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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綠卡」大軍 特殊移民群體

曾慧燕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但改變了中國和世界,也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同時改變了美國華人社區結構,為在美華人注入新血和活力,其中包括數以十萬計目前生活在星條旗下的「六四綠卡」大軍。

1993 7 1 日開始至 1994 6 30 日,數以萬計在1990 4 11 日前入境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獲得了合法調整身份的權利,拿到所謂的「六四綠卡」,成為美國華人移民史上素質最高的新移民,對改變華人社區結構和政治經濟生態產生長遠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美符合申請「六四綠卡」條件的中國留學生學者,就有 8 萬之眾,其中不少是中共高幹子女,加上他們附帶可以申請配偶和年齡未滿 21 歲的當時仍在大陸、香港或澳門生活的子女,以及來美探親、觀光、訪問及洽談商務等大陸人士,還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間接受益的「六四綠卡」大軍,遠遠不止8萬人。

大陸旅美學人王輝在評論六四綠卡的長遠影響時指出,「當年參與國會遊說的這批留學生,已成為未來中國利益和亞裔利益的忠實捍衛者,並成為華人社區無價的人才資源和寶貴的政治力量,為今後華人參政、議政及影響美國政治,提供了一支無人可以取代的生力軍。」

王輝認為,8 萬留學生及其家屬紮根美國,將大大提升華人社區的品質。因為他們多數是專業人士,智商較高,有助於改善華裔的正面形象。而且,傳統的華人社區皆由臺灣人士主導,各種中文教育、文化傳承皆秉承臺灣特色,如今大批生長在中共主導下的大陸青年,大批經歷過文革的大陸精英,自然將使華人社區更趨多元。華人教育、子女培養、經商手段和社區文化等,將在不同程度打上大陸文化的烙印,有助於中華文化的傳承、發揚與光大。

他又指出,大批大陸新移民在美存在與發展,將有助於中國大陸更有效地面向世界與走向世界。他們將扮演中美經濟、文化和教育的橋樑,既熟諳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又掌握美國社會的最新脈動。中美雙方皆要相當程度地依賴他們,開拓各自的經濟市場。

王輝認為,更具意義的是,這批人為大陸的西化「開了一個窗口」,提供一個有效渠道。他們將大量傳遞海外的民主、自由資訊,幫助中國人民瞭解世界。而中共向來對華僑另眼相待,這有助於新移民更有效地對大陸社會實施和平演變,利用各種合法機會,傳播民主理念,推動大陸走向政治民主。

「人血饅頭」與「六四血卡」

當年以中國留學生為主力的「六四綠卡」大軍,在美安居樂業十多年,大批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如今已進入美國主流社會,成為華人社區的中產階級和菁英分子。飲水思源,他們中有的人經常自嘲:「我們這批人是吃了『人血饅頭』、拿了『六四血卡』的。」一些以合法或非法途徑進入美國的大陸人士,包括目前在華人社區中佔相當比例的福建人和東北人及一些僑團領袖,也都不諱言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拜「六四血卡」所賜。

「六四血卡」可以說是對「六四綠卡」的貶稱。在美國華人社區中,也有一些吃了「人血饅頭」的人,一直心安理得「踏著六四死難者的鮮血前進」,甚至不時要「罵一罵」那些慘死在北京東西長安街頭的「六四冤魂」。更多的人是「好了傷疤忘了痛」,淡忘了「六四」,當年那種「北京的學生在流血,我們在流淚」的情懷,俱往矣!

