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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10、輸血與腫瘤

十一、巨額補貼。以上各項都需要大量的錢﹐西藏的企業(包括商業)只虧不賺﹐農牧民則不繳稅﹐這錢從何而來﹖當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補貼。下面是列年來中國政府給西藏自治區政府的財政補貼(不包括專項基建投資如上述大工程與駐軍費用)及其佔自治區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補貼(萬元)  補貼佔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文革爆發前夕的1965年(自治區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結束前夕的1975年(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增15%﹔從1975年到1980年的華國鋒時代年增21%﹔從1980年到1989年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年增12%﹔從1989年到1997年的江澤民時代年增22%(這裡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給讀者一個大致的概念﹐不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年增率)。無論哪個時期﹐都超過了中國財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縱向比較﹐再來看橫向比較。1988年內蒙古人均工農業產值為986元﹐西藏僅為440元﹐不足內蒙古的一半。在消費水平上﹐情況顛倒過來。同年內蒙古職工平均工資為1641元﹐外加社會福利費213元﹔西藏職工平均工資為2739元﹐外加社會福利費582元。西藏比內蒙古高了79%。1990年中央給內蒙古的財政補貼為人均130元﹐而給西藏的為人均566元。1988年中央財政補貼佔各自治區政府開支的比例如下﹕廣西45%﹐內蒙古53%﹐新疆60%﹐寧夏63%﹐西藏100%。1994年廣西和內蒙古的經濟發展使中央補貼在其總收入裡的比重降低到13%和27%﹐寧夏和新疆變化不大﹐而西藏仍高達83%(89)。1997年中央給內蒙古的補貼的比重又降低到22%﹐而西藏反而上昇到佔其總收入的92%﹐總支出的89%(是年西藏財政赤字)(90)。從1993年到1997年﹐西藏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五年增長達到兩位數﹐1997年高達13.4%(91)﹐其實這個數字只及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增長率的一半﹐有什麼可誇耀的呢﹖

這麼多錢用到哪裡去了﹖首先﹐給西藏的15萬多國家職工(其中四分之三為藏族)發工資。1997年西藏國家職工工資總額為164175萬元(16.4億元)﹐佔當年自治區政府總支出381952萬元(38.2億元)的43%。這只是給職工的現金﹐如加上職工的住房、醫療、水電、燃料、交通及其他福利(西藏各單位經常發放食品)﹐其總數超過一半。其次是行政企業管理費﹐1997年僅現金支出為96864萬元(近十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費吃喝與旅遊上。再次是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費﹐1997年為78837萬元(近八億元)﹐這是為西藏人民做好事實事。第四是價格補貼﹐1997年為16680萬元(1.7億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鹽、糖、布、服裝、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藥品、日用百貨、煙酒、食品、工農業生產資料等大都要從內地調入﹐其價格必須和內地差不多﹐這巨額運費就要由政府補貼。1992年政府對每市斤本地糧(在西藏議價收購的)補貼0.455元﹐對內地糧每市斤補貼0.67元﹐而銷售價本地糧為0.43元﹐內地糧為0.457元﹐不算收購、儲藏與運輸成本﹐僅僅補貼價就高於銷售價。甚至從尼泊爾進口的糧價都比內地運來的糧食成本低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國營副食店﹐給全體市民發副食補助﹐讓他們自己去自由市場買菜。1993年政府放開糧價﹐給予全體市民糧食補貼﹐結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業(工業、商業、建築、運輸等)虧損﹐1997年國有企業計劃虧損為11979萬元(1.2億元)。這筆錢也和價格補貼一樣﹐花在西藏人民頭上。例如西藏發電成本巨大(火電廠的燃油須從青海送來﹐水電站建設管理成本高昂)﹐但對市民只象徵性地收一點費﹐對農牧民免費﹐這虧損當然只能由政府補貼。煤氣灶與自來水也一樣。還有些企業虧損連連﹐因有許多藏族員工﹐也只好由政府補貼維持(漢族員工可以內調)。加以為了解決藏族市民的就業問題﹐所有的企業都人浮於事﹐毫無效率可言﹐豈有不虧之理﹖第六是支援農牧業﹐1997年高達14169萬元(1.4億元)﹐計有小型農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補助費、支援農村合作生產組織資金、農村農技推廣和植保補助費、農村草場和畜禽保持補助費、農村造林和林木保護補助費、發展糧食生產專項資金支出等項目。如前所述﹐中國政府對農牧民不收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卻免費或低價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服務﹐低息或無息提供、甚至白送貸款﹐自然要大量貼錢。第七是“落實政策”﹐1997年在自治區財政支出表上的“其他”項高達51384萬元(五億多元)﹐同年自治區銀行的“國家對個人其他支出(相對於職工工資獎金而言的其他)”則高達61488萬元(6億多元)(92)﹐佔自治區財政當年支出的16%。據了解這是對寺廟與個人“落實政策”的賠償﹐包括文革前與文革初寺廟被砸、佛像被毀與個人被抄家的賠償﹐可能還包括給寺廟與僧尼的津貼。上述各項相加略微超過同年自治區政府的總開支數﹐是因為文化教育衛生科學事業費等項中包含了職工工資﹐計算時有重疊。

