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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9、建設與表演

十、大興土木。為了慶祝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20週年﹐胡耀邦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投資4.8億元﹐命令九個發達省市派出近兩萬人﹐在西藏興建43項工程。其中能源七項、交通兩項、建材兩項、飼料加工一項、商業四項、文體九項、教育兩項、衛生四項、市政建設兩項、旅遊八項、其他兩項(76)。《天葬》稱之為“現代化表演”﹐“它的目的是為了表演﹐為了製造一個形象﹐而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並舉出如下例子﹕

拉薩飯店、機場至拉薩的道路、機場賓館、自治區醫療大樓、西藏體育館、西藏大學教學樓、西藏電教館、西藏圖書館、澤當飯店、那曲群藝館、西藏大學藝術樓、拉薩劇院。

《天葬》說﹐從上述項目﹐“不難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質”(77)。除了拉薩劇院和西藏體育館外﹐我實在看不出上述項目為何“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像自治區醫療大樓所在的自治區第一人民醫院是西藏頭號大醫院﹐43項工程為之安排了三層門診樓、兩棟五層的住院樓、一層急診部及藥庫、製劑室等﹐總建築面積達一萬多平方米﹐投資2200萬元。在建成後的九年裡﹐門診人數與住院病人(大多數是享受公費醫療的藏人﹐包括農牧民與喇嘛尼姑)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儘管已有工作人員約800人﹐仍在超負荷地運轉。在580多名專業人員中﹐藏族高級專業人員佔30%﹐藏族中級專業人員佔72%(以上均為1994年的數字)(78)。如此造福西藏人民的工程也是“現代化表演”、“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嗎﹖

還有西藏大學教學樓與藝術樓、西藏圖書館、西藏電教館等是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水平﹐也“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嗎﹖王力雄大概沒有在貢嘎機場至拉薩的舊路上坐過車﹐所以不知道舊路之糟糕。他知道拉薩的班機都是早上起飛的﹐卻不知道拉薩的普通職工並沒有讓單位派車送機場的特權﹐更不必說單位不在拉薩的職工以及沒有單位的人、西藏以外來的人﹐他們不得不提前一天坐機場的大客車到機場﹐在那裡的招待所住一夜。我每次從拉薩回內地﹐都要在機場住一夜﹐所以我知道舊的機場招待所有多小多破。我有一次去晚了﹐招待所已經客滿﹐幸好發現一個朋友﹐已經先我到達並找到了床﹐讓我和他擠著睡。所以機場至拉薩的新公路與機場賓館也是必不可少的設施。那曲群藝館是有一萬多居民(大部分是藏族)的那曲鎮的主要娛樂場所﹐夜夜爆滿。拉薩飯店建成前﹐西藏沒有星級飯店﹐如何發展旅遊業﹖澤當飯店位於藏族發祥地山南﹐古蹟眾多﹐1993年該店完成營業收入470萬元﹐實現利潤100萬元﹐創匯128萬元(79)﹐怎能說是“現代化表演”﹖43項工程中還有羊八井地熱電站擴建、羊八井至拉薩輸變電、拉薩火電廠改造﹐以及在西藏各地的太陽能、風能開發等七個能源工程﹔拉薩上下水工程、貢嘎機場擴建、拉薩中學擴建、拉薩水泥廠等有關交通、建材、教育、衛生、飼料加工、市政建設等13個項目﹐以及部分商業、文化、旅遊項目﹐恐怕也不能說是西藏不需要的“現代化表演”。至於建造大昭寺廣場則是為了方便藏人拜佛﹐後來卻方便了藏人騷亂。毫無疑問﹐像西藏體育館、拉薩劇院、龍王潭公園改造等工程﹐並無實用價值﹐確有“現代化表演”之嫌。但也有不得以的苦衷﹐為了堵西方人權衛士的嘴(後文詳述)。

為了慶祝199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30週年﹐1994年江澤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投資23.8億元﹐在西藏興建62項工程﹐到1997年底﹐實際投資已追加到36.7億元(80)。62項工程的具體內容(81)如下﹕

農技推廣體系建設、左貢縣玉曲河農業綜合開發、仁布縣解放水渠、滿拉水利樞紐工程、優質油菜生產和加工、乃東縣油糧加工廠、拉薩油糧加工廠、藏西北絨山羊基地、林芝東久林場開發、西藏邊茶廠、丁青縣水電站、巴青縣水電站、措美縣水電站、芒康縣鹽井水電站、聶榮縣水電站、米林縣南伊水電站、沃卡河一級水電站、朗久地熱電站、拉薩西郊輸變電工程、昌都電網改造、香卡山鉻鐵礦、申扎金礦、扎倉茶卡硼鎂礦、昌都水泥廠搬遷、馬查拉煤礦、西藏自治區藏藥廠擴建、拉貢公路改建、格爾木煉油廠至101油庫輸油管、拉薩新華書店、中尼公路中壩至拉孜段改造、貢嘎機場儲油設施、拉薩西郊長途電話樞紐樓、拉薩至日喀則光纜、12個地面VSAT站、布達拉宮廣場、拉薩市環行道、澤當鎮道路改造、日喀則上下水工程、獅泉河鎮上下水工程、自治區黨校暨行政學院綜合樓、37個邊境與貧困縣機關建設、邊境口岸建設、西藏博物館、鄉級太陽能廣播電視接收站、林芝賓館、日喀則第二中學、乃東中學、嘉黎縣中學、貢覺中學、朗縣中學、生育健康培訓中心、自治區傳染病醫院、

