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個小鬼子--學習勞動篇
王伯慶
記得清末有個英國人叫赫德,字鷺賓,做大清的總稅務司長,與李鴻章聲氣相通,操縱洋務。光緒親政前此君已領布政使銜,慈禧賞他花翎與雙龍寶星頂戴,簾眷不謂不隆。赫鷺賓想子孫後代長居中國,于是延請西席,教兒子八股制藝,又拜托李鴻章走國子監主管,帝師翁同和的門路,想給他的金發碧眼兒捐個監生,好應北闈鄉試,走科舉正道。
你我今天也象赫德一樣,異域教子,別有一番情趣。女兒從四川來美國八年了,她爺爺那代人堅守重慶,血肉長城,八年打敗了小日本,到了孫子輩流竄美國,嘻皮笑臉,八年墮落成了小鬼子,樂不思蜀,竟把它鄉作故鄉。聽女兒用英語洋腔回答我的四川土話,我就納悶﹕好端端的兩只“九斤黃”土雞怎麼就生出來了一只“來亨”小洋雞?
入鄉隨俗,在美國這個長治久安的社會里,女兒培養起了待人接物的禮貌,環境保護意識,誠實,愛心和其他的文明習慣,也讓成長于一個艱難時世的老爸常感自身修養不夠。即便是對勞動所得的金錢,這位資本主義的小徒弟也常說﹕“Money
is just money, not everything.”(錢不是生活中的一切)當然,我印象較深的還是女兒的學習和勞動自立的觀念。
當小鬼子的爸爸有些實惠,我不用多管女兒的學習,沒有國內的老爸們那樣披肝瀝膽,“養不教,父之過”。女兒跟著我們在美國南征北戰,小學換了三所,偶爾有一點家庭作業。就這樣,不少老美家長還要求取消所有的家庭作業,理由是孩子們需要快樂的童年。那麼,女兒在小學里有什麼樣的作業呢?
一天晚飯後,女兒說﹕“爸爸,你能否開恩一小時內不要打擾我,好嗎?”
老爸我好打聽,說﹕“你要干什麼?”
小丫頭腦袋一昂,說﹕“老師布置要寫五首詩。知道詩歌嗎?文學中的皇後。”
我討好地說﹕“知道,好像跟在老爸在後院挖土不一樣,光出汗不夠,得有靈感才行。”
大概十五分鐘後,女兒說寫好了第一首。我說﹕“你真能干呀!”
隔一會兒,她又大叫起來了﹕“爸爸,第二首又寫好了。”
我羨慕地說﹕“你可以批量生產詩歌了。能念一首給老爸聽一聽嗎?見個世面。”
她得意洋洋﹕“There was an
old lady, drove a Mercedes, ...” (從前有個老小姐,開了一輛馬屎鐵...)。
聽完後,我失望地說﹕“好像沒有什麼思想。”
女兒樂了﹕“哈,我知道你,你有點妒嫉我的才華了。老爸,難道你從來沒聽說過朦朧詩嗎?”
不知道是哪位祖宗定下的規矩﹕嚴父慈母,我得在女兒面前唱黑臉,管她的“進步”。身為中國父親,我生怕孩子學的競爭技能太少,在一個機會有限的社會里活得不好或不能出人頭地。
我家兩代人學工程,看孩子偏看數理化,有時想給女兒加一點數學作業,每次都遭到她的嚴詞拒絕,難以得逞。女兒還給同學們講﹕“我爸對數學就象對挑房子地點的“三字經”一樣,‘數學,數學,數學’。”女兒的數學不錯,可是比起她老爸的野心來還差距太遠。
來到美國這樣一個機會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行行出狀元,有沒有必要讓孩子在只啃書本這根獨木橋上從小就打拼呢?累了兒女又累自己。女兒將來是要成家立業的,和老爸不會生活在一起,趁著現在朝夕相處盡享父女親情,也是天下老爸一般心。我讀書讀多了,道理太簡單了有時就不肯相信。
現在,我也不怎麼督促她的學習,由她去了。進了初中後忙起來了,運動隊訓練,樂隊表演,每日一門課程的家庭作業,練琴,好在她都能管理自己,不用父母操心。
女兒的學校教育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譬如,上學期每個學生都要參加一個體育隊,女兒選的是藍球隊,一個學期從不懂到上場比賽,打得有板有眼,老爸我還請假去場上情不自禁地歡呼過。大眾教育強調的是參與。
回想起我受過的精英教育來,體育成了少數人為國為校爭光的表演,我這麼一個運動迷,在國內時也就參加過一次游泳選拔賽,第一輪就被干掉了。女兒的鋼琴老師送給她亨利.戴克(Henry
Dyke)的一句話﹕“The woods would be very silent if no birds sang except those that
sang best.”(如果只有最好聽的鳥才唱歌,樹林將會太寂靜了。)
音樂方面女孩子是如魚得水,女兒曾經用她那需要更多天份的嗓音在合唱隊里掙扎過一年,後改換門庭,現在管弦樂隊里效勞,家里買有她樂隊演奏的光碟,她說要帶給國內的奶奶聽一聽,看奶奶還重男輕女不?
