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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八章﹕從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4、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嗎﹖

達賴喇嘛從1991年起一貫反復聲稱﹕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32)。“西藏流亡政府”還在《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裡開列了明細表(時間範圍是1949年到1979年)﹕

死亡原因        衛藏        康區        安多        總計

獄中折磨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被槍決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死於戰場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死於飢餓        131072    89916       121980    342970

被逼自殺        3375        3952        1675        9002

批鬥致死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總計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據“西藏流亡政府”解釋﹐這裡的“衛藏”指西藏自治區中西部﹐“康區”指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四川西部、甘肅南部和雲南北部﹐“安多”大致指青海省(33)。

中共在30年裡殺死、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了120萬藏人﹐這確實是駭人聽聞的罪行。這個數字經西方媒體大量引用﹐在西方激起了公憤﹐有人甚至把它與希特勒殺猶太人相提並論(34)﹐無怪乎西方人幾乎一邊倒地同情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然而當我把中共統治下的藏族人口增長速度與同期中國人口增長速度加以比較時﹐卻產生了懷疑。

1950年11月3日噶廈政府要求聯合國“制止中國侵略”的呼籲信稱﹐當時藏族人口不足三百萬(其原文是﹕a weak and peace loving people, hardly exceeding 3 million)(35)。這個數字不可能是當時噶廈政府實際控制區(大致上相當於今日的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數字﹐而是當時全體藏族的人口數字。當時噶廈政府實際控制區的人口據戈茨坦說是“至少一百萬”(這個數字包括昌都地區)(36)﹐據國民黨政府內務部1947年估計是一百萬(37)﹐據噶廈政府自己1953年上報中國政府的數字是一百萬(這個數字不包括昌都地區)(38)。到了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講時稱藏族人口六百萬(39)。由此可見﹐藏族人口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翻了一番還多。

又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報告《生存與發展》﹐中國人口1949年為5.4億﹐1987年為10.8億﹐從1949年到1987年自然增長率年均1.834%(40)。由此推算出1986年中國人口為10.6億﹐可見中國人口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只增長了96%﹐比藏族人口同期增長率低了至少四個百分點。

中共1949年建政以後消滅(殺死、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了多少中國人(絕大多數為漢人)﹖丁抒研究大飢荒的專著《人禍----“大躍進”與大飢荒》根據中國政府近年來公佈的六十年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估算﹐三年大飢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3500萬人﹐很可能與4000萬“相去不遠”(41)。叢進的《曲折發展的歲月》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金輝說﹕“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又據《歷史不再徘徊》估計﹕“低限值也在4000萬人”(42)。我現在假設在中共統治下共餓死4500萬人。被中共殺死、鬥死、逼死、關死的人數沒有可靠的統計。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估計﹐文革中各種形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200萬(43)。文革是中共殘害人民最大最久的一次運動﹐幾乎家家有人挨整﹐毛澤東統治中國27年﹐文革就佔了十年。中共殺人第二多的運動當數五十年代初與土改同時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據勞改專家吳弘達考證﹐由毛澤東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義於1951年5月16日簽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通知》以及這次會議的文件說﹕“關於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不應超過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殺反革命﹐一般應低於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吳根據當時中國人口(5億多)﹐推算出實際殺人數在50萬到100萬(44)﹐我取100萬。在鎮反運動中有更多的人被判刑﹐其中許多人死於勞改﹐還有許多人(包括其家屬)自殺﹐假設也有100萬﹐則鎮反死了200萬人。中共整人第三多的運動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共打了55萬右派﹐加上準右派﹐共約100萬人(45)。名義上對右派不開殺戒﹐但許多人(包括其家屬)自殺﹐許多人死於勞改、勞教或其他形式的折磨﹐假設有50萬人死於非命。此外還有“三反五反”、“反右傾”、“六四”等運動﹐假設也死了50萬人﹐則共計500萬人。我現在將這個數字翻一番﹐即中共殺、逼、關死了1000萬人﹐加上餓死的4500萬﹐就是5500萬。

