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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展沉冤得雪
美國夢碎
曾慧燕
19
年前發生在紐約上州監獄的一宗命案，改寫了一名福州籍青年的前半生，也造成他無可彌補的家庭悲劇。雖然如今他被誣指殺人的沉冤得雪，重獲自由，但失去的青春如何能補償？死去的親人如何能復活？他的父親已於
2001
年含恨而終，不但無法分享獨生子冤情大白的快樂，更看不到他離開監獄的一天。
生於
1963 年
4 月
10 日（農曆）、現年
42 歲的王建展，失去自由長達
22 年，從慘綠少年到華髮壯年，其中
15 年是由於冤獄造成。他的冤情得直，居功厥偉的是
1992 年成立的「王建展後援會」（The
David Wong Support Committee），當年曾有人認為後援會要想推翻王建展已被定罪的殺人命案，似乎「不自量力」，但事實證明，團結就是力量，蚍蜉撼倒了大樹！
往事雲淡風輕
8
月 9
日被美國移民局從紐約州水牛城聯邦拘留所遣返香港的王建展，目前已與香港家人團聚，新的生活即將開始，與外界隔絕
20
多年，「能夠自由自在走在大街上，睡在一張真正屬於自己的床上，呼吸到鐵窗之外的空氣，感覺好極了！」王建展在越洋電話中接受世界周刊專訪時表示。
他說，現在他最大的願望是重新做人，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他與社會脫節多年，當務之急是要重新適應環境，跟上時代步伐。他希望儘快辦好香港的身分，然後申請回鄉證，回到福州老家去拜祭父親亡靈，訴說他心中的內疚和刻骨之痛。
雖然身陷冤獄多年，在獄中潛心向佛的王建展，提起那段不愉快的經歷，心平氣和，沒有悲傷，沒有憤怒，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不慍不火。往事彷彿雲淡風輕，昔日那種侵蝕他靈魂的刻骨仇恨已煙消雲散，多年的鐵窗煉獄生涯，使他學會了寬恕，恰恰應了「只有刻骨的體驗才有銘心的感悟」這句話。
王建展後援會核心成員周長青在提起王建展未能如願留在美國時，不無遺憾地說：「美國政府對王建展有虧欠，本來如果讓他留在美國，是一個最好的補償方法，但美國自己錯過了這個機會。」
王建展白白蹲了十多年的冤獄，他表示雖然不再記恨那些陷害他的人，但他希望能夠找出事實真相。他的刑事官司已了，但民事官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仗還未打完」。他的律師已為他向紐約州高等法院提出「錯誤定罪」的民事訴訟，索賠八百萬美元。
王建展及其支持者都希望把官司打到底，因為他的案件中還有很多事實未能在刑事法庭上呈現，一旦官司打到民事法庭，就會弄清楚很多被掩蓋的真相。王建展希望知道他是如何被冤枉的，誰在刻意隱瞞真相，包庇真兇。他要追究責任，不是為了報復，而是尋求天理公義。他不僅是為了自己才打官司，也是為了許許多多跟他一樣的弱勢族裔，這是對支持他的人最好的回報。
他說，通過自己的冤案，他看到美國司法制度腐敗、陰暗和充滿種族歧視的一面，但這不等於說美國的法律制度有問題，而是樹大有枯枝，司法系統裏面有腐敗和種族歧視的人存在，他是其中一個受害者，但他始終相信人性的善良和人間有正義。以他自身經歷來說，如果沒有許多跟他非親非故的各族裔人士組成的王建展後援會，十多年來對他不離不棄，無私地提供幫助，華人社區和媒體也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為他請命，否則他很難度過孤獨和挫折，正是這些人的雪中送炭，使他終於撥開雲霧見青天。
