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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百年大慶（下） 劉自立 二，歷史的見證 不黨，將大公報前後五十年一分爲二，是歷史的事實。對此有清醒認識的人士爲數不多。其中最爲關鍵的是兩位，即李純青，唐振常。嚴格來說，他們是最有資格參加大公報百年慶典的。這裏說的所謂只資格，不是官本位裏的什麽大官兒小吏，而是說的他們的精神上的資格。讓我們看見大公報之精神建構力量的是他們二位，實在可以說是人們重新認識大公報之前驅。對他們做一個粗綫條的回憶和追懷，是必不可少的。他們的英靈雖然身後請冷而寂寞，但是在熱鬧的慶祝活動裏，在坊間各色式樣的文章裏，我們都會記得他們的名字，看見他們的身影。李先生重新認識大公報的文章，是在二十多年前發表于香港大公報的。他在文章裏首先質疑幷推倒了加在大公報上的幾項大污蔑的帽子，如；是國民黨政協系的報紙；如；“小駡大幫忙”問題等。唐振常的文章多研究民國時代的著名人物，對大公報人的研究文章多帶有親歷的色彩。八十年代末，他的一本[往事如烟憶逝者]，更是將大公報的著名人物幾盡寫其中。他的關于文人論證，文章報國的見解，也是可以進入經典定義的明目之篇。 對于他們，我們又想起那句“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之名句。 大公報碩果僅存的老人中，率先寫做大公報歷史與人物者是周雨。他的[王芸生傳]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畢竟是開山之做。這裏的開山，是指由他在文革後，第一人來寫王芸老。這以後，許多中年人和青年人都開始關注大公報的研究寫作。如王芝琛，吳廷俊，謝泳，丁東，智效民，傅國涌，劉自立，等一大批具有獨立見解于大公報的作者。他們的寫作特點，就是以文人論政的態度，來回顧文人論政的大公報。這裏，應該說，他們參與大公報之紀念是當之無愧的。 可喜的是，一批老大公報人，也在近期開始寫做大公報問題的文章。如：高集，高芬先生寫張季鸞的文章；曾敏之先生寫“文人論政”和胡先生政之的文章等等。雖有許多是還未動筆者，但是一如既往地關心大公報問題的許多大公報和非大公報的人們，也應該列入這個精神紀念之列。 再有，刊登過大公報問題的報，刊迄今也已經難以記數。關于大公報問題的書籍，也得到較多的出版。其中影響較大的，除去唐先生的各種文集，李先生的文集，朱先生啓平的文集，呂先生德潤的文集，孔先生昭愷的文集等等這些前輩的文集，還有王芝琛的《百年滄桑》，王芝琛、劉自立的《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等書。聚集起來，說不上汪洋大觀，也可稱爲頗俱規模了。但是文集也好，文章也罷，要窮盡大公報的原貌，還是有禁區要突破，有難點要析解的。王芝琛先生是接近禁區較多的作家。他被人稱之爲大公報的平凡專家。此譽實不爲過。在他筆下，大公報的幾頂戴盆之帽已經掀掉大半，但是還有未敢翻身之處。筆者在此做一個提示：如：王芸生在內戰時期所寫之《可耻的長春之戰》，就是因爲有人在新華日報上作駁，寫了《可耻的大公報社論》而無人敢于再析！ 這個問題是那麽可怕的一個問題嗎？是恐懼，還是謊言，在左右著人們的視野和心路，以至于談此而色變呢？簡單而言，革命之手段和革命之目的，應該是辯證的統一，如果世界上的確有辯證法存在的話；戰爭的目的是解放人群，還是塗炭人群，也是一個簡單的道理，樸素的真理；因爲不能認爲是要達到一個較大的解放，在一個較小的範圍裏就可以將目的和手段分離開來，以至大開殺戒。如果因爲要達到戰爭的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那麽這個戰爭的手段連同其目的，就大爲值得懷疑了。由此上溯到革命的合法性，問題的提法也應該是同出一轍，未有其他！人們籍自由而肆行無忌，是有歷史作證過；人們籍解放和其他旗號，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同樣地，更加肆意枉動，更是這樣。其結局是，手段的濫用，導致目的的完全之變質。 關于這個問題，極望有識之士終將會以事實爲依據而仗義執言！大公報的這個懸案，相信總會見天日的。 在這些可貴的大公報研究行爲中，也有幷不和諧的聲音。我們看到過近來出版的關于大公報研究和資料叢書五種，就是這樣的一種唐突之做。不去看他的其他四種如；關于大公報頭條新聞及關于大公報之報道作品的書，只是來看他的社評選，就不難看出編者的用意了。 歷史是唯一的歷史。