由此可見﹐中國人口在失去其1949年基數的10%(5.5千萬比5.4億)的情況下﹐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增加了96%﹔而藏族人口在失去其1951年基數的40%強(120萬比不足300萬)的情況下﹐在頭37年中增加了至少100%。由此可以近似地算出﹐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中國人口實際增加了1.19倍﹐即從4.85億(5.4億--0.55億)增加到10.6億﹔而藏族人口實際增加了2.33倍﹐即從180萬(300萬--120萬)增加到600萬。換言之﹐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藏族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是中國人口的實際增長率的1.96倍﹐幾乎高了整整一倍。無論從世界人口史看﹐還是從醫學上、生理上看﹐這都是驚人的奇跡。(按中國人口包括藏族人口﹐但藏族人口僅佔中國人口的0.5%﹐所以藏族人口增長率對中國人口增長率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如將藏族由於自然條件特別嚴酷因而在歷史上人均壽命就比漢族短得多(見第一章引戈倫夫的話)的因素考慮進去﹐這個奇跡就更加驚人。

對於這個奇跡﹐可能的解釋只有兩個﹕要麼是中共在消滅了120萬藏人以後﹐給予剩下的藏人以極其優厚的生活、醫療條件﹐使他們能以兩倍於漢人的速度高速增長﹐想必達賴喇嘛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解釋﹔要麼是中共並未消滅那麼多藏人﹐所以藏人能以高於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的速度增長﹐這也證明中共對藏族的迫害還不如對漢族的迫害嚴重。

1998年5月3日我在紐約“《天葬》討論會”上說了上述意思﹐當時在場的藏獨人士阿沛晉美後來說﹕“按人口比例來算﹐這個數據(指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引者)太高了﹐我對這個數字始終是有保留的。我個人估計﹐整個藏區----包括西藏三地區(即“大西藏”----引者)﹐大概有三、四十萬人(被中共消滅----引者)。(46)”

那麼中共究竟消滅了多少藏人呢﹖估計應低於被中共消滅的1949年中國人口基數的比例(10%)﹐所以藏人在中共統治下仍然能以高於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的速度增長。既然1950年底藏族人口“不足300萬”﹐那麼被中共消滅的藏人應不足30萬。考慮到藏人由於自然原因在歷史上壽命就比漢人短得多﹐估計此數低於20萬。當然中共殺死(其中大部分當死於平叛戰場)、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不足20萬藏人也是滔天罪行。須知據張蔭棠估算﹐西藏人口自乾隆初年到光緒年間的170餘年內﹐也只減少了80萬(47)。不過不足20萬離達賴喇嘛所說的120萬究竟相去甚遠。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難道為了西藏獨立﹐可以違背佛教的“妄語戒”﹐將事實誇大五倍以上﹖無怪乎戈茨坦認為﹐達賴喇嘛對於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與“種族絕滅”的攻擊“常常誇大其辭﹐遠離事實”(48)。

我在1953年3月號《北京之春》上對“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提出質疑(49)後﹐有個漢族女人在1998年3月15日當面向達賴喇嘛轉達了我的疑問﹐她說﹕“另外一漢人對西藏流亡政府說的中共統治西藏以來有一百多萬藏人遭到殺害這個數字表示懷疑。”達賴喇嘛回答道﹕

關於有120萬藏人遭殺害的說法﹐這裡有兩個前提﹐第一是這些人不完全是在戰場上打死的﹔第二﹐不是說某一個年限﹐比如說某一年殺死了一百多萬人。

這個數字是從中國軍隊進入西藏﹐1983年以前﹐這一期間﹐由於中國人進入的原因而死亡的藏人人口數字。這個數字中包括戰死的可能有20萬人左右﹐還有許多人死在獄中﹐比如說達賴喇嘛的醫生﹐他被關進監獄時﹐一同被關押的大約百餘人﹐活著回來的不過十幾人而已﹐其他很多人是餓死的。由於飢荒﹐安多那一片大約是在1959年期間發生大飢荒﹐大批的藏人餓死﹐今天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是在1966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大批的人餓死﹐像這樣的情況一直到1983年、84年為止。還有許多人是經受不起侮辱虐待﹐自殺了。

