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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百年大慶（上） 劉自立 大公報一百年，是個大慶，不是中慶也不是小慶。從規模上看，上至頭面人物出席各地的諸多慶典與揮毫題詞，下至各色人等主持和參加的茶話會，音樂會，紀念會，以及一直以來，就此主題發表的幾十種文章，可以說是人盡其力，物歸所值了。 百年過後，一些報紙仍舊在發表紀念大公報的文章。京，津，滬等地是最爲熱鬧的所在。凡是和大公報有關的大人物或者小人物，或者不大也不小的人物，都忽然出現在各種場所，或發言，或吟咏，甚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本來是極少數人關心的大公報問題，好像在幾天之內，成爲幾乎是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的口頭禪。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不是壞事。儘管談論者之間對大公報各懷見解，甚而是天上地下，完全不同的觀點。但是既然是要慶祝一個大吉大利的日子——比如說香港，還爲此舉辦了賽馬會——-——就應該是兼容幷包，有容乃大。 左，中，右幾派人士的說法，雖然在精神的層面上依舊徘徊，但是其現實的存在，應該說是發源于歷史當中，而不是在今天。因爲在今天，公然說大公報是反動派的報紙，帝國主義的喉舌之人士，實在是提不到臺面上來。可是，在表面化的大一統的舉國歡騰裏，我們還是可以發現慶祝中人的各種不同的面目及其不同的觀點乃至不同的立場。沒有什麽東西在推杯換盞當中隨興而去，雲飛霧散。自律，這個詞，是無處不在的；各色人物爲了他們的立場，在嘻嘻哈哈裏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傾向性。這個傾向性，在今後的日子裏，是會塵渣泛起，而對大公報做一種新否定的。雖然，大慶的公道自在人心，已經不同以往，大公無報的聲譽雖也與日俱增，大公報的本真之再現，雖然接近了歷史的本真，但是，大公報之後繼是否有人，大公報會不會在今後的中國，依然以其民間的面目出現，將是對我們紀念此報之最嚴峻和最棘手的考驗。如若不是這樣，那麽，大公報的陰魂，還是不會因爲一場好生熱鬧的慶祝而榮歸故里的。因爲，在這個紀念日中，我們已經看見了許多似是而非的人物和似是而非的觀點，在魚目混珠地愚弄著人們，愚弄著青年人，甚至可以說是在愚弄那些對大公報幷不瞭解的中年人。 讓我們來澄清一下這樣的面目吧！ 一，有兩個大公報 什麽叫有兩個大公報呢？ 這是一個極爲明顯的判斷。因爲，在1949年前後，大公報發生了歷史的巨變。以蕭乾等人發明的所謂大公報的“起義”事件，雖然現在被許多文章所否定，但是大公報還是按照一種否定的面目被拉進了紅色歷史。他的人員或者說是被定性爲資本家的，如總經理，或者說是被統戰起來，如其總編輯，都處在一個産權不清楚的地位。有左派說他是官僚資，是國民黨政協系的報紙；又一說，是所謂的民族資本，是同樣要被合營掉的。從實際的經濟狀况而言，大公報職工的股權是被盡數剝奪了的，迄今也未歸還。只是王芝琛先生撰文做過一次清算。算是是個虛擬的“變天帳”。沒有人敢于對此提出任何异議。也幾乎沒有人想到過要確證這個産權之歸屬。按照存在决定意識的理論，大公報人的地位與其說是一種新生，不如說是一種服從。這還是說的在五十年代初期的事情。到了公私合營時期，大公報人的私産當然是蕩然無存了。不但是蕩然無存，還要和無產階級一起來敲鑼打鼓地慶祝這樣的蕩然無存。反右開始後，大公報人的地位以王芸生先生爲標志，極爲顯然地被正式推進了冷宮。王先生那支風雨叱咤的筆，被正式排除在報紙版面以外。他的“專職”，就是來寫一篇自掘墳墓的悔過書。直到八十年代他的去世，他作爲一代報人的權利已被徹底决斷。他是以所謂的政協委員和中日友協會的成員，來參加那些被指定的官方活動的。他的周圍，已經沒有大公報的任何影子存在了。于是，在北京永安路那座大公報的辦公大樓裏，王先生的身影已經是名存而實亡了。 之所以說到芸老，幷不是再重復他的歷史和經歷，許多杰出的作品已經將這個人物和盤托出了；之所以說到這樣的一種情形，是因爲我們要以他爲兩個大公無報的分水嶺，來解析前面一個和後面一個的實實在在的不同。 有學者早就指出，除了嚴複的報頭題詞是一手所爲之外，張季鸞和胡政之的大公報和後來的北京及香港大公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報紙。這是一個本來十分明顯的和十分簡單的道理。