這就是說，沒有以人的意志爲轉移而任意杜撰的歷史；雖然，人的意志，是歷史得以被推動的一種重要因素。歷史是和衆多的史學及其觀點糾纏在一起的；但是反映歷史規律或者說反映歷史譜系的史學，是歷史研究同樣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相反。 而且，這樣的反映應該是歷史事實之整體的反映，不是挑三揀四，爲我所需的虛假的反映。正像一句外國的名言所示，說出一部分事實，是最大的謊言。這是因爲，歷史和歷史事件間，是有其身之邏輯的；去掉這樣的邏輯，事實也就成爲謊言了。大公報在抗戰和內戰時期的社評，最爲膾炙人口，正因爲他體現了這樣的邏輯。所以人們可以將大公報看成是歷史的鏡子，而不是鏡子的碎片。因爲鏡子若損，歷史也就不堪了！雖然書之出版良莠不分，歷來如此，也是盡在預料之中事，但是我們還是要對這樣一套書來個疑義相與析。因爲他牽涉到公正對待大公報和大公報的言論。 從年代來看，此書收集的社評非常怪异，三，四十年代，基本上每年收集兩，三篇。這是就數量而言；就質量而言，他收集何種樣的社評，也確實是煞費苦心的。那些體現或者說尤其體現大公報風格之作，是儘量被排除在外的。實際上數量只少得驚人，是因爲他對于質量的忽視和擔心。這樣的“案例”還可以延伸下去。1947年，48年，49年……的情况也都大體如此。 贅而言之，大公報社評自英斂之時代至新記時代，名篇叠出，佳作無斷，充分體現了“文章報國”之風。報國之文章要以國是爲要，凡是國民關懷之事情，是不可以加以有意無意的忽略的。此其一。其二是，反映國是，就要商榷國是，就要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沒有獨立見解，不如沒有見解。此處可以重復“戴盆何以望天”這句話。芸老之見解，是對中國時政之見解，是對于中國歷史之見解，是對于當時的國際格局和中日關係長期研究以後之見解，是他的中道之行之見解，是對于蘇聯和美國都不尚恭維之見解，如此一系列的見解，才形成了大公報的社評之見解。是不可輕易得到之見解。不在整體上，或者說基本上在整體上完整地再現王先生文章的原貌，起碼是一種不嚴肅。 當然，王先生的見解是和當時汹涌澎湃的社會思潮一而二，二而一的。他的文章之風格，他的個人的觀點，和報紙之間，和歷史之間，契闊如此，形成一種張力。這是文人論政的一個起碼特徵，就是要有這樣的“一支筆”。這一支筆，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不乏其主的。從章太炎，梁啓超，吳稚輝，汪康年，張季鸞，胡政之到王芸生，都是獨當一面的社評高手。問題是，在王先生之後，中國的文人裏是否後續有人；文人論政是否後繼有人，這是慶祝百年的另一個問題的所在。 注解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摘錄）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裏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爲她沒有强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于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在中國，每個小學生都知道華盛頓的誠實，每個中學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與怛惻，杰弗遜的博大與真誠。這些光輝的名字，在我們國土上已經是一切美德的象徵。他們所代表的，也早已經不止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榮譽了。瑪克吐溫、惠特曼、愛瑪生教育了我們這一代。是他們使年青的東方人知道了人的尊嚴，自由的寶貴；也是他們，在我們沒有民主傳統的精神領域裏，築起了在今天使我們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長城。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數字和價值來計算的。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杰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够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