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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何須說雷鋒

王伯慶

  過去看資本論時,發現馬導師在書里面多次談到中國,很興奮,仔細一看,多是調笑中國。早年間,高貴的歐州人看不起中國人,中國文化,制造了一些敗壞中國人的神話,虐待嬰兒是神話之一。歐州曾傳說中國父母把孩子遺棄在垃圾堆上,甚至讓牲口吃了嬰兒。

  于是,這種暴行讓善良的歐洲基督徒大發惻隱之心,教會號召﹕從歐洲幸福的孩子們手中募集零花錢,去拯救中國的悲慘兒童們。在法國,孩子們捐出了自己的半個便士,希望從殘忍的中國父母手中買下嬰兒,交給在中國的傳教士辦的“育嬰堂”。

  一百多年前,清末名士陳季同先生那時正在法國生活,他講了一件事。一天他在巴黎,一個老婦人在他背後指指點點說﹕“瞧,有一位中國人,誰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半個便士買下的?”

  陳季同寫到﹕“我恐怕不得不向她的半便士支付利息了。每一次善行難道不應該有所收益嗎?”

  姑且不論歐州人當時誤解了中國的父母心,把個別現象當普遍存在,小時候捐了半個便士老掉牙了還念念不忘的這位法國婦女,以為當了所有中國人的恩主,實在是典型的偽善之徒。

  身為基督徒,她應該知道﹕“你行善的時候,不可在你的前面吹號,象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馬太福音》)。

  其實,作為西方文化基石的聖經,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揭露偽善,所以在美國,個人和企業的“善舉”不再為新聞媒介反復津津樂道,你也看不到報紙電台上面有什麼雷湯姆或張南希在宣講好人好事。這是對真心行善之人的尊重。

  孔夫子認為,做了善事還要到處講,或為了當善人而行善就是偽善。“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不踐跡”是行善不求人知,“不入室”是不要為了做善人而做好事。

  只可惜中國文化的發展,由于功名的引誘,偽善由歧路變成了正道,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又把偽善事業“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學雷鋒運動就是其中之一。

  學雷鋒運動的發起也許是毛澤東,林彪搞政治斗爭的產物。在六二年一月的中共七千人會議上,在大躍進中瞎指揮的毛澤東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評,劉少奇搞出了一套受歡迎的方針政策,威信大漲。然而,容忍他人挑戰自己的權威,這不是毛澤東的修養。林彪很懂得老領導的心思,他在七千人會議上反潮流,說﹕我們的困難,恰恰就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注一】

  國防部長林彪開始在軍隊中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毛澤東則在全國大樹軍隊模範。一九六三年二月,解放軍總政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號召“創造四好連隊”,“四好”的第一好就是“政治思想好”。【注二】

  軍隊政工人員想起了六二年八月去世的雷鋒,于是,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學什麼呢?學毛澤東他自己,《人民日報》三月十三日發表社論“像雷鋒那樣做個毛主席的好戰士”。【注二】轟轟烈烈的學雷鋒運動正式開場了。

  所以,與我們平時贊揚他人不同,學雷鋒運動一開始就是為了推動“向毛主席著作學習”,是神話毛澤東的一個運動環節。

  《人民日報》社論提出要向雷鋒同志學習三點﹕第一,“處處以黨的利益為重,黨叫干啥就干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二,“熱愛黨和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對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般一樣殘酷無情』,永不忘本,永遠革命”;第三,“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自覺地接受黨的教育,嚴格要求自己”。有一支歌“學習雷鋒好榜樣”,歌詞就是根據這篇社論編的。

  到此,請問你還想學雷鋒嗎?六十年代是中國政治的極端時期,夫子講,為善者的操守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雷鋒能在無道時成為欽定的天下楷模,可稱善乎?

