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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八章﹕從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5、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使平叛民改這場以道德代價換取歷史進步的悲劇變成了鬧劇。文革既是毛澤東利用、愚弄人民打擊、清除政敵﹐從而導致中共內部瘋狂地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的醜劇﹔也是毛煽動、愚弄人民殘害精英、毀滅中西精英文化的鬧劇(56)﹔更是毛殘酷迫害、鎮壓人民其中包括被他利用、煽動、愚弄過的人﹐強化其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悲劇。全面論述西藏的文革過程﹐特別是其中令人眼花繚亂的派別鬥爭﹐不是本書的任務﹐那可以寫一本與本書一樣厚的書。本書只能作一簡述﹐ぴ重討論與西藏問題有關的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紅衛兵後﹐北京紅衛兵掀起“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央民族學院的藏族紅衛兵先鬥班禪﹐然後殺回西藏。在他們以及陜西咸陽西藏民族學院藏族紅衛兵的鼓動下﹐藏人搗毀了除布達拉宮等八個著名寺廟以外的所有寺廟(那八個寺廟未毀是因為中共派兵保護)(57)﹐連扎什倫布寺裡歷代班禪靈塔內的木乃伊也被藏人扔出來喂狗(這是我八十年代初去參觀時聽當地藏人說的﹐不過扎什倫布寺的建築與世界最高的銅佛----強巴佛卻完好如舊)。所有“階級敵人”----貴族、噶廈官員、活佛、叛匪及其家屬都再次遭到批鬥、游街、抄家、示眾、毆打、侮辱﹔所有僧尼都遭到批鬥、污辱﹐被迫還俗﹔所有民間佛教用品----瑪尼堆、經書、經幡、佛龕、佛像等也幾乎全部被搗毀﹔所有宗教活動都被禁止﹔連類而及﹐所有民間節日、歌舞、藝術(包括說唱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民族手工藝品生產)、甚至集市貿易也全部被取締﹔在城鎮裡﹐連藏裝也幾乎絕跡﹐代之以中山裝與軍便裝(這都是我在西藏時聽過來人說的)。

不過我對艾夫唐大肆宣揚的紅衛兵強姦藏女的說法深感懷疑。他說﹕

早在1966年8月就出現了輪姦。紅衛兵將扎木四百戶藏人的女孩脫得一絲不褂﹐在外週游﹐開鬥爭會﹐最後將她們全姦污了。……1966年至1967年冬季﹐革命造反派來到拉薩北面的那曲﹐在這裡他們對大批游牧民也犯下了類似暴行。……婦女們全身脫得精光﹐五花大綁站在結冰的湖面上﹐還有人看守。一位名叫卡瑪夏拉的男牧民和他的女兒次仁卓瑪被迫當眾發生關係。在山南各地區也發生了相類似的暴行﹐……日喀則的強姦和打人事件更多(58)。

眾所週知﹐文革是一場以禁欲主義為特色的運動。文革初漢族紅衛兵曾把裙子、緊身褲當作“四舊”來破除﹐因其有性感之嫌﹔凡是有過“男女問題”的人都被當作“壞分子”批鬥、游街﹔所有裸體或半裸體的繪畫與雕塑、描寫愛情的小說與電影、性醫學著作都被當作“資產階級腐朽文化”而燒燬或禁止。北京紅衛兵在“紅八月”(1966年8月)裡打死了數千“牛鬼蛇神”﹐卻未聽說有過強姦或當眾脫光婦女衣服的事件。在那時漢族紅衛兵的心裡﹐所有涉及性或色的語言、行為、乃至戀愛都是十惡不赦的罪行﹐他們怎麼可能跑到西藏去當眾脫光幾百婦女並集體輪姦呢﹖即便是中央民族學院的藏族紅衛兵也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所以這類事即便有﹐也是藏族流氓幹的。