綜上所述﹐西藏的經濟是不折不扣的輸血經濟﹐1992年前西藏的財政全靠中央補貼﹐其後也基本上靠中央補貼。據知情者說﹐從1992年起西藏財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來自發展生產﹐而是來自向內地“轉讓”中央給予西藏的優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給西藏的平價(計劃價)物資以議價(市場價)倒賣給內地﹔還有把中央允許西藏免稅進口的物資加價轉賣給內地。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在中國各少數民族中是最優厚的﹐藏族已經成為中國56個民族中名副其實的貴族。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中國政府給了西藏財政補貼﹐但說其中“絕大多數實際上只是做為中國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平常開支費用以及為遷移定居西藏的中國人提供各種補貼而已”﹔又說“在所謂的財政補貼之分配過程中﹐在城市與鄉村間有著驚人的懸殊”。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說﹕“中央政府和其他中國省份給西藏經濟大量津貼﹐從1989年至1996年每年遞增10.5%。90%以上的西藏預算來自自治區外。西藏還享有廣泛的經濟與稅收優惠政策。”“總的說來﹐政府的發展政策提高了許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許多好處被漢人撈去了。”

誠然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並未平均分給每個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15萬多國家職工﹐其中四分之三約12萬是藏族(1997年)﹐可見至少四分之三的好處被藏族撈去了。以每家兩個孩子並且不算老人計﹐藏族國家職工及家屬達23萬多﹐佔西藏藏族人口的10%左右﹐佔西藏藏族市民的87%(有關統計數字出處見本章前文)。換言之﹐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包養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變成了藏族中的貴族、中國的貴族中的貴族。他們的人均收入高於中國市民的人均收入﹐實際人均生活水平與北京市民不相上下。佔西藏藏族人口約十分之九的農牧民也從免稅政策、支農政策、物價補貼、免費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財政補貼﹐但只能說中國政府對他們實行半養﹐他們在相當程度上還得靠天吃飯。由於西藏的天特別嚴峻﹐他們的人均收入低於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這就與藏族市民構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國政府目前還沒有財力把藏農牧也全部送進城裡包養起來﹐即便有﹐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更要指責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鎮特別是拉薩就像荒涼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華的現代化綠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資源不可能產生和供養現代化﹐西藏的現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國政府的財政補貼即漢族納稅人的血汗)來維持﹐《天葬》因此把現代化稱為“西藏的腫瘤”﹐說它不是西藏的繁榮﹐而是西藏的疾病(93)。這個問題留待後文討論。

達賴喇嘛說﹕“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奪。他們對西藏作的極少的投資﹐宣傳得非常強﹐但是對他們從西藏掠奪去的東西﹐卻一聲不吭。(94)”達賴喇嘛舉得出中國政府從西藏“掠奪”的具體內容與證據嗎﹖如前所述﹐西藏歷代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搜刮的財寶早在1950年就被達賴喇嘛自己運到錫金去了。1959年叛亂時﹐大批逃亡貴族、活佛、藏官又帶走了自己的財寶﹐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奪的財寶也就所剩無幾。中共自1980年以來年年都在向寺廟與舊貴退賠﹐其數額每年高達數億元。直到1997年﹐都佔了自治區財政支出的16%。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甚至還說﹕“其實﹐如用現金數額來計算﹐僅僅從西藏運往中國的木材﹐其價值便大大超過了中國聲稱的所謂給予西藏的財政補貼數。”真是天大的笑話。1997年運出西藏的木材共12931噸(95)﹐是年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為339776萬元。一公斤木材能值263元嗎(且不說伐木和運輸的高昂成本)﹖何況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開礦的收益一樣全部歸西藏自治區財政﹐用在西藏各項包養藏人的事業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連“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都承認﹕“西藏暫時來說在物質利益上面對中共沒有什麼好處(96)”﹐非常難得他說了一句真話。

注釋﹕

88)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99頁。

89)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8頁。

90)《內蒙古綜合經濟實力增強》﹐《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25日。

91)羅布次仁﹐《西藏經濟去年增長一成多﹐再次超過全國平均發展速度》﹐《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月5日。

92)本段統計數字見﹕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60、267、104-105、101頁﹔糧價比較數字見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1996年﹐204-205頁。

93)《天葬》﹐421-422頁。

94)薛偉﹐《像朋友那樣真誠相待----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1996年4月號。

95)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234頁。

96)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家園----<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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