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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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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歲月,藝術——讀『大師談藝錄』

劉自立

俄羅斯作家愛倫堡寫過一本書叫『人,歲月,生活』;現在我們讀到的這本書『大師談藝錄』——是『中國書畫雜志』諸位記者,對一系列當代書畫大師的采訪——雖然和愛氏的書不盡相同,但也有異趣同功之妙;就是,接受『中國書畫雜志』采訪的當代名家們,也是在歲月和生活中思考其藝術並完成其人格之塑造的。他們悠長的生命,在外形上,呈現出歷史的美感和痛感。美感,是他們的睿智和灑脫;痛感,是他們對于逝水年華和一度飽經摧殘發出的慨嘆。然而,正像歌德所謂,“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為痛苦而憂傷。”

在我們采訪的十多位名高德重的藝術家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戰勝生活,戰勝苦難的精神。這個精神在笑談中,竟然也使得強櫓灰飛煙滅!邵先生燕祥近有詩雲﹕“莫道高堂悲白發,鏡中強半尚紅顏。”直指采訪中人之今日風采。

當然,笑談之中,他們的憂患意識隨處可見。他們或者以誠相待,直面這些問題;或者一笑置之,化為一種辛辣之諷,或者娓娓道來,以期分析之,化解之。他們的名字是人們耳熟能詳,聞之肅然之輩﹕饒宗頤,吳冠中,周汝昌,黃苗子,啟功,從談吐的風格上判斷,他們個性各異,或信而執著,或笑而謔之;談話的側重點也不相同,或言慣中西,或古今縱論,但是他們有一致處,就是,在他們的頭腦中,既有宏觀的關照,也有細節的深思;宏觀之大,大到如何對應今天于歷史,如何解析中國文化和西方文之踫撞,如何解釋理智和信仰之終極關懷;細微之處如,如何解釋書畫之審美,如何安排詩歌之平仄,呼吸。使人們讀此書,有面見大師之宜,實在難得。書中被采訪者,大都是進入八九大秩之齡的文壇大擘,其言一出,當必反響于世,余韻繚繞。

傳統和信仰

大師們屢屢談到的,是如何保持和延展中國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

他們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確鑿的判斷,是他們生活經驗,藝術經驗在概括,在論證。因為,在其漫長的藝術實踐里,他們往往比常人更加了解和體悟上述問題。雖然舊問題沒有結局,新問題接踵而來,可是,這些夕陽尚紅的老人們,一貫以來,就是些童顏鶴發,天真深邃之輩,他們永久的好奇心,是與日月同光而光的。這樣一來,他們的談話就顯得有言他人不能言之可貴處。

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是一個事務的兩面,還是一個事務的一面,近來多有爭論。一般而言,說傳統文化好,和說其有精髓者,是和說文化傳統糟糕,兩相呼應的。但是這個本來在政治層面上爭論的問題,其實是可以涵蓋政治文化的。因為文化之大,本來就可以涵蓋其子目,如經濟文化,政治文化等。所以,這個大前提不解決,下屬問題就無法對應。聽聽大師之言,或可讓人解頤。在這個方面,我們看到的,多是大師們呼吁恢復而非否定傳統文化的言論。他們擔心的,不是魯迅先生說的,傳統文化皆為“吃人”者,而是擔心,如中國人沒有文化情結,沒有歷史感,沒有道德涵養,倒是會變得一無是處(他們幾乎無一列外地追溯自己在那個年代的遭遇)。

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老話題。自十九世紀末葉,就有打倒孔家店和衛孔之爭。當然,馬列主義一聲炮響,孔家店也轟隆一聲倒塌了;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我們在前幾年看到的中國學者反思那時情景的文章,好像喚起了一場結果是未完成的討論(中國有多少未完成討論啊!)那時,王國維為中國文化之殉難,和陳寅恪先生為之所做之悼詞,流行一時。那個悼詞,是對中國文化之哀悼——多數學人持此看法。也許,過了十來年,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就又對之不得而知了。

