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慶

　　我當年是自費到美國來讀書的，所謂自費，是美方學校給的助教資助。助教資助只管九個月，不管暑假，三個月的休閑，對窮學生來講就太長了。所以，放假前一個月，靠資助的研究生們就象熱鍋上的螞蟻，到處尋找著自己在夏季的衣食父母，若是在學校沒著落了，就得出外找個中餐館打工去。

　　我有點幸運，假期快到時一個叫恩尼的教授找到我，問﹕“年輕人，懂SAS編程嗎？”我回答說﹕“不懂，但應該容易學。”老頭又問﹕“數學好嗎？”我說﹕“那是我的喜愛。”老頭就成了我第一個美國老板。原來老頭聽說了我在第一學年的考試表現好，就找到我了。

　　我叫他恩尼，恩尼高高的個子，儀表堂堂，言談舉止很有派頭，是那種上得大台面的人。我剛到美國時，看老美們一個個長得就跟馬恩列斯一樣，連街上的流浪漢都不例外，真的滋生了一點崇敬金發碧眼之情。後來給學生改作業時，發現華盛頓，杰弗遜的後代們也有回答不了簡單問題的時候，開始以平常之心相處。

　　恩尼一干上我的老板就戀棧，讀書幾年我的衣食也就有了著落。恩尼給我布置任務，怎麼干是我的事，一個星期給他講一下進程，他讀一讀結果，從不看我的程序。最後，我寫出研究論文的初稿，由恩尼去修改潤色。我有時直言恩尼的錯誤，他從善如流。工作壓得太緊，我也會討價還價。

　　恩尼還教我﹕“No money, no job.”（不給錢，你不干活。）這種話從老板嘴里出來就是一番誠心誠意的。恩尼還說﹕“You take care of the job, and I take care of you.” （你照顧工作，我照顧你。）

　　恩尼喜歡評點歷史，他看過一些國共斗爭的書，對美國老一代的中國通如數家珍，還推薦了一些書給我。我們的話題常常是“蔣介石為什麼會失去中國大陸？”，他極其厭惡蔣介石政府在大陸時期的腐敗，我過去讀野書的興趣之一是國際共運史，跟恩尼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象一些尊重人性的知識分子一樣，恩尼對窮人有同情心，對追求平等和均富的社會主義實踐沒有偏見，你可以想得到他是民主黨分子，而且是鐵桿。

　　有一次，恩尼說他看過安娜．露易絲．斯特朗寫的回憶錄，斯特朗說她在延安時跟毛主席有一腿，我斷然否定﹕“這小妞造謠。”恩尼不理我，繼續感嘆地說﹕“毛是詩人，真羅曼蒂克啊。”看他那付中彩的樣子，不管是真是假，難得他真情奉獻。

　　也許，恩尼沒有親身經歷過中國的社會動蕩，把社會變革想得象延河水畔的垂柳那樣風情萬種。沒有品嘗過運動苦果的金童玉女們，常常會對運動有一份初戀的沖動，其實，運動只能給百姓帶來短暫的快感，激情過後必須面對理想的流產。

　　恩尼的爺爺是一個貧窮的礦工，為了擺脫貧困，本世紀初他爺爺帶著全家從德國來到美國。他爸爸長大後開始是做一個面包師。到今天，在大賓館吃飯時，恩尼總要掐一掐面包，抓住機會告訴周圍的紳士們，這面包沒有他老爹鋪子里烤的好，就好像有些人愛夸耀自己老爹是貴族或是大城市的商品糧居民一樣。二戰時美國對德國宣戰後，為了避免當兵打仗，他爹就去農村當養豬專業戶，因為美國當時有個規定，為保障農業生產，不優先考慮農民戶主當兵。恩尼說，擁有一片土地，成為一個農民是他爸爸的美國夢。

　　恩尼家窮，一直到高中讀書時才只有一雙鞋。貧窮讓他想到的不是羞于自己的出身，而是篤定一生支持窮人。他曾經想為工會工作，他的信念使他拒絕為資本家工作，這也是他為什麼選擇了研究社會福利問題。

　　恩尼是個人道主義者。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知道嗎？舊金山的一位華裔老板上了報紙頭條。他把公司的一大筆盈利跟公司雇員分享了，雇員每人拿了二十來萬獎金。他是一個人道的老板。”在美國，你會聽到抱怨韓國或台灣老板的刻薄，壓榨雇員，也許他們來自勞工福利不受重視的地方。

　　資本主義在美國發展到了今天，大企業已經脫去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血汗工資的骯髒外衣，展現的是人道主義下的社會責任的內在溫情。

　　恩尼偏愛學理工出身的中國大陸學生，他會搞錢，有錢就盡量雇中國學生。個別美國，印度，甚至台灣的學生背後抱怨他偏心，他總是講﹕“Our America is so lucky to have those smart Chinese here.” （我們美國是如此有幸接納這些聰明的中國人）恩尼有所不知，這些來美的大陸學子都是考試中拼剩下來的頂尖槍手，不代表大陸人的平均智力水平。

　　他也常給中國大陸學生講﹕“Stay here, we Americans need you.”（留下來吧，美國需要你們）毫無疑問，留在美國的大陸學子會讓這個國家更為強大，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然而很多美國人也是只管自己飯碗是否受到威脅，從而加入反移民的大合唱。

　　恩尼對中國人的偏愛，也許是因為中國人跟他一樣，重視家庭和教育，正是教育讓他這個窮人的孩子徹底翻了身。當然，也得歸功于兩個早期的台灣的留美生，他們是恩尼幾十年的朋友，兩人現在一個在密蘇里大學，一個在加大伯克利分校，都是系主任。先先後後的大陸留學生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加強了他對中國人尊重。

