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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代表與三項改革

湯本

如果說,鄧小平的務實理性是留給中華民族的可貴遺産(哲學博士朱高正語),那麽,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産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群衆”)是力圖擺脫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精神疲弱的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彰顯了在目前尚不可擺脫的現實政治條件下中共改革家們的卓越智慧。

當美國的鷹派在幫助中國大陸的保守民族主義的崛起的今天,中共改革家們還能清醒意識到中華民族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極端重要性,對內採納先進生産力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機制,對外採納以柔克剛的外交戰略。他們已經在試圖超越傳統的教條,試圖在把自己党的生存發展和中華民族的現代化的生存發展方式連結在一起。

中共的歷史上存在一批救國的仁人志士,因爲救國找到了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僅從這種基本邏輯出發,中共不僅不應該爲了馬克思主義去救國,更不應由於死守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而再度誤國。中共現實中存在一批強國的仁人志士,因爲強國不得不修正、改良甚而揚棄馬克思主義。這正是中華民族從革新的立場,放棄崇洋媚外,也就是放棄幾十年“崇馬克思之洋”與“媚前蘇聯之外”的嶄新開端。人們早已關注到,東西方“資”、“社”兩大陣營對自己的改革已使得這兩大陣營沒有“純潔”狀態。雜色,是這個時代的基本色。西方社會對於19世紀的資本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修正和揚棄早已完成,弱勢公民族群的權利和社會福利的保障,以中產階級爲主流階級的政治訴求,富有階級將資産投入生産擴展和社會公益,已經宣告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剩餘價值理論的破産。

江澤民還提出三個代表還將帶來三個創新(政策創新、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然而,此“代表”的動因,與彼“創新”的結果之間,似缺乏真正的政治改革新思維,似缺乏鏈結因與果的中心環節的具體措施。就此,筆者提出三項改革構想,這三項改革也是三項建設:即循序有步驟的建設政治特區;強化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安全機制;建設朝野、媒體的現代良知。

政治特區的概念最早是由人民大學的一位教授提出。但中國大陸缺乏成熟的民主政黨,將使得過程極爲艱辛。因此,1998年筆者提出:兩岸合作,共同在大陸台資發達地區如東莞地區,首先開闢政治特區的試點。在這個特區內,中共邀請臺灣國、民、親、新諸黨參與民主政治運作並發展組織,實現法治,選舉地方政府,實現新聞自由,公民言論、出版、參政自由,立法並建立嚴格懲處黑金的機制,並以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來衡量特區成果。這一構想是基於兩岸已處於經濟共同體的現狀,勢必導致社會、文化、政治的全面融合的大趨勢而提出的。

這一顯然突破傳統思維的構想,獲得兩岸有識之士的好評:大陸一位兩岸關係的元老級的顧問認爲這是“用民主換統一”;臺灣立法委員,張峻宏先生則認爲筆者的政治特區的建言是對他的“兩岸和平架構理念”的呼應,大有“吾道不孤的感觸”。而此議與國民黨智庫主要召集人蘇起教授之“讓一部分大陸人民先民主化起來”也有思考的吻合。

逐區的政治改革,是根據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特有文化國情和世界民主政治趨勢。而中國的政體缺乏新的競爭動力,積弊甚久。中共無法根除腐敗,最簡明的真理就是“刀不能削自己的柄”(幽默畫家鄭辛遙語)。

正因爲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臺灣的中華民族的民主政治成就,也就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成就。大陸官方在中國人的認識觀上有雙重標準,一方面要求臺灣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一方面又不願意承認現代中國人現代化質素中最重要的成份是自由意識和自由個性,具有民主意識、參政權利和責任感。關鍵的問題不是願不願作中國人,而是要做什麽樣的中國人?中國大陸可反問自己,中國人追求民主科學經歷了漫長的歲月,臺灣的中國人可以做到,爲什麽大陸的中國人不能逐步逐區做到?

