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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夢想

王伯慶

一百年前,雖然海船和鐵路的發展造就了鋼鐵廠林立的煙囪,但是,20世紀開始時你若站在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或是紐約的時代廣場,看到仍然是來來往往的馬車。銀行家對不太安分守己的農民兒子亨利福特的忠告是馬車仍將使用下去,汽車不過是新式玩具而已。那時美國42%的勞動力是農民,男人的平均壽命是48歲。聽天由命的人們有理由對新技術難以置信。

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20世紀這樣輝煌的發展。不必說百年一瞬人類所取得的工業成就,試想1900年的人們能夠相信今天美國只佔3%的農業勞動力不僅養活了這個國家,小麥,棉花外銷佔世界出口的1/3,玉米,大豆外銷佔2/3嗎?他們能夠相信美國男人活到72歲只是平均壽命嗎?那時頗負盛名的美國《婦女家庭》在1900年時對20世紀做了一些先見之明的預測,有一條還算大膽的預測是,20世紀末身體健康的男女將能夠一鼓作氣走完一英里。由此猜想你我這樣的平常之軀在百年之前還可以號稱是鋼筋鐵骨之人。

這個世紀變化太大。我們只需要閱讀20世紀第一章,就該知道今日的輝煌。

首先是科學的進步。普朗克(1900)催生了量子物理學,為以後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解釋和玻爾的原子結構學說打下了基礎。血型(蘭達斯泰爾,1900),荷爾蒙(貝利斯,斯塔林,1902),基因假說(薩頓,1902)相繼發現和發展出了。20世紀最有才氣的科學家當數愛因斯坦。這位專利局的小職員在1905年發表了三篇論文,一篇是解釋布朗運動,打消了科學家們對原子結構的疑慮;第二篇是關于光電效應,奠定了現代量子理論的基礎,這篇論文得到了1921年的諾貝爾獎;第三篇介紹了相對論,這篇論文使他成為知識界家喻戶曉的天才和思想家。

19世紀是鋼鐵工業的時代,1901年摩根以4.92億美元的天價收購鋼鐵大王卡內    基的鋼鐵公司時說我要祝賀你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是百年前的美元,1901年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獎每份才4.2萬美元,而今天諾獎大約百萬美元。1901年美國得克薩斯州的石油開發,為了推銷石油,除了照明外石油被用于動力燃料,推動了汽車和飛機的發展。

亨利.福特沒有聽從銀行家的勸告,成立了“福特汽車公司”(1903),生產出了價格為850美元的T型車(1908),建立了流水生產線(1913)。生產線上的專業化分工與零件的標準化生產,使得1913年生產一輛汽車的工時由12.5小時降到約1.5小時,一個工人能干出原來四個人的活,車價降為440美元。福特的這一生產方式推動了低成本的大批量生產。效率的提高使福特公司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把工資提高了一倍。大規模生產依賴大規模消費,大規模消費依賴低成本產品與勞動者的購買力。福特善待雇員可以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後來有人說福特給工人支付高薪是為了擴大產品市場。我想,講這話的人可能是痛心被收買的工人不能打碎工資鎖鏈,翻身求解放。與福特的相比,鋼鐵大王卡內基就有點臭名昭著了。雖然他後來把聚斂的錢財用做了社會公益,一位匹茨堡鋼鐵工人的後代告訴我,他不能原諒卡內基對他爺爺的血汗壓榨。

如果資本家們都象卡內基一樣殘酷剝削,工人們也許早就放下工具,拿起武器,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產聯在其憲章中聲稱﹕“只要數百萬勞動人民還在挨餓受凍,少數人組成的剝削階級還擁有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和平就不會真正到來。”一些人道主義者看到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悲慘世界,規劃出了共產主義試驗的藍圖。

今天,工人和老板分享利潤是美國公司的普遍實踐。微軟,美國線上,雅虎把自己成千上萬的普通雇員變成了百萬富翁。蓋茨說“微軟公司以股票期權方式讓它的大部份雇員共享產權,……這也是美國所據有的一個優點,這一優點造就了數量巨大的暴發戶。”技術人力資本的供應短缺使得資本家“致富不敢忘群眾”。

