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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7､教育與語文 八､大力提高教育水平。西藏的藏族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費﹐農牧區中小學推行寄宿制。中國政府還對部分藏族中小學生包吃､住､穿。1997年西藏有小學4251所﹐在校生300453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78%﹐而舊西藏的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中學90所﹐大學四所﹐中專16所﹐西藏青壯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41個百分點﹔1997年教育投資佔自治區財政預算支出和預算內基建投資總額的18%。從1985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內地一些省市創辦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學﹐到1997年內地各類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學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專畢業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學校與內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為主課﹐實行雙語教學（60）。由於西藏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業當然無法同內地人煙稠密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相比﹐但與舊西藏不足2%的兒童有機會入學､而且只能學語文與佛經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問題出在傳統藏文沒有科技詞彙和現代社會科學詞彙﹐無法教授中學數理化生（物）與大學､中專理工醫農､社會科學課程。舊西藏識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經﹐不知有數理化生､理工醫農與現代意義的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文藝學､美學､西方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當然不會創造有關詞彙。為此中國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氣創造藏文科技詞彙﹐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中就有大量科技詞彙。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成立了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組織許多專家﹐花了12年時間﹐編篡了有史以來第一套藏語科技詞典﹕《藏漢英數學辭典》､《藏漢英物理學辭典》與《藏漢英化學辭典》﹐在1994年出版並通過鑒定﹐從而填補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與此同時﹐1982年成立了五省區（藏､川､青､甘､雲）藏文教材協作領導小組﹐到九十年代初﹐編成全套中小學各科藏文教材（62）。 西藏自治區人大1987年頒佈的《西藏自治區關於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規定﹕在進一步完善小學藏語文教學體系的基礎上﹐從1993年的初中新生開始﹐初中階段藏族班除漢語文與外語課外﹐大部分用藏語文授課﹔從1997年高中､中專新生開始﹐大部分課程用藏語文授課。據統計﹐到1992年下半學期為止﹐西藏用藏語文授課的小學在校生達177735人﹐佔小學生總數的92.7%﹐小學用藏語文授課的教師7062人﹐佔小學教師總數的81.7%﹐全區小學基本實現藏語文授課。從1989年秋季開始﹐拉薩中學､拉薩市一中﹐日喀則地區中學和山南地區二中招收首批初中藏語文授課試點班學生﹐這批學生於1992年從初中畢業﹐除部份陞入中專､技校外﹐其餘陞入高中藏語文授課試點班。到1993年下半學期為止﹐全區中學有70多個藏語文授課班（包括四個高中試點班）﹐在校生3000多人（63）。 可惜這些藏語文試點班成勣並不理想﹐問題仍出在科技詞彙。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語文辦公室主任､青海省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副主任､藏語文專家程列著文指出﹕ 1､歷史上的藏文化嚴重存在著重文輕理的傾向。在我們的文化寶庫中﹐雖然也有天文､歷算､醫學､建築等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知識財富﹐但大量的則是佛學､歷史､文學､語言､文字等社會科學知識。即使是自然科學範疇的知識﹐仍充滿著濃厚的宗教色彩﹐社會科學知識亦文史不分﹐無現代意義的科學分類。在古代﹐儘管藏族很重視翻譯事業﹐但主要出自信仰上的需要﹐重文輕理傾向同樣突出。在藏文出版史上﹐雖然卷帙浩繁﹐卻未曾有過理科詞典﹐很少有人蒐集､整理､規範理科名詞。這一切﹐就是人們常說的藏文化的先天不足。 2､藏文雖然歷史悠久﹐卻發展緩慢﹐在表達自然科學知識方面更為突出。