家庭作業常常要做一個項目,有時是查閱圖書寫個研究報告,有時是實地勘測做個模型。有一次她和同學杰奎琳為了研究中國文化,準備了一堆問題來采訪我。學校教育鍛煉了女兒的創造性和動手能力。我在中國時,大學三年級才開始寫研究報告。
與許多中國留美學人的小孩一樣,女兒的成績在班上拔尖。一來是父母遺傳好,二來是父母在教育上很有追求的榜樣。不是嗎?可憐的老爸忙活了四個學位,工科,理科到經濟學,才把肚子給撐圓。
有一段時間想把女兒送進什麼“天才班”(gifted
class),看到女兒一點點好表現,老爸骨頭一輕,以為老王家祖墳冒青氣,出貴人了。女兒不干,說不跟特殊人才在一起。
後來老爸想通了,女兒有個心理成熟過程,最好跟著同齡人隨大流,趕鴨子;再說,早熟的江郎容易心理脆弱,一生難得幸福。國內大學少年班的許多老師就表示決不讓自己的孩子走“少年天才”之路,為什麼呢?
一個中科大少年班的畢業生講﹕身處校園之中,我始終是以少年班一員而驕傲,但走上社會後,很多的夢想都被現實所打破。少年班的強化教育雖灌輸了許多知識,但也忽視了很多東西。社會是多元性的,滿腹經綸者未必能成為杰出的科學家。當我走上工作崗位,我必須強迫自己把心理年齡提高到和同事們相近。人的一生中智力大概只能起30%作用,人的成長應該是一步步很自然地過來。
老爸亂出餿主意,要害女兒咽苦果,感謝我家小鬼子,不聽老爸糊涂話。
女兒是到美國後才開始上學,一口英語棒棒的,經常調戲老爸的錯誤發音。這小妞,她哪里知道老爸我是懸梁刺股,呀呀學語十幾個寒暑才上了路。幾年前,我畢業後要找工作,為了改進口語,讓看牙口的資本家滿意,雇了女兒當口語老師,議價是半小時一美元。後來我的工作到手,女兒趁機要求增加她的報酬,干到半小時兩美元。我此時也失去了學習的積極性,狡兔死,走狗烹,找了個借口,budgetcut(手頭緊),把她給裁員了。
象美國小孩一樣,女兒熱情地投身于有賞家務勞動。幾年前我跟她簽了一個合同,乙方凱蒂王(她的鬼子名)負責晚餐後洗碗,周末洗衣,烘乾,折疊;甲方(我啦)付給乙方洗碗每次一美元,洗衣,烘乾,折疊分別為每桶一美元;乙方不得無故不干,甲方單方面中止合同時得支付給乙方一個月的全時報酬,甲方當然得遵守有關兒童勞動的聯邦與州法。
合同貼在冰箱門上。到現在,女兒還在洗碗洗衣哩。曾經因為報酬爭執罷過幾天工(strike)。每次老板給老爸漲了錢,女兒都要求增加報酬,還主動告訴老爸,聯邦政府的法定最低工資又升了。
今年暑假送她回中國接受文化再教育,她極不情願,想再修一門課拿到保姆執照,還計劃到處去貼廣告條子呢。我使盡花言巧語,才把她乖乖地牽回國內。臨回國前還接了第一筆保姆生意,掙了三十來美元,轉眼就買了一個花木蘭的木偶,這小妞手頭松呀。還從國內打電話來問﹕在中國幫外公除草澆花,老爸能不能按美國標準付酬?我說不。最近聽外公講,她也學雷鋒,在園子里義務勞動哩。
掙了錢干什麼呢?看電影,買禮物送人,買書,買些說不上用處的小玩意。你家里要是養有女兒,她再和你太太一聯手,得了,你就等著退貨哭賬單吧。我家的兩個女生,花錢就象打土豪一樣。女兒沒掙錢以前,她買東西是老爸出錢,她總抱怨買得太便宜。現在呢,女兒說﹕“爸爸,珍尼芙過生日,我要買個禮物送她。”
我說﹕“太好了。”
女兒說﹕“你出錢好嗎?”
