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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野蠻 ——陶百川先生只在台灣,不在中國?

張俊宏

2002.9.2

值得紀念、令人敬仰的一代完人陶百川先生享其天年以一百零一歲逝世。

寧祥兄告訴我並邀請我參加友好追念籌備會時,我正身在國外考察的行程,仍在網上調到不少生動的追念文字,看了相當觸景情深,只可惜一切身後的美言,記憶所及都還沒讓陶先生在生前看到,一方面陶先生和我們這些人一樣,在恐怖時代以其叛逆而具有高度爭議性,這種人物大家不會習慣於肯定,即令時代轉變,爭議性消除,一旦肯定之,仍具有競爭性,也許因此必須都要等到死後才能放心肯定他,如同子欲養而親不待,這些身後才出現的生動的蓋棺花朵都只能讓他在天上看到。

一生辦雜誌,有幾篇文字是非常用心寫的。卅六年前,當時年少和陶先生素昧平生,只為他勇敢而堅毅的辭掉監察委員,當時這是極為稀少而珍奇的行為,同意他的也不多,陶先生一生為多少大案冒死直言,為孫立人、為郭雨新、為美麗島、為戒嚴……,但放棄自己惟一所依據的監委身份,尤其更是他生活之所依,這是極不容易做到的事。「台灣政論」被查封後,單獨辦了「這一代」雜誌,覺得有必要為這種行為的意義來作詮釋,寫了一篇長文自行登載,對一位年高七十五的現代御史,心情是寫一篇悼念文來彰顯他,當時簡單的心情就是想讓他在生前看到後輩對他的評語,尤其是對他的肯定。對我而言,在一個不可能被肯定的時代裡,歌頌一位為當道所忌劾的叛逆人物非錦上添花而應該是雪中送炭的事,雖然陶先生也不會期求這些,但卻因此和這位歷史人物結緣,他不常寫作,卻很爽快的答應我寫一篇很精彩的文章,登載在「這一代」第十一期(一九七八年七月),標題是:「什麼樣的國家才可愛和應愛?」內容主題是:統一須民主、強大應和平、安全重自由、勞動而共享,幾項標準檢驗國共兩黨和海峽兩岸。卅六年後再重讀這篇文字,大家真的會深沈的感受到:卅六年,台灣的變化晃如隔世,國民黨已經結束,而共黨中國仍在,關鍵是不是陶先生留在台灣,而沒留在中國?

監委乃風霜之任,行憲後他獲選首名監委是因為勇於對抗當時的腐敗,提出鏗鏘的名言:「守法者死,違法者富,玩法者貴,毀法者富且貴」,近一甲子過去了,這句語用來檢視今世海峽兩岸,大家能無感觸?

「民主」在五千年沈重包袱壓制下的華人所在地,讓它發芽茁壯確實不是那麼容易的,陶先生在中國不能完成,即令到台灣來,僅僅只為了自己要辭去一個去留可操之在我的監察委員,都須付出如此複雜的心思和動作,包括用去國來擺脫人情牽絆。證之於今日年輕一代一定會不得其解的批判:早一代何以須如此的扭捏婉約作態?偏偏不此之圖,走壯烈成仁之路,民主的發展就是曇花一現,如二二八、如天安門。偏偏如陶先生和他們的一輩在他卅歲年代於中國未完成的功業,到他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在台灣才播種而茁壯成長。

卅歲年代,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訪美,時值黑白衝突達到顛峰,金恩博士此時被槍殺,事先世人皆預言黑白戰爭將一觸即發,國務院允諾多數行程讓我待在黑人區裡實際去體會問題,回來之後寫了一篇報告,斷言:「南北戰爭」不會發生,理由是:我在黑人貧民窟裡看到白人大學女生默默的、自願的在替一個垂死的黑人病患擦身洗腳,試問:那一個黑權運動的鬥士看到這個鏡頭不會心酸落淚?