拉薩市醫院住院部、自治區黨政辦公樓、北京西藏大廈、塘河電廠改造、沃卡潭三級電站改造、林芝八一電廠改造、拉薩水泥廠回轉窯改造、昌都糧油加工廠改造、林芝縣糧油加工廠改造、西藏農牧產品加工出口基地。

這裡有多少屬於西藏民生所必需的﹐多少屬於“現代化表演”﹐請讀者自己判斷。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大工程﹐例如布達拉宮整修工程﹐中國政府花了近一億元、一噸黃金(82)﹐旨在弘揚西藏文化。1994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古蹟遺址專家參觀後也對整修工程表示滿意(83)﹐如此巨大的投資當然是不可能從門票裡收回的。又如投資十億元的一江兩河綜合開發工程﹐在西藏的主要農業區興修水利與電站、改良耕地、改良牛羊、開發荒地、推廣先進技術、培訓人員、建橋築路、植草造林、建造商品糧基地、副食品基地與科技示範推廣基地等﹐旨在並已經大幅度提高農牧業產量。開發開始後八年﹐佔西藏人口30%多的該流域70多萬農牧民已經獲益﹐人均純收入已由開發前的1989年的602元增加到1997年的1253元﹐翻了一番﹐高出全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168元。開發區的糧食、油菜籽、肉類與奶類產量由1990年的34.5萬噸、1.19萬噸、1.43萬噸與3.7萬噸上昇到1997年的45.71萬噸、2.48萬噸、2.44萬噸與4.41萬噸。改造低產地7.5萬畝﹐擴大保灌面積30萬畝﹐新建良種繁育基地三萬畝﹐蔬菜保護基地230畝﹐新建和改擴建農技推廣站、畜類防治站22個﹐改良牲畜1.45萬頭﹐培訓人員五萬多人次﹔形成了一批“旱能灌、澇能排、田成方、林成網、渠相連、路相通”的高產穩產田﹔還造林20萬畝﹐使開發區的年大風日數由六、七十年代的50天下降到現在的不足30天﹐大大減少了風沙侵害﹐控制了水土流失。全區連續十年農業豐收﹐80%的農民蓋了新房(84)。然而因為中國政府對藏農牧不收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所以農牧業發展後的好處全部歸藏農牧所得﹐中國政府收不回一分錢的投資。再如投資18億元、歷時八年多、總裝機容量為九萬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水電站﹐它使長期缺電的拉薩電網增加兩倍以上的電力(85)。然而西藏的電力工業從來是政策性虧損的大戶﹐這樣巨大的投資是永遠收不回來的。

達賴自傳指責拉薩的“藏人區15瓦到20瓦的電燈是你能看到的最亮的燈光﹐但是電燈經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而“中國區燈火通明”(86)。他忘記了他自己統治西藏時﹐全西藏只有一個125千瓦的奪底水電站﹐只供他一人與極少數豪門享用﹐所以他根本沒有資格指責中國政府向藏民供電不足。他把拉薩老城叫做“藏人區”﹐把拉薩新城區叫做“中國區”是錯誤的﹐也是別有用心的。所謂拉薩老城區﹐一般指1950年以大昭寺為中心的老式藏房區﹐面積約一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約三萬。拉薩新城區一般指中共進藏後在老城外修建的新建築群﹐1980年的面積約24平方公里。1990年拉薩有戶口的居民為139810人﹐其中藏族96341人﹐佔69%﹔漢族40418人﹐佔29%﹐其他民族3051人(其中大一半是中共進藏前就住在拉薩的回族﹐他們說藏語﹐信伊斯蘭教)﹐佔2%87)。把全市的藏人數約十萬減去老城的藏人數三萬﹐還有七萬藏人住在新區﹐並大大超過全市的漢人數﹐怎麼能把新區叫做“中國區”(在達賴喇嘛的語彙裡﹐中國人即漢人)呢﹖我在拉薩時就深受缺電之苦﹐冬天水枯﹐沒有水力發電﹐缺電更甚﹐所以中國政府要修羊卓雍湖電站以造福藏人佔69%的全體拉薩居民。然而此舉卻受到《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指責﹐說是“這些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漢族居民和建在藏區的或中國的各大工廠供電。而對西藏人民不僅毫無益處﹐反而建造這類水利電站直接破壞ぴ西藏的自然環境﹐威脅ぴ人民的健康﹐從而損害了西藏人民的總體利益。”拉薩新區的藏人都與漢人混居在單位分的房子裡(我在西藏時的鄰居大多數是藏人)﹐中共想單獨給漢人供電也做不到。把羊卓雍湖的電送到內地去﹐不啻是現代化的天方夜譚﹐只有神話思維者才想得出來。不建電站要受到達賴喇嘛的攻擊﹐建設電站又要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攻擊﹐這叫中國政府如何是好﹖

注釋﹕

76)《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25-426頁。

77)《天葬》﹐399頁。

78)(79)多吉占堆﹐《四十三項工程惠澤今日高原》﹐《中國西藏》﹐1995年第1期。

80)張忠、王建新﹐《援藏工程發揮顯著效益》﹐《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5月16日。

81)邊吉﹐《援助西藏的六十二項工程已隆隆啟動》﹐《中國西藏》﹐1995年第1期。

82)《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83)劉偉﹐《給歷史留下一座豐碑》﹐《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6年。

84)賀廣華﹐《西藏加快一江兩河開發建設》﹐《人民日報》海外版﹐1994年4月7日﹔劉偉﹐《充滿希望的高原》﹐《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6年﹔王建新、張忠﹐《西藏綜合開發一江兩河﹐七十多萬農牧民獲實惠》﹐《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0月3日。

85)白冰﹐《羊卓雍湖電站竣工移交》﹐《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9月21日。

8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3.

87)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409-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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