王建展說，當初他曾希望留在美國，以「過來人」的身分，做一個幫助失足青少年改邪歸正的社會工作者，回報美國社會，但移民局否決了他留在美國的要求。自去年
12 月
28 日至今年
8 月 9
日，他一直被關押在移民局的羈留中心，隨著時間的流逝，原本心情十分平靜的他，開始覺得度日如年，煩躁不安，到了最後，他真是一分鐘也不願再待下去了。
他非常感謝繫獄期間及在遣返香港的過程中，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官員對他提供了很多幫助。當移民局決定將他遣返原居地後，最初他本人的第一選擇是遣返中國，因為他在福州亭江出生長大，直到
14
歲才隨家人移居香港，他父親是在福州老家過世，他希望離父親「近一些」，以彌補他過去未能盡人子之孝的遺憾。
不過，中領館負責經手王建展一案的傅威娜領事等人，為他設身處地考慮問題非常周到，建議他應選擇回香港。因為他在福州老家已沒有很親的親人，而他的母親、姐姐及妹妹等人都在香港。
再說，如果他選擇回中國，再想到香港居住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但如果他首選香港，即使到時不習慣，再回中國還未遲。
因此，王建展決定回香港，中領館與香港特區政府為他辦理了回港手續，簽發了旅行證件。在訪談中，王建展不時感謝那些幫助過他的人，並特別提到王建展後援會全體成員和中領館領事傅威娜。王建展案發生後，中領館一直很關注，多次派出官員到法庭旁聽，向當事人瞭解情況，向美國有關部門寫信、交涉、反映當事人訴求。
傅威娜領事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她很高興王建展終於回到香港與家人團聚，中領館幫助海外的中國僑民、維護公民合法權益是職責所在，他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工作。
王建展有點傷感地說：「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人，我都沒有機會和他們見過面，沒法當面跟他們說一聲謝謝！」他期盼以後民事官司打贏後，有機會親自向聲援他的華人社區道謝。
睡到「真正的床上」
王建展在獄中時，最大的願望是好好洗一個熱水澡，吃一頓地道的中餐，在「真正的床上」睡一個長覺。現在，他「卑微的願望」一個個都實現了。香港時間
10
日下午，他終於回到他的母親鄭鳳英位於港島柴灣的家，母子久別重逢喜極而泣，母親為他做了「壓驚」的豬腳麵線，他覺得「好吃極了」！
當晚他睡了一個好覺。他說：「這跟在獄中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的，我可以隨心所欲，喜歡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喜歡睡到什麼時候起床就什麼時候起床，不像在獄中作息時間都受限制。睡覺一直睡得不安穩。」
王建展說未來面臨的問題還很多，過去那麼多的苦都熬過來了，他有信心逐步克服困難。目前當務之急是要儘快適應新環境，他比較不喜歡大都市的繁囂，嚮往鄉間的寧靜。香港的生活節奏太快，空氣污濁，他已習慣了美國的清新空氣，走在香港街頭，總覺得頭痛。
王建展在獄中長期吃素禮佛。在入獄前，他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只是小時候在家裡經常看到母親燒香拜神。入獄後，為了在宗教信仰中尋求精神力量，他才開始潛心向佛，打坐、吃素。不過，現在與家人團聚後，為了不增加家人的麻煩，他或者會嘗試重新吃肉，但如果單獨一人時，他還會吃素。
總而言之，飽經磨難的王建展，自始至終對他所受的罪都沒有怨天尤人，他甚至知足地說：「我還是幸運的。」
