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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紀大案” 王伯慶 在美國，民眾情緒也曾走入極端。最近看了一個電影，有一個片段，五十年代時，參議員麥卡瑟（Joseph McCarthy）質問一個電影演員﹕“你是共產分子嗎？”，那個電影演員批駁麥卡瑟時竟遭到群眾圍攻毆打，演員被當場嚇瘋了。 故事是虛構的，歷史卻是真實的，五十年代的美國人民沒有今天這麼成熟和民主。有一個真事，可以讓我們看到了美國曾經在民主與法制道路上走過的坡坡坎坎。 四十五年前，一九五三年六月，美國人朱利葉斯．盧森堡（Julius
Rosenberg）在紐約州的新生監獄（Sing
Sing Prison）被執行電椅死刑，接著他的太太也被送上了電椅。當他們的死訊傳出，世界上支持他們的人群只剩下了無言的悲痛，有很多人相信他們是無辜的，他們的死給了這些人的良心的極大震動。行刑前，各國的人民，特別是知識界為他們的獲罪向美國政府呼吁從寬處理。 這個死刑當時轟動世界，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稱為“世紀大案”。盧森堡夫婦是一九五一年三月被紐約市聯邦法院認定有罪並判處死刑，法官考夫曼（Kaufman）宣布﹕“盧森堡夫婦把原子彈的秘密盜給了俄國人，使蘇聯提前擁有了原子彈，從而導致了共產黨人入侵韓國，五萬多美國人喪生韓戰，今後數百萬無辜的人們還將因此受難。” 且不說這個判決所依據的事實的真假，其推論的夸張不輸于科幻小說也是明眼所見。這個判決與美國司法部門的謹慎作風大相徑庭，它怎麼會產生呢？今天，人民反復問道﹕盧森堡真的偷了原子彈的秘密嗎？盧森堡夫婦該受極刑嗎？他們為何而死？ 對失誤不太健忘是一個民族成熟後才能夠擁有的財富。 朱利葉斯．盧森堡出生于紐約州東部的一個窮人家庭，他的人生目標本來是研究猶太法學。在他十五歲那年，西海岸勞工領袖斯考特．穆尼（Tom Mooney）的被關監，事件的不公正燃燒起了盧森堡追求社會變革的熱情。 那時是一九三三年，美國人民正在經濟蕭條下苦苦掙扎，全國到處是施粥站，過去日進斗金的股票經記人也在華爾街上擺開了蘋果攤；羅斯福總統剛剛掌管國家行政，抓綱治國還沒有上道，資本主義制度似乎已經不靈了，國家向何處去？知識份子們開始探索光明，許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十月革命的故鄉。 一九三四年盧森堡進了紐約市立大學，這所學校被稱為“窮人的哈佛”，當時是美國激進主義的溫床。在酒吧里，躁動的精英們從各自的口袋里掏出了花花綠綠的救國方略，而盧森堡認定﹕只有共產主義能救美國。在理想的紅旗下，盧森堡成了美國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一名戰士（Younth
Communist League 稍後，他遇到了有情人愛絲兒．格林葛納斯（Ethel Greenglass）。愛絲兒是盧森堡的窮老鄉，生計所迫愛絲兒放棄了表演專業。愛絲兒曾經組織過150名婦女同工躺在紐約市36街的中間，阻擋了東家的運輸，贏得了罷工的勝利。共同的信仰把兩顆年輕的心連在了一起。 盧森堡大學畢業後就跟愛絲兒結婚了，他們一起加入了美國共產黨，一起讀“工人日報”（Daily
Worker）“新大眾”雜志（New
Masses），一起學習馬列主義，革命使他們更為相親相愛，二十幾年的風風雨雨，最後又一起走向了刑場。 盧森堡學的是電機工程，畢業後為美國通信部隊工作。關于他為蘇聯人充當間諜的故事的說法不一，很多人是這樣相信的﹕在二戰期間，紐約的蘇聯領事館的一個KGB官員說服了盧森堡，幫助蘇聯就是幫助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盧森堡為蘇聯人竊取了一些技術秘密，如新的炸彈引爆裝置。那時蘇美不是敵人，為盟軍偷東西談不上危害國家安全，當然也是犯法。 盧森堡自己的工作秘密不多，他的內弟，機械師大衛．格林葛納斯正為曼哈頓工程服務，而曼哈頓工程是美國的原子彈項目。盧森堡把大衛也發展成了間諜，為蘇聯人收集了一些曼哈頓工程的數據。戰爭結束後，盧森堡繼續為蘇聯人工作，直到一九五零年夏天被捕。 上述說法只是一家之言，並非盧森堡的供詞。那麼，盧森堡真的偷了原子彈的秘密嗎？法庭的主要證據是他內弟格林葛納斯夫婦供詞，格林葛納斯夫婦以為政府出庭做證來換取從寬處理，他們證詞的可信度為現在的人們一再質疑。也許真相永遠是個迷。 專家們可以肯定一點﹕機械師格林葛納斯傳給他姐夫的那點秘密數據，遠不如其他間諜如西奧多．霍爾（Theodore Hall）和克勞斯．芬其斯（Klaus Fuchs）為蘇聯人搞的原子彈情報有價值。