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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歲月，藝術——讀『大師談藝錄』
劉自立
俄羅斯作家愛倫堡寫過一本書叫『人，歲月，生活』；現在我們讀到的這本書『大師談藝錄』——是『中國書畫雜志』諸位記者，對一系列當代書畫大師的采訪——雖然和愛氏的書不盡相同，但也有異趣同功之妙；就是，接受『中國書畫雜志』采訪的當代名家們，也是在歲月和生活中思考其藝術並完成其人格之塑造的。他們悠長的生命，在外形上，呈現出歷史的美感和痛感。美感，是他們的睿智和灑脫；痛感，是他們對于逝水年華和一度飽經摧殘發出的慨嘆。然而，正像歌德所謂，“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為痛苦而憂傷。”
在我們采訪的十多位名高德重的藝術家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戰勝生活，戰勝苦難的精神。這個精神在笑談中，竟然也使得強櫓灰飛煙滅！邵先生燕祥近有詩雲﹕“莫道高堂悲白發，鏡中強半尚紅顏。”直指采訪中人之今日風采。
當然，笑談之中，他們的憂患意識隨處可見。他們或者以誠相待，直面這些問題；或者一笑置之，化為一種辛辣之諷，或者娓娓道來，以期分析之，化解之。他們的名字是人們耳熟能詳，聞之肅然之輩﹕饒宗頤，吳冠中，周汝昌，黃苗子，啟功，從談吐的風格上判斷，他們個性各異，或信而執著，或笑而謔之；談話的側重點也不相同，或言慣中西，或古今縱論，但是他們有一致處，就是，在他們的頭腦中，既有宏觀的關照，也有細節的深思；宏觀之大，大到如何對應今天于歷史，如何解析中國文化和西方文之踫撞，如何解釋理智和信仰之終極關懷；細微之處如，如何解釋書畫之審美，如何安排詩歌之平仄，呼吸。使人們讀此書，有面見大師之宜，實在難得。書中被采訪者，大都是進入八九大秩之齡的文壇大擘，其言一出，當必反響于世，余韻繚繞。
傳統和信仰
大師們屢屢談到的，是如何保持和延展中國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
他們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確鑿的判斷，是他們生活經驗，藝術經驗在概括，在論證。因為，在其漫長的藝術實踐里，他們往往比常人更加了解和體悟上述問題。雖然舊問題沒有結局，新問題接踵而來，可是，這些夕陽尚紅的老人們，一貫以來，就是些童顏鶴發，天真深邃之輩，他們永久的好奇心，是與日月同光而光的。這樣一來，他們的談話就顯得有言他人不能言之可貴處。
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是一個事務的兩面，還是一個事務的一面，近來多有爭論。一般而言，說傳統文化好，和說其有精髓者，是和說文化傳統糟糕，兩相呼應的。但是這個本來在政治層面上爭論的問題，其實是可以涵蓋政治文化的。因為文化之大，本來就可以涵蓋其子目，如經濟文化，政治文化等。所以，這個大前提不解決，下屬問題就無法對應。聽聽大師之言，或可讓人解頤。在這個方面，我們看到的，多是大師們呼吁恢復而非否定傳統文化的言論。他們擔心的，不是魯迅先生說的，傳統文化皆為“吃人”者，而是擔心，如中國人沒有文化情結，沒有歷史感，沒有道德涵養，倒是會變得一無是處（他們幾乎無一列外地追溯自己在那個年代的遭遇）。