我說﹕“不干,珍尼芙不是我的朋友。”
女兒說﹕“OK,你出一半,小氣鬼。”
女兒也會花錢。一次過生日,要請十一個女孩到外面開Party,還給每個女孩子送禮物。老爸我給她一筆錢,有點緊。她精心做好預算,花了好幾個晚上去買價錢公道的禮物,還打電話給城里的各個餐館,看哪一家開Party最優惠。
女兒計劃明年隨學校參觀團去訪問華盛頓特區,為期一周。這是學校的一種教育方式,旨在幫助學生了解美國政府。從西海岸飛到東海岸,加上吃住,要一千多塊。我說,沒問題,老爸包了;女兒說,不行,學校懇請參加者自己掙這筆錢。
我當然很支持女兒去,跟她一起擬訂一個掙錢計劃,取了個驚險片的名字,叫“DC行動”。“DC行動”就是給家里的後花園除野草,澆水,菜圃松土,每小時按五塊半美金付酬。
女兒還善心大發,要我把她朋友勞拉也雇了,勞拉漂亮的媽媽才離了婚,又回到大學去讀書,手頭緊。她說勞拉可以替我剪草,為了保證勞拉能在短時間內掙到一千多塊,我必須付她每小時二十塊以上。我一聽腿就軟了。
到中國去過暑假也打亂了女兒的“DC行動”,做為彌補,我搞了一個“DC行動”的中國版本﹕我扔給她一本“自學代數”,帶回國,做完一章習題給一百塊。我還說,奶奶過去就是這樣讓你爸練毛筆字的。有一點我沒敢對她講,她老爸轉手就把“毛筆字工程”包給她三姑了,還賺了點批零差價。
為了掙夠一千多塊,女兒和同學們上街去賣糖果,給別人洗汽車。她同學杰奎琳的爸媽是很好的外科醫生,每小時幾百美元的收入,他們周末還跑去幫杰奎琳洗了五輛汽車,幾個小時才掙了二十五塊錢。可憐的杰奎琳為了招徠生意,在寒風中賣力地跳起了chicken
dancing(一種滑稽舞)。
女兒不光在家掙錢,在學校也撈了一把。有個銀行贊助她學校的讀書活動,每讀一本古典文學作品並通過測試就獎勵錢。女兒從小是個讀書迷,這種掙錢方法太便宜她了,她干了個全校第一,拿著收款單到贊助銀行開了個戶頭。書中自有黃金屋呀。
有一次成都市兒童藝術團來西雅圖表演,孩子們都是萬里挑一,琴拉得那個好呀,女兒是五體投地,和別人一比,可憐的她只剩勞動好了。中間,女兒跟一個女孩子聊上了。
女兒問﹕“你能干活掙錢嗎?”
人家小女生沒聽懂,說﹕“我要多少我爸媽就給多少,你爸媽不給嗎?”
回家一路上,女兒念叨說﹕“太容易了,一伸手就可以拿錢。爸爸,中國的小孩跟你說的不一樣嘛。”原來,為了增加女兒的幸福感,我老給女兒搞憶苦思甜,講﹕若是她生在老家四川的鄉下,六歲起就得打豬草。
我告訴女兒,我會負責她的基本生活和教育,如果她對生活有更多的期待,得勞動掙錢。記得我還是個靠美方學校資助的窮學生時,常常不知慚愧地告訴女兒,老爸沒錢。也許是這樣的經歷幫助了她今天不只用錢去判斷人,當年她曾看到了貧窮的老爸怎麼樣點石成金,把知識化為洋飯票。
我當不了小鬼子的老板,只能做她的一個顧問。我想管虛一點,多講點人生的經歷,少管點她做作業,給女兒一些生活的啟示,期待她能夠從中受益。
比如,我常常給女兒痛說“革命”家史﹕她太爺爺是河南南陽的一個帶頭致富的農民,四九年土地改革時讓別人把地給分了,人也連氣帶病死了;抗日時爺爺出來念了大學,抗戰勝利後一個農民娃娃娶了個買辦千金(奶奶啦),四九年解放後還是搞技術,工作好干上了全國群英榜,文化革命時被迫害死了;還有老爸我在人世間的拳打腳踢。這小鬼子哪里聽見過這麼水深火熱的事跡,每次都哭濕了幾張紙巾,她說﹕“Dad,
I really feel sorry for you.”(爸爸,我真替你難過。)
我希望女兒了解些家史,學會珍惜,天大地大不如自家的祖宗大,河深海深不如老爸的恩情深。一個民族的根是深扎在每一個家庭的,不在政府機構或精英分子身上。你我這些普通家庭能血脈相傳到今天,追溯上去,比起那些“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的各個朝代的歷史都長。老話講“聰明有種,富貴有根”,說的是好的性格和家風若能傳給孩子,一個家庭即便遭受社會災難,也能做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一九九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