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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展沉冤得雪 美國夢碎

曾慧燕

19 年前發生在紐約上州監獄的一宗命案,改寫了一名福州籍青年的前半生,也造成他無可彌補的家庭悲劇。雖然如今他被誣指殺人的沉冤得雪,重獲自由,但失去的青春如何能補償?死去的親人如何能復活?他的父親已於 2001 年含恨而終,不但無法分享獨生子冤情大白的快樂,更看不到他離開監獄的一天。

生於 1963 4 10 日(農曆)、現年 42 歲的王建展,失去自由長達 22 年,從慘綠少年到華髮壯年,其中 15 年是由於冤獄造成。他的冤情得直,居功厥偉的是 1992 年成立的「王建展後援會」(The David Wong Support Committee),當年曾有人認為後援會要想推翻王建展已被定罪的殺人命案,似乎「不自量力」,但事實證明,團結就是力量,蚍蜉撼倒了大樹!

往事雲淡風輕

8 9 日被美國移民局從紐約州水牛城聯邦拘留所遣返香港的王建展,目前已與香港家人團聚,新的生活即將開始,與外界隔絕 20 多年,「能夠自由自在走在大街上,睡在一張真正屬於自己的床上,呼吸到鐵窗之外的空氣,感覺好極了!」王建展在越洋電話中接受世界周刊專訪時表示。

他說,現在他最大的願望是重新做人,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他與社會脫節多年,當務之急是要重新適應環境,跟上時代步伐。他希望儘快辦好香港的身分,然後申請回鄉證,回到福州老家去拜祭父親亡靈,訴說他心中的內疚和刻骨之痛。

雖然身陷冤獄多年,在獄中潛心向佛的王建展,提起那段不愉快的經歷,心平氣和,沒有悲傷,沒有憤怒,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不慍不火。往事彷彿雲淡風輕,昔日那種侵蝕他靈魂的刻骨仇恨已煙消雲散,多年的鐵窗煉獄生涯,使他學會了寬恕,恰恰應了「只有刻骨的體驗才有銘心的感悟」這句話。

王建展後援會核心成員周長青在提起王建展未能如願留在美國時,不無遺憾地說:「美國政府對王建展有虧欠,本來如果讓他留在美國,是一個最好的補償方法,但美國自己錯過了這個機會。」

王建展白白蹲了十多年的冤獄,他表示雖然不再記恨那些陷害他的人,但他希望能夠找出事實真相。他的刑事官司已了,但民事官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仗還未打完」。他的律師已為他向紐約州高等法院提出「錯誤定罪」的民事訴訟,索賠八百萬美元。

王建展及其支持者都希望把官司打到底,因為他的案件中還有很多事實未能在刑事法庭上呈現,一旦官司打到民事法庭,就會弄清楚很多被掩蓋的真相。王建展希望知道他是如何被冤枉的,誰在刻意隱瞞真相,包庇真兇。他要追究責任,不是為了報復,而是尋求天理公義。他不僅是為了自己才打官司,也是為了許許多多跟他一樣的弱勢族裔,這是對支持他的人最好的回報。

他說,通過自己的冤案,他看到美國司法制度腐敗、陰暗和充滿種族歧視的一面,但這不等於說美國的法律制度有問題,而是樹大有枯枝,司法系統堶惘頂G敗和種族歧視的人存在,他是其中一個受害者,但他始終相信人性的善良和人間有正義。以他自身經歷來說,如果沒有許多跟他非親非故的各族裔人士組成的王建展後援會,十多年來對他不離不棄,無私地提供幫助,華人社區和媒體也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為他請命,否則他很難度過孤獨和挫折,正是這些人的雪中送炭,使他終於撥開雲霧見青天。

王建展說,當初他曾希望留在美國,以「過來人」的身分,做一個幫助失足青少年改邪歸正的社會工作者,回報美國社會,但移民局否決了他留在美國的要求。自去年 12 28 日至今年 8 9 日,他一直被關押在移民局的羈留中心,隨著時間的流逝,原本心情十分平靜的他,開始覺得度日如年,煩躁不安,到了最後,他真是一分鐘也不願再待下去了。