  很顯然,學雷鋒的初衷就是學政治。現在新長征時期搞不了毛澤東式的階級斗爭了,才只剩下了學他做好事這一條,你我也不必問清對方家庭成份便可以“春天一番”了。如果國人真的按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的三條干成了雷鋒們,海外分子還敢回國去經受雷鋒們的“嚴冬”嗎?等著替國內的親戚辦移民吧。

  有些人以為,雷鋒是死後才成模範的,至少,他死前不是為了當善人才做好事的,不是先賢們講的那種偽善人。

  其實,雷鋒去世前就是“行善”有名了,《人民日報》在他活著時就“曾經多次介紹過”。他在農村,在鞍鋼,在部隊,生前三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五次被評為紅旗手,十八次被評為標兵,並獲青年社會主義分子稱號,在部隊立二等功,當選為撫順市四屆人大代表。【注二】

  一九六二年去世時,他才二十二歲,得這麼多的善人頭銜,他一定忙得很﹕忙著背更多的毛主席語錄,跟同志們談心去掉非無產階級思想,去做更多的好事,在日記中寫下做好事的體會,這樣才對得起黨和人民給他的榮譽。

  雷鋒的事跡被美化,“雷鋒日記”也按革命的需要被紅色秀才們修改了,即使從修改了以後的“雷鋒日記”來看,為了無愧于自己的榮譽稱號,為了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才是雷鋒“為人民服務”的動力。

  為了榮譽去做好事,按聖經和孔夫子的說法就是假冒為善了。

  雷鋒也許有向善的願望,一開始做善事也不是為了善名,但是,無論雷鋒最初的願望多麼良好,他所得到的鼓勵讓他扮演了偽善者的角色。評先進,樹樣板的制度把真變成了偽,雷鋒叔叔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報紙還說,雷鋒做了好事有時不給當事人講。譬如悄悄給戰友的父親寄去二十元錢,把中球月餅送給醫院病人,給受災人民寄去二百塊錢。

  奇怪的是,無論雷鋒多麼“謙虛”,他的善事很快就被同志們和組織上知道了,成為雷鋒“爭取更大光榮”的評比業績。有了這種良好的反饋機制,雷鋒同志做好事留不留姓名也無減于他的光輝了。想想看,短短幾年就干了二十九個榮譽頭銜,業績不讓革命群眾知道能行嗎?評比時能服眾嗎?

  也許,雷鋒真的是不是善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雷鋒這個象征,學雷鋒運動使得共和國的人民越來越善良了。

  真的嗎?這一點我還不敢肯定,不學雷鋒中國人就會少行善了嗎?那麼,雷鋒又是向誰學的善呢?

  相反,學雷鋒運動助長了中國社會的假冒行善。從上小學那時起,你我就被要求寫“週記”和暑假作文,記一件學雷鋒做的好人好事。由于要求太多,很多小學生就是從寫“學雷鋒”作文時學會了第一次書面撒謊,學會了文過飾非,夸張自己。有一學期我“寫了”四次拾金不昧,才對付了四個星期的“週記”,有的同學“老實地”省下零化錢交給老師,說是路上拾到的。

  有幸進了學堂的兒童,卻不幸地承受了說假話的壓力。我真希望,中國的小學以後能還給孩子們一份誠實的清白。

  參加了工作,撒謊就由文字提高到了行動﹕平時不做好事,到了每年三月學雷鋒季節,各行各業的青年們放下工作,在街上擺個好人好事攤位,拿出聽診器,理發剪,補輪胎的膠水,這些東西是演出好人好事的常用道具。第二天報紙就登出了一大堆學雷鋒的主旋律統計數據,美其名曰“精神文明”。

  培養吹牛撒謊風氣,學雷鋒運動是功不可沒,雖然,學雷鋒運動本來不是為了鼓勵偽善。

  怕你膩味,各單位還要樹“活雷鋒”,全國搞幾個殘疾人當標兵更好,讓手腳利索的你我感到羞愧,認識到自己是心殘身不殘。其實,善跡一旦被拔高到雷鋒標準,當事人常常就喪失了最初的淳樸,學會了周旋于名利與權貴之間的狡詐。我們曾聽到過許多“活雷鋒”的內幕。最近有報導,哈爾濱市的一位張海迪式女青年開設色情電話被查處。

