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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總被無情惱-我看胡蘭成

瑪雅

胡蘭成這個特別引起爭議的人物最近借張愛玲的風水,再次還魂,他的三本書首次在大陸出版引起海內外一片討伐之聲。我以前在專欄里提過的海外學者錢定平先生,最近也寫了篇《胡蘭成五題﹕且看游學大師如何做漢奸的符號分析》,我就忍不住草就了這篇文章,借談張胡之戀來評說胡的文章和哲學觀點與錢先生討論。我向來不問政治,他到底奸不奸、怎麼奸的具體歷史我還沒有時間考據清楚。我只知道美的文字總比一段亂世的是非更耐久。現在同情台獨的人士,也被人稱為台奸了,看來漢奸早已被“解構”。以後什麼時候又出來個什麼什麼奸的,比如京奸、滬奸、粵奸的,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歷史上奸不奸的事情,我看來看去都是一團亂麻繩、爛漿糊,不說也罷。

十多年前,我在波士頓的燕京圖書館就讀到過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當年我小小年紀,尚未經歷過真正的世道艱辛,人情涼薄,凡事俱以單純的善惡辨是非,薄情人胡蘭成的負心是惡,張愛玲的冷漠是善。然而越是年長,越是知道一點歷史,對胡卻越是寬容、理解。正應了張說過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這一對亂世男女的愛情,比起張愛玲任何一部小說來都還要曲折婉轉,讓人遐思玩味不盡。我想若是今生遇見胡蘭成這樣人,一定也是會給他心甘情願騙得“死翹翹”的。

胡蘭成的文章才氣

我推崇胡蘭成的文章才氣,近來更是把他放在張愛玲之上。如果把胡的美文比喻為桃花,應該是恰當的。其實胡是個男身女相,命犯桃花,他身上非常明顯地有女性氣質,也命里注定與女人糾纏不清,而身為老派男人的他卻最怕糾纏二字。文如其人,胡蘭成的風格可以概括為四個詞﹕綿密、細致、風流、儒雅。有人也用清嘉、婉媚來形容。並且把胡張二人的文體描述為異體同胎﹕豐澹華美,妖嬈一如佳人逼鏡,想見當年意氣風流,兩人竟可說才情一可敵國。胡蘭成當年的文名就比張愛玲的高,據他自己說當時他在淪陷區的文名比起七十年代的三毛還要高得多,且其主持戰時文化宣傳,以胡當時的身分判斷,此言當不為過。

我認為他的自傳散文《今生今世》和《禪是一只花》比其抗戰時的政論文章以及後來的文化論文都強百倍。我看在中國文學史上,他對故鄉浙江  縣胡村的描寫絕不亞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風情,堪為中國鄉土文學的典範。在文體上,他自成一統,如果沒有政治因素的糾葛,他應該與魯迅、沈從文比肩。身為一個舊式才子,他描寫女人的美好十分到位,甚至讓人有諂媚的嫌疑。如他寫張愛玲﹕“張愛玲的頂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種震動……她決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好的東西原來不是叫人都安,卻是要叫人稍稍不安。她但凡做什麼,都好像在承擔一件大事……連拈一枚針,或開一個罐頭,也一臉理直氣壯的正經。”沒有人像他這樣用這樣不同尋常的文字來奉承人。

張愛玲有一篇題為《愛》的散文,空靈飄忽、不著斧痕,世人多以此文來推測張愛玲理想中的愛情觀。其實這篇短小說依照的是胡蘭成庶母的真實故事。胡講給了張聽,張把它改成了小散文。這個故事也簡單記述在胡的《今生今世》怨東風一節。由此可見,胡蘭成的語態文體對張愛玲是有影響的,同為文人,他們之間的交流和借鑒是可以想象到的。說來奇怪,張愛玲小說《金瑣記》里的曹七巧竟然與胡蘭成的庶母神似,特別是七巧的晚年竟然如胡庶母的結局一樣。在《怨東風》一節最後一段里,胡是這樣寫他庶母晚年的﹕“她益發變得好勝逞強,待人辣手辣腳。她嫌老屋不夠暢陽,別出心裁,在西側建了新屋。又每年去杭州,在塘棲娘家置了產業。她生有一子在外頭。她辛苦找到了娘家,但是隨即不樂了。她的老爹娘竟還在,惟兄弟中有的已故,但是家道消乏了,反要女兒幫助。娘家人來俞傅村走動,愈承迎她的笑臉,她愈生氣。庶母後來是對親生的兒女亦不喜,甚至虐待,因為這也不如她的所想,她的一生就有這樣怨。” 你們看,是不是活脫脫一個曹七巧?