他非常感謝繫獄期間及在遣返香港的過程中,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官員對他提供了很多幫助。當移民局決定將他遣返原居地後,最初他本人的第一選擇是遣返中國,因為他在福州亭江出生長大,直到 14 歲才隨家人移居香港,他父親是在福州老家過世,他希望離父親「近一些」,以彌補他過去未能盡人子之孝的遺憾。

不過,中領館負責經手王建展一案的傅威娜領事等人,為他設身處地考慮問題非常周到,建議他應選擇回香港。因為他在福州老家已沒有很親的親人,而他的母親、姐姐及妹妹等人都在香港。

再說,如果他選擇回中國,再想到香港居住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但如果他首選香港,即使到時不習慣,再回中國還未遲。

因此,王建展決定回香港,中領館與香港特區政府為他辦理了回港手續,簽發了旅行證件。在訪談中,王建展不時感謝那些幫助過他的人,並特別提到王建展後援會全體成員和中領館領事傅威娜。王建展案發生後,中領館一直很關注,多次派出官員到法庭旁聽,向當事人瞭解情況,向美國有關部門寫信、交涉、反映當事人訴求。

傅威娜領事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她很高興王建展終於回到香港與家人團聚,中領館幫助海外的中國僑民、維護公民合法權益是職責所在,他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工作。

王建展有點傷感地說:「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人,我都沒有機會和他們見過面,沒法當面跟他們說一聲謝謝!」他期盼以後民事官司打贏後,有機會親自向聲援他的華人社區道謝。

睡到「真正的床上」

王建展在獄中時,最大的願望是好好洗一個熱水澡,吃一頓地道的中餐,在「真正的床上」睡一個長覺。現在,他「卑微的願望」一個個都實現了。香港時間 10 日下午,他終於回到他的母親鄭鳳英位於港島柴灣的家,母子久別重逢喜極而泣,母親為他做了「壓驚」的豬腳麵線,他覺得「好吃極了」!

當晚他睡了一個好覺。他說:「這跟在獄中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的,我可以隨心所欲,喜歡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喜歡睡到什麼時候起床就什麼時候起床,不像在獄中作息時間都受限制。睡覺一直睡得不安穩。」

王建展說未來面臨的問題還很多,過去那麼多的苦都熬過來了,他有信心逐步克服困難。目前當務之急是要儘快適應新環境,他比較不喜歡大都市的繁囂,嚮往鄉間的寧靜。香港的生活節奏太快,空氣污濁,他已習慣了美國的清新空氣,走在香港街頭,總覺得頭痛。

王建展在獄中長期吃素禮佛。在入獄前,他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只是小時候在家裡經常看到母親燒香拜神。入獄後,為了在宗教信仰中尋求精神力量,他才開始潛心向佛,打坐、吃素。不過,現在與家人團聚後,為了不增加家人的麻煩,他或者會嘗試重新吃肉,但如果單獨一人時,他還會吃素。

總而言之,飽經磨難的王建展,自始至終對他所受的罪都沒有怨天尤人,他甚至知足地說:「我還是幸運的。」

王建展在紐約的外甥女楊飛飛表示,她的舅舅雖然獲得了自由,但令她氣憤的是,明明有充足的證據證明王建展是被人陷害,經手辦案的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至今沒有任何人跟他道歉,說一聲對不起,也沒有人承認自己的過失,甚至還留有「尾巴」,沒有直截了當承認王建展是冤枉的,只是檢方放棄重新起訴,這等於「暗示」王建展並非清白之身,只是「證據不足」而已,這令她覺得非常不公平。

她說,即使有朝一日王建展打贏官司,獲得金錢賠償,但青春不再來,失去的光陰怎能彌補!她的外公也不可能復活。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毀了,甚至造成一個家庭的悲劇,害得她與家人長期生活在陰影中,背負著「家有殺人犯」的精神枷鎖,所受的心靈折磨和精神痛苦不足為外人道。所以她將支持舅舅向美國法院提出民事訴訟,並將官司打到底。

