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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和鴨嘴獸--艾科訪談錄

劉自立譯

世界馳名的意大利符號學家和小說家W.艾科于九十年代中葉,一度在他的新書《康德和鴨嘴獸》出版之前,前往美國布朗大學,並在所羅門大廳發表了他的演說。以後,又接受了出版者的采訪。這里是他接受采訪的中譯文。

訪者﹕首先,可否談談你最近的工作?及最近的計劃?

艾科﹕我剛剛完成了一本怪書,今年夏天我打算收集一些新的材料。現在我準備寫一本新書,大概要準備半年到一年,這本書的題目叫《康德和鴨嘴獸》。寫作此書是要試圖回答我的學生和研究者提出的問題,何以二十年來我一直拒絕將《符號學原理》加以重版。符號學理論肇始于1975年,在那時候這個理論還可以約略可言,但是今天,由于文化研究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試圖一般性的概括這一理論已經不再可能。我不可能談及心理案件,是因為那時候這樣做是被禁止的。如果我們不把這樣的素材置于“黑箱”操作,我們又如何將它加以描述呢?是的,那是基于一種學院的要求。我想過,我必須回到康德和他的概念系統。我一度確信康德在很晚才在他的體系中引進了這個系統概念,因為直接觸及這個系統將使得它處于爆炸的狀態。

所以我們何以要提到鴨嘴獸?鴨嘴獸是一種虛構的動物,它挑戰每一個已經存在的門類器官。當它出現的時候,我們無法對其一辨真偽,因為它一度被帶來倫敦,動物學家說過,“那是一種虛構,它是動物標本制做人的杜撰。”而後,人們花費了八十年的時間來確認它是不是一種哺乳類動物。康德出版了他的最後一本書以後,鴨嘴獸方得發現,所以,我確信康德無緣與之相見,對它聞所未聞。所以,我們的困難是,對于康德,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是否他一定要界定鴨嘴獸?我的意思是,一個動物學家,他對于狗的情況了解很多,而我,卻知之甚少,而我們兩人都能夠說,“這是一只狗。”從而分享這一共同的知識。這樣的知識來自于直接的目擊物,而非像我們識別一只狗那樣,依靠一種與之相符的虛構系統。

在《符號學理論》一書中,還有一些我沒有涉及的關于鴨嘴獸的事情,但是我可以使用鴨嘴獸這個用詞。你看,鴨嘴獸這個詞,不是我們對于理解它的最好的方式嗎?對它進行一種設計。是作為一個畫家而不是作為一個科學家去理解它。也許用人工的視覺來復制鴨嘴獸,把它當作一幅藝術作品來看待,設計它和再生它,你能夠發現它的運動,它的姿態,甚至可以從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它。這是建立概念系統的一種方式,以至于它只能透過美學的功能才可實現。

是的,關于這個系統。我有一個理性的系統,比如說看待老虎,一個孩子,可能在先沒有看過老虎,知道他後,才看到它,在戲院,在動物園,但是社會已經提供他一個充分的,定型的,因果的,關于老虎的臆像,而我相信,這是一個社會的結構。然而對于鴨嘴獸又發生了什麼呢?在這一點上,我不能尋求社會幫助我。為什麼他們把鴨嘴售叫做水鼴鼠呢?因為他們運用了前世的社會系統。一只鼴鼠--這只鼴鼠生活在水里,他是一只水下的鼴鼠。我以馬可。伯羅的故事,作為我的書的開篇。他看見過獨角獸。然而事情並不全對,他說,它不是白的,而是黑色的。它看起來像一只斑鳩。它有那樣的皮毛,而且,是一只犀牛,他對他的作為饒有興趣;他從來沒有見過犀牛,他的第一次沖動是鱗選了前世存在的社會文化系統,然後付諸應用。然而這個社會文化系統的應用,卻耗費了幾百年的時間。

我為什麼談論這個系統呢?一如我說過的,我正在談論我的未成之作。這個問題至今仍舊困惑著我。

訪者﹕你打算怎樣解釋“作者和他的詮釋”這個難題。

艾科﹕你知道,作為個人我是分裂的。我能夠做一種很為學院風的演講,但是當我來選擇適當的人選的時候,我被要求隨大溜了,這就是我要選擇的演說。首先,我要解釋,何以我不相信小說家的寫作能力受到懷疑這個問題。這本書,這個文本,qua的文本,是具有權威性的,是符合這些詮釋的,即便它反對我的意圖。有時候我也許會說,他們可能是正確的,即便我並不理解,或者了解。在另一方面,我也許會說,用這樣的方式閱讀此書是不可能的。

訪者﹕你經常寫到你的讀者誤讀你的著作的情形。你是否發現,在聆聽你的演講的你的不同的讀者之間有哪些改變?