重文輕理﹐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但近代以來﹐隨著新文化運動﹐各種語言文字都注意吸收和反映具有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知識﹐物理､數學､化學､生物､地理等各種學科的名詞術語及其基礎理論知識﹐在民族語文中應運而出。漢語文自五四運動以來﹐一改傳統的重文輕理傾向﹐出現新學。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探索科學救國之路﹐積極向西方學習﹐隨之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各門學科產生了。時至今日﹐就文字而言﹐用漢語文表達反映一切自然科學知識﹐已毫無困難和問題。國內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蒙､維､朝､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在這方面的發展步伐也很快﹐特別在全國解放後幾十年中﹐更有長足的發展。與之相比﹐古老的藏文則遠遠落後了。從民族教育的教學領域看﹐全國通用的五種少數民族語文﹐除了藏族﹐其他四個民族都用母語進行自然科學授課﹐唯獨藏語文至今尚過不了這個“關”。這一難關主要就在於詞彙。 3､包袱沉重﹐邁步維艱。藏文從創製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但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遺產往往會成為包袱﹐阻礙前進﹐許多近乎糟粕性東西﹐棄之不甘﹐食又無味﹐甚至可能是絆腳石。藏文與蒙文相比﹐二者在古代可說是無法可比﹐蒙文字母先後兩次在藏族學者的協助下設計而成﹐作為一種民族文字﹐到十三世紀才起步﹐比藏文約晚1800多年。蒙醫也是由藏醫引進發展而成的。這些事實說明﹐古代藏文遠比蒙文發達。但現在的事實是藏文趕不上蒙文的發展﹐在科技方面､社會交際功能以及文化遺產的繼承等各方面蒙古語文早已超過了藏語文。 4､用詞混亂﹐極待規範。新中國的誕生﹐迎來了藏漢翻譯史上的春天﹐翻譯事業的興旺促進了藏語文的繁榮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這主要是新詞術語的混亂現象﹐具體表現在造詞用詞上的以舊代新､以文代理､以積代名﹐造成了詞無標準﹐概念混亂﹐詞義不明﹐表達不清﹐以及語言污染等嚴重問題和後果。究其原因﹐在造詞用詞上只知應付﹐不求質量﹐只想眼前﹐不管將來﹐這是造成混亂的主要原因。而且這種混亂現象主要是藏文界自己造成的﹐原因在於自身。沒有理由怨天尤人。 從藏語文的現狀看﹐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特別是高科技發展的形勢需要﹐在這方面落後於其他少數民族語文﹐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藏民族的主人翁意識在淡化。可以說藏民族是一個主人翁意識不強､科技意識很弱的民族﹐不少人看不到現代科技高速發展的形勢﹐看不到自己民族落後的現實﹐滿足於以往的成勣﹐沾沾自喜於浩瀚的佛學典籍﹐安於現狀﹐不求進取﹐從編篡綜合性的藏漢對照辭典來說﹐有史以來只有過兩部較權威的詞典﹐一部是《格西曲扎大辭典》﹐是蒙古學者編寫的﹔另一部是《藏漢大辭典》﹐是漢族張怡蓀先生從1928年起歷時56年完成問世的。兩位編篡者都不是藏族﹐僅此可見藏民族主人翁意識之一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人們真正認識到﹐藏語文要想趕上現代文化的發展水平﹐就必須吸取歷史教訓﹐承認自己的弱點。藏語文的發展首先要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要奮起直追﹐倍道兼行﹐其關鍵在於藏民族自身﹐這正是引起質變的內因（64）。 該文沒有舉例詳述藏文科技詞彙的問題﹐讓我從另一位藏文專家的文章裡找幾個例子。其一為一身兩任類﹐即把兩個不同的術語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或者說用同一個藏文名詞表達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比重”與“重量”被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類似的還有“密度”與“含量”､“氣候”與“氣象”､“音波”與“聲波”､“癌癥”與“腫瘤”､“遺傳”與“繁殖”､“光柱”與“光束”､“功率”與“能量”､“拉力”與“引力”､“壓力”與“壓強”､“鯨魚”與“鱷魚”､“節肢動物”與“無脊椎動物”等（這些詞彙都引自民族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原注）﹔其二為半生不熟類（即程列所說的“以舊代新”､“以文代理”----引者）﹐從原有的舊詞彙中借來作科技名詞﹐帶有濃厚的非術語性的俗氣。如將“揮發”翻譯成“消失”､“水平面”翻譯成“水面”､“垂直”翻譯成“徑直”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其三為隨意增刪類﹐即不忠實於原文﹐任意增刪原文的意思﹐如將“天體運行”翻譯成“群星運行”､“虹吸管”翻譯成“虹形管”､“導體”翻譯成“電導體”､“人體解剖學”翻譯成“人體構造細探學”､“熱帶”翻譯成“炎熱帶”､“亞熱帶”翻譯成“熱帶”､“天然氣”翻譯成“天然煤氣”､“頁岩”翻譯成“油石板”､“甲殼類”翻譯成“骨殼類”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其四為冗長拗口類﹐有的已經不是詞﹐而是詞組或句子（即程列所說的“以積代名”----引者）﹐如將“日照”翻譯成“太陽照的地方”､“染色體”翻譯成“吃染料的微物”､“地對空導彈”翻譯成“從地上往天空中打的導彈”､“航空母艦”翻譯成“飛機降落的船”､“減速運動”翻譯成“速度逐漸降下來的運動”､“超高壓”翻譯成“超了高壓”､“終年積雪”翻譯成“整年雪不化”､“原始人群”翻譯成“遠古時代的自然人群”､“恆溫”翻譯成“不變溫度”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還有一詞多譯而又無定名類﹔顧此失彼類與錯譯類等等。