現年 28 歲的楊飛飛,是王建展姐姐的女兒。小時候,家人都不敢在她面前提及有個舅舅在美國監獄服刑。直到 1994 年她從香港來美國留學,家人才告訴她有個舅舅被誣指「殺人犯」,並強調「他是被人冤枉的」。2003 年,王建展一案重審,楊飛飛的母親王麗玲從香港打電話給她,要求她出席旁聽以示家人支持,這是楊飛飛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王建展,那天法庭審理完畢後,楊飛飛趕在王建展被帶走的那一刻,遠遠地衝著他喊了一聲「舅舅」。

為江湖義氣所累

王建展在中國福建省福州亭江出生,1977 年隨家人移居香港,1982年以 6 萬港元代價偷渡到美國,當時他的父親在華盛頓中餐館打工,生活條件極差,沒法收留兒子。王建展留在紐約輾轉打工,先後做過裝修、餐館等工作。

1983 8 月,提供他住宿的朋友,約他去幫另一名朋友索取在餐館打工時被拖欠的工資。在王建展的觀念中,「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既然朋友有事需要幫忙,義不容辭,並沒想到這種糊塗的「江湖義氣」,毀了他和父親的一生。

他跟朋友到了中餐館老闆位於紐約長島的家,他的朋友拿出一支槍指嚇那老闆,要他給一萬元「補償費」,老闆嚇得當場同意付錢,但藉口當日家中沒現金,讓他們改天來取。

大約一個星期後,王建展的朋友對他說,老闆已準備好錢,但他臨時有事不能去,請王建展幫忙去取錢。他不加思索,獨自去了長島。沒想到餐館老闆報了警,王建展當場被早已埋伏在屋內的五個便衣警察逮個正著。

王建展說,當時他身上並沒有槍,也從不持槍,更沒有「搶劫」意圖,在被扣上手銬逮捕法辦前,他一直天真地以為只是受朋友委託幫助取回欠薪。但受審時,他被命令面對牆壁站著,有人在他背後指控他「持槍搶劫」,他不會說英語,也沒錢請律師,法庭指派的律師根本不跟他瞭解案情,他沒法為自己分辯。就這樣,1984 6 月,他「糊裡糊塗」被判罪名成立,判處 8 25 年徒刑。那一年,他才 20歲。當時,他以為 8 年後出獄又是一條好漢,壓根沒想到這才是噩夢的開始。

王建展回憶這段往事情緒平靜,彷彿在述說別人的故事。他提到連累他蹲監獄的「那個朋友的朋友」,跟他從未見過面,甚至他連對方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令人寒心的是,那個害他做了「替罪羔羊」的朋友,自此再沒露面,王建展前後在看守所、監獄和移民局拘留所度過22 年,朋友從沒去探望過他,但從王建展口中,沒有聽到絲毫不滿。

據後來到獄中採訪王建展的華人媒體記者劉劼表示,她對王建展做了兩小時採訪,她的整個感覺是「王建展從頭到尾都是冤冤枉枉、糊裡糊塗進了監獄」,她非常同情王建展的不幸遭遇。

父親為他鬱鬱而終

王建展是獨生子,上頭有一個姐姐,還有一個跟他前後腳出生的雙胞胎妹妹。他的父親本來將一生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歷盡千辛萬苦偷渡到美國,為的是將兒子也弄來美國發展,但沒想到兒子鎯鐺入獄,父親十分痛心失望,一氣之下離開傷心地。自此父子再沒機會見過面,由於長期憂鬱,王父於 2001 年在福州老家抱憾而終。