對於受到二二八血洗的一代能不痛恨國民黨、不痛恨外省人而延燒仇恨中國,那是沒有血性的,但我等為什麼沒有走向「以血洗血」之路,如同我在蔣經國的奉化故鄉看到他早年的心願,沒有還報蔣氏「以血洗血」,不是來自他釋放的「恩情德政」,而是來自於眾多類同於陶百川先生一樣的人。早期在國民黨我曾遇見過雷震先生、殷海光先生、陳裕清先生、余紀忠先生,更早還有胡適先生,出牢後我的老戰友老夥伴傅正、胡佛、張忠棟、楊國樞、陳鼓應教授……。

極權的獨裁者最難之處在於「無知」而「不自知」,無知百姓可以不知者無罪,無知統治者不僅有罪而且可有大罪!「士大夫之無恥」可以成為國恥,無知也可成為「國疪」。陶先生在極權時代所扮演一士之諤諤的角色,使獨裁者知所諫戒,另方面也默默地導引了這個國家免於導入悲劇。

台灣人是有隱藏爆發性的亡命之徒的民族性格,危險在於看來可欺而誘敵深入,終而玉石俱焚。這種民族是適合走流血革命的,二二八是這樣引起的,但何以唯獨在台灣完成的卻是和平的不流血民主革命?歸根究底,如同黑白戰爭的免於爆發,那是陶百川先生以及同他一輩者的人格以及其明智的「方向」,還有成熟的「方法」!

不久前曾有一位來自中國的訪客,也一樣開門見山的對我頒佈:「祖國」將不惜以武力血戰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我的答覆是:戰爭以及其勝敗是可以不論其強弱的。越戰如此,第二次中日戰爭如此,九一一的賓拉登之戰至今也不知誰勝?一旦有挑戰,也一定會有應戰,一啟戰端,多數是兩敗的,何況勝者亦是慘勝,重要的是台灣是實驗成功了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一樣也是戰爭,但卻是人類高層次的文明之戰,保存優秀後代免於為政權祭品的制度已成功在台灣,數千年成王敗寇,不成功便須成仁、改朝換代、勢不兩立的歷史鐵律,在台灣已成功的實驗為:「成者為王,敗者不必為寇」---成者固喜,敗者猶榮,輪替而共榮,敗者冤屈淒涼不必待後世史家翻案,這是重大文明資產,問題乃在我們有沒有決心和智慧告別野蠻!

最後,我的訪客無言的和我握手離去。

台灣海內外幾代以來的努力,大陸高貴智識份子的融入,共同完成的歷史功業,這不只是某一族群或台灣、中國的資產,而是人類共同奮門的理想和資產,這資產是在台灣奠基了。

史諾給邱吉爾寫了一篇評傳,是讓邱吉爾來得及在他有生之年看到,這應該是寫的最好的生前訃聞和悼辭,他說:「邱吉爾留給英國人的品質是:『勇敢、忠誠、俠義、慈悲寬容以及優雅』,這種風範和美德如同其堅毅的性格同存於英國,我等竊竊憂慮,一旦他離世,這種高貴的品質與情操恐將隨他離英國而去……」。

我曾用明朝呂坤對政治人物最頂級的分類來紀念幾位值得紀念的長者:「為政之上焉者:寬厚深沉,遠識兼照,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古今內外這種佛陀本來不多,但都必須要有,有些國家或者某一個世代的這種人是缺席。大致上沒有的,即令強大富有,都不會得到外在的尊敬和內在的認同──只因為這個國家沒有佛陀,沒有保佑。

今天享受民主,可以大聲說出台灣認同,以自由而受到國際間肯定的人們,焉能不懷念和平民主所以能達成的源由,尊敬那份精神並且珍惜和善用得來不易的果實。

我擔心的是陶先生所代表的上一代的精神──寬厚、俠義、勇敢、忠誠而優雅的美德與風範,是不是只有在寒風凜烈的時代氣溫裡才能冰存,而不能在安逸的溫室中持續?

但願這種精神不是隨陶先生時代的終結而去,而是因他的離去重新在國人的心田裡油然發芽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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