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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七章﹕從《十七條協議》到五九年叛亂 4、真相與是非 關於1959年拉薩暴動的真相﹐人們已經寫了很多。雖然對於兩個關鍵的細節----是西藏軍區主動邀請達賴喇嘛去軍區看戲還是達賴喇嘛主動要求看軍區的戲﹔是誰開了第一槍或炮----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仍在爭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場暴動是噶廈政府主動發動的﹐其目的是要阻止改革﹐趕走解放軍﹐擺脫中國的主權﹐實現西藏獨立。 1956年﹐隨著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作為《十七條協議》規定要成立的西藏軍政委員會的替代物）的成立﹐中國政府一度在西藏大發展﹐它在西藏成立的各類機構----基巧辦事處（相當於專署）､宗溪辦事處（相當於縣政府）､衛生院､獸醫站､郵局､貿易公司､糧站､氣象站､水文站､小學､幹部訓練班､青年聯誼會､婦女聯誼會等----多達406個﹐漢族幹部職工17631人﹐藏族幹部職工12673人（包括被中共請去做官的2613名藏族上層人士﹐佔上層人士總數近半）﹐後者已佔西藏藏族人口的1.05%﹐全年開支1億8千萬元。然而毛澤東為了貫徹慎重穩進方針﹐下令在西藏大收縮､大下馬﹐“減戶､減口”（撤銷機構､精簡人員）。到1957年秋﹐西藏的漢族幹部只留1500-1600人﹐漢藏工人只留500-600人﹐共兩千來人。解放軍只留13000人﹐其餘也內撤（31）。在作了這樣的大收縮後﹐中共怎麼可能主動挑起事端呢﹖毛歷來講究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他為什么不在大收縮前主動出擊﹖ 達賴喇嘛的自傳說﹐1959年3月10日早上﹐三千多藏人包圍了他居住的羅布林卡﹐阻止他去軍區看戲﹐理由是軍區要綁架､毒死他。最後這句話一聽就知道是煽動。叛亂發生後﹐毛澤東尚且指示西藏軍區聽任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不要阻撓。他為什么要在叛亂前讓西藏軍區設鴻門宴綁架､毒死達賴喇嘛﹖退一萬步說﹐他真要綁架､毒死達賴喇嘛﹐只消召其進京朝覲即可﹐何必玩請客看戲的把戲﹖1954年達賴喇嘛就曾奉召進京參加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藏人也不曾因懷疑毛要綁架､毒死達賴喇嘛而鬧事。可見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完全是叛亂分子製造的陰謀。 聚集在羅布林卡門前的叛亂分子當場打死了一個藏族僧官﹐打傷了一個藏族軍官。達賴喇嘛在自傳裡寫道﹕“我懷著極大的悲痛﹐聽說一位叫帕巴拉索朗加錯的僧官受到憤怒的人群兇暴的虐待﹐最終被石頭打死。這人由於他與中國佔領軍的密切合作而聞名於拉薩。……這一暴力事件使我極為苦悶。我讓噶廈告訴中國將軍﹐我不能去觀看表演。”（32）。這個被打死的藏官是西藏第三號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現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哥哥帕巴拉索朗加錯﹐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委員。他的屍體被持槍的康巴人（來自西康的藏人）捆在馬尾巴上﹐頭著地倒拖著馳過拉薩示眾。那個被打傷的藏官是西藏軍區副司令桑頗才旺仁增（33）。不久前有人稱1959年拉薩事件為“和平抗議活動”﹐並譴責“中共武力鎮壓”（34）﹐連達賴喇嘛都說是“暴力事件”﹐天下有這樣的“和平抗議活動”嗎﹖ 當時拉薩人口不足三萬（35）﹐竟能在一個早上集合起三千多人﹐並敢打死打傷親共藏族高官﹐按照政治學的常識﹐他們後面一定有個在藏人中具有極大權威的組織在動員與指揮。當時西藏只有兩個權威的政治組織----中共與噶廈﹐如前所述﹐中共不可能做此事﹐那麼只有噶廈會做此事。事實上也是如此﹐9日晚上﹐拉薩市長命令說﹕“達賴喇嘛10日要去軍區赴宴﹐漢人準備在席上毒死達賴﹐每家都應該派一代表去羅布林卡情願﹐要求達賴不要去軍區。”10日早上﹐這一命令傳達到各個居民和各個寺廟。拉薩警察首腦､藏軍第六代本（團長）還親自帶人在街上來回奔馳﹐動員市民去羅布林卡（36）。 同一天﹐噶廈官員､叛軍頭目在達賴喇嘛居住的羅布林卡開會﹐宣佈西藏獨立。達賴自己則在逃亡印度前夕在邊境宣佈西藏獨立﹐可惜尼赫魯隨即當面告訴他﹕印度不承認西藏獨立（37）﹐聯合國與世上所有國家也都不承認西藏獨立。達賴喇嘛公開分裂主權國家的行為已經超出了“和平抗議”的範圍﹐變成了叛國活動。記得美國南方宣佈獨立時﹐林肯總統毫不猶豫地發兵鎮壓。1997年美國政府也用武力鎮壓了“德克薩斯共和國”。迄今為止尚無人譴責林肯或美國現政府“侵犯人權”。