1986 年,王建展在紐約上州柯林頓郡的監獄服刑,是獄中僅有的兩名華人囚犯之一。當時他在獄中表現良好,有機會在 1990 年刑滿釋放。然而,他又一次大難臨頭,突如其來飛來的橫禍,將他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是年 3 12 日,那是一個下雪天,囚犯們結束操場的戶外活動,正在各自的牢房入口排隊回房間,王建展與另一名陳姓的華人囚犯也在自己的牢房入口處排隊,忽見一堆人圍在操場的另一出口處,正在排隊的人群紛紛向那邊湧去。王建展不知發生什麼事,也隨大流跟著走,聽到有人說:「有個黑人被殺死在地上。」他擔心會不會是他的一個非裔朋友?為了看清楚倒在地上的死者,他擠到了人群前面。與此同時,獄警也趕到了命案現場。

被殺害的非洲裔死者叫朱利斯(Tyrone Julius),王建展看到死者不是自己的朋友,就離開了現場。

回到自己牢房不久,獄警提審他和陳姓獄友,說「有人說死者是被一個中國人殺的」,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陳姓華人極力為自己分辯,警方最後把他放回,卻把不會英語的王建展單獨隔離。

王建展說,監獄裡的幫派現象十分嚴重,為了自保,許多人被迫加入各種幫派,同一幫派內的「兄弟」都會互相包庇,誰要「出賣」幫內兄弟,就會遭到報復。因此,儘管許多人目睹命案發生經過,也知道誰是真兇,但在獄警調查時,都守口如瓶。

王建展由於有過第一次被「江湖義氣」所累的慘痛教訓,雖然孤單一人,很容易成為別人的欺凌對象,但王建展始終拒絕加入幫派。他說,當時年少無知,做事不加考慮,為此付出慘重代價,無論如何,不能一錯再錯了。

成為替罪羔羊

可是,由於監獄出了命案,獄方急於找出兇手向死者家屬交代。孤立於幫派之外的王建展,加上本身是少數族裔的背景,使他成為獄方選擇替罪羔羊的首選。

這個監獄是一個關有 2200 名犯人的大監獄,當時操場上的囚犯約有七、八百人。監獄共設有四個瞭望塔。在命案發生時,距離案發現場最遠(約 100 多米)的一個瞭望塔上,值勤的獄警拉皮耶(Richard Lapierre)指稱,他用望遠鏡觀察命案現場時,看到了王建展。他的說法,成了當時指控王建展殺人的第一個證人。

另一個當時不在命案現場的白人德法瓦(Peter Dellfava),在獄警做他的「思想工作」後,也成了指控王建展殺人的另一名證人,交換條件是將他換到離家較近的一所監獄。德法瓦聲稱,看到王建展用手猛擊朱利斯,後者當即倒地。

案發當晚,王建展被關進專門關押精神病犯人的特別牢房,房間沒有窗戶,這一關就關了 18 個月。儘管王建展從一開始就竭力申辯,他連朱利斯是誰都不知道,一些兇案目擊者也證明王建展不是兇手,真兇是拉美裔囚犯古提艾雷斯 (Nelson Gutierrez),但檢方僅憑兩名證人漏洞百出的證詞,在沒有找到任何直接物證和殺人動機的情況下,就認定王建展有罪,對他提出殺人指控。

王建展懷疑,監獄當局不想將真兇古提艾雷斯繩之於法,可能因為當局知道,朱利斯跟古提艾雷斯曾一起在雷克斯島監獄服刑,朱利斯曾因與古提艾雷斯爭用電話發生衝突,朱利斯打斷了古提艾雷斯的腿,兩人後來一起被轉移到柯林頓監獄,他們的檔案中附帶了「分隔命令」,然而當局沒有執行,反而將他們關在一起,導致命案發生。王建展強調,這也許是當局企圖掩蓋監獄管理的重大疏失,推卸其刑事和民事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幸成了犧牲品。

那段時間,王建展像一頭困獸,用憤怒的吼聲發出他的委屈和不平,但沒有人聽懂他說什麼,更沒有人關心他的存在。

王建展回憶審判當天的情形說,他當時擔心講錯話,害怕講話,一心盼望律師和翻譯能幫助他。沒想到,晴天霹靂,1987 4 月,王建展被陪審團認定二級謀殺罪成立,判處 25 年至終身監禁,成為司不公和種族歧視的犧牲品。

