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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非理性”和神性

湯本

筆者在《亞洲周刊》發表文章評論7月14日北京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武之“中國將用核武器反擊美國武力干涉”論,引起反響。此文之前,台灣有一些學者激烈批判朱成虎的狠話和硬話是“非理性”。這是間接在批判胡錦濤的“非理性”。在此,筆者並不想簡單地跟隨台灣學者批判朱成虎少將的思路走。也許有人會說,中國軍方的“非理性”某種程度也是美國鷹派逼出來的,也是台獨猖狂的活動逼出來的。

但筆者更深一步思考,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國政府、軍方的弊病不是在“非理性”,而是在于“非感性”。這個非感性,是對台灣人民百年來的歷史傷痕還缺乏足夠的同情和理解,對于台灣已經是可以展開自由民主天地的中華民族的“新天地”缺乏真正的情感了解和自我移情。總之,筆者直率指出﹕中南海對“骨肉同胞”的台灣人民,情還不深,缺乏深刻感知。

北京可以求責予他人,但絕不能自認為“完全問心無愧”。

中國駐美一位大使級的總領事,長期思考了解兩岸問題,多次傾聽了該地各界華人對兩岸問題的看法,曾經深有感觸地說﹕“中華民族對不起台灣人民啊。”他是一個智者,可惜,他還不能把他的感性的智慧思考分享給胡錦濤。

北京政府既然要延續明朝收復台灣的光榮,延續滿清政府的大一統,也要延續中華民國在雅爾塔會議中獲得“台灣必須歸還給中國”的國際協議精神和法統。那麼,北京就必須承擔台灣人民的不滿和傷痕,就必須正視並接受責任﹕因為腐敗孱弱的滿清為了保己割去台灣,使台灣人民作了整整五十年亡國奴的歷史傷痕;因為蔣中正的收復台灣的軍隊叫花子般的軍容以及三十多年的威權統治和鎮壓,又在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統治下多少有了文明和進步的台灣人民心中留下新傷痕。在此,筆者又需強調,筆者強烈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在歷史台灣的血腥鎮壓和統治,也強烈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在今天的種種猖狂無恥的行徑,但是,對于中南海的嚴峻考驗是,如果國家不能逐步改革,最終給予公民完整的人權,甚至日本這樣的保持法制和自由的國家,夾雜著軍國主義的瘋狂擴張,為了它的“自由國民”的總體利益,在台灣還在產生影響力。

繼承應該是全部的,歷史的法統和歷史的罪錯,都應該承擔。中國共產黨有這樣的胸懷嗎?

更為重要的,面對復雜的兩岸關系,北京很容易被台獨活動激怒,卻忘記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政黨,是因為她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更不要忘了她是小黨時,為了公開合法生存的權利,如何拼命“掙民主掙自由”的奮斗。

中南海並不清楚﹕在台灣,認日本軍國主義為父的,畢竟是極少數的人。跟隨台獨的許多民眾,更多的是自我尊嚴的獨立,是主權在民的追求。是台灣民眾長期“遺民”的痛苦,潛意識地化成“主民”的強烈情緒,是歷史傷痕的隱痛,導致現實自我的膨脹。

中南海並不曉得﹕台灣魂是飛翔的鳥,飛出籠中的鳥,還能再飛回去嗎?

中南海還沒有這樣的眼光﹕同美國一樣,台灣民主是有缺弊的,甚至是有很嚴重的缺弊。但是,事在人為,今後的中華民族的民主政治建設,可以吸取美國和台灣的教訓,做得更好。當然這是一個很長的歷程,胡錦濤一代也許只能開始,但這將是一個偉大的開始。正如筆者在八年前就指出的﹕台灣不是一個狹長的島嶼,它是中華民族投向自由民主大海的起跳台。