我們通過調查﹐是很多人來報告﹐說我們地區有多少村莊、多少家庭﹐有多少多少人死了﹐他們是怎麼死的。我們收到很多材料和數字﹐把這些數字統計起來﹐就形成了這種大約有120萬西藏人死去的推算。這是中國人進入西藏以後﹐到1983年為止﹐這幾十年來﹐由於各種受迫害的原因死去的人口統計數字。

我們西藏流亡政府在這本書裡有有關的統計數字﹐可能上報來的統計數字有一些重疊﹐例如某一件事情﹐有兩個人來報告﹐因此重疊了。像這樣的事情是技術性的﹐難免的(50)。

達賴喇嘛說“中共消滅120萬藏人”的時間範圍是中共進藏到1983年﹐而“西藏流亡政府”發佈的《用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卻說其時間範圍是1949年到1979年﹐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呢﹖不管時間範圍如何﹐“中共消滅120萬藏人”都是彌天大謊。時至今日﹐達賴喇嘛仍然罔顧妄語戒﹐堅持這樣的彌天大謊。這也難怪﹐他作為“人權鬥士”的世界聲譽就是建立在“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等彌天大謊之上的。如果他承認這是謊言﹐他就會在全世界面前聲譽掃地。

如前所述﹐西藏的叛亂起因於中共企圖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與奴隸、實行孫中山說的“耕者有其田”。這本是與法國大革命、林肯解放黑奴、麥克阿瑟二戰後在日本進行的土地改革及蔣介石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一樣合乎歷史潮流、尊重人權、申張正義、實現社會公正的行為。不幸的是﹐中共一開始就在西藏外圍採用了法國革命式的暴力方式﹐從而激起了美國南方奴隸主式的叛亂。在平叛民改中﹐中共又濫殺、濫關、濫鬥無辜或不該殺、關、鬥的人﹐同時又企圖消滅客觀上確實與叛亂及農奴制糾纏在一起的、但被藏人包括農奴與奴隸視為命根子的喇嘛教﹐這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問題”(51)。中共的平叛民改本是為了把最基本的人權----人身自由交還給農奴和奴隸﹐結果侵犯了農奴主、喇嘛和部分受農奴主蒙蔽、脅迫或完全無辜的農奴與奴隸的人權﹐這真是個難解的怪圈與悖論。然而法國大革命與美國南北戰爭不也殺死了許多王室成員(包括國王與王后)、貴族、保王黨人、教士、革命黨人、市民、奴隸主以及受其蒙蔽、脅迫或完全無辜的平民、農奴與奴隸嗎﹖“歷史本就在這種悲劇性矛盾中行進”(52)。

撇開手段﹐單看結果﹐平叛民改至少做了兩件好事﹕一是給農奴與奴隸以人身自由﹐這是比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更為基本的人權﹔二是在西藏做到了耕(牧)者有其地(牧場與畜生)﹐從而不僅實現了社會公正﹐還解放了生產力。舊西藏的農奴制使農奴沒有任何生產積極性﹐他們在主人的自營地上怠工偷懶﹐甚至故意破壞﹔或者大量逃亡﹐致使部分莊園土地荒蕪、無人耕種。而老實耕種的農奴則不堪重負﹐未老先死。阿沛阿旺晉美說﹕“記得在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談過西藏舊社會的危機。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將毀滅。因此﹐民主改革不僅解放了農奴﹐解放了生產力﹐同時也拯救了整個西藏。(53)”連艾夫唐也不得不承認﹕“叛亂後的最初幾年﹐農業生產大幅度提高。(54)”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天天都在攻擊中共﹐但他們從來不敢攻擊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與土地改革本身﹔反而假惺惺地標榜他們本來也打算作這樣的改革﹐可見中共的改革確實是合乎歷史潮流的事情。