王建展在紐約的外甥女楊飛飛表示，她的舅舅雖然獲得了自由，但令她氣憤的是，明明有充足的證據證明王建展是被人陷害，經手辦案的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至今沒有任何人跟他道歉，說一聲對不起，也沒有人承認自己的過失，甚至還留有「尾巴」，沒有直截了當承認王建展是冤枉的，只是檢方放棄重新起訴，這等於「暗示」王建展並非清白之身，只是「證據不足」而已，這令她覺得非常不公平。
她說，即使有朝一日王建展打贏官司，獲得金錢賠償，但青春不再來，失去的光陰怎能彌補！她的外公也不可能復活。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毀了，甚至造成一個家庭的悲劇，害得她與家人長期生活在陰影中，背負著「家有殺人犯」的精神枷鎖，所受的心靈折磨和精神痛苦不足為外人道。所以她將支持舅舅向美國法院提出民事訴訟，並將官司打到底。
現年
28
歲的楊飛飛，是王建展姐姐的女兒。小時候，家人都不敢在她面前提及有個舅舅在美國監獄服刑。直到
1994
年她從香港來美國留學，家人才告訴她有個舅舅被誣指「殺人犯」，並強調「他是被人冤枉的」。2003
年，王建展一案重審，楊飛飛的母親王麗玲從香港打電話給她，要求她出席旁聽以示家人支持，這是楊飛飛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王建展，那天法庭審理完畢後，楊飛飛趕在王建展被帶走的那一刻，遠遠地衝著他喊了一聲「舅舅」。
為江湖義氣所累
王建展在中國福建省福州亭江出生，1977
年隨家人移居香港，1982年以
6
萬港元代價偷渡到美國，當時他的父親在華盛頓中餐館打工，生活條件極差，沒法收留兒子。王建展留在紐約輾轉打工，先後做過裝修、餐館等工作。
1983
年 8
月，提供他住宿的朋友，約他去幫另一名朋友索取在餐館打工時被拖欠的工資。在王建展的觀念中，「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既然朋友有事需要幫忙，義不容辭，並沒想到這種糊塗的「江湖義氣」，毀了他和父親的一生。
他跟朋友到了中餐館老闆位於紐約長島的家，他的朋友拿出一支槍指嚇那老闆，要他給一萬元「補償費」，老闆嚇得當場同意付錢，但藉口當日家中沒現金，讓他們改天來取。
大約一個星期後，王建展的朋友對他說，老闆已準備好錢，但他臨時有事不能去，請王建展幫忙去取錢。他不加思索，獨自去了長島。沒想到餐館老闆報了警，王建展當場被早已埋伏在屋內的五個便衣警察逮個正著。
王建展說，當時他身上並沒有槍，也從不持槍，更沒有「搶劫」意圖，在被扣上手銬逮捕法辦前，他一直天真地以為只是受朋友委託幫助取回欠薪。但受審時，他被命令面對牆壁站著，有人在他背後指控他「持槍搶劫」，他不會說英語，也沒錢請律師，法庭指派的律師根本不跟他瞭解案情，他沒法為自己分辯。就這樣，1984
年 6
月，他「糊裡糊塗」被判罪名成立，判處
8 至
25 年徒刑。那一年，他才
20歲。當時，他以為
8 年後出獄又是一條好漢，壓根沒想到這才是噩夢的開始。
王建展回憶這段往事情緒平靜，彷彿在述說別人的故事。他提到連累他蹲監獄的「那個朋友的朋友」，跟他從未見過面，甚至他連對方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令人寒心的是，那個害他做了「替罪羔羊」的朋友，自此再沒露面，王建展前後在看守所、監獄和移民局拘留所度過22
年，朋友從沒去探望過他，但從王建展口中，沒有聽到絲毫不滿。
據後來到獄中採訪王建展的華人媒體記者劉劼表示，她對王建展做了兩小時採訪，她的整個感覺是「王建展從頭到尾都是冤冤枉枉、糊裡糊塗進了監獄」，她非常同情王建展的不幸遭遇。
父親為他鬱鬱而終