在「六四綠卡」的問題上,在美國加州某通信公司工作的葉向農,是持強烈反對態度的人士之一。1992 年,他與數名大陸學人曾發起一場反對「六四血卡」運動,並為此成立「 9201 行動委員會」,發表公開信對「血卡」進行強烈譴責。

該會所持反對理由包括:「血卡」是以六四血案為代價的,然而,大多數人根本沒有參加過八九民運。「在美國的移民史上,難民首創了直接利用別人的鮮血去為自己購買綠卡的歷史」;「血卡」成立的前提是,1990 4 11 日之前來美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統統有危險,但在法案通過前,許多「難民」已不止一次回過中國大陸;在這批人中,許多人是拿著中國政府的錢在美國念博士學位的,其中少數人,中國政府還繼續照發他們在國內的工資。

2003 年,在「六四綠卡」生效十周年之際,葉向農繼續在互聯網上抨擊「六四血卡」,直指這是「六四愛國學生永遠的心痛」。他說:「六四血卡持有人,大部分是中共黨徒,屬公費留學出國的持 J1 簽證的交換學者,這些人根本沒有參加過國內的六四愛國學生運動。六四期間,相當一部分血卡持有人成為在美國的『民主鬥士』,但在拿到六四血卡後,這些人又紛紛成為共產黨的『愛國華僑』和貪官污吏的座上客,部分人甚至為共產黨的六四屠殺叫好,並成為中共清華大學年薪百萬的特聘教授。」

「六四綠卡」的幕後功臣

回顧「六四綠卡」的歷史,不可不提其幕後功臣、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首任主席劉永川。「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全美學自聯居功闕偉,期間該組織在劉永川的領導下,與美國行政當局做了大量溝通和遊說工作,經過歷時三年不懈的努力,為該法案的通過奠定強烈的民意基礎。

劉永川於 1991 年離開學自聯和民運圈,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已100% 離開了政治」。近年他全副精力轉向教育、科研和宗教,以及潛心學術研究。但事實上,十多年後的今天,他仍「背著學自聯的十字架」,陷於「六四綠卡」的困惑中,從而得出「科學、教育和民主都無法解除人類的罪惡」的結論,兩年多前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將這一段心路撰寫《我信了耶穌》的見證文章。

劉永川出生在江西省井崗山的大隴鄉,是當年毛澤東的紅色根據地所在地,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中國工農紅軍的誕生地。事隔多年,他仍記得讀中學時,他家房子隔一條小路就是一片小草坪,草坪中有塊大石頭,石頭邊的牌子上寫道「這是毛澤東當年讀書,並觀看袁文才部隊操練的地方」。

「當時,我每天早上都會把我家養的鵝趕到這個草坪來吃草,也坐在那塊石頭上看書。我還記得幾次寫過以『學習毛澤東』為題的作文。」

劉永川因生長的年代和環境,從小就被灌輸一種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信仰,而當年相信毛澤東的,也幾乎近似一群宗教信徒。劉永川相信「共產主義社會」的未來,也相信人可經過學習和修養,可使自己成為一個「更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從而能過「有意義的一生」。

「我當時也把毛澤東當神了。記得小時第一次聽說江青是毛澤東的太太時,心裡還很難過,覺得毛澤東就不應該像凡人一樣有太太和孩子。」中國在文革的後期,尤其在毛澤東去世後,人們經歷的是一個對毛澤東從懷疑到否定的過程。劉永川成長過程中經歷的更多的是「從懷疑到否定的過程」,當時的學生大都不信毛澤東了,轉向相信理性和科學,認為科學和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一切唯科學、以實證為標準。而此時的北京中央,也是全力推崇「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年代初,劉永川在西北工業大學學習航空發動機製造工藝,因為對事物愛追根問底,讀了許多數學和哲學的書籍,結果發現科學和理性其實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

「不過,我當時還是相信科學和理性的無限威力,認為人們所需要的只是不斷從一個理性體系跳躍到另一個更高級的理性體系。我認為問題可能在於社會科學和政府部門的人對科學瞭解太少,在於數學理論沒有發展出適合社會研究的方法和體系。」

劉永川後來考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成為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得意門生。期間,劉永川曾為國家體制改革做了許多社會調查。之後出國赴美國史丹福大學深造,先後獲得數理統計學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

他指出,中國在八年代後期,很多人都看到了實證的局限,開始轉向更高層的理性,從制度上找答案。「現代社會運作最好的還是西方的民主體系。因此,我也和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樣,認為『科學和理性』還要再加上民主,就可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了。我出國到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讀博士以後,全力於研究和學習實證研究方法論,本來與中國的改革離得已很遠了。但也許是上帝的安排,我意外地又被放回到了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浪潮中。」

