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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死,是誰之罪?

--與王光美和劉源商榷兼爲耶誕節前感懷之二

湯本

  劉少奇的死,是誰之罪?

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在耶誕節之前談,會使很多經歷過文革的人依稀還有點印象,或者全然不知但還有興趣的朋友們,感到沈重,感到複雜,往往一時難以言喻。思考文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之所以不容易,傳統的中國人思考問題,尋找現實社會和歷史的罪惡根源,常常是外向的,槍幹子永遠是向外的,殺別人的;筆桿子永遠是批判別人的,而不是面向自己的,而不是挖掘自己的,而不是反省自己的。

還需要強調的,在美國談論文革、研究文革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美國沒有文革研究基金會,那是你們中國人自己的事,美國人不管。但美國各專科研究,從社會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等等,都有涉及文革的研究資助,筆者沒有作類似的專案申請,因此算,本文寫作的時間,是筆者的義務工作,這樣,先要杜絕今後有可能會出現的“拿了美帝國主義的錢,來咒駡我們中國人”的任何的無妄譴責。但我相信,至少王光美女士和劉源先生不會,以他們接受過1949年前最好的教育(王光美)以及接受過改革後的77級的大學教育(劉源),以他們的良知,以他們的對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的反省。

還是回到本題,“劉少奇的死,是誰之罪?”

筆者的觀點是:劉少奇的死,是毛澤東之罪,是擁戴毛澤東的人民之罪,也是把毛澤東捧到“最高獨裁者”而出了大力的劉少奇自己的罪。

我想,前半句的話,是王光美女士很要聽的,而後半句“劉少奇也有罪”的話,是她和劉源絕不願意聽的。

産生“劉少奇的死,是誰之罪?”這個問題,源起美國版的新民晚報20001219日刊登的王光美、劉源等著的一書《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中的第一部分。

應該客觀地說,在這本書連載的第一部分,是王光美和劉源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提出了不少很值得今人思考的問題:

如:“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文化大悲劇卻遠遠沒有結束!…劉少奇的大悲劇還沒有完結。”

如:“中國人民面臨…人人拷問自己,人人否定自己。”

如:“到了真正能夠說得清楚…哪些是劉少奇的大錯誤,哪些不是(劉少奇的)錯誤,那些乾脆就是別人的錯誤的那一天,這位國家主席的悲劇才算接近了尾聲,文革的悲劇才算帷幕即落”。

如﹕“劉少奇,坐在主席的椅子上,想得是國家的事,辦的是百姓的事,…導致他被打倒的‘錯誤’也大多數是來自他的小民意識。”

但是,一些基本的思考和重大的問題,是王光美和劉源不能回避的,而且也是他們限於中國大陸的社會體系現狀,所不敢思考,所不能表達的:

如:正因爲劉少奇沒有阻止和譴責毛澤東和康生無恥槍殺一個無辜的知識份子王實味,劉少奇才將自己置於死地。

如:正因爲劉少奇第一個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這才是使全民陷入一場政治專制、經濟崩潰、文化思想專制禁錮的幾十年極權社會的開端。

如:正因爲劉少奇參與了毛澤東和中共黨中央無恥關押、迫害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劉少奇最終才將自己置於死地。

如:正因爲劉少奇參與了毛澤東和中共黨中央無恥鎮壓、迫害幾十萬個右派分子(筆者的大哥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只有18歲),劉少奇最終才將自己置於死地。

如:正因爲劉少奇參與了毛澤東和中共黨中央打倒“爲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說出了“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的話(但願是不確實的傳言),劉少奇最終才將自己置於死地。

等等,等等。

但是,有兩方面的思考,可以與該書作者和網友們分享:

一是,文章提到,劉少奇是人民的“前國家主席”,顯然,作者們想竭力肯定劉少奇作爲國家主席的法定性,但是,作者忽略了,如果劉少奇的國家主席的“法定性”是不容置疑的,那麽中囯共產黨主席兼軍委主席的毛澤東的所謂“法定性”(或者說是“黨定性”)也不容置疑。這就是專制社會的癥結,劉少奇的被任名爲“國家主席”本身就是人治中國的一個成果。人治的開端,以人治的悲劇(劉少奇之死)結尾,這之間,有著不可切斷的必然性。很難要求當時的中國人民接受一個“人治”産生的國家主席,而不接受一個權威更大的“槍桿子堙産生的毛澤東的軍委主席的這樣的一種事實。更何況,毛澤東的神魅力量也是經由劉少奇助長起來的。更何況,五十年代上半年代的北京市“確實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李澤厚語,參見《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1997年)