當王建展獲知判決結果那一刻,整個世界崩潰,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漫漫長夜何時旦。

《亞洲人》雜誌在一篇分析王建展冤案形成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從1986 6 月王建展被正式指控殺人以後的 10 個月裡,他多次出庭時都沒有翻譯,語言不能交流,卻一直未能引起法庭注意。就連法庭指派給王建展的律師,都錯誤以為王建展說的是廣東話。審判當天,法庭臨時從當地中餐館請到一名會國語的中文翻譯,但與王建展根本就溝通不良。

王建展案曝光後,華人輿論普遍認為,王建展當初草率地被判殺人罪,是因為監獄當局急於找替罪羊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

現任紐約執業律師的黃桂榮,是最早跟蹤報導王建展一案的華人媒體記者之一。黃桂榮說,王建展從頭到尾處於弱勢地位,合法權益在案件審理中根本得不到保障。他沒錢請律師為自己辯護,檢方為他指定的律師,直到審判前一個月才見過他一面,對案情談不上瞭解。而庭審時法庭找來的翻譯,是一個毫無法律專業口譯經驗、只會講國語的中餐館老闆,與講福州話的王建展根本無法溝通。

據黃桂榮回憶,當初的審判對王建展很不公平,審判地點是個小鎮,陪審員全是白人,很保守。檢方給王建展找的辯護律師沒有盡力,許多證據沒有調查就草草了事,在法庭上只是做做樣子。

王建展被誣指殺人罪後,爭取八年刑滿出獄的指望徹底粉碎,對他打擊極大。他一度灰心得了無生趣,活得沒了盼頭。據多次到獄中探訪他的「王建展後援會」核心成員周長青表示,王建展第一次被判「持槍搶劫罪」,他認為是為自己當年的「懵懂無知」付出的代價,他在獄中洗心革面,下決心出獄後重新做人,但殺人罪完全是冤枉的。

他一度憤世嫉俗,胸中燃著復仇的烈焰,隨時一觸即發。為此他時常頂撞獄警,多次被「修理」,吃了不少苦頭,有次他不甘受辱,更被打得渾身是傷。從 1984 年入獄以來,他先後換過七、八個監獄,每到一個新環境,都得重新適應,並不斷被先來的囚犯欺負。

提起這段經歷,王建展心有餘悸地說,在獄中最難應付的是獄警,他們會用威脅手段從精神和肉體上打垮你,讓你不服也得服。

然而,也是一股為了洗刷冤情的動力驅使,不甘心自己背負「殺人犯」的罪名過此生。由於認識到自己不懂英語吃了大虧,他在獄中苦學英文,成為英語老師口中「所見過的最用功的學生」,並通過高中程度的英文考試,說得一口流利英語。他用英文寫給媒體的信,文筆流暢,思維清晰。他在獄中大部分時間花在閱讀、寫申訴書、到圖書館學習法律和瞭解最新資訊等方面,並堅持鍛鍊身體、打坐、吃素,修心養性。到後來,他的英文說得比中文還要好。

與此同時,他不斷申訴自己的冤情,儘管每次都以失敗告終,他一刻也沒有放棄上訴的努力。

生命中的貴人

王建展的冤情,後來經他的陳姓獄友披露給亞洲人平等會和華文報社,王建展非常感謝這位獄友的見義勇為。他說,當日命案發生時,他們正在排隊回牢房,這位獄友是跟他排在一起的,所以確知他是冤枉的。獄友後來先他出獄,彼此失去了聯絡,聽說這位獄友後來回了香港,他希望能夠找到他道謝。

亞洲人平等會將陳姓獄友的信轉給一名人權活動家、日裔老太太家山由利(Yuri Kochiya-ma),她可說是王建展的「貴人」。她得知情況後,立即寫信給王建展,還兩次提著食物遠赴當時王建展被關押的紐約水牛城監獄探望他,給長期處於孤立無援狀態的王建展送去不少溫暖。