正是頂尖的科學家芬其斯在英國的被捕，才把一個蘇聯間諜供出來，那人把格林葛納斯給牽出來，格林葛納斯又把他的姐姐和姐夫盧森堡供了出來。 人們現在相信﹕即便是沒有這些間諜們幫助，蘇聯人擁有一大批天才的科學家，四九年搞出原子彈也是理所當然。 所以，法官判定蘇聯人四九年擁有核彈是盧森堡的諜報所導致，是沒有充份事實根據的；至于進一步斷定羅申伯格的行為導致了韓戰爆發與美軍的損失恐怕更是演繹推理了。 就算盧森堡的犯罪事實無誤，他們夫婦該受極刑嗎？對美國傷害更大的芬其斯只坐了九年牢，大衛．格林葛納斯判了十五年，他的太太同案犯露絲（Ruth）免于起訴，霍爾根本就沒有被逮捕。盧森堡只是一個次要情報的二傳手，怎麼就他該死呢？更何況盧森堡太太只是知情，沒有直接參于間諜活動，結果也陪了殺場。當聽到盧森堡太太的被處死，始作蛹者聯調局長胡佛也目瞪口呆，不敢相信。 難道盧森堡夫婦沒有上訴最高法院嗎？他們做了，最高法院以六比三表決拒絕了重審紐約聯邦法庭的判決。保護無辜的最後一道盾牌倒下了，盧森堡夫婦只剩一死了。 也許，是當時的美國政治形勢要了盧森堡夫婦的命。二戰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在西方知識界一度走紅；四九年八月蘇聯爆了原子彈；兩個月後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次年北韓發動了統一戰爭，美國軍隊遭遇到了第一場打不嬴的戰爭。國際形勢對共產黨國家來講是大好，不是小好，東風壓到西風，共產黨人一路高歌猛進。 那時很多美國人驚慌失措，他們相信﹕蘇聯人的目的是用共產主義征服全球，蘇聯已經在美國政府和文化界收羅了很多信徒，蘇維埃美國（Soviet
of America）正在悄悄崛起。這樣的“恐共癥”導致了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一九四九－五四紅色恐懼”（Red
Scare）。美國人民問政府，為什麼美國對世界失去控制？誰對此負責？ 國家有難，人民責難政治精英們，政客們需要有人來當替死鬼，他們沒有國民黨敗將的那份幽默﹕“不是我們無能，是共軍太狡猾了”。此刻，我們就不難理解法官先生為什麼要盧森堡夫婦對蘇制原子彈負責，對韓戰美軍的損失負責，對將來千百萬美國人民可能遭受的災難負責。法官和陪審員也有情緒。 即便是民主和法制較為成熟的國家，人民一旦放縱政治情緒，寬容精神就開始消退，制度也就被群情左右了。 畢竟是美國，在押期間，盧森堡夫婦若是招認一切，也許還可以爭取活路。不招認同夥是盧森堡夫婦的定刑重于同案犯的主要原因。他們拒絕認罪，做為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他們最後用生命為蘇聯獻上了一份忠誠。 不幸的是，他們這份忠誠是獻給了殺了數百萬蘇聯人民的斯大林，錯把春心付東流。更為不幸的是，他們丟下了兩個孩子，一個六歲，一個十歲。兩個孩子被他人收養，孩子們受到巨大刺激，十歲的麥可在父母死後六年才能哭出第一聲來。 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第一修正案表明人們有信仰的自由，執法人員不應該糾纏當事人的信仰。雖然當年有一萬三千美國人在華盛頓特區游行，為盧森堡夫婦鳴怨叫屈，但是，法院的死刑判決更能遷就當時大多數美國人的恐共情緒。對其政治制度缺乏自信的許多美國人，“從重從快”也是一付鎮靜劑。 今天，很少的美國人會贊同盧森堡夫婦的信仰，同樣，很少的美國人會贊同紐約法院的判決和最高法院的駁回。即便是相信盧森堡犯罪的人們，也認為其罪行被夸大了，不至于死罪。當初，民眾的極端情緒把盧森堡夫婦送上了斷頭台。解鈴還靠系鈴人，雖然到目前還沒有看到對這一悲劇的修正，我相信，成熟了的美國人民遲早會還他們一個公道。 最近，美國眾議院通過口頭決議，贊揚十二歲的學生斯科特為平反一樁冤案所做的貢獻。一九四五年，“印第安納波利斯”巡洋艦被日本潛艇打沉，艦上1196名官兵只有135人生還，軍事法庭判艦長麥克維依疏忽有罪，麥克維依後被強制退伍，一九六八年自殺。斯科特是佛羅里達的一名學生，花了兩年的時間，查閱文件和訪問生還者，他的調查表明﹕艦長麥克維依無罪。目前，眾議院已有提案，為麥克維依“平反”。 一個十二歲的學生，不去猛啃數學題或拉琴或唯唯諾諾，而去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有了這份求真的努力，人民會推動政府對冤案道歉，並從失誤中學會聰明。 中國有過許多的極端歲月，時間一過，常常讓人羞于回首，于是相信“要向前看”，不要糾纏歷史舊帳。然而將來沉渣又起，歧路似曾相識，又一次痛悔幼稚。又一次撥亂反正。人民真的需要學會成熟。 一九九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