還是有那種文章的風格。《九評》，李先生是完全否定的。現在看也無價值。但是九評的文風不是一種開創而是一種繼承。《九評》的文風要追述到新華日報的文風。讀者有時間可以重溫他們寫的《可耻的大公報社論》（對應于王芸生的《可耻的長春之戰》一文（作者陸定一））。毛改《九評》，就固定了他的文風。鄧是參與者，是領導者。當然還有康生，喬老爺，熊複，……所以，共產黨的文章有其固定的文風。李先生的文風可以說有這樣的痕迹。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我們還有其他的文體標準嗎？而且是文如其人。我們一向所說的毛體和新華體，已經成爲新中國幾代人的文章楷模；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楷模呢！李很少對此有過反省。 當然這裏也有例外。我指的就是唐振常先生的文風。他的文白二兼的文章文采出衆不說，主要是他在構思和表達方式上獨具一格，完全和新華體不建立任何關係。這一點或許從不自覺到自覺。憾是先生也已經走了。但是對比唐李文章，其中之异見極爲明顯。這當然是指文風而已。 我父親七十年代末追悼會前後，慎之先生親自到北大西齋院子送悼詩兩首。也是我剛才說的那種對于他們——自然包括我父親——這些禦用文人的反思。（他是一個詩人。記得七十年代在一位老伯家裏，辨認當時的所謂的毛未發表的詩詞，不知真僞。後來李先生來了。老伯說，專家來了！李看過後說,全部是僞做。） 現錄于茲﹕ 莫論詩豪兼酒豪 昔日文壇抱旌旄 羨君應召天上去 勝似屠門握殺刀 十年無處哭孤墳 面對空欞揾泪痕 青山何處覓骸骨 可憐功狗黨恩深 如今，他對家父的評價也已經做古。但是我和他最後一次通電話還是在去年盛夏。他說，我在文章中引用的他的詩是錯誤的；平仄錯了。 他說，你這樣一登，別人以爲我李慎之是不學無術。 我說，我來更正吧。 他說，由他親自來。是登在廣東的《隨筆》上的。去年某期，是要刊登李先生的更正的。但是該雜志只是在目錄頁上登出“重要更正”幾個字。但是在內頁上却沒有下文，而存疑至今。 慎之先生詩是寫得極好的。我甚至有心寫一篇所謂的新古體派文章爲之張目，爲所有那些不寫新詩的詩人張目。他和我說過，幾乎是在三十年代，他們一班人早就不看新詩了。話語之間譏誚與否定之情畢露。新古體，在我看來都是政治上的大人物之所爲。從汪精衛，于右任，廖仲凱，胡漢民等始，後來的李慎之，吳祖光，聶紺弩，鄧拓等都是新古詩的杰出炮製者。李的“勝似屠門握殺刀”，就是從廖仲凱處出。這種詩歌的大關懷氣氛，在今天的小詩人裏幾乎已經喪失殆盡。 現在慎之先生去了。 “握殺刀”的問題；“功狗”的問題，也都烟消雲散了。 黨對其的評價還沒有出來。 但是他後半生的非党文化的文化，可以說是功蓋天下，超越了党文化的疆域而垂青于世了。這是沒有疑問的。對于這一點我心悅誠服。也是許多悼念文章裏說了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