艾科﹕這里明顯地存在不同,我為學者及其團體撰寫的那些文章,不同于我為大眾所寫的文章。我要強調我的理論的軸心觀點;寫作產生類型的和理想的讀者。所以,我不能在寫作時考慮我要為家庭婦女寫些什麼,比如說,為士兵寫些什麼,抑或兩者兼顧。我希望能夠產生反饋得當的讀者,我希望他們接受我的傳達而成為我的文本的正確的理解者,不論他們是家庭婦女,是戰士,是司機,抑或是哲學家。我想,只有兩種作家為了前世的目標而寫作﹕為追求書籍印數的通俗寫作,明顯的,我想把書賣給家庭婦女和士兵;最暢銷的小說--我想,是寫給那些海濱讀者,或者是從書中喚起性感和慰籍于傷感文字的讀者。依隨這樣的感覺,那些讀者都有明確的閱讀目標,並且有著明確的閱讀規則。現在,典型的所謂後現代寫作的描述,是一種反諷。我想我在擔當著雙重的角色,反唇相譏的游戲空間,是在披風和短劍之間進行的,所以我希望讀者參考前述文字的閱讀標準,以了解我的plein doel或者反諷地了解相關的兩個主導觀念。然而我同時理解有一批完全民族性的讀者,在剛剛接觸我的書的時候,會出現雙重的理解,不管是他,還是她。有鑒于此,我認為“是的,我不只是為了他們--我的客戶寫作。”

訪者﹕所以對于你的作品可以有許多方式的解讀,被不同的讀者所閱讀?

艾科﹕你看,我們可以提及在《玫瑰之名》這部電影中發生的情形。這是一部好電影,的確。導演非常精彩,很有修養。很明顯,他把電影處理成為一部犯罪影片,而不是聚焦于它的理論色彩,政治性或者它原本應該具有的那種哲學的性質。所以按照這種方式,JeanJacques Arnaud是把它看作一部民族電影而作出反映的。他必須作出選擇,所以他選擇了犯罪故事的線索及故事的其它方面。這是這部作品可能的骨架之一。你的讀者選擇了一些情節,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確信,雖然他們可能作出選擇,他們做出了選擇,也就是說,他們寧願選擇犯罪題材,以替代一部理論性的著作,這個犯罪的題材,是按照他們的頗有想象力的框架形成的。

訪者﹕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你的小說試圖引導那類讀者?在全世界,你影響了幾百萬的讀者。你希望傳達哪一類的信息?

艾科﹕我認為存在著一個新的閱讀圈子,他們愈來愈希望讀到復雜的故事並對此加以欣賞。也許,我不是指我本人,而是當代的許多作家,但是,也有一種可能,有過一些出版家,他們認為讀者基本上都是一些笨蛋,從而塞給他們一些劣質貨色。但是他們不願意這樣。他們有著太多的這樣的贗品。他們希望挑戰經驗。我記得有一位偉大的女士,海倫。沃爾夫,也就是海淪和科特。沃爾夫書店,為了出版我的《玫瑰之名》,在紐約與我見面,她的意大利文甚佳,她告訴我,“我很喜歡這本書,然而你知道,在這個國家,沒有人還能見到哥特式教堂--紐約客,一些舊金山人,可能是一些很有修養的人,喜歡這部書的人他們生活在中西部,這本書大概可以賣出3000本,你能接受最高3000本的印數嗎?”我說,“可以。出吧!”

實際上,賣出了一百萬另一半,也許是二百萬。最有挑戰意義的投書來自中西部。這些提出挑戰的人,關注少數幾個問題,他們被那些來自異鄉的經驗所刺激,因為書中的描述與他們顯然無關。所以,他們並不希望獲得《文摘》。或許,是的,一周六天出版,然而第七天安息日,有些事情你會咀嚼。這意味著出現了新一代的讀者,他們不需要為智力工作效勞,他們應該受到尊敬。

訪者﹕撇開智力工做這一話題,你如何回顧這些年來符號學的著作,在意大利,法國和美國,你如何看待它在發展中的一些變化?你認為符號學已經落在了後結構主義的後面了嗎,抑或它在政治和理論領域尚有其沖擊力?