家山由利通過在監獄的訪問,認為王建展受到了不公正的審判,只因為他是獄中少有的華裔而成為替罪羊。1992 年,她與丈夫一起發起成立了「王建展後援會」,吸引了 40 多名亞裔學生、工人和專業人士參加。他們為王建展一案所反映的美國司法公正遭到踐踏而痛心。

家山由利後來移居北加州,在當地成立「為王建展爭取正義委員會」,繼續為王建展請命。紐約的後援會,則由核心成員之一、在郵局工作的林樹榮接任會長。他們向《紐約時報》反映王建展的冤情,華裔記者陳戴維 (David Chen) 開始調查,並於 1999 年連續發表報導,終於引起美國主流社會的關注。

王建展的另一個「貴人」,是後援會聘請的著名私家偵探巴利(Joseph Barry),他為王建展命案重審立下汗馬功勞。他憑藉豐富的經驗,經過多方調查,成功搜集了包括當日做假證的德法瓦在內的10 名證人的證詞,才使案情發生重大轉機。6 名證人親眼看見了兇殺案的發生,其中 3 名指名道姓說出,真正的殺人兇手是古提艾雷斯。有兩位證人是古提艾雷斯的朋友,他們異口同聲表示,曾聽古提艾雷斯親口對他們說,朱利斯是他殺的,殺人動機是為了復仇。

巴利接著順藤摸瓜,找到真兇。古提艾雷斯假釋出獄後回到故鄉多明尼加,後因吸毒過量死亡。他的妻子向巴利證實:古提艾雷斯親口對她表示,他出於報復殺死了朱利斯。

指證王建展殺人的檢方主要證人德法瓦,當年是為了換到離家近一點的監獄,而在獄警的誘導下作了假證,多年來一直受到良心譴責。巴利找到德法瓦時,他說對王建展傷害太大,出獄後一直希望有機會彌補當年的過失,願意出庭作證。

此案的另一名檢方證人、案發時在瞭望塔上執勤的白人獄警拉皮耶,至今仍在監獄工作,他認為監獄裡人命不值錢,很奇怪王建展為何定罪多年後又要翻案,他堅持不改當年的證詞,但承認未親眼看到王建展殺死古提艾雷斯。

2003 4 10 日、11 日和 5 16 日,柯林頓郡法院在法官羅立斯 (Timo-thy Lawliss) 的主持下先後舉行了三次聽證會,其過程高潮迭起。9 名親歷此案的囚犯異口同聲地認定殺死朱利斯的不是王建展。數名犯人表示,他們以前不願出來作證,是怕生命受威脅。

當年為檢方作假證的德法瓦在證人席上說,他沒有看到王建展殺人,但當天一個叫尼爾森的獄官(sergeant)問他有沒有看到發生的事情,他心想這是立功的機會,就隨口說是一個黑人動手的,但尼爾森獄官說:「不會吧,別人說是有個中國人動手的。」德法瓦當時答說:「你都知道了,幹嘛還問。」

德法瓦說,這時尼爾森就拿出一張亞洲人的照片,要他指認這是兇手。德法瓦說,他並不認識王建展,而他當年作證配合獄官後,果然就轉獄到住家附近的監獄,為太太探監提供了方便,而且兩年半後就獲得假釋。

朱利斯的遺孀作證說,丈夫被害後,她曾試圖追查真兇,直到有天有個講西班牙話的男子打電話恐嚇她,若繼續追查會對她的家人不利,那時她兩個孩子還小,被迫停止追查。王建展被定罪,根本沒有知會她。如果不是 1999 年紐約時報記者陳戴維來採訪她,她根本不知此案已結。她相信王建展跟她丈夫無冤無仇,不會殺他。而朱利斯被殺當日,曾在電話中告訴她有個西班牙人要「找他麻煩」,因他曾經把對方打成瘸子。所以她一直相信命案跟這件事有關。

仍在服刑的非洲裔證人亞瑞茲(Umar Azziz)作證說,他當天目睹兇案發生,看到一個拉丁裔男子行刺朱利斯後從他身邊走過,馬上有同夥幫他換下血衣,另一個同夥則把兇器踩進爛泥裡。後來有人告訴他兇手叫古提艾雷斯。