1989 4 月,劉永川的導師休假,也放他假。為了收集論文資料,他在 4 10 日回到北京,正好遇上了 1989 4 15 日因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而爆發的學生民主運動。他親身感受了學生的奉獻精神和對民主自由的真誠追求。最初,他還認為學生與政府應該能有好的對話,學生的民主和愛國熱情,也一定能通過開明領導的寬容,而轉化為民主建立的動力。「在北大和人大,我都曾勸學生要有所控制,要有理、有利、有節,與政府合作而逐步推進民主。等到 6月的坦克開進北京城殺人時,我就對當時的政府徹底失望了。」

六四事件後,當時在美國的數萬多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學者,激於對北京當局動用坦克機槍屠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學生的義憤,以各校推選代表、公開競選的方式成立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劉永川當選為首屆主席,全力以赴投入學自聯工作。

回憶當年全美學自聯成立的經過和輝煌一頁,劉永川至今仍覺得無比自豪。「我與許多學自聯的優秀幹部們一起,創建了一個還不錯的民主機制,使學自聯順利運行了很多年。相對而言,學自聯也確實比其他許多組織都運行的好些,做了許多貢獻。為此,我們也受到了許多讚揚。我和幾位朋友都曾將此驕傲地歸於學自聯內部的民主制度和學自聯成員的較高教育水平,並由此推論,中國需要的就是民主和教育。」

背上學自聯的十字架

可是,劉永川後來發現,學自聯卻好像成了「我背上的一個十字架。就因為我是全美學自聯的首屆主席,中國政府一直不許我回國。而在美國,在一些華人聚會上,卻常有人問我,為何學自聯的許多骨幹都回去當了『愛國華僑』,那麼擁護政府。為何當時有 8 萬學自聯成員拿了六四綠卡,當時拿綠卡時說是因為這些人回國會受迫害,是因為這 8 萬人要為中國民主奮鬥,現在這 8 萬綠卡大軍在哪裡?」

劉永川開始時還會為學自聯和 8 萬綠卡辯護。後來,他自已也被事實給弄糊塗了。有一天,他去問一位美國研究民主的泰斗,對方回答說,如果是他,也無法抗拒誘惑。後來劉永川又去問了一位很資深的美國政治家,他也給了他同樣回答。

他說:「那時,我好像突然醒悟,人,每一個人原來都是如此地軟弱、自私和貪婪,科學、理性、民主、教育也無法改變這一切,無法改變人的本性。我因而豁然開朗,我想,我 10 多年不能回國,也許正是神的安排,祂讓我免受誘惑而保持認真思考,祂要我過一種充滿愛和充滿奉獻的喜樂生活。」

一直以來,劉永川都覺得「有信仰的人,大多有奉獻精神,有愛心」,他自己比較喜歡有奉獻精神、有愛心的人,也嚮往心靈平靜,每當走進教會,心裡都感到踏實、平靜和喜樂。他說,在美國這種自由社會,許多人可能都是在生活和工作穩定後,開始思考人生的方向和信仰,他也不例外。

2001 年初,劉永川開始認真地讀聖經。後來再看電影《耶穌受難記》時,「看到那些鞭打耶穌的人的奸笑和殘忍,我覺得那很熟悉,他們代表的就是人,是每一個人的本性表現。如果把我們許多人放到那個場景裡去,不管他受了多高教育,不管他有多聰明,他都可能是那個鞭打耶穌的人,一個邊打還笑的人。」

也因此,劉永川領悟到,科學和理性可使人聰明,教育可使人更文明,民主可規範人們的利益衝突,但都無法改變人的本性,無法解除人的罪惡。2002 年,劉永川「信了耶穌」。他認為,美國之所以強大,因為美國是以基督精神建國的。

現任南加州 The R M Institute 學院院長的劉永川說,他沒有後悔自己為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做過的一切,他雖然離開了政治,但仍關注人權和民主。現在他的工作都在 RM 學院下進行,同時在史丹福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南加州大學及爾灣加州大學兼任教學和研究,主要是定量研究、網絡分析方面的培訓和諮詢。此外,還為聯合國、美國知名企業如 AOL 及美國投資公司 NEC 等提供顧問諮詢服務,去年曾為聯合國在斯里蘭卡培訓政府官員。