　　恩尼很大方，逢年過節，恩尼就給他的助手們送禮物，找個借口就把大夥叫去開Party，吃一頓。連吃帶拿，于窮學生不無小補。我得承認，很多美國的好食品我是在恩尼家才開始嘗到。恩尼知道我女兒愛看書，有些書圖書館借不到，老爸我又不買。恩尼每年都在聖誕節送我女兒書籍，雖然我現在有錢給女兒買書了，恩尼仍然是熱情送書。

　　恩尼送給我女兒兩本“紅樓夢”，前八十回，英文版。女兒看了五遍，老問後來怎麼樣了？我回中國也沒買到第三本。恩尼費盡心思，在去年聖誕前夕拿到，又用UPS（聯合包裹服務）加急傳遞給女兒。聖誕早上六點過，UPS的郵遞員敲響了我家的門，女兒奔下樓去，拿到了“紅樓夢”後四十回。那天，她守著紙巾盒看紅樓，哭濕了十來張紙巾，恩尼聽說後哈哈大笑。

　　恩尼對中國學生的幫助非常真誠，沒有讓我們有一點點的接受施舍的感覺。當有些曾經靠他吃飯的中國窮學生，現在家庭收入不低于他，住著比他更好的房子時，他祝賀人的那份高興腔調就好像是他自己也發了財似的。

　　你知道，有些人不僅樂善好施，還積極提醒受恩人時刻不忘“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到了你真有什麼比他還好時，他又有那份按捺不住的失望。“見不得身邊的窮人過年”，妒嫉常常讓人活得心里難受。

　　恩尼幫過很多人的忙，他不組織宣講，也記不住。系上來了一個叫皮特的教授，皮特說﹕“恩尼，記得我嗎？”恩尼說記不得了。皮特說﹕“多年前我在芝大讀書時沒錢，開出租車，是你資助了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我才畢了業。”夫子講﹕做善事要“不踐跡，亦不入于室”，“不踐跡”是行善不求人知，“不入室”是不要為了做善人而做好事。恩尼不信神，想來他不是為了做齋公才干好事。

　　最近，有個朋友向我建議，找幾個受過恩尼幫助的中國同學捐一筆錢，成立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國際學生基金會，請恩尼做主席，做為將來恩尼的退休禮物，獻給學校。這個主意好，許多留美的中國學生也一定在想有好的方式，回饋給美國人民，當年在我們需要的時候，他們對我們這些沒有納過稅的外邦人予以了熱情的接待。

　　恩尼畢業後跳了兩個大學，沒幾年就成了正教授，後轉為政府工作的。曾做過福特和卡特總統的勞工部長助理，負責科研基金分配。這個工作讓他有機會結交學術界大老和官僚。那時，擔任中情局長的喬治．布什也常坐他的旁邊的一張桌子吃午餐。

　　恩尼離開政府後去了一家有名的咨詢公司做VP，後來又回到了大學。恩尼對華盛頓的政客們厭惡之至，他有一天問我﹕“知道美國政治嗎？”我不敢在爾尼面前買弄書本知識，搖搖頭，他說﹕“Sex.”（性）我知道恩尼是什麼意思，稍微尖刻了一點。

　　恩尼給人講話沒大沒小，有一天，我聽恩尼給芝大經濟系的海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打電話，一開口恩尼就對別人說﹕"Yes, my son." （是的，我的孩子）其實，海克曼跟恩尼差不了幾歲，是當紅的經濟學家，有名的貢獻是在處理回歸分析中的樣本的系統偏差方面。

　　恩尼是搞勞動經濟的。美國的經濟學有兩大研究對象，一是金融資本二是人力資本。對發達國家來講，人的問題更顯重要，如社會福利制度，教育與訓練，失業救濟，退休金，醫療保險。比如，僅醫療醫藥經濟就佔了國民產值的約三分之一，當前美國面臨重大經濟問題就是福利改革，聯邦退休計劃保障（social security）改革。對于轉向市場經濟的中國，當務之急也就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

　　搞勞動經濟有點水平的，要有好的大數據分析能力，計量經濟學這二十年來的發展，得力于勞動經濟學的應用。恩尼讀書時沒學現在這麼復雜，以後不斷地學習，恩尼強調方法要新，所以挑助手要理工科出身，數學要好的。

　　恩尼看重家庭。家里掛著一張照片，是他當年跪著求婚那付討好的樣子。他的太太個子也高，年輕時非常漂亮，是他在高中認識的低年級的妹妹。恩尼顧家，兒女早就成家了，恩尼還一直在他們身上花錢花時間。前幾年他兒子打官司的五萬多塊錢都是他從退休投資里拿出來的，最近還出錢給他兒子買了一輛車。

　　三個女兒，兩個兒子長大離家後，恩尼養了三只狗，兩只貓。恩尼喜歡豬，家里到處都是豬的照片和玩具，有一只布做的大母豬，一群小豬圍著吃奶，這讓我想起恩尼養活的一大群助研們。

　　恩尼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相信你身邊的美國人也許和他不一樣，千千萬萬的美國人持有與恩尼相當不同的個性和追求，我問過恩尼對此有何感想？恩尼說這正是美國的力量所在，不同的個性從各個方面豐富了這個國家的創造和生活。也許，追求統一，無視多樣性的民族會喪失整體活力 ，人民容易集體追隨錯誤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