前者是民間報紙，是提出過“不黨”爲其重要宗旨的和基本宗旨報紙，是所謂的“文人論政”的報紙，是所謂的鼓吹“中道而行”的報紙，是對共，國兩黨都做批評的報紙，等等。但是北京時期的大公報是在党的領導下，主要做財經報道兼顧國際報道的報紙。而香港大公報的宗旨，當然也不是批評共，國兩黨的自由主義報紙，而是在新華社領導下的，黨在那裏的喉舌。難道這樣的定位有什麽錯誤嗎？ 在這次慶祝活動中，香港方面的文章，很不容易地肯定了大公報提出的著名的“四不”原則。“四不”的首要一“不”，即是張季鸞提出的不黨：即“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爲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于是矣”。 這個“不黨”，對于1949年以後香港大公報是一個極爲顯然的諷刺。那裏的大公報何以不黨，是對誰不黨呢？是對國民黨嗎？還是什麽其他的黨？因爲顯然是不可以對共產黨不黨的！退而言之，是要肯定歷史上的對于國民黨的不黨嗎？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因爲，大公報是一把兩面劍，是忽而不党于國民黨，忽而不党于共產黨的。所謂的“小駡大幫忙”，不是因爲他對國民黨也作出了大駡而應該作出平反，而是因爲他本來就要開駡于所有之黨派在他看來之不端的行爲的——比如說，他不但反對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某些所作所爲，還對張君勱等人的党如國社黨和青年党，提出過批評——因爲他們參加了四十年代的由國民黨召開的所謂的僞國大。（見《張君勱傳》）因爲大公報的立場是第三者，是中庸之道，是不黨！而不是第一者之附庸，或者說是第二者之附庸，或者說是第N者之附庸。這類觀點早已被許多卓有此識的人士寫得很多，很多了。 爲了反駁大公報的不党，一些反對派人士還將張先生季鸞之與蔣先生介石之過從；王先生芸老之北上的問題，屢做文章，屢做推論，籍以說明大公報的不黨之虛枉。這裏不得不贅論數語。 張先生是和蔣公有過從而且不同一般，可以確定。那是以他大駡過老蔣的“戀愛加革命”的人生觀開始的。他還在大公報刊出了反對西安事變和張學良的文章，而提出國家中心論。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張先生之于老蔣，是因爲老蔣的某種寬容，如果他嫉恨于張文，那麽後來，何以成爲一個私交很好的友人呢？老蔣之于張先生，當然也是主要因爲抗戰的一致主張使然。儘管有所謂的“緩戰”論（著名學者陳寅恪亦持此論！）和“明耻教戰”之說法，但是抗戰的正面戰場的領袖人物還是蔣介石。這一點，使得張，蔣之間産生了大框架一致的前提。所謂的支持以蔣介石爲領袖的國家中心論，也是抗戰時期的特殊産物。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持同樣一種觀點于當時特殊的政治與國際環境。 當然，從張先生一度出任孫大總統之秘書，爲他起草就職宣言而言，蔣的對孫中山的敬重，多少還是有愛屋及烏之延續的。而張先生反對張學良的做法，也不能不使蔣對季鸞先生有“關懷之殷”“政見無爭”之誼。 然而，張固然可以和老蔣有私交，但是大公報是在他的領導下，寫出過許多反對後方腐敗，堅持前敵抗戰的精彩文章的，是絕對針對蔣政府的。私交歸私交，是公私兩分開的。蔣幷不能控制張先生的報紙及其主張。 最後，這和毛澤東領導《人民日報》的鄧拓和魯英是兩碼事。 再說王芸生之北上。他的北上，在臺灣方面看來是被勸降，和上述“起義”說法有异曲同工之嫌。王之北上的條件是他的自由主義立場的一個關鍵方面。在40年代末，王對何去和從，的確焦慮在胸。困惑很久以後，由中共方面傳來的信息讓他産生了一個大誤解。中共方面的許諾是：首先，王還是大公報的首腦，不變。王領導的四館還是民間報紙之性質，不變。大公報的報名，不變。但是實際情形是，無一不變。大公報在川，在津，都已更名。 深而言之，王先生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認識，一是他是從大公報的全局著想，不是從他個人的前途著想。更重要的是，共黨在四十年代的輿論宣傳和對某些具體事件立場使然。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主張裏，中國當時被認爲是要實行新民主主義而非社會主義。這樣一來，他的統戰範圍就可以擴大到一切非國民黨人的身上，從而爲鼓吹成立各黨執政的聯合政府定調子。爲此，中共的首腦人物在[新華日報]等宣傳工具裏，大肆宣揚反對一黨制，主張新聞自由，同意實行歐美式的憲制/治，而反對實行蘇聯式的憲法。