對於具有自由理念的臺灣中國人來說,自己有沒有這樣一種胸懷,“將臺灣精神輻射到中國大陸”(張俊宏語)。陳水扁在去年5.20演講顯示出來的“近悅遠來”的中華民主文化在臺灣的已經生根。然而,隨著“資本流向利潤最高的地方”的鐵律,正如一位在大陸大量投資的本省企業家說的那樣,“人才和資金大量西移”,“臺灣的優勢時間只剩下三四年”。

有人認爲筆者的建議是天方夜壇。筆者認爲,兩岸未來前景,不能由長官式的欽定結論,而應該採納科學思考未來政治改革的方式。中共承認歷史人民是創造的,那麽,將成爲歷史的今天和明天的政治改革的思考和實踐,也應該由人民和海內外學者參與和進行,集思廣益,方能減少實踐中的失誤。無論一國兩制(中共官方),還是一國三制(美國謝淑麗),邦聯制(連戰),聯邦制(嚴家其),一國一制激變論(蘇聯模式),筆者提出的一國一制兩岸政黨共同參與的緩變論(政治特區),都是可以充分討論的模式。而非一家壟斷的唯一真理。按照中共的改革理論的生命線的邏輯,唯一真理只有一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兩岸若有此共識和合作開端,兩岸問題的解決不應該有緊促的時間表,但兩岸領導人可以簽署爲實現長程計劃帶有法律性質的協定。“當下”政府在兩岸關係上不僅應該受到這個原則性綱領的這個協定的約束,而且也應受到兩岸人民和海內外輿論的有效監督和制衡。

21世紀,中華民族應該有智慧有胸懷完成政治上的軟過渡,不僅形成大陸的黨內外的自由競爭,也使得人才的使用不因爲年齡受限,不僅救國強國,也救中共自己。

因此,筆者提出的改革之一,其核心部分是政治改革的行動。一打綱領不如一步行動。兩岸合作,開闢一個政治特區,將讓人民有真切感受中共改造自己的決心和行動,也是和平穩步統一的最佳途徑。

改革其二,在逐區實現民主化的同時,中國大陸應強化國家安全宏觀和整體性的意識,國家安全的意義和任務是極爲寬宏的,保持宏觀的穩定,將民主內政與國家安全分而治之。建立一系列的機制、資訊資源搜集與管理系統以及反間諜的安全機制,從而強化金融安全,經濟安全,尖端科技和武器的安全,資源安全,生態安全,內政安全,社會安全,民主選舉不受境外干涉的安全,公民自由發表意見和參與政治的安全。

其三,在社會逐步實現競爭和公正的同時,建設社會良知和良知文化。這可分爲三個方面:領袖集團的良知,大衆媒體的良知,人民民衆的良知。這是在民主政治求訴下,在司法之外,對於社會各階層人士自由的實現和限制以及權力和責任的雙向強化。這項建設,需要長時間的艱苦努力。衆神之上有上帝,這個上帝就是人類的良知。中華民族應強化人道人權意識、對於人類的終極關懷以及普世性的道德情懷,並與具有兩百多年的美國的民主傳統良知開拓友好關係,是中國內政改革期間對外關係必不可少的政治改革的借鑒以及最大精神紐帶。

廣角的視野,不等於思考的膚泛。圓通不是圓滑,強者才可能以博愛、慈善的胸懷,從多角度社會成員的需求來思考政治發展的模式。真切瞭解到中國大陸官場導致社會“群體貪污”、“買官賣官”、“化國企爲私産”的嚴重腐敗的危機、信仰危機以及國家安全的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關頭,就會知道傳統的中共宣傳上的立黨爲公,已不能掩飾社會中下層廣泛的立黨爲私。落實三個代表,將改變中共一黨獨大的黨本位,還原於全社會的民本位。如果江澤民不是鞏固自身權力的權宜之計,而是一項爲民爲國的歷史長遠規劃,那麽,三個代表就能完全擁抱已被實踐證明了的有利全民福祉的世界現代文明價值,就能成爲中國改革的寶貴經驗。

不管人們如何詮釋、充實三個代表,如果江澤民不僅言義一致,而且言必行,行必果的話,三個代表對中國大陸的改革將發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因爲它連同鄧小平的遺産,已經提供了深刻的改革意識和廣闊的思考空間。

20011027

(歡迎不同意見,請在《自由言論》上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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