林田1959年去山南採訪時﹐親眼看到農奴與奴隸“翻身”的景像。他在日記裡寫道﹕

六月十日

凱松谿卡(“谿卡”是藏語“莊園”的譯音----引者)今天舉行鬥爭叛亂分子、地方惡霸的群眾大會。從早上起﹐谿卡的大門裡﹐雙行道的樓梯上﹐人來人往﹐進進出出。本谿卡和外谿卡的農協籌委會委員﹐赤腳的婦女﹐戴破呢帽的男人﹐頭髮蓬亂、滿臉黑鬍鬚的老農奴都來了。中午﹐男女老幼集合在莊宅前的樹蔭下﹐大會開始了。當了叛匪小頭目的谿堆(谿卡經理----引者)、索康(噶廈政府的首腦﹐已逃亡----引者)在凱松谿卡的代理人逃跑了。現在﹐跟著谿堆作了許多壞事的根保(谿卡小頭目----引者)和小惡霸平措占堆被帶到了會場前﹐面對大家垂頭站立。尼瑪次仁﹐那個從八歲起就給扎西家當差徭的小伙子﹐新當選的農協籌委會主任﹐今天第一次穿上了皮靴子﹐臉也洗得乾乾淨淨﹐站在一張滿是油泥的小桌子前講話了﹕“諸位鄉親們﹐現在大會開始了。過去﹐貴族索康、谿堆、根保、壞人坐在上面﹐把我們踩在下面﹐剝削、壓迫了我們多少年﹐最後發動了叛亂﹐阻擋我們翻身。現在﹐中央政府和解放軍幫助我們把他們打垮了﹐趕走了﹐消滅了。我們從地下站起來啦﹗我們第一次舉行這樣的大會﹐鬥爭壞人。……”接著他歷數根保和平措占堆跟著谿堆幹壞事的罪行﹐然後說﹕“我們的苦﹐像河水一樣﹐不知流了多少年﹐今天還在流﹐今天﹐我們要把苦水倒出來﹗”

尼瑪次仁一講完﹐烏金又走上來﹐說﹕“今天我們開大會﹐就是要本著天下一家人的精神鬥爭這兩個壞蛋﹐過去我們有苦有冤不敢說﹐今天剝削階級滅亡了﹐以前被他們當成地下虫子的人﹐現在得到了自由……。平措占堆、根保作了許多壞事。以前他們跟著谿堆打人罵人﹐叛匪佔據時﹐幫助叛匪搶東西。叛匪逃跑時﹐他們幫助叛匪把砲彈箱子藏在草裡。把谿卡倉庫里的貴重東西、糧食偷運到自己家裡﹐那都是我們的血汗啊﹗……”

一個老媽媽站起來揭發﹕他們還藏了許多槍﹐勾結反動派﹐準備讓反動派打回來。

一個名叫白幹的青年站起來﹐呼呼喘氣﹐說不清話﹐斷斷續續地說﹕我被他們打得說話不行了。我和姐姐從地裡回來﹐拾了他田裡的一穗莊稼﹐他就把我和姐姐毒打一頓。

一個蓬頭垢面的小姑娘站起來就嗚嗚哭了。她是十三歲的孤兒白瑪玉珍。父親是個窮差巴﹐她很小時父親出差病死在外邊﹐媽媽背ぴ她支差種地。一次媽媽割草時﹐和領主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吵起來﹐這惡霸就把她媽媽打得死去活來﹐媽媽流著鮮血爬回家來﹐第二天就死了﹐臨產的孩子也死在肚子裡了。白瑪聲淚俱下地哭訴ぴ﹐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瞪直了眼睛﹐淚水順著枯瘦的臉向下流﹐她張開兩手﹐嗆地呼天﹕“我請共產黨、人民政府、諸位鄉親們替我們作主﹐……我的兩個外孫女﹐可憐的孩子﹐沒有媽媽了﹐她們的媽媽被野獸吃掉了﹗這些野獸就是索康﹐就是勾結叛匪的谿堆和他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全場男女老幼都哭了。這老婆婆就是小白瑪的外婆﹐她說出了農奴們的共同遭遇。悲憤的呼聲像春雷一樣響了起來﹕“打倒萬惡的奴隸制度﹗”“消滅剝削壓迫﹗”