是的,陳先生是這樣寫的——

“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我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干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

此所謂文化神州喪一身者,就是他對後來辜鴻銘所戲稱之民主為民瘋的預言(辜將democracy 改為democraze。——見唐振常文『從中西文化沖突看五四之反傳統』)。這個陳大師當時的哭泣,是有其回聲的。在我們的采訪中,許多學者,畫家都從自身的角度,來呼應這個上世紀初葉前輩大師的悲歌。如黃苗子先生和采訪者問答中有一段——

問﹕尼采在上個世紀說過一句話“上帝死了,什麼都是可以做的。”我認為現在是這個狀況。也就是一旦沒有信仰就什麼都是可以的,只要行得通。

答﹕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就有這麼一個感覺,以前中國人有信仰,後來信仰馬列、毛澤東思想,現在談不上信仰,這也是文革造成的嚴重後果。現在文藝界、學術界之所以有這些現象,根就在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人則是在極端的信仰之後沒有了信仰。

問﹕對,每個人都應該有個底線。上個世紀中國書畫出現一批巨匠大師……

答﹕我曾經有這樣一個說法,不知道對不對。齊白石、黃賓虹這批藝術大師是從清末培養出來的,不是民國也不是解放後,當時確實出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像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嚴復等。他們對于國家存亡、文化興衰、民族前途都有看法、有主張——現代不大能產生這種人物。

問﹕就是說知識結構和文化基礎是不一樣的。

答﹕還有“五四”時期,比如蔡元培、胡適之、徐悲鴻等等。現在不再有這些大師。

問﹕“五四”以後文化上基本處在全盤西化。魯迅其實也提倡西化。建國以後“蘇聯模式”,其實也是西化,是一個大西化的概念。會不會有這樣一個結論出來﹕就是這樣的一種文化環境或者是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不利于傳統藝術或者是人文成果的培育?

答﹕也有關系,如果不是當時的氣候,還是有一些思想家出來的。鉗制得厲害,就萬馬齊喑了。

問﹕對!看了《洗澡》,你會感覺到那個時期的氣候。

答﹕最後來個文化大革命。

問﹕那是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場浩劫。有很多東西從基礎上從根兒上已經給毀掉了,比如中國教育傳統。

答﹕對!“五四”以來蔡元培等那些傳統,“五四”時期的治學方法也消失了。”

他又說,

問﹕剛才談到魯迅,魯迅的文章雖然是白話文,但里頭是有典的,所以說典故你不知道,你就理解不了有多精彩,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一句話,魯迅這種舊學的底子還是非常之深厚。

答﹕可是,他反對人家學古文。現在的年輕人看魯迅的作品就沒辦法全都看懂。

問﹕但他自己學得好著呢。

答﹕對。不通古文,中國文化的門開不了。古文、古書就是打開中國文化之門的鑰匙。現在很多人都說有些大學的文科教授水平不行。

問﹕現在某些在職的大學教授也都是五六十歲吧,這些人的學問糟得很。有的是連基礎都沒有的,治學門徑全不知道。這是很可怕的。

答﹕從澳洲回來我就請教啟功教授,說這個問題怎麼辦?他說問我有什麼辦法?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但是他和趙樸初出面給中央寫過一封信,說一定要從小培養國學,哪怕是開一個專門班。

黃先生是談信仰和傳統的關系問題。給我們一個提示。

我們現在說,信仰真空,就是這個問題。而接下來的話題應該是,信仰必建立在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建立和基督教有關系。他們畫壇早期作品多是聖經題材,就可以見得之。而我們的文化,和宗教的關系少一些。但是從分野上看,是以朝代之更迭為轉機的。簡而言之,如,清末民初的文化哀思,和明末清初的文化哀思,幾乎如出一轍。我們記得,那些為陳先生寅恪所迷戀和敬重的遺民文化的寫作者們,是怎樣為漢文化的失落而痛心疾首。所以,出現在五十年代以後的,關于清代文化研究中,分身于兩個朝代的當時的詩人們,就成為陳先生用“柳如是”——這個象征符號所代表的一班人物。(有關于斯,我們的采訪也有涉及。)