就在汽車工業大踏步地邁入黃金時代之際,1903年萊特兄弟在北卡州的一個小沙丘上試飛了一架木頭和布做的飛機。在他們之前,德國的李連塔爾架駛滑翔機墜毀了。萊特兄弟的小飛機成功地飛行了161米,飛行高度是4.5米。萊特兄弟到處表演,家居西雅圖的年輕人波音因此迷上了飛機,這位木材商的兒子創立了波音飛機公司。今天的波音也生產太空飛行器,恐怕充滿想象的萊特兄弟也沒有料到50多年後人類會進入太空時代。20世紀初時自負的精英們曾經斷言﹕飛機在50年內將不能用作交通工具。

1901年英國的弗萊明敲出了摩斯碼,遠在加拿大馬可尼接收到了這一信號。開創了無線通信的先河。他們肯定不敢想象今天你我在家里手指一動,就能與萬里之遙的朋友實現網上即時對話(IM)。這不是神話,繁星點點的衛星讓我們生活在網上同步時代。20世紀的發展要歸于科技和工業的貢獻。生活在舒適的工業文明之中,我們舉手投足皆得幫助,千里眼,順風耳,飛毛腿早已神話成真。以至于有時科學被崇拜成了宗教。

今天,我們也許難以體會前人的艱辛。讓我們悲痛地做個假設﹕若是你我不幸生活在百年之前,雖然是一名偉大的工人階級,哪怕是在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本土﹕每周工作52小時,吃著粗茶淡飯,沒有工傷和醫療保險,平均壽命45歲大概也用不著退休保障。人生真是太苦了。當然,我們不必為今天的小康而沾沾自喜,科學家們預測21世末時人的平均壽命可達120歲,那時的人們將為你我過早夭折而灑下一掬同情之淚。

不幸中的大幸是假設中的你我還是金發碧眼的英國人,如果19世紀末投胎在大清王朝,我們連這點可憐的假設都沒有了。那時的一位英國作家說“做一個19世紀的中國人,真是一種苦刑。”

19世紀末的中國的確是內憂外患,民不聊生。太平天國之亂,涂炭了中國最富裕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所謂“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的杭州城由戰前的 80多萬人降到7萬多,十室九空。在內戰中是堪稱好手的大清政府消滅了長毛和捻軍,轉身來對付洋人時卻一敗涂地。中英《南京條約》,中英法《北京條約》,中俄《璦琿條約》,中日《馬關條約》,一連串的割地和賠款。

地割多了不是地,香港,台灣是小意思,中俄25年內簽了四個條約,共割地161萬平方公里;錢賠多了不是錢,1895年的《馬關條約》賠銀二億兩,日本人工業發展的資本原始積累多虧了咱中國人贊助。難得的是官府還不自滿,六年後的《辛丑條約》打破了這個紀錄,賠銀4.5億兩(本息為9.8億)。中國白銀是“沖出亞洲,走向世界”,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

應該領風氣之先,率領全國人民開展革新圖強的城市精英們卻是“男人一桿煙槍,女人兩只小腳”。官員們簽訂割地條約時面帶笑容讓洋人都搞不懂是誰賠誰賺?軍人們押送戰敗賠銀走在大街上照常耀武揚威,老百姓看官府的割地告示如同觀街頭雜耍一樣麻木不仁。

來華開廠的洋商們沒有料到的是,如此麻木的人民居然心靈手巧,可以訓練為世界第一流的工人。他們更為高興的是,20世紀末重返中國大陸時,洋商們仍然能有用之不竭的廉價中國勞工們生產著需要巧手的產品。這麼聰明的人民,難為他們百年來的耐心等待。也許洋人們想問,這百年中國人干什麼去了?