王建展是獨生子，上頭有一個姐姐，還有一個跟他前後腳出生的雙胞胎妹妹。他的父親本來將一生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歷盡千辛萬苦偷渡到美國，為的是將兒子也弄來美國發展，但沒想到兒子鎯鐺入獄，父親十分痛心失望，一氣之下離開傷心地。自此父子再沒機會見過面，由於長期憂鬱，王父於
2001 年在福州老家抱憾而終。
1986
年，王建展在紐約上州柯林頓郡的監獄服刑，是獄中僅有的兩名華人囚犯之一。當時他在獄中表現良好，有機會在
1990
年刑滿釋放。然而，他又一次大難臨頭，突如其來飛來的橫禍，將他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是年
3 月
12
日，那是一個下雪天，囚犯們結束操場的戶外活動，正在各自的牢房入口排隊回房間，王建展與另一名陳姓的華人囚犯也在自己的牢房入口處排隊，忽見一堆人圍在操場的另一出口處，正在排隊的人群紛紛向那邊湧去。王建展不知發生什麼事，也隨大流跟著走，聽到有人說：「有個黑人被殺死在地上。」他擔心會不會是他的一個非裔朋友？為了看清楚倒在地上的死者，他擠到了人群前面。與此同時，獄警也趕到了命案現場。
被殺害的非洲裔死者叫朱利斯（Tyrone
Julius），王建展看到死者不是自己的朋友，就離開了現場。
回到自己牢房不久，獄警提審他和陳姓獄友，說「有人說死者是被一個中國人殺的」，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陳姓華人極力為自己分辯，警方最後把他放回，卻把不會英語的王建展單獨隔離。
王建展說，監獄裡的幫派現象十分嚴重，為了自保，許多人被迫加入各種幫派，同一幫派內的「兄弟」都會互相包庇，誰要「出賣」幫內兄弟，就會遭到報復。因此，儘管許多人目睹命案發生經過，也知道誰是真兇，但在獄警調查時，都守口如瓶。
王建展由於有過第一次被「江湖義氣」所累的慘痛教訓，雖然孤單一人，很容易成為別人的欺凌對象，但王建展始終拒絕加入幫派。他說，當時年少無知，做事不加考慮，為此付出慘重代價，無論如何，不能一錯再錯了。
成為替罪羔羊
可是，由於監獄出了命案，獄方急於找出兇手向死者家屬交代。孤立於幫派之外的王建展，加上本身是少數族裔的背景，使他成為獄方選擇替罪羔羊的首選。
這個監獄是一個關有
2200
名犯人的大監獄，當時操場上的囚犯約有七、八百人。監獄共設有四個瞭望塔。在命案發生時，距離案發現場最遠（約
100 多米）的一個瞭望塔上，值勤的獄警拉皮耶（Richard
Lapierre）指稱，他用望遠鏡觀察命案現場時，看到了王建展。他的說法，成了當時指控王建展殺人的第一個證人。
另一個當時不在命案現場的白人德法瓦（Peter Dellfava），在獄警做他的「思想工作」後，也成了指控王建展殺人的另一名證人，交換條件是將他換到離家較近的一所監獄。德法瓦聲稱，看到王建展用手猛擊朱利斯，後者當即倒地。
案發當晚，王建展被關進專門關押精神病犯人的特別牢房，房間沒有窗戶，這一關就關了 18
個月。儘管王建展從一開始就竭力申辯，他連朱利斯是誰都不知道，一些兇案目擊者也證明王建展不是兇手，真兇是拉美裔囚犯古提艾雷斯
(Nelson Gutierrez)，但檢方僅憑兩名證人漏洞百出的證詞，在沒有找到任何直接物證和殺人動機的情況下，就認定王建展有罪，對他提出殺人指控。
王建展懷疑，監獄當局不想將真兇古提艾雷斯繩之於法，可能因為當局知道，朱利斯跟古提艾雷斯曾一起在雷克斯島監獄服刑，朱利斯曾因與古提艾雷斯爭用電話發生衝突，朱利斯打斷了古提艾雷斯的腿，兩人後來一起被轉移到柯林頓監獄，他們的檔案中附帶了「分隔命令」，然而當局沒有執行，反而將他們關在一起，導致命案發生。王建展強調，這也許是當局企圖掩蓋監獄管理的重大疏失，推卸其刑事和民事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幸成了犧牲品。
