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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不除，民心不服 --評周正義案、南都報案及一本禁書 湯本 在上海的繁榮中，仍然有罪惡的影子。 上海房地產開放商周正義官商勾結，在上海的房地產業開發中大肆欺壓盤剝遷移戶百姓民眾，長期以來，大量獲取暴利，民眾敢怒不敢言。後來，周正義在上海東八塊地段故伎重演，卻被當地文化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民眾所揭發，上告北京，獲得北京中央重視，並派出調查組，調查周案。但在6月初，在上海地方中級法院審判中，卻僅被判處三年徒刑。上海報紙僅僅只有一條很簡短的消息，草草了之。顯然，有權貴人物，以庇護的方式，保護罪犯，這激起上海民眾普遍憤怒。上海民眾普遍對此案背後的操盤手一位中央大員極為不滿，這位大員本來口碑極差，無法與當時的市長徐匡迪相比，徐因為務實能干，親民形象端正，而被打入冷宮，當一個中國工程科學院的院長，被權力邊緣化。對于周正義案，民間及學界很多人士表達了強烈不滿。 而廣州《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鋒二審判定，將原判十二年，改為八年，減刑作用不大，顯然，胡錦濤以及張德將並沒有寬容到哪里，而《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程益中，也被關押，即將被受審。 兩位年青負責人因為用《南方都市報社》收入盈余作為獎金分發給職工，僅僅因為獎勵機制不健全，就被誣為貪污經濟犯，喻被被判八年。 接著將受審判的是《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程益中，據信，程也將被判與喻接近的刑期，廣州地方官僚以此來震攝其他八位編委，以此警告他們“你們是待罪之身”“日後不得輕舉妄動”，這是暗藏“殺著”的審判，是政治對法律的操控。 普遍的看法是，真實的原因是，《南方都市報》大膽直言，真實報導煞滋疫情以及禽流感，被當地官僚視為眼中釘。整喻華鋒等人的，正是文革時期的農村治保主任，現在廣州的主管“宣傳”的極左官僚。這正是中國大陸新聞自由的悲哀，五四以來多少年，中共保守力量的的冥頑不化，令民間憤怒，令學界憤怒。 喻華鋒在法庭上不顧法官的厲聲叫囂，義正詞嚴﹕“你們可以玩弄司法，但你們決玩弄不了歷史。” 如果將周正義案與《南方都市報社》案相比較，正好在相差不遠的時間先後判刑，自然形成強烈反差，在民間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這明顯存在司法不公正現象。 另一個消息也令人難過。根據朋友介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現在已被定為禁書。這是一本深入調查安徽農民遭受地方官僚盤剝、欺壓、打擊，甚至遭受地方官僚伙同軍警鎮壓的真實報導的書籍，這本書在北京、上海各大書店，已無法購買到。這本書的作者是﹕陳桂隸，春桃。 《中國農民調查》為什麼被禁？因為這一對夫妻作家，歷時三年，對安徽農村的腐敗，苛捐扎稅，橫征暴斂，官逼民反，“農村暴動”及三農（農村、農業、農民）的嚴重問題，作了全面訪談和深入調查，撰寫此書，他們的心情是﹕“我們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想象不到的悲壯……” 書中引用的民謠很能說明問題﹕ “把這些干部排著隊一個個槍斃，難免有些冤枉；把這些干部一個隔一個槍斃，又難免會有漏網……”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村鎮選舉中出現賄選；而曾經是反貪英雄的好漢當了官，過了沒有幾年自己成了另一些反貪英雄的斗爭對象。 今天的中國大陸，貪官不除，民心不服。根除貪官，要靠政治改革，要靠體制制衡。美國的政治制度鮮少貪官，貪官一有小罪，就被查獲判刑，當代美國，從沒有判過貪官死罪的，因為制衡制度、監控制度的有效，這種及時懲前毖後的體制，某種程度也是對從政者的外在的硬性的“保護”。中國的貪官象割韭菜一樣，割一茬長一茬，而且大有年輕化的趨勢，這除了貪官本人素質之外，政治制度害人，則是更重要的原因。 而兩岸關系目前的另一個重要癥結是，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遲遲未見深入進行，不僅城市出現了許多周正義官商勾結、百般盤剝及欺壓遷移戶民眾，鄉村也出現了各地官僚亂收費、上欺下壓的無恥和三農問題的嚴重。正如一位有良知的共產黨人李昌平2000年所大聲疾呼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連前總理朱熔基痛心疾首地抨擊，中國大陸不少地方的官僚對農民的苛捐雜稅和欺侮，已經到了“敲骨吸髓，民怨沸騰”的程度。 雖然筆者強調，民主不等于台獨，台灣的政治領導人不應該被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所利用，而應該有胸懷理想，讓大陸百姓誠服，真正感到台灣的民主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希望。 但是，筆者也同時必須強調民族主義不等于專制主義。沒有自我革新意志和決心以及大力政治改革的有成效的行動，中國大陸有改革願望的政治領導人，如何能夠感召台灣民眾？象中國大陸這樣的貪官遍地的政治現狀，怎麼能讓台灣老百姓放心？！ （歡迎不同意見，請在《自由言論》上暢所欲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