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老話題。自十九世紀末葉，就有打倒孔家店和衛孔之爭。當然，馬列主義一聲炮響，孔家店也轟隆一聲倒塌了；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我們在前幾年看到的中國學者反思那時情景的文章，好像喚起了一場結果是未完成的討論（中國有多少未完成討論啊！）那時，王國維為中國文化之殉難，和陳寅恪先生為之所做之悼詞，流行一時。那個悼詞，是對中國文化之哀悼——多數學人持此看法。也許，過了十來年，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就又對之不得而知了。
是的，陳先生是這樣寫的——
“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我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干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
此所謂文化神州喪一身者，就是他對後來辜鴻銘所戲稱之民主為民瘋的預言（辜將democracy
改為democraze。——見唐振常文『從中西文化沖突看五四之反傳統』）。這個陳大師當時的哭泣，是有其回聲的。在我們的采訪中，許多學者，畫家都從自身的角度，來呼應這個上世紀初葉前輩大師的悲歌。如黃苗子先生和采訪者問答中有一段——
問﹕尼采在上個世紀說過一句話“上帝死了，什麼都是可以做的。”我認為現在是這個狀況。也就是一旦沒有信仰就什麼都是可以的，只要行得通。
答﹕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就有這麼一個感覺，以前中國人有信仰，後來信仰馬列、毛澤東思想，現在談不上信仰，這也是文革造成的嚴重後果。現在文藝界、學術界之所以有這些現象，根就在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人則是在極端的信仰之後沒有了信仰。
問﹕對，每個人都應該有個底線。上個世紀中國書畫出現一批巨匠大師……
答﹕我曾經有這樣一個說法，不知道對不對。齊白石、黃賓虹這批藝術大師是從清末培養出來的，不是民國也不是解放後，當時確實出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像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嚴復等。他們對于國家存亡、文化興衰、民族前途都有看法、有主張——現代不大能產生這種人物。
問﹕就是說知識結構和文化基礎是不一樣的。
答﹕還有“五四”時期，比如蔡元培、胡適之、徐悲鴻等等。現在不再有這些大師。
問﹕“五四”以後文化上基本處在全盤西化。魯迅其實也提倡西化。建國以後“蘇聯模式”，其實也是西化，是一個大西化的概念。會不會有這樣一個結論出來﹕就是這樣的一種文化環境或者是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不利于傳統藝術或者是人文成果的培育？
答﹕也有關系，如果不是當時的氣候，還是有一些思想家出來的。鉗制得厲害，就萬馬齊喑了。
問﹕對！看了《洗澡》，你會感覺到那個時期的氣候。
答﹕最後來個文化大革命。
問﹕那是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場浩劫。有很多東西從基礎上從根兒上已經給毀掉了，比如中國教育傳統。
答﹕對！“五四”以來蔡元培等那些傳統，“五四”時期的治學方法也消失了。”
他又說，
問﹕剛才談到魯迅，魯迅的文章雖然是白話文，但里頭是有典的，所以說典故你不知道，你就理解不了有多精彩，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一句話，魯迅這種舊學的底子還是非常之深厚。