那段時間，王建展像一頭困獸，用憤怒的吼聲發出他的委屈和不平，但沒有人聽懂他說什麼，更沒有人關心他的存在。
王建展回憶審判當天的情形說，他當時擔心講錯話，害怕講話，一心盼望律師和翻譯能幫助他。沒想到，晴天霹靂，1987
年 4
月，王建展被陪審團認定二級謀殺罪成立，判處
25 年至終身監禁，成為司不公和種族歧視的犧牲品。
當王建展獲知判決結果那一刻，整個世界崩潰，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漫漫長夜何時旦。
《亞洲人》雜誌在一篇分析王建展冤案形成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從1986
年 6
月王建展被正式指控殺人以後的
10
個月裡，他多次出庭時都沒有翻譯，語言不能交流，卻一直未能引起法庭注意。就連法庭指派給王建展的律師，都錯誤以為王建展說的是廣東話。審判當天，法庭臨時從當地中餐館請到一名會國語的中文翻譯，但與王建展根本就溝通不良。
王建展案曝光後，華人輿論普遍認為，王建展當初草率地被判殺人罪，是因為監獄當局急於找替罪羊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
現任紐約執業律師的黃桂榮，是最早跟蹤報導王建展一案的華人媒體記者之一。黃桂榮說，王建展從頭到尾處於弱勢地位，合法權益在案件審理中根本得不到保障。他沒錢請律師為自己辯護，檢方為他指定的律師，直到審判前一個月才見過他一面，對案情談不上瞭解。而庭審時法庭找來的翻譯，是一個毫無法律專業口譯經驗、只會講國語的中餐館老闆，與講福州話的王建展根本無法溝通。
據黃桂榮回憶，當初的審判對王建展很不公平，審判地點是個小鎮，陪審員全是白人，很保守。檢方給王建展找的辯護律師沒有盡力，許多證據沒有調查就草草了事，在法庭上只是做做樣子。
王建展被誣指殺人罪後，爭取八年刑滿出獄的指望徹底粉碎，對他打擊極大。他一度灰心得了無生趣，活得沒了盼頭。據多次到獄中探訪他的「王建展後援會」核心成員周長青表示，王建展第一次被判「持槍搶劫罪」，他認為是為自己當年的「懵懂無知」付出的代價，他在獄中洗心革面，下決心出獄後重新做人，但殺人罪完全是冤枉的。
他一度憤世嫉俗，胸中燃著復仇的烈焰，隨時一觸即發。為此他時常頂撞獄警，多次被「修理」，吃了不少苦頭，有次他不甘受辱，更被打得渾身是傷。從
1984
年入獄以來，他先後換過七、八個監獄，每到一個新環境，都得重新適應，並不斷被先來的囚犯欺負。
提起這段經歷，王建展心有餘悸地說，在獄中最難應付的是獄警，他們會用威脅手段從精神和肉體上打垮你，讓你不服也得服。
然而，也是一股為了洗刷冤情的動力驅使，不甘心自己背負「殺人犯」的罪名過此生。由於認識到自己不懂英語吃了大虧，他在獄中苦學英文，成為英語老師口中「所見過的最用功的學生」，並通過高中程度的英文考試，說得一口流利英語。他用英文寫給媒體的信，文筆流暢，思維清晰。他在獄中大部分時間花在閱讀、寫申訴書、到圖書館學習法律和瞭解最新資訊等方面，並堅持鍛鍊身體、打坐、吃素，修心養性。到後來，他的英文說得比中文還要好。
與此同時，他不斷申訴自己的冤情，儘管每次都以失敗告終，他一刻也沒有放棄上訴的努力。
生命中的貴人
王建展的冤情，後來經他的陳姓獄友披露給亞洲人平等會和華文報社，王建展非常感謝這位獄友的見義勇為。他說，當日命案發生時，他們正在排隊回牢房，這位獄友是跟他排在一起的，所以確知他是冤枉的。獄友後來先他出獄，彼此失去了聯絡，聽說這位獄友後來回了香港，他希望能夠找到他道謝。
亞洲人平等會將陳姓獄友的信轉給一名人權活動家、日裔老太太家山由利（Yuri
