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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3、西藏的桎梏 德國哲學家費爾巴赫說過﹕“凡是將自己交付於神的萬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發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於神的意志而發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遠也不會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無論自然的缺陷或社會的缺陷。（13）”藏人既然認為世上發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來世﹐就沒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會或發展科技與生產。藏文典籍卷帙浩繁﹐幾乎都是有關佛學和文史的﹐直至1984年中國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詞典問世﹐藏文從無科技詞典﹐也幾乎沒有科技詞彙。今天﹐中國最大的五種少數民族語文（蒙古､維吾爾､朝鮮､哈薩克和藏）中前面四族都能用母語教授自然科學﹐惟有藏文因無成熟的科技詞彙而無法做到（14）。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和表現﹐科技詞彙的闕如反映了科技思維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維﹐這和非理性的神話思維､宗教思維本來就是矛盾的。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勢力百般阻撓科學研究､甚至殘酷迫害科學家就是一例。本世紀上半葉﹐西藏的宗教勢力千方百計地阻撓英文學校的開設﹐也是因為害怕引來西方的科學思想與理性思維。 西藏的宗教雖然不關心科技與生產﹐卻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財富。1950年前﹐西藏耕地約300萬畝﹐寺廟和上層喇嘛佔有40%。1959年拉薩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佔有土地14.7萬畝﹐11萬頭牲畜和4萬多農奴。在一般的情況下﹐寺廟所屬的農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給寺廟。寺廟不僅擁有莊園､牧場和農奴﹐還從事商業和放債。達賴喇嘛自己的放債機構1950年放債藏銀303.9萬兩﹐年息10%。哲蚌寺歷年放出的高利貸糧食累計達1億6千萬斤﹐銀元1億多元﹐債息收入佔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廟放債的利率﹐借錢在30-50%﹐借糧在25%。此外﹐寺廟和喇嘛還從香客那裡得到大量佈施。換言之 ﹐當農奴將大部分收穫交給領主（政府､寺廟､貴族）後﹐還要將一部分收入交給寺廟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夠維持生存﹐不可能有資金來發展生產。而“在寺廟和貴族擁有的那些大莊園裡﹐封建領主們既忽視生產﹐也未能推動耕地的實質性改進﹐這就造成了持續許多世紀的農業衰退”（15）。 英國殖民主義者貝爾（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廈政府1917年的財務報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廈政府收入72萬英鎊﹐布達拉宮收入80萬英鎊﹐噶廈政府從自己的收入中拿出27.4萬英鎊給布達拉宮。政府的收入來自稅收､放債和政府擁有的莊園､牲畜等﹐除了噶廈政府﹐各宗(相當於縣)政府也要拿出約一半收入給寺廟。正如戈茨坦指出的﹐西藏的喇嘛通過政府津貼､寺廟莊園､民間化緣和寺廟自己的金融活動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財源（16）。 寺廟的錢用在哪哩﹖第一﹐耗資巨大的宗教活動。每個藏歷新年的法事活動要耗去布達拉宮年收入的62%。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廟﹐每座寺廟裡都有無數日夜點燃的酥油燈。第二﹐供養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佔總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兩戶平民要供養一個喇嘛。第三﹐寺廟的建築和佛像等設施。西藏寺廟的眾多､豪華常令遊客驚訝﹐不知耗費了多少金銀､珠寶､錢財和人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舊西藏的經濟不是為人服務的﹐而是為佛服務的。宗教對社會財富的掠奪之烈﹐連中世紀歐洲都望塵莫及（17）。 自從1980年鄧小平對西藏實行懷柔政策以來﹐西藏的農牧民富裕起來。但許多農牧民並沒有把錢用來發展生產﹐而是千里迢迢去拉薩朝佛﹐向寺廟佈施﹐花上萬元蓋家庭經堂﹐買昂貴的佛像､經書等宗教用品﹐生產和生活方式變化不大（18）。從表面上看﹐這是傳統觀念的頑固性﹔從本質上看﹐它反映了“天不變道亦不變”。 喇嘛教也像天主教﹐本性極端保守﹐把佛經當做萬古不變的真理﹐把傳統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曾在噶廈政府當過三任宗本（縣長）的藏族學者恰白次旦平措回憶道﹕舊西藏“到處充斥ぴ花樣不得翻新的用語﹐噶廈政府官員夏天還戴ぴ大皮帽子”（19）。戈茨坦說﹕“寺廟集團在噶廈政府中竭力阻撓實現現代化﹐在他們看來﹐現代化既有害於寺廟生活的經濟基礎﹐也不利於西藏佛教的價值壟斷。在此期間（指1913年到1951年----引者）﹐傳統與變革之間產生了許多潛在的轉折點。