答﹕可是，他反對人家學古文。現在的年輕人看魯迅的作品就沒辦法全都看懂。
問﹕但他自己學得好著呢。
答﹕對。不通古文，中國文化的門開不了。古文、古書就是打開中國文化之門的鑰匙。現在很多人都說有些大學的文科教授水平不行。
問﹕現在某些在職的大學教授也都是五六十歲吧，這些人的學問糟得很。有的是連基礎都沒有的，治學門徑全不知道。這是很可怕的。
答﹕從澳洲回來我就請教啟功教授，說這個問題怎麼辦？他說問我有什麼辦法？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但是他和趙樸初出面給中央寫過一封信，說一定要從小培養國學，哪怕是開一個專門班。
黃先生是談信仰和傳統的關系問題。給我們一個提示。
我們現在說，信仰真空，就是這個問題。而接下來的話題應該是，信仰必建立在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建立和基督教有關系。他們畫壇早期作品多是聖經題材，就可以見得之。而我們的文化，和宗教的關系少一些。但是從分野上看，是以朝代之更迭為轉機的。簡而言之，如，清末民初的文化哀思，和明末清初的文化哀思，幾乎如出一轍。我們記得，那些為陳先生寅恪所迷戀和敬重的遺民文化的寫作者們，是怎樣為漢文化的失落而痛心疾首。所以，出現在五十年代以後的，關于清代文化研究中，分身于兩個朝代的當時的詩人們，就成為陳先生用“柳如是”——這個象征符號所代表的一班人物。（有關于斯，我們的采訪也有涉及。）
于是，從民國末年到五十年代的文化變更時期，民國的文化人，是否也同樣帶有所謂的遺民色彩呢？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直接提出，但是，那些生活于上個世紀中葉的人們——正是我們采訪的人中的青壯之年齡，他們談起那時的文化生活，確有另類之心態。
之所以那個時候，文化人沒有踫到後來的文化革命的災禍，是因為一個比較深刻的思想和政治運數。既然我們已經涉及到陳先生和王國維，那麼，他們關于“自由之思想”的說法（現在對此有很大爭議，一說，王，陳為自由主義；一說，他們是一代遺民），應該是可以追溯到自由主義之鼻祖如約翰。穆勒（新譯約翰。彌爾）的。筆者新近于琉璃場書市上購得的他的自傳。他在自傳敘述了我們的被采訪者關心的問題（是三十年代世界書局版，翻譯資本論的郭大力譯）。他如是說——
“但是這個過渡時代的特征，是舊思想感情已經動搖而新學說又尚未佔得優
勢的時代的特征。在這時候，從事任何精神活動，已拋棄舊信仰，而不能確知所抱思想是否會動搖的人，都熱心聽新的思想。但這狀態必然是暫時的。特殊的思想體系，將糾合大多數人在它周圍，組織與這思想體系相適合的社會制度及行動樣式，教育則將在無引導的精神過程時，以新信條傳授給新時代的人。如是，漸漸的，新信條代替舊信條而取得同一的強制力。這種有害的力是否發揮出來，要看人類這時候會不會自覺，這種力的發揮，將妨害人性的伸張而使其萎縮。”
于是，穆勒結論道——
“『自由論』的教訓，于是有最大的價值。也許，『自由論』的教訓，能在一個很長的時期把這種價值保住。”
再于是，我們看到，新的思想，在民國初期，再後來易幟後的初期，都有一個如何看待之，施行之，如何避免，或者更本沒有避免穆勒所謂“強制”，“有害”之結局。從政治，經濟角度看，如此；從文化，藝術看，亦如此。在歷史和今天中彳亍。彷徨，摸索而最終不惑而知天命，而不逾矩之大師們，是一些不會，或者最終不會，被強制而危害他人者——這種危害，往往不是用傳統文化之杰作，而是所謂的新東西，其實是膺品危害之。
周汝昌先生這樣看待這種所謂的新作品，老人家說道——
一流人物二流堂