于是,從民國末年到五十年代的文化變更時期,民國的文化人,是否也同樣帶有所謂的遺民色彩呢?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直接提出,但是,那些生活于上個世紀中葉的人們——正是我們采訪的人中的青壯之年齡,他們談起那時的文化生活,確有另類之心態。

之所以那個時候,文化人沒有踫到後來的文化革命的災禍,是因為一個比較深刻的思想和政治運數。既然我們已經涉及到陳先生和王國維,那麼,他們關于“自由之思想”的說法(現在對此有很大爭議,一說,王,陳為自由主義;一說,他們是一代遺民),應該是可以追溯到自由主義之鼻祖如約翰。穆勒(新譯約翰。彌爾)的。筆者新近于琉璃場書市上購得的他的自傳。他在自傳敘述了我們的被采訪者關心的問題(是三十年代世界書局版,翻譯資本論的郭大力譯)。他如是說——

“但是這個過渡時代的特征,是舊思想感情已經動搖而新學說又尚未佔得優 勢的時代的特征。在這時候,從事任何精神活動,已拋棄舊信仰,而不能確知所抱思想是否會動搖的人,都熱心聽新的思想。但這狀態必然是暫時的。特殊的思想體系,將糾合大多數人在它周圍,組織與這思想體系相適合的社會制度及行動樣式,教育則將在無引導的精神過程時,以新信條傳授給新時代的人。如是,漸漸的,新信條代替舊信條而取得同一的強制力。這種有害的力是否發揮出來,要看人類這時候會不會自覺,這種力的發揮,將妨害人性的伸張而使其萎縮。”

于是,穆勒結論道——

“『自由論』的教訓,于是有最大的價值。也許,『自由論』的教訓,能在一個很長的時期把這種價值保住。”

再于是,我們看到,新的思想,在民國初期,再後來易幟後的初期,都有一個如何看待之,施行之,如何避免,或者更本沒有避免穆勒所謂“強制”,“有害”之結局。從政治,經濟角度看,如此;從文化,藝術看,亦如此。在歷史和今天中彳亍。彷徨,摸索而最終不惑而知天命,而不逾矩之大師們,是一些不會,或者最終不會,被強制而危害他人者——這種危害,往往不是用傳統文化之杰作,而是所謂的新東西,其實是膺品危害之。

周汝昌先生這樣看待這種所謂的新作品,老人家說道——

一流人物二流堂

在這些遺世獨立的藝術家群落中,在這些“一流人物二流堂”中的一流人物,(也涵蓋“堂”外之杰出者)身上,我們得以看到由回憶和向往引發的一系列真知卓見;配合他們發表的詩,書,畫作品,讓我們的心靈得洗禮,得享受。凡是文化得以發展,得以成就的時代,都有一個或幾個團體,在其中起到一個支撐作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苗子的著作《畫壇師友錄》一書就再現了這些文藝人的歷史畫面。曹鵬先生在本刊撰文『』,也論及此狀。

而剛剛談到的約翰。穆勒,也有他的社交圈子——人們現在叫這個圈子為公共領域或者公共空間。那些為後人矚目的作家如托克維爾,卡萊爾,孔德,克勒律治和約翰。穆勒的父親老穆勒等,都是其中之人物。

我們不知道這個時代是否也是一種舊死新未生的時代。但是,在這個圈子里,我們確實看到了活躍在舊時代的藝術家們的生活臉譜和思想花朵。記得有一位被采訪者談起貝多芬的藝術。是的,貝多芬是跨時代的。他是永遠被演奏,被演繹,被試驗的。我們的歷史遺產,在一個新的接受者那里,應該是歷史和今天,今天和未來同在。

