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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與斷頭臺（之二） 劉自立 加狄納在說明老貝的音樂時，用莫扎特的《哈佛納》和《英雄》相比，以理解他的作品風格。他還陳述了貝多芬音樂的革命性特徵，認爲她受到法國大革命節日氣息（革命是群衆的狂歡節！）的影響。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加氏認爲，應該對以往的貝多芬“加速”，就是加快其演奏節奏，幷且試圖嘗試老貝在節拍器上加以注釋的，那些幾乎不可操作的要求。可是革命究爲何物！革命的貝多芬究爲何物！我們只能從古樂隊的演奏中略窺一，二。聽聽古樂隊，我們似乎還是無法領略到革命的氣勢磅礡，更多的接觸，是領略到小樂隊編制的古色古香，以及貝多芬嚴謹的理性風格。革命的呐喊式的演奏，我們好像是在1989年由伯恩斯坦指揮的，“結束革命”的貝九的演奏中，才真正聽到。 革命，在我看來，是有真僞之分的。我們這一代人，只是經歷了一場假革命；文化革命是加引號的，自不待言。簡單來說，真正的革命，是在所謂的舊時代中就已經趨于成熟的一種，可謂瓜熟蒂落。而假革命，則是，一，是一種硬性規定的革命，是在各類條件都還處在生僻狀態中，由所謂的革命者强加于人的革命；二，是一種和社會和時代背道而馳的倒退行爲，是類似恐怖主義的武裝挑釁；三，這類革命不是必須流血的，所以她更加難以確定，也許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取代之，等等。 老貝的革命當然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法國革命的意義，其正面的和負面的意義，人們衆說紛紜，但是，沒有人說他是一個假革命。雖然。無論真革命，還是假革命，斷頭臺的故事，和音樂是互爲伴音的。我們在龔古爾的文章中讀到這樣的話。他說，“一本諷刺小說用滑稽的詞句模仿寫道‘我和機械師合作，成功地發明了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架可愛的機器……在它的平臺下面裝著一部八音琴，能够奏出美妙的曲子，……犯人到達這兒後，就帶到兩個圓柱中間，然後要他把耳朵貼在柱座上，藉口他這樣能很清楚聽到八音琴動人的音樂。腦袋就這樣巧妙的給砍下來了。’” 革命，難道就是這樣和音樂聯繫在一起嗎！在真革命當中，和早在僞革命當中，屠殺和音樂組成的游戲，我們記憶猶新！有趣的是，那時候，我們將老貝的音樂，看成是地富反壞右的精神財富，是他們的精神寄托；而在希特勒那裏，在恐怖主義的殺人游戲中，老貝和莫扎特的音樂，作爲一種伴樂流入血的河流。在所謂的後革命時期，一些作家還將人們將如此崇高的音樂，伴隨一些小流氓的惡作劇（見[發條橙]）。 于是，一，在確定那個時代偉大的革命熱情的時候，人們的熱情本身和老貝一起，受到懷疑和顛覆。要確認革命和人類的一切狂歡活動之正常的和非正常的關係，音樂精神馬上陷入了模糊哲學。就像人們在文革中對待所謂的朦朧詩和無標題音樂一樣。在這個意義上說，瓦格納的《女武神》，好像真的是爲納粹軍隊鳴鑼開道的。在我們幾乎無力的分析當中，解析何爲真的革命熱情，何爲被人利用的僞感情，成爲拷問音樂本身的刑訊室！二是，在法國大革命中，斷頭臺的故事，不是一件見不得人的陋行秘而不宣，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酷刑和狂歡。于是，在老貝的同樣是狂歡的節奏中，我們爲狂歡定位的能力被嚴重削弱了。一些人開始害怕貝多芬！再有，就是三：即便我們現在忘却了革命和狂歡，我們是在正常的生活裏聆聽貝多芬，我們的熱情究竟去向何方？我們的本性中的狂熱，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東西！人類之惡與人類之善，是在什麽樣的解析當中存活的？這些，都是問題。 當然，這樣理解音樂，是一種音樂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泛政治化的氣氛中間初遇貝多芬的。更爲細緻的情緒是，我們在初遇老貝的時候，對待他的革命情緒，有著一種陌生感。這樣的感覺，我們很是珍惜。我們厭惡了文革時的假音樂，假革命，我們雖然飽嘗革命之痛，却還是迷戀著革命之迷，對待貝多芬和卡萊爾筆下的法國革命充滿了好奇。因爲，我們是要借助革命的兩種形態，來解密文革。于是，我們在貝多芬面前，敬畏之心有加。我們完全這不同于那些只是從技巧中，從形式上，聆聽他的音樂的那些人。更不要說是聽音響了。 人類的文字，理論和體系，在沒有真理可言的今天，和更加沒有必要陳述音樂之真理和道德的音樂語言來比較，還是比較有迹可尋的；因爲音樂的理解和他的背景之間的關係，在音樂家和他的古往今來的，不同地域的受衆之間的關係，的的確確是一個無法理解的理解，只能誤讀的誤讀；于是，貝多芬被多義化了。就像我們現在在符號學家那裏看到的語言之境地一樣。 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我們很難分清什麽是俄羅斯的偉大音樂，什麽是蘇聯音樂。我們也很難說，蘇聯音樂，完全是意識形態的産物。雖然，當有人將粉飾太平的蘇聯歌曲《老莫郊外的晚上》，定義爲五十年代蘇聯虛假社會生活贊歌的時候，我們的直覺是不甚滿意的；一如我們發現偉大的李赫特，也不得不將老貝的《悲愴》，拉近了斯大林的葬禮！如何評定肖斯塔克維奇的音樂理念，也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服從和不服從之間，孕育出一個“同一性”判斷。只有他本人所說的“怪誕”，才能勉强概括他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之特徵，以及我們當時的政治心態。積極崇高和消極崇高的特徵，不由得令我們想起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 現在，關于革命的說法不一，有人說革命死了，有人說，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中國的國情和老貝的音樂，究竟如何對應？中國文化中對于革命的集體遺忘，所謂的官方遺忘，表現在音樂中，表現在對待貝多芬音樂的態度中，恐怕也是遺忘，遺忘也包括對待革命的遺忘。此類遺忘，正在將一大播青少年排除出古典音樂之局。這是因爲他們沒有瞭解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對革命精神的排除，是對于另一種類似革命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那就是崇高－－這個概念的消解，意味著社會鄙俗化潮流的泛濫。一個沒有崇高理念的社會，也許只能到足球場和搖滾樂音樂會場上，去體驗革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