Kochiya-ma），她可說是王建展的「貴人」。她得知情況後，立即寫信給王建展，還兩次提著食物遠赴當時王建展被關押的紐約水牛城監獄探望他，給長期處於孤立無援狀態的王建展送去不少溫暖。
家山由利通過在監獄的訪問，認為王建展受到了不公正的審判，只因為他是獄中少有的華裔而成為替罪羊。1992
年，她與丈夫一起發起成立了「王建展後援會」，吸引了
40
多名亞裔學生、工人和專業人士參加。他們為王建展一案所反映的美國司法公正遭到踐踏而痛心。
家山由利後來移居北加州，在當地成立「為王建展爭取正義委員會」，繼續為王建展請命。紐約的後援會，則由核心成員之一、在郵局工作的林樹榮接任會長。他們向《紐約時報》反映王建展的冤情，華裔記者陳戴維
(David Chen) 開始調查，並於
1999 年連續發表報導，終於引起美國主流社會的關注。
王建展的另一個「貴人」，是後援會聘請的著名私家偵探巴利（Joseph Barry），他為王建展命案重審立下汗馬功勞。他憑藉豐富的經驗，經過多方調查，成功搜集了包括當日做假證的德法瓦在內的10
名證人的證詞，才使案情發生重大轉機。6
名證人親眼看見了兇殺案的發生，其中
3
名指名道姓說出，真正的殺人兇手是古提艾雷斯。有兩位證人是古提艾雷斯的朋友，他們異口同聲表示，曾聽古提艾雷斯親口對他們說，朱利斯是他殺的，殺人動機是為了復仇。
巴利接著順藤摸瓜，找到真兇。古提艾雷斯假釋出獄後回到故鄉多明尼加，後因吸毒過量死亡。他的妻子向巴利證實：古提艾雷斯親口對她表示，他出於報復殺死了朱利斯。
指證王建展殺人的檢方主要證人德法瓦，當年是為了換到離家近一點的監獄，而在獄警的誘導下作了假證，多年來一直受到良心譴責。巴利找到德法瓦時，他說對王建展傷害太大，出獄後一直希望有機會彌補當年的過失，願意出庭作證。
此案的另一名檢方證人、案發時在瞭望塔上執勤的白人獄警拉皮耶，至今仍在監獄工作，他認為監獄裡人命不值錢，很奇怪王建展為何定罪多年後又要翻案，他堅持不改當年的證詞，但承認未親眼看到王建展殺死古提艾雷斯。
2003
年 4
月 10
日、11
日和 5
月 16
日，柯林頓郡法院在法官羅立斯
(Timo-thy Lawliss)
的主持下先後舉行了三次聽證會，其過程高潮迭起。9
名親歷此案的囚犯異口同聲地認定殺死朱利斯的不是王建展。數名犯人表示，他們以前不願出來作證，是怕生命受威脅。
當年為檢方作假證的德法瓦在證人席上說，他沒有看到王建展殺人，但當天一個叫尼爾森的獄官（sergeant）問他有沒有看到發生的事情，他心想這是立功的機會，就隨口說是一個黑人動手的，但尼爾森獄官說：「不會吧，別人說是有個中國人動手的。」德法瓦當時答說：「你都知道了，幹嘛還問。」
德法瓦說，這時尼爾森就拿出一張亞洲人的照片，要他指認這是兇手。德法瓦說，他並不認識王建展，而他當年作證配合獄官後，果然就轉獄到住家附近的監獄，為太太探監提供了方便，而且兩年半後就獲得假釋。
朱利斯的遺孀作證說，丈夫被害後，她曾試圖追查真兇，直到有天有個講西班牙話的男子打電話恐嚇她，若繼續追查會對她的家人不利，那時她兩個孩子還小，被迫停止追查。王建展被定罪，根本沒有知會她。如果不是
1999
年紐約時報記者陳戴維來採訪她，她根本不知此案已結。她相信王建展跟她丈夫無冤無仇，不會殺他。而朱利斯被殺當日，曾在電話中告訴她有個西班牙人要「找他麻煩」，因他曾經把對方打成瘸子。所以她一直相信命案跟這件事有關。
仍在服刑的非洲裔證人亞瑞茲（Umar
Azziz）作證說，他當天目睹兇案發生，看到一個拉丁裔男子行刺朱利斯後從他身邊走過，馬上有同夥幫他換下血衣，另一個同夥則把兇器踩進爛泥裡。後來有人告訴他兇手叫古提艾雷斯。
亞瑞茲說到這裡，突然泣不成聲。法官因此宣布暫時休庭。再度恢復聽證時，王建展的律師問亞瑞茲剛才為何哭泣？他動情地說：「我被判了
19