中西文化的踫撞和融合

這個哲學式的命題是否脫離了我們關心的藝術事件,藝術人物呢?我想沒有脫離。

之所以將某種哲學,其實是美學,融入我們的藝術,是因為我們采訪的大師,在談論藝術,書法和繪畫的時候,口徑一致地宣稱,藝術不能沒有底蘊深厚的思想積澱;這個思想積澱,是其創作和鑒賞藝術的前提。雖然,文以載道,或者藝以載道之道,在今天,其內涵何在,人們爭論不休;人們也許要說,像西方現代藝術家顛覆古代藝術家的創作意旨一樣,也許,人們,藝術家們,會像杜桑一樣咒罵且拋棄美和崇高。雖然杜桑是極端的反惟美主義者,但是,西方藝術之創新,的確是一個本質的創新——當我們看到,前如畢加索,後如瑪格麗特和艾舍爾的作品時,美的範疇和歷史之崇高的介定,的確被打破了,跨越了。他們,瑪和艾們,的確走出了他們前輩的柩穴,而真的做到﹕走向正,負兩面以外的新世界。這是西方藝術和藝術家提示給我們的範本。如果我們走在真正創新的台階上,那麼,以不可取代之新,來融合不可取代之舊,就會有新,舊合一的新結構出現;反之,新,舊,就是不可融合,互相對峙的;新,不成器為新,舊,永遠失之為舊。

這是問題的一個著眼點;另一點是,我們如何看待西方繪畫乃至西方思想作用于中國文化。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其中,像吳冠中,熊秉明,乃至潘天壽,林風眠諸公,都是受益法國繪畫營養的大畫家。在他們身上,發生了如何西學中用,中學西法之問題。像熊先生,他就將似乎擬古不變的中國書畫藝術,變成了一個新事務。在其居室大堂中,就親自手書一副橫寫的新詩橫幅,以示創新。依筆者拙見,作為書畫的中國藝術——周汝昌先生說,就連大英博物館館長,也拿他無可如何——倒是和西方音樂中的奏鳴曲法有成就上的雷同。這是指構思上的雷同。其快慢,輕重,側重與省略,乃至整體的呼應等,取法很是相似的——這一無聲(勝有聲)之藝術,不是在現實一個架構立體的追求嗎?

至于同樣潑墨作畫的現代派畫家波洛克,當他在畫布上潑灑油彩,而形同舞蹈的時候,的確,不能不說也有中國人舞字成墨之藝術。

哲學大師兼書畫家饒宗頤先生,是熟諳西學的。他其實不但懂得西洋,還是和著名學者如季老季羨林,金老金克木一樣,也懂得東洋之術。在我們的采訪中,饒先生對于印度等國家的文化娓娓道來,讓人“聽”而觀止。他說道——

問﹕錢仲書也受他父親影響很大,他算是真正有家學的。您後來在香港曾經和一個使館的秘書學習梵文。

答﹕哦,巴郎基吧,他是普庫那人,是印度駐香港的一等秘書,以後他做過韓國的大使,他現在還在。他原來在中國留學的,是唐蘭的學生。我跟他交換的,我教他《說文解字》,他教我梵文。

問﹕哦,那你們基本上是對等的。

答﹕我代價很高。他的父親是普納大學的一個偉大的教授,後來我到印度也跟他父親念過,父子都是我的老師。

問﹕那您當時跟他交換有多長時間,有一年?

