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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五分錢子彈費 王伯慶 許多人一定讀到過報導，說遼寧的張志新被政府槍斃時，為了防止她呼反動口號，把她的喉管割了。恐怕較少的人知道一個北大人林昭，最近胡平先生（不是在美國的胡平）寫的《苦難的祭壇，1957》（廣東旅游出版社，2000年），也提到林昭。 林昭原名叫彭令昭，1957年時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最初她讀的是新聞系，被愛才的文學史教授游國恩勸說，轉到中文系去的。她在北大的學生文學刊物《紅樓》做編輯，編輯部的兩位男生，沈澤宜和張元勛，都迷上了這位蘇州姑娘。 如果林昭姑娘沒有錯生在那個時代，或者沒有獨立思想，那麼人間又添了一個老生常談的故事﹕林妹妹挑肥揀瘦，最後跟選定的大學甜心共修百年。如此算來，林太太現在是60多歲，退休在家，兒孫繞膝了。 只可惜林昭生在了“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她同情沈，張的右派詩歌，又撰文批評政府扭曲人性，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當了右派還不認錯，林昭曾寫信給北大領導﹕“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政府去保釋被捕的學生，你們呢？” 林昭實在沒搞懂﹕雖然當時的北大學生是“五四”精神猶在，但北大的領導早已不是什麼蔡元培，新政府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容忍也比不過北洋政府了。林昭後來被判了20年，進了監獄還不認錯，人民政府是“抗拒從嚴”，1968年4月29日秘密審判林昭，當天執行槍決。 一個小女子，批評政府幾句就把腦袋丟了，在毛澤東時代本不是什麼稀奇事，故事往下走就不只是“稀奇”二字了。5月1日，一位警察敲開了林昭的家門，說“你們得繳五分錢子彈費。”妹妹令範從抽屜里取出來五分錢付了欠帳。林昭媽媽弄懂了這五分錢是政府槍斃女兒花掉的成本時，立刻就暈過去了。 這事不是發生四川小縣城，是在中國最具現代文明的大上海，布告就貼在提藍橋監獄旁。 當然，大多數右派的結局比林昭好，要求死刑犯家屬付子彈費也不是普遍實踐。我把這個故事講給其他人聽，善良的人說“怎麼可能？”天真一點的人說“幸虧這種事只發生在文革”。也有朋友說收子彈錢早就聽說了，發生在政治犯身上才引起了注意。有討論說一顆子彈收費文革初期是五分，後來漲到三角五，再後來是五角錢。 你當然可以說揪一小撮壞分子會有失誤，政府是“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的代表，這個“大多數”毛澤東說的是“95％”，按當時的六億人口計算，5％的壞人是3000萬。全國歷次運動，特別是文革中今天整一幫，明天整人的又被整，被整的人數也許不止3000萬。 在反右中有幾十萬知識分子被迫害，可能有不同的估計數目，但每個右派背後活生生的故事﹕愛情，親情，家庭，是數目所能代表的嗎？ 下放的右派作家叢維熙趕去看望正在醫院搶救的妻子（張滬），當他經過天安門時，看見毛主席的巨幅畫像﹕一定是面對著鶯歌燕舞的美好世界，觀世音菩薩似的毛主席才是那樣的莊重和慈祥，叢維熙說“張滬和許許多多知識分子的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中呢！” 鎮反，反右，文革，用一部分人去整另一部分人，在偉大領袖“彈指一揮間”的瀟灑中，悲劇發生在被他玩弄的全國人民中，哪個階層都沒逃掉。高行健談到文革的參加者時說﹕“你不是犧牲者，就是暴徒。你扮演不了另一個角色。”我很難理解高的這一說法，因為很多人用的就是這個借口﹕“為了生存，才去整人”，連人民總理都可以用“做了違心的事”輕輕帶過。 這次是幫凶，下次是犧牲者。毛澤東打出了反右的信號彈（《事情正在起變化》），吳唅同志就發出了轟擊章羅聯盟的第一波重炮，在全國人大做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紅色教授開創的暴力語言可為後來紅衛兵的楷模。就是這個吳唅，文革中全家四口死得只剩下一個兒子。 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正義在手。如果吳唅當初不是為了政治上迎合毛澤東，寫下了毛又夸獎又接見的《海瑞罷官》，何至于後來毛為了造反需要批海劇，又把他先烹了為文革祭刀呢？ 在反右中站穩了腳跟的北大校長馬寅初，翻過年就被批《新人口論》。好不容易跟黨向左看齊，又一腳被踢出了革命隊伍。“被迫”批了右派的老舍，還有那批了知識分子的彭真，周揚等，文革時全一窩端。整了知識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工人階級與貧下中農逃得了政治迫害，逃得了經濟後果嗎？現在就數農民和下崗工最苦。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天下沒有免費的革命，白整的人。 在毛澤東的誕辰日，你很難只想到毛的豪言壯語，而不去想那千千萬萬的冤魂，北大學生也不太可能忘記付過子彈費的校友林昭。把毛澤東紀念堂改成“被迫害人紀念堂”，我想不是發不發生的事，而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注﹕關于林昭案，可以參考2000年5月4期的《華夏文摘增刊》，張元勛先生回憶林昭的文章《碧血真情》，原載于北京《今日名流》2000年2月號。 寫于2000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