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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導論

1、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當讀者打開本書的時候﹐首先要問的自然是﹕作者為什么要寫這本書﹖然後想知道的是﹕為什么作者認為他能寫好這本書﹖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再回答第一個問題。

我生長在上海﹐家父因在國民黨政府裡當過兩年文職小吏而被共產黨迫害致死﹐這使我的生活自幼就蒙上濃重的陰影。每當我填寫“政審表”時﹐那“家庭出身”和“直係親屬中有無殺、關、管”兩欄總使我毛骨聳然。1964年﹐我僥倖考上華中工學院(今華中理工大學)(1)。1966年文革一開始﹐我就成了“黑五類”、“狗崽子”與“剝削階級孝子賢孫”﹐受盡“紅五類”同學的迫害和侮辱。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我因“惡毒攻擊”毛澤東、林彪、江青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批鬥上百次﹐然後流放到貴州大山溝一家小工廠打鐵。次年春又以“五一六分子”的罪名下獄﹐幾乎瘐死獄中。林彪事件後﹐我僥倖出獄(2)﹐但不平反﹐繼續打鐵。1978年﹐我僥倖考上杭州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生(3)。1979年﹐我發表中篇小說《調動》﹐描寫中共基層官員的驚人腐敗﹐影射中共高級官員的鮮廉寡恥。次年春﹐鄧小平發起文革後第一場文藝批判運動﹐重點批判《在社會的檔案裡》、《假如我是真的》、《女賊》、《飛天》和《調動》等五大“毒草”。我遭到中共各大權威報刊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文藝報》、《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浙江日報》、《安徽日報》、《北京文藝》等的圍剿﹐新華社也專門發了這些報刊批判《調動》的消息﹐稱之為“黑幕文學”(這個名稱非常恰當﹐《調動》的確揭露了共官的黑幕)。杭州大學當局自然不甘落後﹐校廣播台每天三次廣播批判文章﹐校報則頻頻發表批判文章﹐一時間大有文革初全國批判“三家村”之勢。又次年即1981年﹐鄧小平發起第一次“反自由化”運動﹐杭州大學黨委專門召開會議再批《調動》。剛好那年底我畢業﹐我被取消原定留校任教的資格﹐發配西藏。因為文字的緣故而流放西藏﹐有史以來我還是第一人﹐在我之前流放西藏的似乎只有南宋末代皇帝趙顯(該字右邊無“頁”字﹐可惜我的中文軟件無此字)一人。1957年的右派有流放新疆、北大荒的﹐卻沒有流放西藏的。

由於我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進藏的畢業研究生﹐西藏當局起先對我很客氣﹐讓我自由選擇單位﹐我於是變成了西藏文聯屬下的《西藏文學》雜誌的編輯。不久﹐西藏當局發現了我的底細﹐派人嚴密監視我。幸而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是胡耀邦﹐胡一貫反對整人﹐特別是文藝界人士﹐西藏當局不敢輕易加害於我。1983年秋﹐鄧小平、陳雲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我在次年2月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召開的“清除精神污染”座談會上拍案而起﹐痛斥他們給《西藏文學》羅織的“搞精神污染”的罪狀﹐駁得他們啞口無言、惱羞成怒。早在1983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文藝組副組長衛建林的重頭大批判文章《社會主義實踐和所謂社會主義的異化》﹐又點了《調動》﹐與《在社會的檔案裡》、《在同一地平線上》及《晚霞消失的時候》並列﹐稱之為“社會主義異化論”在文藝創作實踐上的代表。西藏自治區黨委見文大驚﹐要對我“舊賬新賬一起算”﹐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幸虧胡耀邦在1984年2月至3月主持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時說了一句話﹕“你們西藏連什麼是精神污染都沒搞清楚﹐就在那裡清除精神污染。”(我在西藏聽到官方傳達)方使我化險為夷。1986年﹐我因患高山病申請調回上海﹐西藏當局對我既恨之入骨﹐又無可奈何﹐趁機將我“禮送出境”。