在這些遺世獨立的藝術家群落中，在這些“一流人物二流堂”中的一流人物，（也涵蓋“堂”外之杰出者）身上，我們得以看到由回憶和向往引發的一系列真知卓見；配合他們發表的詩，書，畫作品，讓我們的心靈得洗禮，得享受。凡是文化得以發展，得以成就的時代，都有一個或幾個團體，在其中起到一個支撐作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苗子的著作《畫壇師友錄》一書就再現了這些文藝人的歷史畫面。曹鵬先生在本刊撰文『』，也論及此狀。
而剛剛談到的約翰。穆勒，也有他的社交圈子——人們現在叫這個圈子為公共領域或者公共空間。那些為後人矚目的作家如托克維爾，卡萊爾，孔德，克勒律治和約翰。穆勒的父親老穆勒等，都是其中之人物。
我們不知道這個時代是否也是一種舊死新未生的時代。但是，在這個圈子里，我們確實看到了活躍在舊時代的藝術家們的生活臉譜和思想花朵。記得有一位被采訪者談起貝多芬的藝術。是的，貝多芬是跨時代的。他是永遠被演奏，被演繹，被試驗的。我們的歷史遺產，在一個新的接受者那里，應該是歷史和今天，今天和未來同在。
中西文化的踫撞和融合
這個哲學式的命題是否脫離了我們關心的藝術事件，藝術人物呢？我想沒有脫離。
之所以將某種哲學，其實是美學，融入我們的藝術，是因為我們采訪的大師，在談論藝術，書法和繪畫的時候，口徑一致地宣稱，藝術不能沒有底蘊深厚的思想積澱；這個思想積澱，是其創作和鑒賞藝術的前提。雖然，文以載道，或者藝以載道之道，在今天，其內涵何在，人們爭論不休；人們也許要說，像西方現代藝術家顛覆古代藝術家的創作意旨一樣，也許，人們，藝術家們，會像杜桑一樣咒罵且拋棄美和崇高。雖然杜桑是極端的反惟美主義者，但是，西方藝術之創新，的確是一個本質的創新——當我們看到，前如畢加索，後如瑪格麗特和艾舍爾的作品時，美的範疇和歷史之崇高的介定，的確被打破了，跨越了。他們，瑪和艾們，的確走出了他們前輩的柩穴，而真的做到﹕走向正，負兩面以外的新世界。這是西方藝術和藝術家提示給我們的範本。如果我們走在真正創新的台階上，那麼，以不可取代之新，來融合不可取代之舊，就會有新，舊合一的新結構出現；反之，新，舊，就是不可融合，互相對峙的；新，不成器為新，舊，永遠失之為舊。
這是問題的一個著眼點；另一點是，我們如何看待西方繪畫乃至西方思想作用于中國文化。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其中，像吳冠中，熊秉明，乃至潘天壽，林風眠諸公，都是受益法國繪畫營養的大畫家。在他們身上，發生了如何西學中用，中學西法之問題。像熊先生，他就將似乎擬古不變的中國書畫藝術，變成了一個新事務。在其居室大堂中，就親自手書一副橫寫的新詩橫幅，以示創新。依筆者拙見，作為書畫的中國藝術——周汝昌先生說，就連大英博物館館長，也拿他無可如何——倒是和西方音樂中的奏鳴曲法有成就上的雷同。這是指構思上的雷同。其快慢，輕重，側重與省略，乃至整體的呼應等，取法很是相似的——這一無聲（勝有聲）之藝術，不是在現實一個架構立體的追求嗎？
至于同樣潑墨作畫的現代派畫家波洛克，當他在畫布上潑灑油彩，而形同舞蹈的時候，的確，不能不說也有中國人舞字成墨之藝術。
哲學大師兼書畫家饒宗頤先生，是熟諳西學的。他其實不但懂得西洋，還是和著名學者如季老季羨林，金老金克木一樣，也懂得東洋之術。在我們的采訪中，饒先生對于印度等國家的文化娓娓道來，讓人“聽”而觀止。他說道——
問﹕錢仲書也受他父親影響很大，他算是真正有家學的。您後來在香港曾經和一個使館的秘書學習梵文。
答﹕哦，巴郎基吧，他是普庫那人，是印度駐香港的一等秘書，以後他做過韓國的大使，他現在還在。他原來在中國留學的，是唐蘭的學生。我跟他交換的，我教他《說文解字》，他教我梵文。
問﹕哦，那你們基本上是對等的。
答﹕我代價很高。他的父親是普納大學的一個偉大的教授，後來我到印度也跟他父親念過，父子都是我的老師。
問﹕那您當時跟他交換有多長時間，有一年？
答﹕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