甚至對美國的林肯，杰佛遜的人權主張大加贊賞(注解)。所有這一切，也都對王先生的選擇産生一定的影響。至于以後，毛澤東的“我們就是獨裁……”的說法出來，生米也已經做成熟飯了。人們更加沒有想到以後的一系列人禍！天譴！ 其實，王的首腦地位在57年後已被取替。北京館的命運，完全在王的主控之外。王的風雲叱咤的一支筆，已被摧折。他只是寫一些文史類的閑雜文章來做閑暇之嘆。所以，王的北上是一個悲喜劇。王以他巨大影響獲得政協委員和其他職務是一個事實，但是和文人論政則豪無干系了。這不是他的責任，或者說不完全是他的責任。所以，才有後來他在晚年所說，對恢復大公報沒有興趣。因爲同樣一個道理，此一之報館和彼一之報館，實在是風馬牛之悖也！這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有兩個大公報。 于是，接下來的推斷應該是，北京時期和香港時期的大公報，是否是這樣的一種民間報紙呢？答案不答自明。 再說“文人論政”。張，王的一支筆的文章，社評，在許多此類著作裏時有所見，自勿多論。而北京大公報的社評，尤其是關于國際問題的社評，在五十年代，在國內外，尤其是在東南亞和日本，是産生了一定的影響的，是有公論的。北京大公報國際部的主要負責人的文筆，也是被許多讀者和業內人士所熟知的。但是，這樣的論政，和張，王的論政，可以說大相徑庭，截然不同。一個是遵命文章，是領會之藝術；另一個，則是我思故我寫，我寫故我在。是完全和黨的意志沒啥關係的。筆者八十年代末在香港新晚報，見到那時候的總編輯日寫一篇社評。但是那個社評當然也非不黨而論。有趣的是文人論政。1949年以後的報紙如果說還有文人論政的話，就轉化成爲我所稱的“紅色文人”論政了。如那時候有許多紅色文人，如于兆力等（是一個寫作組的筆名）等，就大寫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章。這樣的紅色文人論政，後來發展到一不算龐大的寫作小組，在北京的釣魚臺。[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就是在那裏出籠的。其中的主要筆杆子，出自北京的各大報紙和通訊社。北京大公報等報紙，是要完全遵命轉載他們的文章的。到了文革，這個小組解散後，又組成了文革時期特有的“兩報一刊”寫作組和後來的寫作組，如“梁校”（兩校——-北大，清華的協音）寫作小組，一個刀筆殺人小組。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有名的紅色文人裏，或者說，當時的白色文人裏，都先後出現了自我否定，自我新生，從而轉變爲真正的文人幷進行真正的文人論政的一代匡世之才。當時國民黨中央日報的總編輯，後去臺灣，參加自由主義之戰的殷海光；中共新華日報，新華社的李慎之，人民日報的王若水等，就是這樣的人物。他們將紅色文人在紅色時期的理想，先是轉化爲投身共産主義信念的熱情，繼而在經歷了理想被异化爲主義後，就從一個主義轉變成爲多元化的主義也就是自由主義了。這是我們在大公報百年冥誕時應該關注的一個動向。因爲，雖然無多大公報人實行了這種轉化，但是這樣的轉化還是明明確確地出現了，幷在産生極大的影響。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在考量大公報政治傾向的時候，同樣産生了不遺餘力，企圖將大公報儘量拉進紅色報紙的所謂的研究和僞考證。這樣的文章不但回避大公報之外的紅色文人之轉變，就連當時本來是灰色的，或者說起碼不是紅色文人的言行，都一幷處理爲向往共産主義的盲從者。他們的所謂的治學方式，還停留在階級和階級分析的一套老辦法裏，不能脫身。這是紀念和研究大公報一事中的怪現象，自當撥亂反正。 在英國統治時期，香港有許多報紙，面目不一，但是大公報的面目一以貫之，是灰色地區的紅色報紙。每一個普通的香港居民都瞭解這一點。因爲這是一個極爲簡單的道理。換句話說，真理往往是非常簡單而樸素的。 所以，北京大公報和香港大公報，可以幷稱爲一種大公報。此一大公報，是和胡，張，王時期之彼一大公報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可以說，北京和香港的大公報，是黨報，不是不黨之報。這個估計不是皇帝的新裝，反對這個看法才是皇帝的新裝。與時俱進的報人和對于中國報紙大業有所期待者，是否會問：那麽，爲什麽不恢復或者再創造一個新的不黨之報紙呢？抑或在兩制之香港，率先恢復或者創造一家民間的大公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