艾科﹕首先,我對于符號學是不是一門學科,考慮得並不久,抑或說它是一種科學。我想,它是一種單元的名稱,抑或是一所學校的名稱。當我們說醫學--何謂醫學?你可以說有外科,針灸,核子醫學,小兒整型。所有這些學科都有其共性?正是從不同的觀點出發,他們都有其共同的難點。我想,符號學面臨同樣的問題。你有一個技術上的困難,當我們說符號學家的時候。在依據認知的觀點今天接近它的時候,你會有興趣你了解這個詞的意義是哪種方式,抑或在你閱讀政治文章的時候,遇到過這種方式。我發現它賦予成果,它們比較這些成果。

早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引起歐洲人的興趣的,也就是說,羅蘭。巴特,所謂技術利益相當于社會政治利益。與此同時,他們分析了廣告,政治術語等等。屆時也許在美國,它首次上升到學院語言研究的水準,然後一步一步地固定了它的性質,文化研究,等等,由此,在這個方式里,產生了與此相反的運動。但是我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有關于此的麻煩,在這個國家里,許多人混淆了符號學和解構。對我而言,它們的確是大向廷徑的。我會對此講講我從六十年代迄今,造訪美國書店的故事。一段時間,書架上胡塞爾,佛羅依德,馬克思等人的書籍都算做了“大陸”學派,放在一起。在一段特定的時間里,像符號學一類書籍,都歸入“結構主義”,但是在七十年代的某些書店里,書架上被冠以“結構主義,女權主義,電影藝術”。似乎符號學,成了人們智力于電影和心理學的手段。然後,在《BARNES AND NOBEL》一書中,你發現了後結構主義,在這本書里,你發現了德里達,符號學,迦馬,等等,等等。但是在劍橋的哈佛大學的書架上,它們統統歸放于“知識”(cognition)欄,但是我發現我的書被放在了“符號學”的位置上,而另一些,放在“哲學”欄上,《讀者的角色》放在“文學”架上。混亂在持續著。現在看來,似乎文化研究有了另一種規則和新的因素。有時,它可能寧原改變我的書的封面,而叫它為文化研究,抑或叫傳播學,而後,它們會放上別的書架。

訪者﹕你怎麼看當代媒體和文化研究之間的沖突,也就是說,比如說伯明翰學校,這個州的作品,和符號學?這里,比如,在布朗,符號學現在改名叫做“現代文化與媒體。”你如何看待這種衍化,在不同的傳統之間,它們是一個涵義嗎?

艾科﹕我想這經常是一種表面現象,在這種現象中,標簽往往變得異常重要。在此情景中,在歐洲,事情被中心論控制,有時是如此怠墮于改變一個單元,一個規則的概念。你保持老名字,你欲其所為。在這里,一些相反的事情發生﹕為取得研究經費,你必須貼上新的標簽。長久以來,“認知”往往變得時髦,因為你有此選擇就會得到鈔票,如果你選擇了心理學,無人會感興趣。人們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在此意義上說,我不準備太多地考慮標簽的問題。

所以你不想看到不同的閱讀方式?或者,這些標簽固然重要,但是,它們太多重復,特別是研究不同文本和文化時的話語系統?例如,倫理學研究,抑或“高級”研究,和人口文化扮演的角色?

艾科﹕解釋自然必須根據不同的規則。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能否依據他們自己的宗教詮釋,來準確地關注康德呢?我的印象是,土著美國人閱讀康德只能采用一種方式,而顯得不那末自由,不論是男,是女,然而不論是他還是她,都會保持一種宗教的猶太保留地。在他們寫作的時候,他們有權理解十八世紀的文字的含意。多元文化的困難在于,不能使得每一個人,都拘禁在他自身的猶太居留地。我絕對同意亞洲人或者黑人知識分子的觀念,在學校里,一定要教授可蘭經和佛教,然而,如果有人說,“我想自由自在地閱讀莎士比亞而依據dogon的神話,”這是一種令人吃驚的經驗,是的,好,你準備允許了解一種經過選擇的閱讀方式。二者兼備,是你閱讀的權利和特權。我覺得煩惱的是,歐洲的學校,總是教授伊利阿德和奧德塞,而非聖經,抑或可蘭經。我是一個世俗的人,然而我只是欣賞他們只是教授荷馬。在此情形下,多元文化是一種被動的力量。但是把穆斯林的小孩放在學校里,只是教授他們可蘭經的主意,相信是他們的權利,不,那是一種新的壓抑和禁錮的方式。

訪者﹕用何種方式能夠在你的百科全書里包容所有這些差異,這些文本?你如何建設這個多元文化的世界歷史?

艾科﹕啊!是的,首先,我在最寬範的意義上,一直在說,今天的學校,有權處置各種不同類型的教學動機,比如說看網,看電視,等等。今天,一個孩子,知道到哪里去尋找伊拉克,利比亞,等等,靠著電視。靠著一個優秀的cd-rom,你可以教授一個男孩或者女孩地理知識,只用一周時間。我的百科全書,在此情形之下,是對出現不同文化交叉參照系統的幻想。

所以,我告知你,基于一個神秘的理由,西班牙城市VALECIA決定在2000年舉辦一個巨大的國際展覽會,聚斂很多錢。我應一些朋友的建議而參與其中。我建議在一處極大的開闊地上舉辦一個身體展覽,而且,他們能夠被濃縮到cd-rom中去。2000年發生的這件事,將產生橫向的文化互補,歐洲文化走進美國,等等。所以,這個托盤使得閱讀人類的歷史成為可能,至少,可以了解埃及的,關于Neanderthal人和Cro-Magnons人的些微信息,從而在歷史的時間里開始,讓我們說,這是5000年輪回的發現。它將顯示歐洲的事情發生在古羅馬帝國,也可能發生在中國。過而言之,也可能發生在斐濟島。這個托盤還允許使用者進行兩種操作﹕一是確認連接點,像1492年哥倫布的的航行,還有英國航海家科克。

訪者﹕這項工做如何進行,你如何把日期,名姓和事件鏈接在超文本(hypertextaul)之中?