在西藏工作期間﹐我不僅乘車從珠穆朗瑪峰與希夏邦馬峰之間的山口翻越了喜馬拉雅山﹐抵達中尼(泊爾)邊境的樟木口岸﹐飽覽了世界屋脊與頂峰的壯麗風光﹐而且深入社會﹐獲得了大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社會、歷史、民俗信息。特別重要的是﹐由於我的身份是西藏某單位的一個僱員﹐而非臨時性的觀光客或考察者﹐我的藏族上司和同事自然不會拿我當客人招待。我因而得以從日常生活、公務活動乃至由利害關係引起的矛盾衝突中體察藏族的民族性格﹐這對研究一個民族來說至關緊要﹐卻是臨時性的旅遊、採訪、調查和考察所難以奏效的。所以我自信比那些從未去過西藏或只去西藏旅遊、採訪、調查和考察的記者、文人、學者和專家更能寫好西藏問題。

1990年我來到美國﹐讀了許多中英文報刊上有關西藏問題的報道和評論﹐也讀了許多達賴方面的宣傳品。我驚訝地發現﹐他們所說的東西和我在西藏看到的相去甚遠﹐乃至截然相反。我仔細分析﹐又驚訝地發現﹐那些報刊文章的作者大多從未去過西藏﹐少數只去西藏作過旅遊、採訪、調查或考察﹐幾乎沒有一個在西藏長期工作過。他們關於西藏的信息大部分來自達賴方面的宣傳。而達賴方面的宣傳在揭示了某些真相(如毛澤東的暴行)的同時﹐也散佈了大量謊言(如“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清朝駐藏大臣是外交使節”、“漢人要消滅藏人”、“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正在絕滅西藏文化和宗教”等等)。正如一位同情西藏難民的英國婦女1959年去印度採訪了大量西藏難民後發現的那樣﹕

我自己不得不從難民那裡收集“故事”﹐但憑良心說﹐沒有收集到一個我認為是“真實的故事”。照我的經驗﹐我知道如果通過翻譯進行交談﹐要對如此眾多的重大而又微妙的問題(不管提供情況的人是否親歷其事)做出評估是不可能的。從本性上說﹐普通的藏人都是可信的、誠實的。但也要認識到藏人心目中的“事實”與西方人所認為的確鑿證據是不同的。認識不到這一點是危險的。藏農從生到死都習慣於把傳說和神話當作事實來接受(4)。

她的發現對我來說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在西藏時就發現藏人有創造神話傳說的天才與把神話傳說當作事實來接受、傳播並深信不疑的天然傾向。借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這是一種不同於理性思維的神話思維﹐是雖非藏族特有卻數藏族最發達的思維方式。然而我仍然難以想象﹐受過西方民主思想和理性主義燻陶的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竟能如此公開地、大量地、毫無顧忌地、堅持不懈地製造和散佈謊言﹐而且居然有那麼多西方人(我在美國生活近十年所接觸過的白人中的99%)居然會欣然接受並深信不疑。為此我發表了許多文章﹐試圖說明西藏的真相﹐並萌生了寫一本書系統闡明西藏真相的念頭﹐卻一直苦於找不到出版者。直到1998年初﹐我結識了明鏡出版社的何頻先生﹐方在他的鼓勵下動筆﹐這裡特向何頻先生致謝。

必須坦白說明﹐我不懂藏語文﹐“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因此嘲笑我“不懂西藏語言而妄稱了解西藏﹐並以西藏專家的架式指點山河﹐不覺得有點底氣不足嗎﹖”他還說我不懂藏語﹐所以雖在西藏住過四年﹐但和住在北京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我在西藏看到的電視報紙都是中共宣傳﹐而中共宣傳全是“經過美化或修理、甚至完全編造的東西”。所以我在“國外寫的大量文章﹐除了中共宣傳----當然經過了改頭換面、重新組裝----真的還有什麼西藏以外靠看中共報刊而不能知道的內容嗎”(5)﹖

達瓦才仁說我的文章裡只有中共宣傳﹐這話完全不符合事實。讀過我的文章的人都會發現﹐我經常引用美國藏學家戈茨坦(Melvyn C. Goldstein)和戈倫夫(A. Tom Grunfeld)的著作﹐達賴喇嘛、西方媒體、西方組織與聯合國的言論、報導、書刊與文件﹐難道這些也屬於“中共宣傳”嗎﹖