官府也想振振國威,1888年成立的北洋海軍慘淡經營了六年,1894年甲午海戰頓時灰飛煙滅。你可以說那是孫子打爺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蠻夷要拜服中國文化。1895年李鴻章宴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70道中國大菜讓世界外交界嘆為觀止,一時傳為佳話。可惜,開餐館的李中堂到底沒能擋住八國聯軍,咽氣前他簽下了庚子賠款。

老百姓也想愛國,頗有小聰明的一些人當然不會象洋人那樣撅著屁股干上百年“傻活”,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相反,他們英勇地在家門口捕殺那些敢于放單的洋人,毀鐵路,割電線,奮不顧身地圍攻使館,火燒教堂。西什庫教堂久攻不下,國務院“攻西領導小組”組長剛毅同志急了(軍機大臣,督陣西什庫),義和團大師兄解釋說,功虧一簣,只可惜教堂頂樓的洋女人用光 破了俺的義和神功。其實,連董福祥將軍率領的西北野戰軍(甘軍)也都沒打垮龜縮在北京使館區的一小撮列強及其太太們。

20世紀的一個不幸就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重任,是由愚昧和缺乏國際眼光的農民(意識)來擔任。農民們追求的是“改朝換代”,自給自足的閉關鎖國。他們幻想中的天朝仍然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在需要開放的20世紀,人們卻比任何時代更忙于抓“漢奸”。

民族主義是落後國家奮發的重要動力,錯用來“排外”傷害的是自己。剛毅之流的“愛國”知識分子們是否同意這樣的批評﹕是他們繼續了中國社會的落後?他們放縱自己的仇外情緒以博清名是對中國進步的破壞?

鬼子的確欺人太甚,連被罵是“崇洋媚外”的榮祿(大學士,軍機大臣)也嘆道﹕“洋人入侵不斷,凌辱不止。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黎民,莫不深受其害,此誠不可否認者也”。因此,一些洋務派才提倡韜光養晦,臥薪嘗膽,並非置民族文化與利益于不顧。

相反,鄙薄時務的士大夫們慷慨地放下了正在把玩的姨太太的金蓮,大聲疾呼“中國可以說不”。搞得老佛爺以為民氣可恃,遂向11國列強同時宣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宣戰詔書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這一仗沒費時間就把紫京城給丟了。自古書生多好戰,從來輕浮皆誤國。

20世紀中國是由義和團運動拉開序幕,這一運動並沒有解決日益衰弱的中國免于列強的欺壓。庚子賠款掏空了國家的身子,八國聯軍的大炮轟掉了民眾對官府的最後一點幻想。改良與革命分道揚鑣﹕革命者想的是政治革命建立共和,種族革命推翻滿清,社會革命提倡民生;改良者只想君主立憲的政治革命。

清朝對政治改革的拖延最終導致了暴力革命。中國以後的激烈變革對民眾來講是過于痛苦了。老舍先生的《茶館》說出了許多人的感嘆﹕“北洋不如大清,民國不如北洋”。六朝舊事,寒煙衰草,數百年積弱,一朝難返。

革命家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改朝換代,清廷為保政權不得不改。“商而優則仕”,1904年清廷頒布《獎勵公司章程》,集股50萬-5000萬經商者,賞七品至一品頂戴,1906年頒布獎勵商勛章程,懂技術或有發明的人賞四品至二品頂戴。慈禧同志終于明白了發展才是硬道理。一時間開礦辦廠蔚然成風,改革開放奉為基本國策,而這一切對于避免革命來說已經是太晚了。七十多年後,折騰得揭不開鍋的革命群眾又想起了曾有的國策。

回頭看來,容忍“不太公平”的財富積累?或是摧毀舊的體制和財富重頭開始?把今天農村里的致富帶頭人和革命前的地主們相比,把私營經濟的老總們和革命前的民族資本家相比,中國是否繞過了資本積累的初級階段嗎?今天的致富帶頭人更好嗎?

20世紀我們忙了些什麼?讀一讀各個時期的大事和數據就知道了。如果美國也經歷中國那麼多的內戰和運動,再多的家底和機會也耗完了。今天,站在又一個世紀之交,我們這個感情充沛的民族,特別是知識分子,是否多了一份穩重?或許我們不再起哄?因為實在是沒有捷徑奇跡可以讓一個落後大國免于苦干。每個人盡己所能,埋頭勞動一個百年,繁榮富強就不只是夢想。

  一九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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