本來會前已經講好﹐鬥爭大會上只動口﹐不動手﹐還規定了不准帶鐵器和棍棒。

誰知烏金聽著聽著﹐走到前邊﹐突然從懷裡掏出一根短棒﹐朝半跪半坐的平措占堆背上打去。這個高個子麻子惡霸挨了這一下﹐就勢向前一倒﹐碰得鼻破血流。這樣一來﹐原來憤怒的群眾﹐有些卻一下子轉為可憐起這小惡霸來了。這小惡霸家裡的一個小朗生﹐一個臉像小黑鬼、衣服破成條的小姑娘﹐平日不知挨了主人多少毒打﹐現在卻哇哇哭ぴ為主人求情了。但也有人為烏金助威﹕“打得好﹗打得好﹗”

尼瑪次仁把烏金拉到一邊。請大家繼續控訴參加叛亂的反動領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怒潮繼續在會場上激蕩。

八月五日

今天凱松谿卡農民舉行慶祝民主改革勝利大會。……慶祝大會開始了﹐三十多個小學生﹐穿花衣﹐戴金絲帽﹐拿著花束、樹枝﹐準備跳舞的婦女﹐也穿起了紅綠綢衫、新靴子﹐笑容滿面﹐他們多半是朗生﹐今天要儘情歡樂。其餘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片﹐在帳篷蔭涼下。

阿旺講話了﹐這個窮差巴﹐九個孩子﹐老婆多病﹐經常一家人餓肚子﹐現在﹐有政府幫著﹐不愁吃穿了﹐差地屬於自己了﹐一切負擔廢除了﹐從心底裡樂。兩個月來﹐他作為農會副主任﹐領導全村農民大鬧翻身。今天﹐他穿著新的氆氌衣、皮靴子﹐端端正正站在台前﹐他說﹕今天﹐我們已經得到很大勝利﹐讓我們儘情慶祝。每到這個時候﹐正是“望果節”(豐收節)﹐可是往年望果節﹐正是我們絕炊斷糧﹐望著莊稼愁交租完債的時候﹐今天﹐我們在這個帳篷裡﹐穿著這樣的新衣服﹐心裡這樣痛快﹐這是過去不曾有過的。這都是共產黨領導我們得到的。

群眾代表次旺扎西講話了。他分地那天﹐站在油菜田裡只是笑。今天他說﹕以前我們連手指大一塊地也沒有﹐如今每家分了十幾、二十幾或三十多克地﹐沒有牲口﹐分了驢馬﹐沒有傢俱﹐分了傢俱﹐為啥不心花怒放呀﹗……

拉珠講話了﹐這位滿臉鬍鬚的六十歲的老人﹐說﹕“共產黨領導我們翻身勝利了﹐我這老頭子來祝大家﹕‘扎西得來平桑錯﹗’(吉祥如意)。在舊社會﹐拿我來說﹐幾歲作差徭到十五歲﹐領主給我一塊差地﹐可是我出比這塊地還大還重的差。又壓上一大筆債﹐大家知道﹐這債不是我欠的。

“藏政府也好﹐貴族活佛也好﹐他們的肚子是填不滿的﹐百姓多少東西也填不滿他們的肚子。

“我們在草地上放個馬﹐他們說草地是他們的﹔我們在樹林裡拾個柴棍﹐說樹林是他們的﹔我們走的路也是他們的。現在﹐我們走在路上﹐再不必向他們彎腰吐舌了(藏人表示恭敬的習慣行動----引者)﹐遇見貴族老爺﹐我們可以大搖大擺從他們身旁走過了。土地、森林、道路﹐一切都是我們人民的了﹗

“烏拉廢除了﹐差役取消了﹐朗生解放了﹐土地分給大家了﹐債契燒掉了﹐西藏地方舊政府千百年來壓在我們身上的重擔﹐新政府成立兩個月就全卸掉了﹐這都是共產黨給的﹐我們要在黨領導下﹐團結得緊緊的啊﹗有今天﹐是不容易的﹐而明天﹐更要我們努力﹐只有團結才能保住果實﹐建設新生活。”這老人講得多好啊﹗