林肯紀念堂牆上的銘文還讚揚“他拯救了（國家的）統一”（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為什么中國政府就無權拯救國家的統一﹖ 當時拉薩的解放軍只有一千多人﹐而拉薩的叛軍約有七千人（38）﹐在這樣的實力對比下﹐解放軍怎敢主動挑舋﹖毛澤東3月11日的指示是﹕“西藏工委（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引者）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儘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如果達賴及其一群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同日﹐解放軍總參謀部指示西藏軍區﹕“在敵人向我進攻之前﹐應嚴守自衛立場﹐不先打第一槍﹐以爭取政治主動。”（39）毛要西藏工委發動政治攻勢純屬空話。當時漢人全部龜縮在各個據點裡﹐被叛軍層層包圍﹐誰買他們的賬﹖ 3月19日﹐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預感叛軍進攻就在旦夕（當時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在內地）﹐制定了主動出擊的作戰方案﹐上報中央軍委請示﹐遲遲得不到答復。20日凌晨4點後﹐全城槍炮聲大作﹐叛軍向軍區大院進攻。軍區電台卻生故障﹐告急電報發不出去﹐中央來電也無法接收。中央軍委不得不從郵電系統拍發加急電報﹕“按原計劃辦﹐不動。” 在叛軍的優勢兵力進攻下﹐上午8點﹐軍區大院已岌岌可危。譚冠三當機立斷﹐先斬後奏﹐下令全面出擊。各部隊按原方案﹐先用大砲猛轟俯瞰軍區大院的全市制高點藥王山﹐兩小時後攻佔該山。下午2點起﹐用大砲轟擊叛軍指揮部與大本營羅布林卡﹐晚8點半攻佔羅布林卡。然後用裝甲車堵住拉薩市區各路口﹐分片掃清叛軍。22日凌晨﹐大昭寺叛軍高舉哈達投降。同日上午9點﹐布達拉宮叛軍高舉哈達投降。然後﹐郊外的三大寺也高舉哈達投降。僅30小時（實際作戰時間23小時）就平息了拉薩叛亂。 就在全面反擊開始後六個小時左右﹐譚冠三通過修復的電台收到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簽發的電報﹐電報說由於兵力懸殊﹐不同意主動出擊﹐要他們就地死守﹐縮小防區﹐等內地來軍增援。譚冠三立即復電﹐告知反擊已經開始。軍委馬上復電﹕完全同意你們的反擊。拉薩戰役結束﹐譚冠三電告中央﹐請求紀律處分。中央復電表揚﹐並說因拉薩取得戰果﹐故免予處分（40）。此役共打死叛軍545人﹐打傷､俘虜叛軍4800餘人。解放軍死63人﹐傷210人（41）。 從譚冠三平叛的戲劇性故事也可看出﹐當時中國政府對西藏叛亂毫無準備﹐兵力嚴重不足﹐根本不可能設鴻門宴綁架達賴喇嘛﹐所以拉薩暴動完全是噶廈政府的預謀。叛軍如此不堪一擊﹐這是毛澤東､彭德懷都未曾料到的。當時叛軍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噶廈政府的藏軍﹐二是西康､青海等地逃來的暴動者﹐三是西藏本地的民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三大寺的喇嘛）。就個人體力而言﹐大多數漢兵是無法同藏兵相比的﹐因為漢人不適應西藏缺氧。但藏人軍事素質極差﹐幾乎談不上訓練﹐沒有協同作戰的習慣﹐又攜妻帶子､以軍營為家。叛軍來自四面八方﹐派系林立﹐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各自為戰﹐缺乏統一指揮﹐指揮者也不懂戰略戰術﹐而且紀律極壞﹐擾民太甚﹐又無頑強鬥志﹐稍有小勝則趾高氣揚､稱王稱霸､不可一世﹐一遇失利就灰心喪氣､棄甲投戈､望風披麾﹐大昭寺､布達拉宮及三大寺的叛軍都是投降的。本來西藏地廣人稀､地勢險惡､氣候嚴酷﹐解放軍既不適應缺氧﹐也不熟悉地形﹐後勤又困難﹐叛軍完全可以長期堅持游擊戰﹐卻在三年內被基本肅清﹐六年內被全部肅清（42）﹐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當時美國名記者艾爾索普說中共平叛需要20萬軍隊﹐根本不可能成功。在台灣的大學者胡適也說西藏地廣山高﹐中共不可能消滅叛軍（43）。 事實上中共只用了幾萬軍隊。中共把平叛勝利歸功於“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說叛亂是為了破壞祖國統一､破壞民族團結､反對民主改革､維護農奴主利益﹐違背了廣大農奴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廣大農奴紛紛支援解放軍平叛﹐使叛軍極為孤立（44）。叛亂當然是農奴主發動的﹐戈倫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叛亂決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它們是由部族的頭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領導的。這些人如果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勢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他們的鼓勵。”“西藏原來的寡頭政治集團認為漢人發起的改革是對他們的權力和特權的直接威脅﹐因此他們大力阻止這些改革。”（45） 然而西藏的農奴自古以來被農奴主剝奪了學習文化､過問政治的權利﹐既不知獨立為何物﹐也不知改革為何物﹐更不知獨立或改革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或壞處﹐只知道轉經拜佛､超度來世。