究其因﹐現有的藏文翻譯界素質太差﹐不懂自然科學﹔藏學界長期重文輕理﹔強調意譯甚於直譯（65）。前兩點原因與程列說的相似﹐第三點可能與藏族的思維方式有關----如前所述﹐藏族天性傾向神話思維﹐喜歡對事實加以改造發揮﹐上述“隨意增刪類”就是如此。詞彙是語言之本﹐教材是教學之本﹐使用這樣的藏文科技詞彙編出來的藏文教科書﹐怎能叫藏族學生學好數理化生﹖ 關於藏人為何看不到藏語文落後於現代社會的原因﹐留待下章分析。上述兩文至少說明了﹐西藏的中學之所以難以用藏語文教授數理化生﹐其責任完全在於藏族自己不爭氣﹐造不出成熟的藏文科技詞彙來﹐並不是中共陰謀毀滅西藏文化﹐否則中共為何要花大力撥專款組織人馬編寫藏文科技辭典和藏文中小學教材﹔為何允許蒙古､維吾爾､朝鮮､哈薩克諸族用母語教授數理化生﹖藏族一向以蒙古族信奉藏傳佛教（喇嘛教）為榮﹐不知是否對蒙古文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及蒙古學者幫藏族填補藏文辭典空白感到慚愧﹖ 達賴喇嘛一貫攻擊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不得不用漢語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開辦的流亡藏人中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課程。達瓦才仁也承認﹕“以兒童村為主的各學校大部分已實現了小學數理化､社會科學等課程全部用藏語教學﹐初中以上才開始以英藏兩種語言教授。（66）”可見流亡藏人的小學還不能完全用藏語文教學﹐初中開始用英藏兩種語言教學﹐想必是用藏語文教授與西藏文化有關的課程﹐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沒有藏文科技詞彙。如果說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用漢語文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那麼達賴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學裡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也是毀滅西藏文化。無怪乎戈倫夫要說﹕“達賴喇嘛經常譴責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學校裡用漢語講課﹐這話聽起來令人感到虛偽﹐因為在印度的藏族學校裡﹐教學語言是英語。（67）”達賴喇嘛還利用絕大多數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來欺騙西方輿論﹐例如他1996年12月3日接受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採訪時說﹐中國對西藏的“文化絕滅”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國的高考中﹐中文成勣比藏文成勣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沒有大學理工醫農､現代社會科學的詞彙﹐那麼中國的大學裡自然只能用漢文授課﹐漢文成勣當然比藏文更重要。為了照顧藏族考生﹐中國政府一貫對藏族降低錄取分數線﹐降低率高達50%（下章詳述）。如此優待藏人﹐還能叫“文化絕滅”嗎﹖達賴喇嘛要求藏族只學藏文﹐不學漢文（否則就是文化絕滅）﹐這意味著他要求藏族永遠不學科技知識與現代社會科學﹐永遠停留在中世紀﹐這才是對藏族實行現代文化絕滅。 達賴喇嘛如此熱愛西藏文化﹐他一貫聲稱﹐惟有流亡藏人保存與發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們流亡印度40年﹐至今編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詞典來。中國政府至少編出了三本藏漢英三對照的藏文科技詞典﹐由此可見﹐至少從1980年起﹐中國政府比達賴喇嘛更加重視保存與發展西藏文化。 注釋﹕ （60）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61）《藏語自然科學辭書的可喜豐收》﹐《中國西藏》﹐1995年第6期。 （62）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380頁。 （63）西藏自治區民族教育研究所白瑪次仁﹐《對藏語文授課工作的思考》﹐《西藏研究》﹐1994年第2期。 （64）程列﹐《關於藏語文如何適應現代社會之我見》﹐《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 （65）普日科﹐《試論漢譯藏基本科技術語中存在的問題》﹐《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 （66）達瓦才仁﹐《流亡求生的西藏民族》﹐香港《開放》﹐1997年3月號。 （67）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79. （68）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