胡的文字妖媚,可以歸類為漢文學里唯美的一派。讀他的文章,心順氣平。與張愛玲尖銳冷漠的言語相比,他的言談是溫軟貼心的。與張消極避世的人生態度相比,他的態度是入世而積極的。他筆下無人無事不“好”,統統在他的眼里都是美的、妙的,都是天地的恩典,一切矛盾在他那里都得到化解。他真真心心地惜香憐玉,小小心心地討女性歡心。心高氣傲的張愛玲可以接受任何挑戰,就是承受不起這樣陰柔的媚功。也許胡蘭成這樣的人就是來人間向張愛玲索前世情債的鬼,二人不能天長地久,後代的“張迷”們只好怨天怨地。

在胡蘭成筆下,最為傳神的是他對女性的描寫。他筆下的女性形神兼備,擲地有聲。《今生今世》將近結尾處,胡蘭成道﹕“我與女人,與其說是愛,毋寧說是知。……情有遷異,緣有盡時,而相知則可如新,雖仳離決絕了的兩人亦彼此敬重,愛惜之心不改。《桃花扇》里的男女一旦醒悟了,可以永絕情緣,兩人單是個好。這佛門的覺,在中國民間即是知,這理知竟是可以解脫人世滄桑與生死離別。”他似乎是賈寶玉式的天生情種,尚幼小時見到新式打扮的王家大小姐便“我心里亦有愛意”。

胡蘭成在他當時主持的刊物里,為張愛玲的小說做過不少宣傳,我讀過的就有三篇為張愛玲量身定做的評論。可以說是第一位認真評論推介張愛玲的人。 在《張愛玲與左派》里,他與當時文壇的左派文學正面交鋒﹕ “有人說張愛玲的文章不革命,張愛玲文章本來也沒有他們所知道的那種革命。革命是要使無產階級歸于人的生活,小資產階級與農民歸于人的生活,資產階級歸于人的生活,不是要歸于無產階級。是人類審判無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審判人類。所以,張愛玲的文章不是無產階級的也罷。…… 藝術是什麼呢?是人生的超過它自己,時代的超過它自己,是人的世界里事物的升華,這超過它自己到了平衡破壞的程度便是革命。懂得這個,才懂得在張愛玲之前謙遜。” 胡蘭成對張愛玲在孤島的暢銷是否也有一記功勞?

張胡之戀

世間男女情愛開始的游戲非常像武林過招,都是竭力想降服對方。但是如果對方軟軟就範,仿佛你全身披掛整齊,到了敵陣,別人卻叫你入席吃酒,全身的披掛都派不上用場,你反而會不知所措。胡蘭成就是這樣一種讓你全身披掛派不上用場的人。當年張愛玲在文壇剛剛展露頭角,讀者評論家都來捧場,卻沒有一個人說話說到點子上,偏偏來了個胡蘭成,一點即中,二人靈犀相通,哪里需要太多轉折?聰明如張愛玲,只為一個相知相惜,就把一生的情愛托付在一個男人身上了,是忠貞還是太多情?不過,有多少人能在愛情生活里找到“懂得”兩字!如果把胡說得一無是處,也等于在貶低張的愛情智商。人再冰雪聰明,也難逃命中劫難。愛情是自己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們還不要忘記張胡簽婚書的時候,胡蘭成38歲,張愛玲23歲。兩人在人生閱歷上就差了一大截。

若要比較張胡二人的聰明,我現在來看,似乎更偏愛胡蘭成,因為他更積極,更超然,他把中國哲學和中國的審美觀闡釋得最到位。胡的文字里有一種全都化解了的美,他用文字化解了人生的諸多惡意及糾纏,他將之反轉過來,看來看去都是“好”。朱天文曾這樣回憶道﹕“即便英雄美人這樣一向濫腔負面的字義,講在胡老師口中如此當然,又不當然,聽覺上真刺激。胡蘭成給她講述人生大義,說﹕人生本來可選擇的不多,不由你嫌寒憎暑,怎樣浪費和折磨的處境,但凡明白了就為有益。”