艾科﹕鏈接,是的。一段時間,各種文明有所接觸。設想這個托盤是一次展覽,你有許多平行的走廊,一處是歐洲的走廊。在馬可。波羅時代,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走廊是開放的。1492年,歐洲和美國之間的走廊之門打開了。你馬上能夠看見那時候的文化踫撞,抑或發生一些文化中的交叉事件。然而,你同樣有權知道,在那段時間,讓我說一下,聖。奧古斯特還在世﹕是的,這里有一個文化交叉的鏈接。聖。奧古斯特是一個非洲人,以至于他成為西方教堂的博士,和小亞西亞的東方教堂有所接觸,在那段時間,三塊大陸有許多橫向互補。而你有權知道,他在世時,斐濟島上發生了什麼?你能夠審視斐濟島那條走廊,即便你現在不能對它有所觸及,因為這個托盤無法鏈接,在這個現實的博覽會上,沒有門。可能在2000年後,斐濟島上會發生雷同的事情,不存在發生改變的巨大因素。所以,如果你勘查聖。奧古斯特時代的斐濟島,再勘查那個時期的哥倫布,你會發現,發生的事件都是一樣的。然而,你對中國做同樣的勘查,你會看到另一種局面。如果你看墨西哥,你會看到阿茲台克人和托爾台克人的帝國的興衰,等等。所以,你會成為一名十字軍般的探險家,意識到如果事情發生在歐洲的話,會發生在所有的地方。法國革命,在故事中,成為與此無關的話題,因為它不是文化交叉的話題,除去拿破倫出售路依斯安那島給美國。羅伯斯庀爾的被斬首,在那個景象里引起憂慮。與此有關,路易xiv的角色至關重要,僅僅是因為法國向太平洋的拓展。

訪者﹕你如何估價這個超文本系統,也就是多元線索,試圖放松契入歷史的歐洲中心論嗎?

艾科﹕有此企圖。它並不否認路易xiv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有時候,我們不要把他看成那末中心,還要看到其他被隱藏的,被遮蔽的現象,但是,這只是第一種看法。為之工作的人們開始了一個真正困難的結構。

訪者﹕你參照斬首這個詞的聲音,也許可以做成一個比喻;我記得不久以前我采訪你時,你談到如何看待互聯網的“acephalous--即無首系統。

艾科﹕你看,從翻譯的角度看,我以為不能替代斬首也就是a propos 。但是,是的,對。

我想許多人混淆了不同的難點。在我昨天的演講中,我試圖界定讀物和參考書的關系。參考書是百科全書,字典,歷史手冊,像我的百科全書一樣的超文本。莎士比亞是一種參考書,比如說,我想在他的書里找出“end”這個詞的出現。但是如果你認為莎士比亞是一種讀物,讀物是一種交響樂。這種開放的故事,像喬依斯的台詞,相當于新阿爾良擁擠的大學。爵士樂的出現,並不能廢除貝多芬,或者伯遼茲。今天的演奏不同于昨天的,所以一部交響樂可能總是一樣的,然而在紐約的三次演奏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可能有兩種不同的文字,或者人們的舉止。

訪者﹕所以二者之間無法競賽。

艾科﹕不,他們能耗相安無事。聽交響樂,玩吉他--或者依我所願,錄音者--是完全不同的實踐。並不是因為我能彈奏吧哈而不願意聽古爾德的哥德堡變奏,或者和朋友一起演奏即興曲。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種台詞的敘述會出現兩種實踐。你需要閱讀單一權威的書籍。我說過,當我閱讀《戰爭與和平》,我寧願娜達莎嫁給安德列,而不是從ANATOLE逃跑;我偏向于我喜歡的這種方式。然而命運的意象,生活的意象是我無法改變的。這本書已經完成了!就這樣。你可以加以詮釋,詮釋,而它,是存在的,存在的,你必須了解,它的存在。它的存在,你不能移動它。而後,還存在別的材料。我不認為巴蕾就那麼好但他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巴蕾和搖滾不同--二者都令人興趣盎然。我不能只選其一,不選其二,因為,好吧,也許巴黎歌劇院的舞蹈家和滾石樂舞蹈家,都能讓我舉案齊眉,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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