亞瑞茲說到這裡,突然泣不成聲。法官因此宣布暫時休庭。再度恢復聽證時,王建展的律師問亞瑞茲剛才為何哭泣?他動情地說:「我被判了 19 年,我是罪有應得;可是,王建展什麼也沒做,卻白白坐了十多年冤獄。」話畢,他又情不自禁失聲痛哭,在場人士無不動容。

另一名囚犯愛德華茲作證說,他和被害人朱利斯相隔一米多遠,他看到有人在他背後行刺,但兇手不是王建展,因為案發時他看見王建展站在遠處另外一堆犯人中。愛德華茲還說,當他得知王建展被當作嫌犯關禁閉後,他告訴過兩位獄警,獄警長官馬歇爾告訴他,會向調查人員彙報他提供的情況。可是,自始至終,沒有一個調查人員找他問話。

2003 9 月,基於新證據的出現,柯林頓縣地方法官羅立斯同意再次開庭。王建展十幾年前在法庭上孤立無援的境況已經徹底改變,然而,不變的是法官審案時驚人的不公。雖然辯方提出了強有力的證詞,但羅立斯卻出人意料地宣布拒絕重審王建展案,理由是為王建展伸冤的證人,「來自正在服刑的囚犯的證詞,不足以採信」。這一紙判決使後援會在為王建展平反的努力奮鬥中遭到重挫,大家都覺得氣憤,但沒有氣餒,繼續通過律師向紐約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王建展後援會會長林樹榮為大家打氣說:「我們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而是憤怒的時候,我們要把這股怒氣發揮成救援王建展的強大力量。」

2004 10 月,王建展一案柳暗花明,峰迴路轉,紐約州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的 5 位法官一致裁決駁回原判,要求柯林頓縣法院重審。12 10 日,紐約上州檢方以「取證困難」為由,放棄對王建展的指控。21 日,紐約州主審法官正式批准檢方撤銷控告,這意味著王建展被控二級謀殺罪名不成立,但仍然留了「尾巴」。所幸的是,王建展 22 年的牢獄之災終告結束。

2004 12 28 日,王建展走出紐約上州普拉特斯堡監獄,隨即移送紐約上州水牛城的非法移民羈押中心,面臨遣返命運。由於他曾經被定過搶劫罪,他的律師認為利用司法途徑使王建展免於遣返的機會不大。因為在 1996 年移民法改革前,所有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都必須經過移民法庭裁判是否需要遣返,但自 1996 年移民法改革後,極少赦免重罪犯的例子。

為此,王建展後援會曾以人道理由要求法庭網開一面,准許他留在美國,但兩次均遭移民局駁回。王建展對此感到灰心意懶,他急切希望早日獲得自由,不願再繼續被無限期拘留。

林樹榮表示,雖然他們一直努力爭取讓王建展留在美國,但由於移民局已做出最後決定,王建展幾乎沒有留下來的可能,他們非常理解王建展渴望自由的心情,對於一個身陷囹圄十多年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離開牢房更重要。

2005 8 9 日,王建展終於遭遞解出境,遣返香港,為他當年千辛萬苦追求的美國夢劃下句號。而所有瞭解王建展冤案的人,都祝福他「明天會更好」!

王建展冤案暴露了美國司法制度的弊端。紐約執業律師李進進指出,從移民法的角度,王建展應有機會留在美國,即使他被捕前是非法移民身分,並且在獄中惹上第二宗官司前,因持槍搶劫罪入獄,但那是1983 年發生的事情,早已超過美國移民法十年內不准入境的規定,而且在這之前,他一直處於非法羈押狀態,令他錯失 1996 年移民法修改前可以享受到的移民權利。

他指出,王建展現在終於洗刷冤情,如果他繼續打官司,可能有機會逃過遞解出境的命運,但他急切希望離開移民局羈押中心,早日呼吸自由空氣,所以寧願選擇遣返香港。

(來源:世界周刊/ 日期:2005/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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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式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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