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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代表上帝?

--評保羅二世加封120烈士為聖徒

湯本

中國大陸需要不需要上帝,誰能代表上帝?

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很容易地回答,中國大陸需要上帝。那麽,誰能代表上帝?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

在回答誰能代表上帝這個問題之前,還需厘清幾個問題。

首先,無論出身貴賤,無論貧富,無論社會地位高低,無論學識多少,每個人心中自有一個上帝。而信仰,是任何政治強力和鎮壓無法剝奪的。這也正是稍有常識的人不認同中國大陸官方對信仰的鎮壓行爲。但我們這堸Q論的是超過一般常識的問題。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上帝,或者佛主,或者真主,或者基督,誰都不能因爲自己信仰的不同,而貶低對方。信仰自由不僅包括篤信某個宗教的自由,也包括不信此種宗教而信彼種宗教的自由。信仰自由同樣也包括不信宗教的自由,而只信仰科學的自由。

現代的信仰自由更尤其偉大的意義在於它對創造新的信仰的人的自由的尊重和保護。這種創造精神可以是狹義的,即是創造一種系統的信仰,供人們信仰、修身、學習和發展。這種創造精神也可以是廣義的,每一個信仰某一種特定宗教的人都是在以自己個人的體認和生活感受,是在補充、發展、創造這個信仰。

是“上帝創造了人類”這樣的觀點,隨著科技的發展,相信的人數在不斷減少,即便在教會中對科學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斷增加,至今還是引發爭議的問題。但是“人類創造了宗教”這個觀點,恐怕是沒有人可以懷疑的。

筆者以爲,最高境界的上帝,是衆神之神,是人類的文化良知。是包容衆神、是超越衆神的人類良知精神。

誰能代表上帝?可能保羅二世能夠代表天主教的上帝,但他能否代表美國或世界其他國家一些既相信天主教但又在研究天主教的並有自己的解釋和說明的教友中心目中的上帝,這,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敢貿然回答。

根據洛杉磯時報102日報導,保羅二世加封了120烈士為聖徒,這其中有87位華人,33位西方人。根據該篇報導,封為烈士120位聖徒,主要是“義和團造反”中被殺的。在中國大陸教科書和歷史書中,義和團起義,是反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反帝國主義的宗教侵略(例如育嬰堂的罪惡),等等。而在西方的輿論中,義和團是“拳匪”。保羅二世強調,加封120烈士為聖徒,對於中國大陸,是一種“榮譽”。

以筆者的看法,義和團起義(或者說是叛亂),不管哪一方的觀點都有偏執的一面,對於東西方交流史來說,都是悲劇。起因很複雜,叛亂(或者說起義)爆發後,外國傳教士外國華人傳教士、義和團人士以及無辜民衆都有死亡,在洋槍洋炮下,義和團人士以及民衆死亡人數應該是120人的十倍或者更多倍。你如果有機會參觀訪問五角大樓,五角大樓幾乎每個工作日都對外開放,可以公開參觀。當你訪問美軍歷史上的“英雄榜”時,你可以看到在鎮壓“義和團叛亂”中獲得英雄稱號的美軍官兵的名字數是最高的戰爭英雄數之一。反之,也可說明,當時西方軍隊在鎮壓“Boxer Rebellion”時,被鎮壓的“拳匪”及戰爭傷及的無辜民衆人數的可觀。

保羅二世是否以上帝的仁慈,對這一百多年前死掉的千萬個無辜亡魂也予以某種宗教式的悼念和歷史性反思呢?

