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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翻案”出來了

--評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的“文革”歲月》之二

湯本

終於,“永不翻案”出來了。

筆者在712日撰寫的文章《“永不翻案”哪堨h了?--評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的“文革”歲月』》指出鄧小平之女毛毛在她的新著中沒有談到鄧小平檢查時向毛澤東表示的“永不翻案”的關鍵字語。而這次檢查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後第二次複出的關鍵性檢查。筆者認爲毛毛不提這關鍵性的詞語是有意隱去此語。在此批評後,毛毛在717日在接受文匯報記者訪談時,提到了“永不翻案”,訪談的準備不會是幾天,因此筆者並不認爲爲是筆者的文章影響了毛毛。但是毛毛沒有在書中提到“永不翻案”,至少是受到很多反應之後的一個回應。文章有筆誤或者筆漏,及時糾正,這顯然是好事,可見,毛毛還是一個正視歷史事實的人,如果再版時,筆者以爲,毛毛應該而且必須把此話再加進去。

但是,毛毛的在訪談中對“永不翻案”的解釋卻很牽強,她認爲“我也理解了他爲什麽說‘永不翻案’--這是他對党的信念和共産主義的信仰決定的,這絕不是一種政治上的韜晦之術,他不計較自己的得失,也不計較党在一時一地犯的錯。”

顯然,毛毛還是陷於舊的政治語言和政治傳統中思考問題,或者心堣ㄛO那麽想,嘴上還必須那麽說,先不來評論鄧小平晚年對“党的信念和共産主義的信仰”究竟有什麽看法。鄧小平的“永不翻案”就是一種政治上的韜晦之術,運用得非常之好,非常的得民心,對於老毛這樣的“非我必誅”的獨裁者,只能也必須用這樣的韜晦之術。毛毛實在沒有必要否認。再者,鄧小平先生他自己應該計較“自己的得失”,因爲他的得失,就是當時中國大陸民衆的得失,他代表改革整頓的潮流,他代表中共黨內非毛化的相對務實開明的、糾正毛澤東災難性罪錯的趨勢。

正如李澤厚先生與劉再複先生的《告別革命》中所指出的,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的救亡焦慮,使得中國人饑不擇食,急性革命,延續到毛澤東的災難。

很久以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人的心態常常是在“狂妄”和“謙卑”兩個心理極端徘徊,毛澤東自己就稱自己“虎氣”與“猴氣”兼有之的人。毛澤東的“狂妄”激發了億萬人民的“狂妄”,億萬人民的“狂妄”反過來進一步推動毛澤東的“狂妄”。中國成了“世界革命的根據地”。這也是一個大題目,不是一本兩本書寫的完的。中國文學、文化的“浪漫”、“現實”的雙重特性也是這種極端心理的淵源之一。

文革中寫思想彙報,寫入黨申請書,就是“狂妄”和“謙卑”的心理極端的雙重結合。

文化大革命結束快二十四年了,沈靜下來看,中國大陸高層領導能夠時時把握最高管理權(不是最高決策權和最高領導權)人之中,不狂妄,也不謙卑的人中,可能算是周恩來和鄧小平,他們時時想抓住機會,想整頓,向復辟到文革之前,以自己的改革終止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是中國大陸老百性有喘氣的機會,能夠過少好一點的日子。他們在西方生活過的經驗使得他們清楚的意識到中國是何等的落後。因此,在風慶輪一案中,在中共高層算是經多識廣的鄧小平對四人幫大吹特吹“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偉大成就--一艘不滿萬噸(四捨五入才算萬噸)的海輪“風慶輪”遠洋歸來,表現了高度的冷靜,鄧小平說﹕“這算什麽,我去法國留學時所乘坐的輪船已經有三四萬噸”。四人幫立即把他批判成“崇洋媚外”,實質上,恰恰是鄧小平不狂妄,冷靜理性性格的體現。事實上,無論在治國理念上,周、鄧才是真正的政治夥伴。毛毛寫到他們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盟誓”,也是極爲有趣、極有內涵的歷史實情。周恩來問鄧小平“有沒有變化?”,鄧小平堅決回答“沒有變化”。他們知道,中國再不改革,就永遠沒有機會了。無論歷史再怎樣批判毛澤東,毛澤東的誇張的民族主義(他也有這複雜的國際歷史因素的推動)仍然有著他存在的歷史現實性;無論歷史再怎樣批評周恩來鄧小平,周恩來、鄧小平的愛國、救國的焦慮通過當時罕見的理性、務實思考和政治努力表現出來(至少是在當時的中國大陸的人中)。當然,他們這一代人身陷其中,自己看不透自己的錯誤,理所當然,下一代人的眼光應該更爲透徹。

令人惋惜的是,毛毛至今還只能在舊政治思路、舊政治術語中來寫他的父親,而不是從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衝撞交彙的光彩中,來寫他的父親。

至於鄧小平先生“也不計較党在一時一地犯的錯”,此語也是極不準確,應該是毛澤東、党以及多數中國人的犯了幾十年的錯誤的。鄧小平不僅一直十分計較,而且以他晚年的經濟改革、社會開放的種種艱難的努力,來表示自己對毛澤東、中共、中國多數人民犯錯的深刻“計較”。他高舉“毛澤東”也是十分富有智慧,但是他深刻地改變中國大陸,也是說明他內心的“計較”。

這種“計較”非常之好,海內外華人如果真正能從鄧小平的“思辯精神遺産”(朱高正語)獲得智慧,當然會仍然對毛澤東、黨及多數人民(包括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華人)繼續“計較”下去。

真是可惜,身爲鄧小平之女,由於社會局限,不僅不能把一句“永不翻案”常人都能解釋的詞語解釋好,還不能將自己父親的智慧闡述清楚,更不要談能夠深刻分析鄧小平改革的深刻歷史意義了。無疑,中國大陸經濟的自由,必然會導致政治的自由(參見筆者系列文章《政治特區.兩個兩岸》)。

1961年,美國的甘乃迪總統說過,“我們秉持自由的理念,這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承諾,也是我們對別人唯一的承諾。”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總統的一句話“誠實對於美國來說,對於個人來說,將會帶來最爲有效、響亮的政策和作爲。”對於寫作者和研究者,更有啓示意義。

不要顧忌眼前的政治局限,毛毛應該以誠實,寫出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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