問﹕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了，一個浩大的工程。
答﹕一個禮拜一次，我們住得很近，每次他到我的家里來，他告訴我很多印度的事情。
問﹕有很多人都對梵文很感興趣，有一位老先生叫朱季海，也是無錫國專的，學問非常好，幾個月前我還見到他。
又說道——
問﹕《觀堂》只到過東洋。
答﹕他美國西洋，沒到過印度，沒到過美國，我都到過。
問﹕但是基本上還是基于古文字，另一個屬于開創性的像戲曲史，這很不得了的。
答﹕這兩個研究是毫不相干的。
問﹕您的好多研究也是毫不相干的，有的相干，有的一下跳得非常遠。
答﹕對，我的好多研究不太相干。像我的《漢字樹》，現在有了日本的譯本，研究的是古代的符號，我做比較，我花了很多時間去學很多東西，研究字母。
問﹕您好像對梵文在內的好多字母都研究過。
答﹕都在研究。
問﹕希特勒的那個“萬（符號）”字。
答﹕我有一篇文章談到過，印度叫“所斯卡”。
問﹕是從梵文來的？
答﹕不止，這個早得很。印度文到處都是所斯卡，像我們的“福祿”，是表示吉利的。現在我研究西亞史，就是古代的伊拉克文明。
問﹕古代伊拉克就是巴比倫文明吧？
答﹕對，那個時候的蘇美爾文化也有所斯卡，一直到中國來。你可以看一下我這本書，同書法有關系。
問﹕對，陶文肯定是跟書法有關系的。
答﹕我把中國所有的陶文列在一起，同西洋的東西進行比較，這個是有開創性的。
問﹕您走的地方非常多，基本上是走遍世界了，您也親眼看到了好多遺跡，包括景觀，這個對您的學問和書畫藝術應該說是有巨大的幫助。
答﹕英、美、法、印度，這些國家都是最大的文化國家，它們都有巨大的博物館。
問﹕您每到一個地方都去看博物館、美術館，以及文化的名勝？
問﹕有人把您叫做“文人中的文人”，其實這是非常難得的，因為中國文化和其他國家的文化不一樣，中國是個文化大國，所以在這樣的國家，您能夠被認為是“文人中的文人”，是非常難得的。
最有趣的是，曹鵬先生（『中國書畫』主編）和饒先生談到了如何理解形而上問題。請看一段短暫的對話——
“問﹕錢鐘聯先生對您的詩詞評價很高的。
答﹕他給我吹得很高，他說我的詩超過陳寅老，但我不敢當。
問﹕但是陳寅恪的詩並不太高。
答﹕他是學晚唐的，他的境界有點崛，這跟他的身世有關。我的詞他也批過，他說我是現代主義，因為我把很多現代外國人的思想用在詞里頭，我讀過很多外國人的東西。因為我提倡一個叫做“metaphysics詞”，
metaphysics的意思是“形而上”，“形而上的詞”是我的主張，這是我的詞中最特別的，可以說是講哲學、講思想的。
問﹕在英國是叫“玄學詩”。
答﹕就是“玄學詩”。這個東西是新開拓的，我希望人家可以跟著走。
問﹕玄學詩在英國是很有影響的。
答﹕它同哲學是分不開的。”
他們談到的形而上問題，是時下引起許多學人關注的問題。筆者有意將此話題擴展若許。也許會讓讀者中人一起討論。因為，要談論這個問題，還要繼續將其問答看完。在采訪的結尾，饒老回答了一個同樣和形而上有關的問題——
問﹕在文學藝術里有一個概念叫“不朽”，那麼對死亡學和藝術的關系您是怎麼看的呢？
答﹕中國人有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藝術主要就是“立言”，但這個宗教意味太少。中國人的宗教感是比較缺乏的。
問﹕對。在藝術這塊，很多人都說“藝術是不朽的”。
答﹕西洋的藝術和文學都是從宗教里生出來的，這是和我們中國最大的不同。
問﹕但是從《詩經》往前，我們的藝術也是從宗教里生出來的。
答﹕也有。
問﹕有人說文字也是從宗教里生出來的。
答﹕當然。
于是，這個沒有展開的問題，一方面，說明了問答二者涉及思考之深，也說明，藝術涵養應該是和思想的深度相關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