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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精英不再變成貪官?

--續《朱熔基的現代風格和他的思考盲點》

湯本

1976年刺骨寒冷的冬天,一位憑本事(當然也要是共產黨員家庭出身)由知青上調到吉林省政府工作的患難老朋友,帶我到了長春南湖賓館,我在幹部飯廳堙A吃到了我在東北最好的一頓早餐。各類小點心,南北特色都有,肉餡、豆沙餡、菜餡、精麵粉,手工地道,精致極了,味道好得很。東北居然有這麽好的點心!這在那種粗製濫造的長春市國營飯店堮琤賑O看不到的,更是在長白山腳下的縣鎮上根本看不到的。這頓飯給我的印象,加上飯廳媟x如初春的暖氣和氛圍,令我十分難忘。

好多年,我都在思考“這頓飯”。中國大陸官方的等級制度,是十分鮮明的,哪一級官僚,哪一級待遇和酬勞,是不能逾越的。而且,中國大陸社會的等級制度,完全是按照政治劃分的。誰越能夠維護這個政權,保有名義上的“人民的權力”,誰就能得到“恩惠”,得到這個制度按級別分配給你的“特殊酬勞”,這是勞苦大衆所根本無法享受得到的。

王實味早就看出共產黨中的等級制度:大官吃小竈,小兵吃大鍋。他老先生(那時還很年輕)禍從口出,因爲批評革命根據地“食分四等、車分五等”而被批判爲異類。當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王實味被康生命令拉出去押到山溝溝堙A被槍斃了。小知識份子的天真,滿腦子平等的理想,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利益的水火無情,侵犯利益之後的惡運,終於被自己的“從白區來到紅區”的人生選擇,而丟了命。

從“革命”的大道理講,你既然投身一項“救國救民”的大事業,就不要考慮你自己,就不要把你的待遇與老紅軍的作比較,人家貢獻比你大,資歷比你老,你就得服,你不是要革命嗎?就要先革你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命!

從“社會”的小道理來講,入黨,就是入了一個大幫夥,黨有黨紀,幫有幫規,黨內有主席,黑幫有頭子,中國字繁體字的黨,房子底下一個黑,你還不明白嗎?你的利益就和他們纏在一起,就不要不滿,自己好好奮鬥,爬上去,你也有好待遇。

我在文革中,曾經閱讀到一篇關於“共産主義戰士、國際主義戰士、反法西斯的英雄白求恩醫生”的動人故事,這個故事是在毛澤東的文章《紀念白求恩》中看不到的。文中寫到,白求恩大夫熱愛中國傷病員,爲了讓受傷的戰士早日複元,他把組織上分配給自己吃的雞熬湯給傷病員吃。文章談到,這是白求恩享受到的“營長級(或團長)幹部的待遇,每周可以吃到一隻雞”。當時,處於長身體的我在長白山中,也渴望著每周能夠吃到一隻整雞。那種饑餓感和期盼感混合在一起,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從王實味被槍斃時算起,又過了五十年,1996年,我曾經親耳聽到一位新提升爲海關副關長的四十歲剛出頭的“年輕幹部”人士談到自己的官職的“含金量”。現在,中國大陸除了官僚的等級及等級帶來的酬勞待遇不同外,還有官職的“含金量”的不同。

從世界範圍來講,在目前的現代社會中,等級化是正常的。但是,在合理的社會中,當官的是絕不能握有絕對的權力、甚至保有終身制的。美國的民選官員和任命官員的權力的被限制、被有效監督和非終身制,不僅使美國老百姓供奉這些官員毫無怨言、心甘情願,甚至還使得絕大多數美國的民選官員和任命官員能夠善始善終,能夠避免當“貪官”的厄運。

作家粱曉聲曾經在文章中談道,他的一個好朋友,碩士畢業,很有才華,當上哈爾濱副市長,後來不知怎麽回事,變成貪官後,被捕入獄,在監獄中瞎了眼睛,疾病纏身。在粱曉聲的筆下,大有同情、唏噓之情。

精英變成貪官,如果案發,“一世而亡”。精英變成貪官,如果案不發,“君子之澤,三世而竭”,甚至使得自己的孩子變成“秦二世”。

如何讓精英不再變成貪官?