年，我是罪有應得；可是，王建展什麼也沒做，卻白白坐了十多年冤獄。」話畢，他又情不自禁失聲痛哭，在場人士無不動容。
另一名囚犯愛德華茲作證說，他和被害人朱利斯相隔一米多遠，他看到有人在他背後行刺，但兇手不是王建展，因為案發時他看見王建展站在遠處另外一堆犯人中。愛德華茲還說，當他得知王建展被當作嫌犯關禁閉後，他告訴過兩位獄警，獄警長官馬歇爾告訴他，會向調查人員彙報他提供的情況。可是，自始至終，沒有一個調查人員找他問話。
2003
年 9
月，基於新證據的出現，柯林頓縣地方法官羅立斯同意再次開庭。王建展十幾年前在法庭上孤立無援的境況已經徹底改變，然而，不變的是法官審案時驚人的不公。雖然辯方提出了強有力的證詞，但羅立斯卻出人意料地宣布拒絕重審王建展案，理由是為王建展伸冤的證人，「來自正在服刑的囚犯的證詞，不足以採信」。這一紙判決使後援會在為王建展平反的努力奮鬥中遭到重挫，大家都覺得氣憤，但沒有氣餒，繼續通過律師向紐約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王建展後援會會長林樹榮為大家打氣說：「我們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而是憤怒的時候，我們要把這股怒氣發揮成救援王建展的強大力量。」
2004
年 10
月，王建展一案柳暗花明，峰迴路轉，紐約州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的
5 位法官一致裁決駁回原判，要求柯林頓縣法院重審。12
月 10
日，紐約上州檢方以「取證困難」為由，放棄對王建展的指控。21
日，紐約州主審法官正式批准檢方撤銷控告，這意味著王建展被控二級謀殺罪名不成立，但仍然留了「尾巴」。所幸的是，王建展
22 年的牢獄之災終告結束。
2004
年 12
月 28
日，王建展走出紐約上州普拉特斯堡監獄，隨即移送紐約上州水牛城的非法移民羈押中心，面臨遣返命運。由於他曾經被定過搶劫罪，他的律師認為利用司法途徑使王建展免於遣返的機會不大。因為在
1996
年移民法改革前，所有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都必須經過移民法庭裁判是否需要遣返，但自 1996
年移民法改革後，極少赦免重罪犯的例子。
為此，王建展後援會曾以人道理由要求法庭網開一面，准許他留在美國，但兩次均遭移民局駁回。王建展對此感到灰心意懶，他急切希望早日獲得自由，不願再繼續被無限期拘留。
林樹榮表示，雖然他們一直努力爭取讓王建展留在美國，但由於移民局已做出最後決定，王建展幾乎沒有留下來的可能，他們非常理解王建展渴望自由的心情，對於一個身陷囹圄十多年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離開牢房更重要。
2005
年 8
月 9
日，王建展終於遭遞解出境，遣返香港，為他當年千辛萬苦追求的美國夢劃下句號。而所有瞭解王建展冤案的人，都祝福他「明天會更好」！
王建展冤案暴露了美國司法制度的弊端。紐約執業律師李進進指出，從移民法的角度，王建展應有機會留在美國，即使他被捕前是非法移民身分，並且在獄中惹上第二宗官司前，因持槍搶劫罪入獄，但那是1983
年發生的事情，早已超過美國移民法十年內不准入境的規定，而且在這之前，他一直處於非法羈押狀態，令他錯失
1996 年移民法修改前可以享受到的移民權利。
他指出，王建展現在終於洗刷冤情，如果他繼續打官司，可能有機會逃過遞解出境的命運，但他急切希望離開移民局羈押中心，早日呼吸自由空氣，所以寧願選擇遣返香港。
（來源:世界周刊／
日期:2005/08/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