劉永川曾在北京當局「不知情」的情況下應邀訪問大陸,但就那麼一次,當大陸方面發覺他在「 42 人黑名單」中榜上有名時,此後將他重新拒於國門。不過,他還一直在教育等方面與中國的一些民間機構有些合作,還為中國石化公司等提供顧問諮詢。這也算得是一種「另類報國」吧。

千分之一人飲水思源

劉永川對一些「六四綠卡」受惠者人性表現的失望,另一位全美學自聯前任主席易丹軒頗有同感。2001 6 月,在「六四」 12 周年紀念前夕,時任學自聯主席的易丹軒,曾發表《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受惠者的公開信》,呼籲直接或間接受惠於「六四綠卡」的大陸人士,不要忘記 12 年前因六四悲劇痛失親人的六四死難者遺屬,他們「至今仍然生活在痛失摯愛的惡夢中,而因此遭受種種不公正待遇,更使得他們生活困難重重」。

易丹軒指出,全美學自聯於 1989 年設立「六四基金」和救援工作委員會 (後改稱人道救援委員會 ),基金會款項規定「專款專用」,幫助六四死難者家屬及其相關人員。1998 年學自聯理事會還通過決議案,規定以後學自聯每年 20% 的收入必須放入「六四基金」,使人道救援工作長久進行。但從 2000 年開始,學自聯長期以來的主要財政來源「學自聯學生健康保險」被迫中斷,財務狀況驟然變得非常困難,「六四基金」面臨枯竭的危險。

易丹軒強調,俗話說:「飲水思源。」作為一個來自大陸的人士,在美國學習和找工作都十分不易,解決身分問題、獲得居留權更是棘手問題。可是,千千萬萬大陸人士卻因六四而輕易獲得永久居留權,得以在美安居樂業。他們應當想到那些在六四悲劇中失去丈夫或妻子、兒女、父母等親人的六四遺屬,本著人道關懷精神慷慨解囊,給他們捐助一些款項。

那次學自聯公開呼籲為六四死難者家屬捐款,約獲得 80 人回應,總共得款 7000 多元。有人認為雖然未如預期熱烈,但在六四發生 12年後,尤其大陸人沒有慈善捐款的習慣,成績已是差強人意。但也有人認為,「六四綠卡」受惠人至少 8 萬之眾,僅得千分之一人響應捐款,如果以每人捐一元來說,也至少應有 8 萬元。

一位 15 年來如一日,即使有兩年失業也不中斷捐款的「六四綠卡」受惠人表示,當初他得益於「六四」,只需辦理簡單手續就順利領到綠卡,光是律師費就省下數千元。但他周圍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的朋友,多少人為了一紙綠卡飽受折磨。他認為,如果每位受益人都將為辦綠卡省下的律師費捐給六四遺屬,不知可積多少「陰德」。由此,他每年都捐助一些款項,「以求得良心上的安寧。」雖然他不能要求別人也像他一樣,但「那些人總不能嚼著人血饅頭說風涼話,指手劃腳對別人說三道四,或跟中共同一個鼻孔出氣」。 

他說,幾年前他曾在報上讀到六四死難者家屬、「天安門母親」運動代表人物丁子霖寫的一篇文章,提到在已過去的歲月中,許多旅居海外的留學生和在海外從事民運的人士,沒有忘記六四受難者群體。丁子霖認為,給予六四難屬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助,「比任何東西都寶貴」。丁子霖曾兩次收到由別人轉來的署名為「六四綠卡受惠者」的捐款支票,款數不多,一次 20 美元,一次 15 美元,但已令她感動,因為「說明這位留學生記著我們這個受難者群體,他的這份良知和情意是很難用金錢來衡量的。但願這樣的好人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也因此,他為這句話深受觸動,年復一年在每年六四前夕透過某種渠道給六四難屬捎點錢。