  在哈爾濱,這位大妹子也算是個“名人”。她身患罕見的全身性神經肌肉萎縮癥,導致高位截癱。命運之神似乎從沒有眷顧過她,她在與殘酷的病魔斗爭的日日夜夜里,以驚人的毅力,自學完大學本科的全部課程。身殘志堅,自學成才——“張海迪式青年”的贊譽和鮮花曾一度緊緊地簇擁著她,在整個哈爾濱,她都因“杰出青年”的感人事跡而被多家媒體報導。警方稱,這次查處色情熱線,在黑龍江尚屬首次,即使在全國也並不多見,色情熱線的不良影響甚至要超過賣淫嫖娼。

  報紙也報導過那位從老山前線回來,到處唱歌宣講的殘疾英雄的劣跡。不當模範,他們也許不至于如此。標兵們也是“評先進制度的犧牲品,扛名利難呵。

  還有一位洋雷鋒的故事。這位洋人是美國白人,有個將軍爸爸和律師媽媽,去上海一所大學留學。每天早晚一聲不啃地在公共場所義務打掃衛生,還替大家打開水,中國學生們都看見了,好感動大家,“洋雷鋒”的名聲就傳開了。後來幫過一個中國女生的小忙,女生就跟他戀愛上了。女生後來又跟他吹了,因為他經常罵中國人,給女生講﹕“中國人里面,我就愛你一個,其余的我都看不起,”還大罵“中國人什麼都管不好”,女生的舅舅來坐了一下,洋人還要這女生掏錢給他的寢室消毒。

  你說這位洋紈褲不喜歡中國人為什麼還給我們做好事?他說,他是個天主教徒,來到中國後一直學雷鋒。

  他故意在公共場合做好事,會不會是教育野蠻的黃種人要向白人文明學習,賣弄他那份屬靈的驕傲?聖經是這樣教導他這個天主教徒的﹕“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讓他們看見”(《馬太福音》)。這小子不好好學習聖經,他倒學會了雷鋒精神,為了讓大家學習他而做善事,為了善名而做善事。在日常生活和國際政治中,有些人愛以美好的名義行偽善之事。

  其實,那位法國婦女和美國青年的行為都不是他們所信奉的神所喜悅的,人信奉天父實在是為了自身得救,為了永生,而不是出于公心,也不是加入“好人好事俱樂部”,更不是通過自己的好人形像去拯救其它化外之民。在這個世界上,血肉之軀哪有資格擔當救世主呢?

  真正可憐的是這種假冒為善的信徒們,辛辛苦苦做了一輩子“善人”,眾口皆碑,原以為功德圓滿,進天堂的門票到手了,到了門口才知道神說“不認識他們”,不讓進,于是他們委屈地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馬太福音》)

  “學先進”運動,象中國的許多官方組織的社會活動一樣,最終成了弄虛做假的游戲。“學先進”運動還導致﹕人人從小爭當先進,評上了先進,或三好學生,或五好戰士,你就是英雄;評不上你就是普通群眾,狗熊。到了美國來,你還可以看見爭氣斗狠,你贏是我輸,不為他人的成功感到高興;夸獎他人好像是替人家當先進評功擺好,把自己給搞成了落後分子一樣,不干。

  “學先進”運動,也把億萬人形形色色的價值觀統一到了幾個紅色標準上,豐富多采的生活被視為離經叛道,中華民族朝氣蓬勃的創造性被冰凍為萬眾一心的盲目追隨,到了文革極端時期,一個人犯病,全國人民發燒。現在還有那追風成性的,沒有“學先進”就過不了日子,硬要在左右鄰舍找一個模範來攀比。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活出自己來呢?

  簡單地把“學先進”運動歸因于四九年以後的大陸政府是有失于偏頗的,就象很多官方組織的社會活動一樣,它可以追溯到千年以上,或以革命的名義,或以道德的名義。只不過四九年以後“學先進”運動變得更廣泛,更有組織性了,成為了社會的主旋律頌歌,其結果當然是更糟糕了。反省中國的“學先進”運動,拋棄好人標兵的神話榜樣,有助于重建中華民族求實之心,為善之道。

  平生不求播善名,到處何須說雷鋒?善由心隨,善事該做而不必自己去宣講,“善人”之名不可求也。

  【注一】邱石編,“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注二】二十世紀中國全紀錄,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

  一九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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