當他們的主人---貴族､官員､喇嘛告訴他們﹕“紅漢人”要消滅他們的命根子----佛教﹐達賴喇嘛號召他們拿起武器打紅漢人﹐爭取西藏獨立時﹐他們也會跟著起鬨。然而叛軍對藏族百姓的搶劫､姦淫又使他們退避三舍。新華社記者林田的《西藏春潮》記錄了他1959年7月在山南採訪的見聞﹐當地藏人告訴他﹐叛軍在那裡把“吃的搶光﹐青壯年婦女姦污光﹐不給就掄起馬鞭”。在卡達卻德寺﹐“哲蚌寺來的一個參叛喇嘛要雞姦一名年青喇嘛﹐年青喇嘛不從﹐被用刀殺死了。還有兩個小喇嘛﹐每人被雞姦一､二百次。”（46） 與之相反﹐解放軍進藏已有8年﹐根據《十七條協議》﹐中共並不干預西藏的內政﹐因而與普通藏人毫無利害衝突﹐當然更未像西康土改那樣亂鬥亂打﹐而是紀律嚴明､待人和氣､買賣公平､尊重宗教､尊重風俗､樂於助人（免費看病､辦學､救災､施捨等）﹐已給許多藏人良好印象。他們僱用的藏族職工已嘗到了紅漢人的甜頭。他們培養的藏族幹部已有了“階級覺悟”。普通百姓也知道紅漢人並不像叛軍所宣傳的那樣是青面撩牙的魔鬼。他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和紅漢人血戰到底。西藏全區有近九萬人次捲入叛亂﹐其中42.8%是投降的。考慮到有六萬多藏人（其中大部分是叛軍及其家屬）逃離西藏﹐被解放軍在戰鬥中打死､打傷和俘虜的（亦即抵抗到底的）叛軍只有兩萬多。有不少藏人在平叛中站在中共一邊。中共在陜西咸陽辦的西藏公學與西藏團校的3000多名藏族學員提前畢業返藏﹐其中500人參加解放軍平叛﹐其餘當幹部“發動群眾”。還有藏人為解放軍帶路､運貨﹐甚至送情報､參加戰鬥。部份藏族中上層人士﹐明白了改革是歷史大勢所趨﹐始終與中共合作﹐班禪額爾德尼､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就是這樣﹐有的上層人士還親上前線﹐向叛軍喊話勸降（47）。昌都戰役時“起義”的藏軍第九代本不僅未參叛﹐反而參加平叛戰鬥﹐被叛軍罵為“叛徒”（48）。總而言之﹐1959年西藏叛亂並不像達賴喇嘛說的那樣﹐是什麼全民族大起義。正如戈倫夫指出的﹐它不過是農奴主為了維護農奴制而發動的暴亂﹐雖然它打著保族保教的旗幟﹐因而能迷惑部份農奴。 注釋﹕ （31）宋贊良﹐《和平解放時期西藏的財經工作》﹐《中國藏學》﹐1989年第4期﹔洛桑丹珠﹐《西藏社會的發展進步與黨的統一戰線》﹐《西藏研究》﹐1995年第3期。 （32）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o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32-133﹔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 （New York: Putala Publications, 1983）: 達賴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陳峰譯﹐香港支持西藏之亞太廣場出版﹐1990年﹐164-165頁。 （33）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126-127頁。 （34）《支持達賴喇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聲明》﹐《北京之春》﹐1998年6月號。 （35）見本書第三章注（3）。 （36）林田﹐《拉薩叛亂真相紀實》﹐《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 （37）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i Lama (New York: Harpo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34, p.141, p.146. （38）林田﹐《拉薩叛亂真相紀實》﹐《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255頁﹔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78頁。 （39）《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91頁。 （40）燕燕､張衛明﹐《血對西藏說》﹐沈陽出版社﹐1993年﹐77-80頁。 （41）（42）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80頁､582頁。 （43）《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02頁。 （44）《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264-269頁。 （45）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24, p.150. （46）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10頁､61頁。 （47）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82-604頁。 （48）燕燕､張衛明﹐《血對西藏說》﹐沈陽出版社﹐1993年﹐15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