儘管,作者強調的,在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中,當時按劉少奇的路線辦,中國大陸會提前很多年走上小康生活。實在肯定這種體制下的一種美好假設,但這一假設正因爲毛澤東的存在和産生毛澤東的革命所造就的個人集權的帝王式政治存在,而不是歷史事實,只是假設。歷史是悲劇,歷史是災難,但是事實。這一災難,原因很多,歷史的,個人的,國際的,百年的中國屈辱史的,還有政黨的,也包括劉少奇的責任,劉少奇在造成獨裁毛澤東的過程中,不能辭其疚。

二是,對於筆者來說,對於王光美、對於劉源來說,一個很艱深的問題是,批判人民是很容易的。人民是抽象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說:中國人民犯了人類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擁戴了一個“一黨專制”的社會,擁戴了一個一黨專制上的“皇帝”毛澤東。而且,當每一個人,也就是每一個的“我”在講這句話的時候,在批判人民的“錯誤”,都是把“我”排斥在外的。如果每一個“中國人民”中的“我”都作如此的對人民的批判,而不對自己經歷過的那個社會和文革有任何反省,這種對人民的批判仍然是極爲膚淺的。因爲每一個“我”對抽象的“整體的人民”展開深刻的大批判,而對自己作爲一分子的“我”,沒有任何反省的話,事實上,這“整體人民”就沒有完成這個自我批判。

因此,深刻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深刻地批判産生文化大革命的1949-1966年的政治中國,每一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都要深刻的反省自我。筆者的這個觀點,最初的表達,是在幾年前,對張戎《鴻》、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兩書的評論時所表達的(參見《社會民主的進程和民族的反省.縱論天下》)。

換言之,王光美、劉源在他們的書中,如果只是熱衷於批判他人,批判“整體性的人民”,而不對自己曾在1949-1966年的積極的政治盲從作出深刻的反省,他們的思考仍然是有局限的,仍是缺乏歷史所必須的深刻批判精神和建設精神的。

因此,對於經歷過文革的絕大多數的人們來說,批判人民,還是批判自我?這是膚淺者、激烈革命家和智者的分野。

無論如何,王光美女士和劉源的著作有他們很重要的正面意義。對於一個中國事務和問題的觀察者和研究者,筆者也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新一波的文革批判,是否意味著江澤民的“體制創新”的輿論準備?

從個人角度來將,劉源先生可以有這樣一種思考:當再優秀的“武警政委”,也不如當一個優秀的具有人類性的大反省、大思考的作家。當然,也不能排斥這樣一種可能性,一個有著深刻人道精神和人性文明的“武警政委”,將比滿腦子只有“階級鬥爭”、“講政治”的“武警政委”要理性、人道、文明很多。

耶誕節之前,讓我們(筆者和網友們,當然也希望王光美女士、劉源先生能夠參與的“我們”)思考“文革”--這一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也是人類最大的悲劇之一。

對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和深刻自我反省之後,自然將會産生精神的大建設,中華民族的精神道路的方向是什麽?

建設真正的民主的、自由的、民族的“中國性格”,這是一個與經濟建設、政治改革深化同樣重要,甚至更爲重要的偉大事業。

人類真是有幸,有“美國性格”(American Character)在美利堅土地上根深蒂固的成長,這是人類之福。

“美國性格”正在努力抵禦美國的左派和極端自由派的對美國基本文化精神的腐蝕和負面作用,正在向全世界顯露她的影響力。“美國性格”,這對於“中國性格”的形成,有了一個至爲重要的文明、文化、道德的資源。在這方面,我們真正深入的學習,將會影響未來的中國與美國。這又是一個重大題目,期望網友們的關注。

耶誕節之前,讓我們(筆者和網友們,當然也希望王光美女士、劉源先生能夠參與的“我們”)學習美國精神和美國性格。這是聖誕老人給中國人至爲寶貴的禮物。

思考、反省得越是深入的人,學習、吸收越是豐富的人,無疑,將是新舊世紀之交最富有智慧的人。

聖誕即將來臨,聖誕樹下堆滿了禮物,六歲的女兒正在彈奏《Joy To the World》,樂音嫋嫋。

上帝保佑每一位網友。

上帝保佑美國,上帝保佑中國。

(歡迎不同意見,請在《自由言論》上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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