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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Be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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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台在對抗陰影下的理性抉擇 湯本 美國間諜機案發生之後，中國大陸已經完成一個戰略轉移，對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搞對抗”的遺訓，不再死板恪守，而是有所調整。中國軍方的強烈態度是“軟到頭了，強硬是唯一抉擇”。上周，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沈國放公開表示，“不怕對抗，但希望對話”。從現代戰略運作的角度，被對方公開獲悉的戰略，常常就是死戰略，就是被動戰略，是永遠不會獲勝的戰略。 中國軍方和外交部門對美國電子偵察的不再忍受，與其說是欲圖與美國對抗，不如說是對“臺灣問題”的深深隱憂。一個中國大陸民衆認爲：“如果毛澤東還在，首先驅逐的將是那個很凶的美國準將武官。” 一個有趣的也是令人擔憂的現象是，美中兩國鷹派互相極端仇視，但卻互相依存，互相熱情地、積極地幫助對方的大力發展。這種趨勢至少在未來一年內有增無減。美中兩國軍方的強硬的主動，帶來美中兩國領導人的國際政治被動危機和美中關係的危機。美國朝野的反華勢力，正在沖淹喬治W布希“美國必須謙卑”的調整國際政策的初衷。 是什麽導致美國一些人強烈的“冷戰”鼓動？爲什麽使得美中關係史專家面對美國在冷戰時期對專制中國的“熱”和在後冷戰時期對開放的中國之“冷”感到不可理解？ 原因有四： 一是美國政府部門（如國防部和CIA）和産業（如軍工産業）的集團利益的機構性決策，影響了國家政策的決策，集團利益和擴大冷戰意識即擴大本機構在財政贏餘中的“分大餅”的動因，忽略了美國人民的長遠的利益和安全。現在是影響，還可以扭轉，如果變成了取而代之，美國將會面臨比越南戰爭更爲嚴重很多倍的危機。 二是美國戰略界和政策界尋找敵人的傳統思維和習慣，一些決策人士，舊的知識結構和思維系統尚存在，新的知識系統尚未形成，也就是新的有效的戰略尚未形成。 三是筆者前文就美中之間根本的文化差異分析的原因，即美國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論和中國傳統“人之初、性本善”的差異。 四是美國決策界對中國國情以及發展趨勢的不瞭解，這也是美國執政者和決策者中不懂得中國國情的人們的失誤。這，不僅僅是美方的責任，也是中國大陸自己不善交流溝通（或者說貪官腐敗，無孔不入）的責任。 但是，美國朝野已清楚地認識到，亞太地區的不安寧，世界的不安寧，將會帶來美國的不安寧。 面對此情勢，美中台領導人應該有怎樣的理性戰略抉擇呢？ 先談臺灣。在民主的光環下，由李登輝開始的自我矮化和自我精神奴化，已經把先進的中華民族在臺灣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偉大成就，予以靈魂的萎縮和肌肉的萎縮。李登輝由衷地爲國民黨的兩度分裂（新黨和親民党）而高興、而慶賀，把國民黨務實的理想派陳長文、焦仁和等艱苦開拓的“和平、互助的大交流”演化爲“隱性台獨的”大對立。然而，兩岸目前正在廣泛融合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力量無可阻擋，仍然具有廣闊空間，陳水扁作爲新一代領導人，應有智慧，仍有時間和精力，再立華人社會的里程碑，實現他“把臺灣人的精神地圖，延伸到地平線的另一端”的理想。如果陳水扁能夠努力將被動的正在發生的臺灣資金、企業人才、行政管理人才的“三個掏空”的大趨勢，主動轉換爲“三個西進”，注入民主自由的真實感召力，將蔡英文所強調的“臺灣安全架構”，不是綁在美日的戰車上，而是直接鋪設在中國大陸的億萬人心上，由此，臺灣的成就，將成爲中華民族的成就。臺灣人的福祉和前途，將會具有前所未有的保障和昇華。 再談中國大陸，誠如筆者早就指出的，不應該過多依賴中俄合作，俄羅斯的不穩定性，最近再次暴露無疑。俄羅斯原來想拉中國大陸共同反對美國的“NMD”，不旋踵，美俄就“NMD”會談，俄羅斯馬上轉態，支持美國NMD，從而俄羅斯獲得三項戰略利益﹕一是美國同意俄羅斯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角色，二是北約不東擴，三是米拉索維其不會受到刑責。俄羅斯爲了自身利益，說轉就轉。面對複雜國際情勢，江澤民應該對內採用柔性政策，真正落實三個代表中對中國大陸社會轉型的步驟和意義，力避“亡黨者，共產黨也”的厄運。中國大陸應該瞭解，美日軍事合作的強化，源自於中俄的軍事合作，這除了中國大陸的海洋利益之外，也源於兩岸政府和領導人沒有在兩岸問題找到符合雙方人民利益的結合點。坦言之，是中華民族處理己身事務的智慧的疲弱和胸懷的窄小，造成外力日益干涉的僵局和困局。因此，中國大陸內政的改革，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中國大陸只有推動改革開放，深化改革，才有可能增加臺灣民衆對中國大陸持續的經濟熱感和産生政治的好感。而中國大陸政治領導人的抉擇，切勿背棄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急迫呼喚。中國大陸對於美國，仍然應該是合作大於對抗，以美中經濟合作的熱力，來消融美中對抗的冷氣。 而美國方面，除了筆者前面談到四個問題外，美國政治家的爲了戰略抉擇，切勿背棄市場經濟的規律及自由市場將帶來自由意識的社會發展趨勢，切勿忽略美國普通老百姓對於和平和繁榮的焦渴需求。 在本論壇《自由論壇》上經常發表高論的老馬先生認爲“國事如麻”。此話一點兒也不錯，再擴大一點，這年頭，真是“世事如麻”。面對詭譎險惡、充斥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倡狂叫囂的世界，美中台領導人應該保持和平的清醒理性和對人類的愛心，善用戰略，在多極矛盾中，保持主動態勢，攻守有據，進退得當，避免自我戕害的厄運，爲三方人民的合作和長遠利益著想籌劃，真誠地“爲三十年的美中友好關係奠定基礎”（喬治W布希對錢其琛語）。 應當承認，美國政治受各集團、各政黨的實力影響。準確地講，美國的政治取決於實力和民意。誰更強有力？見仁見智。但美國民主政治主流深刻地反映民意，去年南加九十多歲的老太太徒步行走，橫穿美國，抵達華盛頓，呼籲選舉捐款的改革，今年三月，約翰．麥肯恩的政治捐款軟錢的改革的建議提案的成功，這就是一個民意高於實力的例子。 每一個華裔居民和公民對美中關係盡可憂心忡忡，但對於美國的自由國度給自己帶來的自由，應該更有信心；對於美國的未來決策，應該更有信心。 君不見，4月30日期《時代週刊》的專文『白宮最忙的人』報導，“白宮最忙的人”——喬治W布希的第一策略顧問Karl
Nove，已經把他的眼光放到2004年的喬治W布希的總統連任。 如果，美中交惡，打一場戰爭，美軍死人，美中經濟貿易受損，物價狂漲，美國民衆日常生活指數大幅提升，“一雙兒童網球鞋280美元”（洛杉磯時報），喬治W布希還想連任嗎？ （歡迎不同意見，請在《自由言論》上暢所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