分工委王運祥書記講話祝賀。他告訴農民三件事千萬記牢。第一﹐要跟黨走﹔第二﹐要團結﹔第三﹐要警惕反動的階級敵人﹐保住果實﹐發展生產。

大家向毛主席像和分工委二位書記獻了哈達。

歌舞開始了(55)。

可能是經過了翻譯加工(由藏語翻成漢語)﹐這些藏農的話都有黨八股的味道。不過還是可以看出﹐西藏的翻身農奴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是衷心感激、真心擁護的。因為後者確實在那時給了他們做人的尊嚴和切身的利益﹐即便是達賴喇嘛以來世天堂的名義也無法叫他們放棄毛與中共給他們的尊嚴與利益。這就是為什么西藏的老翻身農奴會對我說﹕“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打土豪﹐分田地”本是中共贏得漢農支持、打敗蔣介石的法寶﹐用在西藏也同樣成功。蔣介石因而吸取教訓﹐亡羊補牢﹐在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又因他手裡有日本人留下的企業﹐使他有資本贖買地主的土地﹐實行和平土改。蔣介石死後﹐台灣的老農披麻帶孝﹐跪在路旁給他送靈。毛死後﹐西藏的翻身農奴也痛哭流涕。假如中共當初在西康、青海藏區不急於土改﹐或一開始就在那裡實行贖買土改﹐西藏叛亂是否能夠避免呢﹖中共平叛雖然合法(國際法)﹐但後遺癥極其嚴重。特別是讓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從而使西藏問題再度國際化﹐這是毛澤東的頭號失策。他只知道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和孔孟之道﹐根本不懂文化心理學、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過於低估了西藏宗教的影響﹐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威力。他從來不曾想到﹐翻身農奴的感恩心理並不能遺傳給新一代藏人﹔他那套窮共產主義的經濟模式會導致身後的改革開放、 崇洋媚外﹔達賴喇嘛會借助於洋人的威力重新在西藏發動騷亂(不拿槍的叛亂)。如果毛一開始就對全體藏族農奴主實行贖買土改﹐也許叛亂就不會發生﹐達賴喇嘛就不會外逃﹐西藏問題就不會國際化﹔如果毛在平叛民改後把經濟搞得很成功﹐以致中國毋需改革開放、崇洋媚外、仰人鼻息(這是窮國對富國開放的必然結果)﹐那麼達賴喇嘛在外面也就無隙可趁。他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注釋﹕

32)"Address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in Yale University, October 9, 1991",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33)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出版的《西藏通訊》每期末頁。

34)《西藏問題的死結和東西經濟差使民族問題惡化》﹐《中國之春》﹐1995年3月號。

35)該信全文見﹕Gold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746-747﹔他是從英國外交檔案裡鈔來的﹐其檔案編號為﹕FO 371/84455, Copy of UN file A/1658.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ibetan appeal, dated 11 December 1950。

36)同上書﹐p.6。

37)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50.

38)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33頁。

39)"Address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 September 21, 1987",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40)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科學出版社﹐北京﹐1989年﹐15頁。

41)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飢荒》﹐九十年代雜誌社﹐香港﹐1996年增訂再版﹐1997年7月修訂本第2次印刷﹐7、374頁。

42)叢進﹐《1949-1989年的中國》第2卷《曲折發展的歲月》﹐272頁----轉引自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飢荒》﹐7頁﹔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社會》﹐上海大學社會學系﹐1993年4-5合期﹔《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1996年----轉引自胡平﹐《社會穩定與個人權利》﹐《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43)趙淮海﹐《也談文革》﹐《中國之春》﹐1993年1月號。

44)吳弘達﹐《鎮壓反革命分子﹐中共按比例殺人》﹐《世界週刊》﹐1997年10月26日。

45)許良英﹐《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北京之春》﹐1997年8月號。

46)安琪﹐《西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專訪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晉美》﹐《北京之春》﹐1999年1月號。

47)洪滌塵﹐《西藏史地大綱》﹐正中書局﹐南京﹐1936年﹐42頁。

48)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72-73.

49)徐明旭﹐《藏獨是民主的末日》﹐《北京之春》﹐1995年3月號。

50)茉莉﹐《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1998年5月號。

51)(52)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325頁、326頁。

53)阿沛阿旺晉美﹐《西藏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

54)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記》﹐尹建新譯﹐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256頁。

55)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40-43頁、84-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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