張胡之戀,恩愛非常。從面相上看,其實二人很有緣分。胡蘭成入世積極,張避世消極,陰陽互補,本來可以成就一段金玉良緣。無奈遭逢亂世,二人不得善終。這是亂世釀成的錯。張愛玲曾形容讀書時的胡蘭成﹕“他一人坐在沙發上,房間里有金沙金粉埋的寧靜,外面風雨琳瑯,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有一次,張愛玲給胡蘭成寫信,卻是一張空白信箋,胡蘭成匆匆趕回上海,眼睛里滿是問號。張愛玲說﹕“我給你寄張白紙,好讓你在上面寫滿你想寫的字。”張愛玲愛起人來,也是昏天黑地、轟轟烈烈的,根本不是人們猜想的那樣,冷得好像一塊堅冰。

兩人在溫州的一場戲也是非常戲劇性的。張愛玲要胡蘭成做決定,說道﹕“你說最好的東西是不可選擇的,我完全懂得。你與我結婚時,婚貼下寫下‘願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你何曾給我安穩?在我和小周之間,還是要你做出選擇。你說我無理也罷。”

胡蘭成答道﹕“我和你是仙境中的愛,而與小周、秀美是塵境中的愛。”並說﹕“我待你,天上地下,沒有得比較。若選擇,不但與你是委屈,亦對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歲月,但是無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話。昔人說修邊幅,人生的爛漫與莊嚴,實在是連修邊幅這樣的余事末節,亦如天命一般不可移易。”  你看他這話說的,左右都圓滿,推諉藝術登峰造極。其實翻譯一下他這段話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soul mate,紅顏知己;而小周呢,是我生活上的partner,我和她一起生活比較舒服,有什麼必要取舍呢?這句話以退為進,簡直把人逼到無話可說。

張愛玲不得不用點苦肉計來感動他﹕“我要你選擇,你到底不肯。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雖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夠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 這話說得水平不高,似乎在用痛苦要挾對方,讓別人讓自己都下不來台。胡蘭成並沒有上這苦肉計的當。

張後來寄了些錢來,信上說﹕“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著濤濤黃浪,佇立涕泣久之……。你沒有錢用,我怎麼都要節省,幫你度過難關的。今既知道你在那邊的生活程度,我也有個打算了,不要為我憂念。” 唉, 一個多傳統的女人啊,不知道的還以為這是在用錢買變心人的心呢。 這麼聰明的女人竟也敗在他手下了!

我讀到傳記中的這樣一段話,讓我看到張胡之戀的另一面。剛認識張愛玲不久,胡蘭成有一次突兀地說了一句﹕“你的身材這麼高,這怎麼可以?”張愛玲呆住了,看了胡蘭成一看,又低下頭去,臉上泛起紅暈,什麼也沒有說。這句話是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從“般配”的角度做出的評價,這不是一般的比較,而是男女間性意義上的比較。

胡的的專情與他的《女人論》

世人多以胡蘭成的用情不專來詬病他的為人。其實,胡蘭成的多情與無情,若由歷史的眼光來看,根本算不得什麼。那個時代,男人三妻四妾名正言順。胡蘭成出身于浙江農家,觀念比城市里長大的張愛玲要封建得多。

《今生今世》有一段寫到發妻玉鳳病重,他去義母家借錢不得,索性一住三日,也不回到病妻身邊,“只覺歲月荒荒,有一種糊涂,既然弄不到錢,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來橫了……我每回當著大事,無論是兵敗奔逃那樣的大災難,乃至洞房花燭,加官進寶,或見了絕世美人,三生石上驚艷,或見了一代英雄肝膽相照那樣的大喜事,我皆會忽然有個解脫,回到了天地之初,像個無事人,且是個最最無情的人。當著了這樣的大事,我是把自己還給了天地,恰如個端正聽話的小孩,順以受命。”