因此,在強調自己不顧一切的反台獨立場的同時,如何革舊圖新,使中國社會和領導人群體對台灣民眾產生不僅僅是經濟、文化的吸引力,也產生不可抵御的政治魅力和人格魅力。不斷消除體制的弊病,就是不斷排除兩岸全面交流、逐步結合的障礙。因此,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應該從已有的善根出發,發展濡養偉大的良知,發展濡養偉大的慈善心,就會有容乃大,就會天下歸心。

中華民族需要自己的耶穌,這個中華耶穌是人,他歷盡人生和精神的苦難,因為他的良知、智慧、洞察人性和人類前途的光照;因為他做為人的杰出,已是非凡的杰出,具有非凡的神魅,因此,杰出者具有神性。這個中華耶穌就是神。

自滿清末期以來,中國的內在國運有了孫中山這樣的偉人(追求民主自由真如神)和毛澤東這樣的巨人(統一天下用兵真如神),見過孫毛二人的人都說“(孫、毛)二人神采奕奕,魅力無窮”。兩“神”先後光照中華,“國破山河在,崛起中華魂”;而自鄧小平的偉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采取經濟改革分享繁榮的原則,外在國運非常好,最近幾年,又遭逢“西方反恐怖,東方大發展”。

但是,從朱成虎到胡錦濤,都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把握好這樣的“天助我也”的大好國運和戰略機遇期,努力全面創新,努力疏解民間積怨,提升民族生氣,實施逐步政治改革,在保持絕對必要的總體穩定中激揚絕對需要的個人自由。努力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中最為關鍵的“官為民所選”以及“官為民所管”,這才是對胡錦濤能否成為歷史偉人的最重大的考驗。這才是兩岸的中華民族改善美中關系、兩岸關系中最重要的奮斗努力部分。

兩岸的強勢不是導彈不是核潛艇不是軍售,而是互信互諒,和平的努力和創新的奮斗。北京在還沒有竭盡自己以及包括全球華人的中華民族的全部智力能力之前,盡可能不要把台灣形勢看死。如果中南海已經竭盡全力全心自我革新以及和平努力,因為至為惡劣至為無恥的日本軍國主義反動派的猖狂和他們拼命煽動台獨,造成不戰不能維護中華民族的主權完整,人類的公正正義時,而采取強勢手段,將會得到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和全球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筆者與朱成虎少將同歲,都經歷過動蕩艱苦的同一歲月,而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也與筆者的畢業于北京地質學院的姐姐年齡接近,他們是否也象筆者的朋友們和兄姐們那樣,願意傾聽筆者多次對台灣和台灣人的實地觀察和盡可能客觀的思考呢?

為了善良的兩岸的中華民族,為了總體博愛的美利堅民族,為了人類和平發展,胡錦濤有這樣親和的傾聽能力和深刻的反省精神嗎?

這個反省不是他一己的,也不僅僅是傳統的自責的反省,而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前的思維更新和思想飛躍。而這一思維更新和思想飛躍,不僅凝聚人類偉大創新文化,也是要全面吸收和發展東西方(即美中)思想文化的精華,使中華民族向上。經濟、文化向上發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政治精神上向上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保持數十年和上百年的向上,更非易事。向上的中華民族敬仰崇高。崇高者,首先是思想崇高和品德崇高。在無數次批判貶低毛澤東的造神運動之後,中國還是需要神,一個由杰出務實者和高尚理想者的群體體現的“神”,一個超出俗世限制的偉大精神的“神”。

在虛脫浪漫和貧窮上建築的神,象空洞的汽球,會穿空爆炸;在思想理性和逐步富裕上培養的神,則是立足于大地的神。

最崇高者就是神聖者。21世紀,中華民族在產生崇高者和神聖者,因此,21世紀的中華民族將是最偉大的民族。

在一個槍桿子和導彈說了算的時代,胡錦濤,能否超越歷史和現實,成為歷史偉人,能否成為崇高者、神聖者?

(本文部份原載《亞洲週刊》,現為全文。文章發表後,胡錦濤及溫家寶分別在北京世界法律大會上表示,中國要實現“民主”和“直選”。筆者在此希望中國大陸人民真正成為政治的主人,兩岸和平和世界和平就有了新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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