早在1966年6月1日毛澤東下令廣播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後﹐西藏的幹部職工就紛紛給領導貼大字報﹐並與“保皇派”(擁護領導的群眾)展開激烈的辯論。隨著全國形勢的發展﹐被攻擊的幹部的級別越來越高。自治區黨委為了“捨車保帥”﹐也不斷拋出級別越來越高的幹部供群眾批鬥﹐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兼《西藏日報》總編金沙、自治區黨委常委惠毅然、自治區黨委副書記郭錫蘭等。11月初﹐北京幾所大學和西藏民族學院的紅衛兵在拉薩貼出大字報﹐攻擊以張國華為首的自治區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與中央文革的鼓動下﹐西藏造反派紛紛在各廳局奪權。2月5日﹐造反派“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簡稱“造總”或“老造”)奪了自治區黨委與政府的權﹐把各級漢藏幹部鬥得威風掃地﹐還要揪鬥軍區司令兼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張國華。 可能是毛澤東的意思﹐2月24日“中央文革”來電說﹕“張國華同志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儘管他在工作上有缺點和錯誤﹐但基本上是個好同志。”(張國華抱病指揮了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並獲大勝﹐毛因而對他高抬貴手、另眼相看)2月底﹐中央決定由西藏軍區接管西藏自治區黨委與政府的權力。剛好全國各地軍頭發動了“二月鎮反(革命分子)”運動﹐張國華隨即反擊。他在3月(西藏的事總是比全國慢半拍)以“鎮壓反革命”為由﹐逮捕了“造總”的頭頭﹐奪回了被造反派奪去的各單位的權。他的行動得到了“西藏自治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造反總指揮部”(簡稱“大聯指”﹐又稱“老大”)的支持﹐該組織被“造總”稱為“老保”(保守派)。3月﹐中央文革發起反擊“二月逆流”的運動。4月﹐大批北京造反派紅衛兵進入西藏﹐給“造總”翻案(又慢半拍)。5月﹐中央下令對西藏軍管。幾乎同時﹐張國華陞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主持蜀政﹐不久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林彪嫡系曾雍雅調任西藏軍區政委﹐曾給“造總”平反﹐引起支持“大聯指”的軍區副政委任榮的不滿。從此“造總”和“大聯指”各有後台﹐不斷鬥爭﹐從文鬥發展成武鬥﹐使西藏陷入極度混亂之中。必需指出﹐西藏兩派中都有漢人藏人﹐他們之間的鬥爭並非是漢藏矛盾引起的。雙方都指責對方受達賴特務控制﹐並到處大抓達賴特務。文革中在拉薩從未出現過以宗教、民族為訴求的騷亂。倒是1969年﹐丁青、邊壩、尼木、比如等縣出現過以宗教、民族為旗號的暴動﹐打、殺解放軍和幹部﹐很快遭到鎮壓(59)。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與新疆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他們是中國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中最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兩個。西藏革委會先由曾雍雅任主任﹐1970年12月﹐隨著林彪失勢﹐曾被調走、降職﹐由任榮接替(60)。革命委員會成立後﹐辦了幾件大事﹕

第一﹐製造敵人。以“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名義迫害漢藏幹部、職工、市民與部分農牧民。除了“反革命”、“農奴主”、“叛匪”、“上層喇嘛”等老罪名外﹐增加了“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達賴特務”等新罪名﹐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又以“補民主革命課”為名﹐在農區推翻民改時不劃富農的政策﹐補劃“富農”﹔在牧區推翻民改時不公開劃階級的政策﹐補劃“牧主”、“富牧”等﹐使農牧區的“階級敵人”比例由民改時規定的5%上昇到7-8%﹔在城鎮則推翻民改時不劃資本家的政策﹐補劃出206戶商業、房產、手工業“資本家”﹐製造出一大批新的“階級敵人”(61)。

第二﹐人民公社化。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剝奪農牧民在平叛民改中分到的土地、牲畜。早在1960年﹐西藏的幹部就迫不及待地要辦合作社﹐當時中共中央還比較冷靜﹐指示西藏五年內不辦合作社﹐讓藏農牧嘗到民改的甜頭。1965年起﹐西藏開始試辦初級合作社﹐冠以人民公社的名稱。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批示“照辦”的《關於西藏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指示》﹐要求西藏“實現人民公社化”。西藏自治區革委會雷厲風行﹐用強力突擊成立人民公社。由於阻力重重﹐直至1974年10月﹐才在西藏95%的鄉辦起了人民公社(62)。

人民公社號稱“一大二公”﹐把民改時分給翻身農奴的大部分土地與牲畜收歸社有﹐只給社員留下少量自留地與自留畜。社員們在集體地裡消極怠工﹐就像農奴制時代在領主的自營地裡消極怠工一樣。人民公社又號稱“政社合一”﹐既是生產企業﹐又是政權機關﹐不僅有財權﹐還有司法權﹐也很像農奴制時代的莊園。有人說人民公社是新的農奴制﹐確有一定道理。不過集體地的收成畢竟要以“工分”的形式分配給社員﹐不像農奴制時代的“自營地”的收成全部歸領主﹔社隊幹部畢竟不能隨便打罵社員﹐不能干涉或禁止社員的婚姻﹐不能強姦女社員﹐不能拆散社員家庭﹐不能放高利貸﹐更不能買賣、抵押、贈送、轉讓社員﹐所以人民公社只是準農奴制。