他說,如果「血卡」的持有者當時參與了海外的民運聲援活動,他們或許拿得還心安理得。如果他們沒有參與,至少也該感激六四死難者犧牲生命給自己提供的機會,從而同情民主運動和六四遺屬。這 15年來,他每年都在居住地參加紀念六四的活動,但他看不到多少個「血卡」的受益人。「然而,在中共使領館的宴會上,在歡迎江澤民、李鵬的隊列中,他們卻是衝在鏡頭前最前面的一群」。他忍不住要在心裡吶喊:「中國人,你為什麼那麼醜陋!」

另一位自香港移民美國的「六四綠卡」受益人表示,1989年香港人對大陸民主的支援、表現出來的政治素養和自覺性,實在讓人刮目相看。從去年「七一」 50 萬港人反基本法 23 條大遊行,到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成員被拘事件,也是因為香港人聲援「天安門母親」而起;每年的「六四」,香港人都舉行大型民眾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這樣持久的大型紀念,只有香港人做得到。」對比幾年前,江澤民和李鵬到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會,前往抗議的人「小貓三兩隻」,令當時在場的他大為感慨:「其他人不來也罷,那些拿六四綠卡的人都到哪去了?這跟香港人無法相比。」

返鄉大軍三大走向

隨著六四已經過去 15 年多,中國近年來經濟起飛、社會繁榮,手持「六四綠卡」而踏上「海歸之路」的大陸旅美學人,形成一波波強大的回流熱潮,成為海內外關注的新熱點。在早期全美學自聯骨幹中,目前在北京的亞信公司首席執行官兼總裁丁健是最受矚目的「海歸派」成員之一。「六四綠卡」返鄉潮方興未艾,對中國大陸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容忽視,也為藏龍臥虎的留美學人與大陸社會的銜接與合作,提供歷史契機。

對於有人指責「海歸派」「與中共同流合污」,現任學自聯理事薛天漢不苟同這種「泛政治化」的解讀。他認為持「六四綠卡」或「老鷹護照」 (留學生對美國護照的俗稱 )回國者無可厚非,有的人是因為回流有助個人前途發展,他認為,留學生回歸,是否可以促進大陸民主化尚言之過早,但對大陸的經濟、科技發展肯定有幫助。

留美學人張潮早在 1994 年「六四綠卡」持有人出現返鄉大軍之初,就評論這批返鄉大軍是八年代留美學生回歸中國的前奏,更是 21世紀初留學生回國大潮的先聲。他指出,留美學人正沿著三大歷史走向,不斷變換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第一走向是八年代的大規模單向外流,多出少進,甚至只出不進;第二走向是九年代的雙向交流,這批六四綠卡大軍正是第二走向的先驅;第三走向是 21 世紀初的正常回流,猶如當年台灣留學生踴躍回流的盛況。

張潮在評論「六四綠卡」返鄉大軍現象時指出,與中共 1949 年建國初期大批留美學人擁抱新中國相比,這批「六四綠卡」返鄉大軍存在獨特的特點,留學生自六四後對回中國大陸的疑慮、擔憂及不安全感,隨著一紙綠卡到手而消失。綠卡有「壯膽」作用,而且自六四以來,許多旅美學人弱化了與大陸社會的各種聯繫,為了重新了解中國,觀察社會,這批返鄉大軍投石問路的傾向十分明顯。「他們既想測試國內各個方面對留學人員的真實反映,測試自己對變動中的中國的感覺,更想借此重新尋求留學生在當今中國社會的定位。」

他指出,具諷刺意義的是,六四屠殺既造就了「六四綠卡」,為留美學人歸國提供了可能性,同時,六四事件促使鄧小平進一步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彌補「血洗天安門」的罪責,並由此推動經濟建設走向空前繁榮,為「六四綠卡」大軍返鄉提供了必要性。如今,成千上萬的返鄉大軍湧向大陸,「留美學子親身體驗六四後中國的政經形勢,直接接觸社會各界的酸甜苦辣,絕對是一件利多弊少的經歷。」而「六四綠卡」大軍在積極參與和影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將譜寫輝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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