鄧小平早就指出,中國的問題“是制度問題”。毛澤東治下的共產黨沒有政權的時候,就向人民拼命鼓吹民主,許諾自己將給人民帶來民主,掌了政權之後,自己就害怕民主,不僅害怕別人別党執政的民主,更不允許別人有說話權利的基本民主。獨裁政治,威權政治,不是人民決定政府的領導人,而是政府的領導人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而是政權的掌握者左右、主宰人民的命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知識精英進入統治階層,自律精神及品質很好的知識精英能夠大致保持潔身自好,但是,很多知識精英成了政治官僚後,被集權的體制所腐化,集權使人腐敗,集權腐敗的共犯結構更使得優秀者很難生存,不是變壞就是被淘汰。精英的變質本身就是中國國家利益的巨大損失。培養一個精英人才,無論從個人還是國家,都有大量的資金和物力的投入。精英變成貪官,對國家的損失,對社會安定、穩定的破壞,更是嚴重,甚於社會的“破壞分子”。因此,政治改革,不僅是中國普通人民的呼聲,也是拯救未來的精英的唯一改革措施,也防止精英變成貪官的唯一之道。政治競爭本身,是激發參政的精英力爭上游,提升自身素質,使自己更加優秀的過程;而政治制衡本身以及嚴明的法規,則使得參政的精英在管理決策時,始終有所顧忌,不敢以私利逾越公衆利益。同時,提升精英參政者的待遇,不僅能夠使得執政者容易網羅優秀人才,高薪養廉,也在客觀條件上,避免了“因窮而謀私利”的動因。

再談,朱熔基先生的“輪流坐莊”一詞不妥當處,是因爲民主政治的輪流執政,是根據人民的需要,爲人民的意志和意願利益執政,而不是當莊主,把握賭博大權,坐享大利。民主政治的“主”是人民,主是人民,主是不變的,政黨輪流執政,是人民抉擇“僕人”,政黨不能當主人,只能當僕人。而且,政黨或者黨員個體只有努力爲人民服務,努力“爭寵”,才能發展強大。如最近美國共和黨的參議員約翰.麥肯恩提出的政治捐款中的軟錢的限制和改革,深得民心,其人望也大增。他的政治資源和力量,來自於人民。

套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口號,“三個代表”只有廣泛吸收資源、養料,才能變成有力量的政策,能夠實現的目標:

一、在美國、西方經濟體制、市場運作管理和自由中吸收精華,才能代表先進生産力。

二、在美國、西方傳統道德文化中吸收精華,才能代表先進文化。中國大陸必須克服信仰意識的薄弱,社會拜金主義,性賄賂的肆無忌憚。比如,大陸正在議論立法對性賄賂予以嚴厲制裁,但是,政治官僚性市場的存在,買方的存在,才有性賄賂的賣方的存在。幹部的性要管,幹部的信仰意識更要管,吸收美國的“政治家的風範”(statesmanship),吸收健康的道德資源,才能抵禦住現在中國大陸政治官僚包二奶、包三奶、包情人、包小秘的惡性狂潮。

三、在美國西方政治體制中吸收政治運作、政治管理的精華,讓政治家和政黨,互相競爭,互相監督,互相制衡,有法依法,才能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群衆的利益。

未來中國的政治特區的運作,臺灣的政治運作的成功經驗是兩岸的共同財富。臺灣的政治運作的教訓也是財富,可以引以爲鑒,在政治特區內,制定嚴格的反黑金法,制定嚴格的選舉法,嚴格實施,都是可以辦得到的,或者比過去辦得更好的。民主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但是,貪官階級爲惡成災,導致非民主的社會的暴力革命,帶給社會毀滅性的摧殘,則不是代價問題,而是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和災難。

當然,在政治特區展開的同時,中國大陸的穩定的宏觀性的領導機構,不僅不是要弱化,而是要予以歷史特色的保留,又要予以現代型的強化。只有在“穩定”和“民主實踐”中尋找平衡點,只有強有力的保持穩定和民主實踐的平衡度,社會轉型以及社會轉型的宏觀社會穩定,才有可能實現。

在向美國學習、與美國合作的同時,中國大陸應該仍然保持中國五十年來的社會建設的成就方面,例如,街道居民委員會,剔除盡過去政治監督,階級鬥爭的功能性,發揮社區的安全、學習和娛樂、守望互助的作用,是極爲重要的,否則,全盤否定現有的中國式的社會結構和形式,很可能成了邯鄲學步。

爲什麽?道理很間單,人們絕對不希望:中國大陸民主化之後,今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夜晚的繁榮、溫馨、安全和和平變成了洛杉磯市中心夜晚的肅殺、恐怖和不安寧。

(歡迎不同意見,請在《自由言論》上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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