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則是“大鍋飯”﹐幹多幹少幹好幹壞一個樣﹐而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社員毫無集體生產積極性。中共還要他們“高原學大寨”﹐種植藏人不熟悉也不愛吃的小麥。更有甚者﹐西藏當局曾異想天開﹐要在西藏生產糖。他們投資數百萬元﹐從內地購來成套設備﹐在昌都和拉薩辦了兩個製糖廠。然後強迫藏農種植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糖蘿蔔﹐結果收穫的糖蘿蔔在價值上還不及種青稞的十分之一。全部原料交那兩個糖廠加工﹐僅夠生產一、兩個月(63)。如此折騰﹐自然是民不聊生、家家皆盡。以致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民改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任榮﹕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裡去啦﹖

三、小興土木。中國政府在文革中也給了西藏許多錢﹐從1966年到1976年﹐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均增長9.09%(64)。這一事實說明﹐即便在文革那樣瘋狂的時代﹐中共也並無掠奪西藏的企圖。在“填補空白”、好大喜功的心理驅動下﹐這筆錢被西藏當局用來小興土木﹐建造各種工程。1974年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工礦企業由80個增加到218個﹐主要工業產品由18種增加到70種﹔發電量增長6.7倍﹐水泥增長1.6倍。修通了中尼(泊爾)、滇藏兩條公路。修建了貢嘎、和平、邦達機場。特別重要的是﹐修成了從青海格爾木到拉薩、長1080公里、年輸油量在八萬噸以上的輸油管(65)。那些工礦企業大都像糖廠那樣虧損連連﹐據統計﹐1965年到1968年﹐在“三線”建設的名義下﹐共投資7273萬元﹐報廢2300萬元。1970年後﹐頭腦發熱、脫離實際的趨勢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公開提倡“無米之炊”﹐在拉薩、昌都等地建造玻璃廠、化肥廠﹐浪費1500萬元。又提出3年內修通拉薩到林芝的鐵路﹐結果不了了之。向陽煤礦建成後挖不出煤來﹐480萬元投資只換來一個“煤礦燒牛糞”的笑話。墨脫公路盲目上馬又下馬﹐浪費2000多萬元。當時投資的幾個電站效益也不好。塘河電站工期近十年﹐裝機6400千瓦﹐千瓦造價4644元﹐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近20倍﹔昌都金河電站302萬元投資全部報廢。1978年前後﹐全國掀起“三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運動﹐西藏立即建立了50多個“農機修造廠”﹐卻沒有原料、技術、管理能力與市場﹐其投資又被扔進了雅魯藏布江。不過盲目建廠也做了一點好事﹐比如當時建立西藏電力建築公司﹐就是為了解決在文革中被迫還俗的青年喇嘛的就業問題(中共稱﹕要算政治賬﹐不要算經濟賬)﹐今日該公司的總經理就是當年還俗的喇嘛(66)。那時修建的公路、機場、輸油管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人民公社強迫農民大修水利也使農牧業有所發展﹐1976年與1965年相比﹐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由1701萬增加到2180萬(67)。

總而言之﹐文革是一場漫長的惡夢﹐其殘酷性足與其荒謬性媲美。廣大藏民既失去了民改的勝利果實﹐又失去了傳統宗教的安慰﹐許多人受到迫害﹐生活水平下降﹐其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

注釋﹕

56)徐明旭﹐《試論文革文化》﹐《中國之春》﹐1997年第1期。

57)參見《天葬》第8章第4節﹕“西藏寺廟是誰砸的”﹔馬麗華﹐《走過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4年﹐172頁。

58)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記》﹐尹建新譯﹐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312頁。

59)(60)參見《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73-184頁、186頁、192頁。部分史料來自我對知情者的採訪。

61)《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第9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91頁。

62)《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36頁、161頁、191頁、197頁。

63)江平﹐《論慎重穩進方針》﹐《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

64)《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380頁。

65)(67)《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381頁、380頁。

66)于長江﹐《西藏工業企業發展狀況》﹐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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