可是﹐在每一個轉折點﹐寺廟集團及其在噶廈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保守的主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寺廟集團主宰的噶廈政府一方面百般奉迎英國殖民主義者﹐乞求其支持“西藏獨立”﹔另一方面﹐又認為“外來的英國文化對佛教繼續在西藏一統天下的局面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如果因為英國的教育方式和生活習慣的傳入而使貴族和大商人逐漸英國化﹐宗教最終就可能會失去施主﹐西藏固有的特徵也會喪失”。寺廟集團在1925年與1945年兩次強迫噶廈政府關閉了西藏的英文學校﹐因為“英文學校會灌輸外來的無神論思想﹐危害宗教教義和制度”。寺廟集團還嚴厲打擊崇拜英國生活方式的軍官集團和噶廈政府內部的改革勢力﹐千方百計阻撓藏軍､噶廈和社會的現代化。以至於可笑到這種地步﹕他們一再請求英國提供現代武器﹐卻害怕自己的軍官去英屬印度接受訓練（20）。 噶廈政府1950年給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信竟然是由印度駐拉薩的代表辛哈（Shinha）起草的﹐因為噶廈政府的高級官員對國際政治與外交一竅不通（21）。他們對外界的一切都極端害怕﹐更不必說引進西方的科技與文化了。戈茨坦在總結舊西藏（他稱之為“喇嘛王國”）滅亡的原因時說（他的巨著《西藏現代史----喇嘛王國的覆滅》的結論）﹕“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種和諧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種導致分裂和紛爭的力量。各種宗教集團為了擴大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角逐﹐他們在有關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達成一致﹐從而給二十世紀的西藏歷史帶來了災難。不僅如此﹐僧侶越多越好的觀念和年復一年的法事慶典﹐導致寺廟不斷尋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贈﹐竭力反對噶廈政府為政教事業ぴ想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這又使寺廟集團擁護莊園農奴制的經濟制度﹐並因此而成為極端保守的勢力。當西藏力圖適應二十世紀日新月異的形勢時﹐宗教和寺廟就成為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22）” 歐洲歷史上有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目的是打破天主教會對政治的控制和對思想的禁錮﹐解放人性和人身﹐發展科技､經濟､文化和教育。西藏從未有過文藝復興､（歐洲意義上的）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也未發生過五四新文化運動那樣的文化革新運動。換言之﹐“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從未光臨過世界屋脊。有些主張“後現代主義”的西方人指責中國政府使西藏現代化是“毀滅西藏傳統文化”､“侵犯人權”﹐他們把中世紀西藏想象成未受工業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不知他們自己是否願意回到天主教會主宰一切的中世紀歐洲去﹖ 達賴喇嘛至今仍在百般讚美舊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政教合一﹐他在說明其西藏獨立後的“施政綱領”《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中回顧歷史時說﹕“西藏在歷 代藏王和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確保了人民的和平､繁榮和幸福。（23）”這話與他的另一番話相矛盾﹕“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制度”（24）。鑒於前者是達賴喇嘛在自己的機關刊物上發表的正式文件﹐後者只是私人談話﹐一般應以前者為準。他還一貫譴責中共“毀滅西藏宗教”﹐“文化上的種族絕滅”﹐許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也隨聲附和､義憤填膺﹐不知他們是否要西藏回到喇嘛教､農奴制､政教合一三位一體的喇嘛王國去﹖ 注釋﹕ （13）《費爾巴赫哲學著作》下冊﹐商務印書館﹐北京﹐1962年﹐670頁。 （14）程列﹐《關於藏語文如何適應現代社會之我見》﹐《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 （15）Karan, Pradyumna P.,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76 ), p.81. （16）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816. （17）以上對舊西藏經濟的分析參見Goldstein上書與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70-177頁。 （18）劉偉﹐《西藏農民新形象》﹐《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 （19）《歷史學家的眼光》﹐《西藏文學》﹐1993年第3期。 （20）（21）（22）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816-821, p.708, p.37. （23）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the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Tibetan Review (October 1992). （24）茉莉﹐《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1989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