“我對于怎樣天崩地裂的災難,與人世的割恩斷愛,要我流一滴眼淚,總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時的啼哭,都已經還給了母親;成年的號泣,都已還給了玉鳳。”他在糾纏的情感世界中懂得平常來去,放棄執著。執著生恨。胡蘭成沒有恨,只有悲。

用情專與不專,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的良心最明白。對每個愛過的女人全身心付出,這樣的男人用情是專一的。反之,如果一個男人沒有付出過真心,哪怕他一生只跟一個女人上過床,他也是一個浪子。我卻不覺得胡蘭成是個浪子。他對生命里的每個女人都贊美,同時也付出全身心去愛的。與天下惡言相向、反目成仇的情人、夫妻相比,胡蘭成沒有對過往的愛說一句難聽的話,不像現在的男人動不動就寫些“不得不說的話 ”。君子小人難道還不涇渭分明嗎?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對女人有兩種極端的態度。一種是孔夫子的“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對女性不是一臉鄙夷,就是假裝出一副非禮勿視的凜然正氣,仿佛柳下惠再世。另一種就是狎玩,以妾婢視之,以摧殘女性自尊為樂事。胡蘭成不同,他對女子百般逢迎,小小心心,仿佛敬拜女神,最會拿捏女人的脾氣。不管是小護士還是村姑,抑或後來曾為黑道老大情婦的佘愛珍,在他的筆下個個都美得賽過神仙。

比如他寫小周﹕小周的美不是誘惑的,而是她的人神清氣爽,文定吉祥……小周這種宜嗔宜喜的批評人,使我曉得了原來有比基督的饒恕更好,且比釋迦的慈悲亦更好的待人的態度……今天她的臉如此俊秀,變得好像沒有感情,她的人就如同《舊約  創世紀》的第一句﹕太初有道。只是一個道字。風吹衣裳,江流無盡,她只是唱歌,唱了一支又一支,無止無休,今生今世呵,端的此時心意難說。

他寫範秀美﹕她的做人完全是自己做出來的,到處有人緣,得人敬重。她的人只是本色。……她是女性的極致,卻沒有一點女娘氣,我是第一次有這樣的女性以朋友待我,這單單是朋友,就已壯闊無際。

然而他對自己的初戀卻是非常隱諱含蓄的。他在大約15歲時迷戀上了庶母,在《怨東風》一節里他敘述了一段戀母情思﹕“我難得隨庶母到樓上拿東西,偶然這樣一望,便有門前是天涯的悵然。江山無限,是私情無限。庶母見我如此,她就不樂。詞里有“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女子對于丈夫或兒子,舊式的想法是中狀元,與她像鷓鴣的安定,但我是要飛去的。……,旅館里一人燈下鋪被,心里好不難受,說戀說愛都不是,而只是極素樸的思慕。原來孟子說“人少時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這個慕字竟是用得極好的。但我沒有對庶母說起過。而庶母可亦愛我是沒有過,為我壞心思是有過,因為我倔強。”

1981年,胡蘭成寫了一篇《女人論》,談了他對女性的感受,情真意切。他首先回顧了人類的歷史進程,兩性陰陽互補的關系,肯定了女性的優點和成就,特別是女人對男人在感性上的引導,他還非常認同現代女性主義的觀點。他說﹕向來英雄愛色,他是從女人學得美感,這正是男人所缺少的。秦漢之際,時代的息,時代的知心,還是在女人。而楚民族虞姬的美與漢民族女子的美,實是分了兩邊軍旗的顏色。

天下有多少男人肯這樣替女人說話?

他又說﹕其實是男人的學問世界今不但希臘的行不通了,中國五經的學問今亦沒有了感了,所以世界歷史今已到了壁角沒有前途。今是要女人再來做太陽,使人類的感再新鮮了,才可使一切再活過來,連學問也在內。……女人今要代替男人來開啟新時代,而先從文章運動做起。

在文中,他還提到自己向女性學習﹕“我也即是向張愛玲及朱天文朱天心學習,在日本是向日本婦女學習美感,否則我不能有今天的進步的。”