我不懂藏語文﹐這對研究西藏確實是個缺陷﹐不過這並不等於說﹐不懂藏語文就不能研究西藏。在舊西藏生活過多年的中國老一輩藏學家柳陞祺說過﹕“藏文難學﹐懂的人不多﹐工具書也不夠多﹐口語和文字有相當大的距離﹐有點像漢語文的白話與文言。這些都是障礙。要研究藏族社會歷史﹐必須懂點藏語文﹐而且懂得越多越好﹐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如果也把這一點簡單化了並推向極端﹐認為不懂藏文﹐就不能研究藏族歷史、社會、文化等等﹐我看也不盡然。因為語文畢竟是一種工具﹐它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不能替代一切學科。……拿佛教研究本身來作個比喻。”接下來他說佛教的典籍是用古印度的梵文或帕利文寫的﹐藏文的佛典都是從那裡翻譯過來的。但懂梵文與帕利文的藏人是極少數﹐為何不懂梵文和帕利文的喇嘛也能研究佛學呢(6)﹖

我對柳老的經驗之談深有同感。眾所週知﹐許多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並不懂中文﹐但他們照樣著書立說研究中國問題。達瓦才仁自己雖然是藏人﹐卻不懂藏文。他自己承認﹕“我喜歡藏文書﹐但是我讀不懂。”他曾在1996年與1997年“漢藏對話會”上親口告訴我﹐他也不懂英語文或其它外文。可見他既讀不懂藏文資料﹐也讀不懂外文資料﹐唯一能懂的是中國出版的漢文資料﹐卻被他認為都是“中共造謠”﹐那麼他就沒有任何資料可讀。他出生於1963年(7)﹐那時西藏的農奴制已被廢除多年﹐那麼他在九十年代寫的許多文章裡為舊西藏的制度辯護的資料是從哪裡來的呢﹖只能是憑空想象與捏造﹐無怪乎他所有的文章裡引用的數字與事例全都沒有任何出處。那樣的文章也能算研究嗎﹖

我在西藏時不僅僅讀報刊看電視﹐還與大量藏人交往。西藏的藏族幹部、職工、市民絕大多數能說流利的漢語﹐我和他們交談毫無困難。誠然﹐他們不會對我講知心話。但藏人天性外向、直露、坦率﹐尤其是與我朝夕相處的藏族上司、同事、鄰居、朋友﹐他們在工作、生活中會不知不覺地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感情來﹔我也可以通過他們的言外之意、表情、聲調、行為加以觀察與體驗。否則作家如何描寫與其差距很大的人物(諸如少女、高官、罪犯、妓女等)的心理活動﹖

我認識的許多漢族老同事(漢人稱之為“老西藏”﹐藏人稱之為“老漢人”)也給我很大的教益。他們五十年代就進藏﹐會說流利的藏語﹐到過西藏的各個角落﹐有的甚至娶藏女為妻﹐對西藏的歷史變遷與藏人的心理性格都有深刻的了解。當我們在飯桌上暢談時﹐我常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我還經常去拉薩各機關各單位及西藏各地縣採訪﹐了解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情況﹐這都是新聞媒體所不能取代的。

來美國後﹐我又從西方媒體、書刊獲取信息。西藏問題本與國際政治密切相關﹐有了西藏的經歷後﹐再從大洋彼岸返觀西藏﹐自有“更上一層樓”之感。

達瓦才仁認為中國的出版物全部是中共編造的謊言﹐這話留待後文討論。

注釋﹕

(1)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當時華中工學院黨委書記朱九思本人出身大地主﹐三十年代的武漢大學學生﹐十分愛才﹐而我的考分特別高﹐因而被錄取。文革一開始﹐此事就成為朱“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證。

(2)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下令各地釋放一批“可關可不關”的政治犯。貴州當地的政治犯大都是文革初鬥過當權派的造反派﹐或與之有私仇者﹐惟有我是外來人﹐與當地的掌權者無冤無仇﹐故獲釋放。

(3)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我在大學裡學的是工科﹐那年破例允許跨專業報考研究生﹐我因而得以改行報考文科研究生。

(4)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1996), p148.

(5) 達瓦才仁﹐《西藏藏人如是說》﹐《中國時代》﹐1998年9月號。

(6) 柳陞祺﹐《應該爭取有一個更大的藏學研究隊伍》﹐《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

(7) 達瓦才仁不懂藏文與出生年份均見﹕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家園----訪『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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