答﹕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

問﹕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了,一個浩大的工程。

答﹕一個禮拜一次,我們住得很近,每次他到我的家里來,他告訴我很多印度的事情。

問﹕有很多人都對梵文很感興趣,有一位老先生叫朱季海,也是無錫國專的,學問非常好,幾個月前我還見到他。

又說道——

問﹕《觀堂》只到過東洋。

答﹕他美國西洋,沒到過印度,沒到過美國,我都到過。

問﹕但是基本上還是基于古文字,另一個屬于開創性的像戲曲史,這很不得了的。

答﹕這兩個研究是毫不相干的。

問﹕您的好多研究也是毫不相干的,有的相干,有的一下跳得非常遠。

答﹕對,我的好多研究不太相干。像我的《漢字樹》,現在有了日本的譯本,研究的是古代的符號,我做比較,我花了很多時間去學很多東西,研究字母。

問﹕您好像對梵文在內的好多字母都研究過。

答﹕都在研究。

問﹕希特勒的那個“萬(符號)”字。

答﹕我有一篇文章談到過,印度叫“所斯卡”。

問﹕是從梵文來的?

答﹕不止,這個早得很。印度文到處都是所斯卡,像我們的“福祿”,是表示吉利的。現在我研究西亞史,就是古代的伊拉克文明。

問﹕古代伊拉克就是巴比倫文明吧?

答﹕對,那個時候的蘇美爾文化也有所斯卡,一直到中國來。你可以看一下我這本書,同書法有關系。

問﹕對,陶文肯定是跟書法有關系的。

答﹕我把中國所有的陶文列在一起,同西洋的東西進行比較,這個是有開創性的。

問﹕您走的地方非常多,基本上是走遍世界了,您也親眼看到了好多遺跡,包括景觀,這個對您的學問和書畫藝術應該說是有巨大的幫助。

答﹕英、美、法、印度,這些國家都是最大的文化國家,它們都有巨大的博物館。

問﹕您每到一個地方都去看博物館、美術館,以及文化的名勝?

問﹕有人把您叫做“文人中的文人”,其實這是非常難得的,因為中國文化和其他國家的文化不一樣,中國是個文化大國,所以在這樣的國家,您能夠被認為是“文人中的文人”,是非常難得的。

最有趣的是,曹鵬先生(『中國書畫』主編)和饒先生談到了如何理解形而上問題。請看一段短暫的對話——

“問﹕錢鐘聯先生對您的詩詞評價很高的。

答﹕他給我吹得很高,他說我的詩超過陳寅老,但我不敢當。

問﹕但是陳寅恪的詩並不太高。

答﹕他是學晚唐的,他的境界有點崛,這跟他的身世有關。我的詞他也批過,他說我是現代主義,因為我把很多現代外國人的思想用在詞里頭,我讀過很多外國人的東西。因為我提倡一個叫做“metaphysics詞”, metaphysics的意思是“形而上”,“形而上的詞”是我的主張,這是我的詞中最特別的,可以說是講哲學、講思想的。

問﹕在英國是叫“玄學詩”。

答﹕就是“玄學詩”。這個東西是新開拓的,我希望人家可以跟著走。

問﹕玄學詩在英國是很有影響的。

答﹕它同哲學是分不開的。”

他們談到的形而上問題,是時下引起許多學人關注的問題。筆者有意將此話題擴展若許。也許會讓讀者中人一起討論。因為,要談論這個問題,還要繼續將其問答看完。在采訪的結尾,饒老回答了一個同樣和形而上有關的問題——

問﹕在文學藝術里有一個概念叫“不朽”,那麼對死亡學和藝術的關系您是怎麼看的呢?

答﹕中國人有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藝術主要就是“立言”,但這個宗教意味太少。中國人的宗教感是比較缺乏的。

問﹕對。在藝術這塊,很多人都說“藝術是不朽的”。

答﹕西洋的藝術和文學都是從宗教里生出來的,這是和我們中國最大的不同。

問﹕但是從《詩經》往前,我們的藝術也是從宗教里生出來的。

答﹕也有。

問﹕有人說文字也是從宗教里生出來的。

答﹕當然。

于是,這個沒有展開的問題,一方面,說明了問答二者涉及思考之深,也說明,藝術涵養應該是和思想的深度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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