再說張愛玲兩句

張愛玲的西洋文學根基是英國的理性知性。在對待愛情上,是否也受到英國刻板教條的束縛?可以肯定的是她所受到的教育與胡是有分別的。我自己曾受教于一個英文教授,老教授的先生教日語,兩個人一個信奉西洋文化,一個堅持東洋哲學。二人在文革時期患難與共,結縭逾三十載,卻在文革後離婚,說是生活習慣有差異。由此推想,在中國這個城鄉差別極大的國家,一個受到西洋文化高等教育的城市女子與一個鄉村來的沒有受過正宗教育的男人在生活觀念上相左,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細細思量起來,越是覺得張又是何必?她把自己一生的幸福掛在一個男人身上,這算什麼先鋒女性?她光是知道幽怨,卻不知男人也可以是衣服的。換了不就完了,哪里值得這般。可見張非鳳凰,一次愛就把她打敗了,卻不知道鳳凰從來都是浴血重生的。

溫州一別,我總覺得是張自己負氣,偏要處在危難中的胡蘭成選擇,胡自身不保,哪里能選擇什麼。張愛玲是個城市小姐,怎麼受得了東藏西躲的流離生活。胡蘭成的負心是否也有關愛的一層?他不想拖累張,不想讓張也來為他擔這漢奸的名字。

胡曾預測時局不穩,對張愛玲說﹕“時局可能要翻,來日大難,在劫難逃,漢樂府中有一首詩﹕來日大難,口燥舌干,今日相樂,皆當歡喜。愛玲,恐怕我們夫妻真的要‘大難來時各自飛’了。”張愛玲回道﹕“能過一時是一時,不要想那麼多吧。”其實張自己也曾安慰過他說﹕“在這個亂世,做一個女人難,人來人去是不定的,什麼都靠不住,何必為把握不住的事情難過呢?”這話說得太早,她自己後來就是看不透這“人來人去”的殘酷。

如果胡蘭成沒有落難,依然是第一政論家和幕僚、文化部長,世人便都要把這姻緣說成是曠世情緣,兩廂般配了。胡蘭成的錯就是站錯了隊,跟了個倒霉的主子。若說胡向日本人獻媚,倒不盡然。我反而倒是讀到他不少抗日反蔣的政論文章。近來不是還有人考證,就連魯迅在日據時期都有親日的舉動嗎?

張愛玲移居美國後,清高避世實在是迫不得已。在另一個國家,寄人籬下,還要照顧多病的賴雅,生活重擔全壓在她一個人身上。張根本不是一個新派的女人,她還是守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老規矩。要知道她是連自己都照顧不來的,最沒有生活自理能力。她大學時的宿舍舍監說她的臭襪子把一屋子人都臭壞了。這可真是給才女抹黑,那麼高傲不可一世的人,到處扔臭襪子和臭鞋,願意跟這樣的人一起住嗎?所以也怪不得胡蘭成太多。她不懂為婦之道,基本沒有生活常識,她怎麼敢讓人來她家里作客?她不寫信,一是因為沒錢,二是不想讓人來可憐她,她寧肯去做流浪人,也不願開口求人。沒錢,她不得不去寫肥皂劇,去香港寫《紅樓夢》的劇本時寫得她眼睛出血。她人清高,不願人家知道她流浪他鄉的經濟窘迫,所以干脆作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樣子。

其實她就是喜歡紅塵世界。晚年的她什麼都沒有了,朋友好不容易幫她物色的職位她也無心久留,稿費也給人騙了,所以她什麼人都不理。 弦派戴文采代表報社住到她隔壁,就是想暗地里幫她一下,給她一點生活資助,可她就是不領情,還告訴別人說有人來監視她。《中央日報》乘機挑撥,更是把她孤立出來。

人愈到晚年就愈是顯露出本色的精神風骨,拿張胡二人晚年的照片相比,就可以看出誰更有持久的精神魅力。胡蘭成四處亡命,顛沛流離,生活態度仍然十分積極,而張真的就是枯萎了。

許多年後

胡蘭成晚年回憶起與張愛玲在一起的美好時光,引用了李商隱的兩句詩﹕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張與胡本來只作天邊的兩只星對看就好了,實在不必朝朝暮暮。我猜想如果張愛玲胡蘭成再轉世一次,兩人還是會惺惺相惜的。天地間有一種好,君子相交的好。誰得誰失,我們有什麼必要替他們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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