回到現實,西方世界在進入東方世界中,從策略上來說,在軍事、經濟、文化、宗教交流中使用強硬的手法,很多事實說明,往往達不到善良初衷的目的。往往在誤解上再增加誤解,在歷史難題上再加上一把鏽鎖,使東西方之間的心結更重。

保羅二世以加封烈士為聖徒此舉,來表示對最近梵蒂岡代表與中國大陸談判不順利的回應。對於歷史爭議問題,梵蒂岡強硬的行爲,是否有效?這只能刺激中國大陸政府的管制行爲,並以此加封行爲爲理由,強化中國大陸宗教管理的的“三自”性,並以此強化民族主義控制下的宗教信仰者的歷史屈辱感覺。

梵蒂岡是一個宗教聖地,是天主教權威所在地,是獨立的財政實力團體,是國中之國。梵蒂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宗教信仰國與國的關係,將帶有正式的國家關係。

保羅二世對中國大陸的西方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傳教活動、義和團運動(或被稱爲義和團起義和義和團叛亂)、近年的中國大陸的宗教活動,社會現況,未來社會轉型的可能性,在此轉型中西方宗教能夠在東方起到的作用,等等這一切的真實研究和瞭解,到底有多少?

如果對東方沒有真切的瞭解和研究,如何能拓展梵蒂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拓展梵蒂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由於東西方文化和歷史的差異,絕不是一件可以隨心所欲的事情。梵蒂岡需要有自己的擺脫宗教信仰迷思的認真的東亞研究和中國研究,需要有理性的戰略和政策策劃。因此,籠罩這宗教迷思的頭腦,怎麽能以理性客觀研究分析中國大陸的國情和真實現狀,以求作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符合宗教文化努力方向的戰略和政策?

如果,你不同意我梵蒂岡的首位的權威,就是不合作,就是反天主教?這是不是有違慈善的上帝的精神?梵蒂岡的權威們解釋天主教,將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解釋更爲權威,但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唯一的的權威。

信仰的自由,意味著對上帝的不同解釋,將上帝,將一個宗教定於一尊,必須絕對服從,這本身就不符合上帝的原意,上帝的善意。宗教不應該是東西方對峙的武器,而是東西方和諧互助共同關愛的信仰。

早期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大陸的作用究竟如何?這也是可以自由的討論的題目。何兆武先生(畢業于西南聯大,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專家)在《讀書》20004月刊上發表文章,再度強調他的學術觀點,他認爲鴉片戰爭前的將近兩三百年的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是舊教的傳教士們,沒有給中國帶來“培根、笛卡爾的近代思維方式”,而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思維方式”,延緩了中國的近代化歷程。吳先生的學術觀點受到侯外廬,李約瑟以及現史丹佛大學教授席文(N.Sivin)先生的贊同,並先後被引用到他們的著述中,如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的巨著中,或被認爲“這些西方傳教士不是好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者”。何兆武認爲,這個現象,是無疑的,使得“中國錯過了它的近代化大業的重要背景之一。”

這些研究,顯然不爲保羅二世所知,梵蒂岡關注的不是新教精神與舊教精神的區別,不是傳播愛的信仰和現代思維方式,來推動被傳教國的發展和繁榮,而是關注自己的首位的權威。很巧合,也在102日洛杉磯時報的同篇報導中,保羅二世針對不久前“梵蒂岡的文件再度重申的羅馬天主教堂的首位的權威”,不希望造成誤解,保羅二世強調,“力圖修復與其他宗教的關係”,他強調自己的教堂將不會對其他信仰顯示“高傲和傲慢”。

是的,梵蒂岡不應該對其他信仰顯示“高傲和傲慢”,衆神之間,應該是平等的。而對於思考者來說,他們所崇仰的,是培根,是笛卡爾,是華盛頓,是傑佛遜,是林肯,是他們昭示天下的自由思考的絕對重要性。自由給了我們自由的思考的完整權利。自由思考的事物是沒有局限的:政治現象、經濟現象,文化現象、宗教現象……

我們敬仰上帝,我們更敬仰人類的良知。人們可以因爲敬仰上帝,而更具有良知。也可以因爲具有人類的良知和寬容精神,而更尊重不同國家和文化所敬仰的不同的上帝。

(歡迎不同意見,請在《自由言論》上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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