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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縮回自己?
王伯慶
組織上常常教導我們,不要糾纏歷史舊帳(指黨和國家的失誤。我們自己的錯誤還是要糾纏,裝人事檔案的),要向前看。但是,沒有深刻的清算,“向前看”還會有類似的社會迫害發生,到時候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會各就各位。
最近看到一個報導,《良知與制度》(Consciousness
and Constitution),是關于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政府關進集中營的老故事。這個冤案早就“昭雪”了,聯邦政府也賠了錢,可是良知的思考和懺悔還在進行。
起訴了政府譴責了社會,日裔美國人又開始拷問自己﹕被關的日裔美國人當時有無集體的抗議行動?基本沒有。這就是那時日本民族的缺陷,面對暴政逆來順受。有一個反抗行動引起了歷史學家的贊揚﹕集中營的一些男子拒絕參軍,理由是不捍衛剝奪了自己公民權利的國家。
歷史學家贊揚的是﹕一個急需證明自己對美國忠誠的民族,在有機會最能表達愛國之心時拒絕了機會。當然不是所有的日裔都有自尊這麼做,都有道德勇氣這麼做(有日裔美軍兵團在歐洲戰場作戰)。
現代社會里,越來越多的人不會為剝奪了自己自由權力的國家而戰,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也是捍衛良知﹕為什麼而戰?
2000年有一個報導,《衛國無門》,講的是加拿大華裔從軍的故事。到二戰時,華裔“加拿大人”沒有公民權,不能選舉,家庭也不能從中國來團聚。照理說,華裔沒有義務為加國打仗,而且可以用拒絕參軍來表達抗議。
然而,當時有800名華裔報名參軍,指望通過為國捐軀來證實華裔對加拿大的忠誠,提高華裔的地位。這種故事如同中國過去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爭取被黨派去做最危險,最艱苦的工作,以便有機會在生與死的考驗中證明自己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紅色接班人,用自己鮮血來洗涮父母的恥辱。
加拿大華裔的報名被一次次地拒絕了,加拿大不需要他們自作多情的獻身,歐洲移民不理解華人苦戀般的“第二種忠誠”。後來,英國軍隊特別行動執行組需要組建一個136兵團,該兵團的成員要潛人東南亞日佔區,必須會說廣東話,兵團的死亡率是85%,英國指揮官說,參加這樣的兵團需要有“超越信仰之上的勇氣”。
華裔青年們踴躍報名,160名華人“幸運地”中選了。一位中選的華人說﹕“沒穿上軍裝前,每天早上醒來都感到要用胸膛來爬行一天,就象一個奴隸知道自己永遠沒有自由一樣。”
這話沒錯,如果等待,一個奴隸根本就不知道主人什麼時候會恩賜自由。可是,如果奴隸知道自己是生而平等,他還會以為沒有自由是命中注定嗎?他還會認為統治與被統治的鏈接必須是專制的鎖鏈嗎?他還會一代一代地坐看統治精英們瓜分贓物--被偷走的平民自由?
一位136兵團的華裔老戰士說﹕“第一次穿上加拿大軍裝,我終于是個自由人了!我們幾個人穿著軍裝走在溫哥華的大街上,享受著一種自由的感受,所有的人都為我們讓路,就好象我們擁有整條大街一樣。因為我們是在為國家而戰,這就是為什麼,這就是我們苦苦尋找的。”
這位華裔老戰士的女兒Jari半個世紀後為此話感到心酸,她說﹕“我從來就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縮回他們自己。他們忍受和改變事物的方式不是去向它挑戰,他們不是說,你不給我選舉權,我們就不去打仗。”事實上,華裔士兵戰後還得回唐人街,沒有選舉權,1947年加拿大才廢除排華法。
記得當年一些右派分子“平反”後感激涕零地拉著組織的手,說﹕“感謝黨,感謝華主席(或鄧副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除了追究迫害者,被迫害者是否也有反躬自問之處?還有那些指責被迫害者非暴力反抗的精英們,是否對迫害者的囂張保持了沉默?
本文沒有貶低右派分子的意思,他們畢竟是上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集體繳械前敢于最後一搏的難得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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