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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1、漢藏文化心理結構大不一樣 西藏的宗教與西藏的文化密不可分﹐在舊西藏﹐宗教與文化幾乎是二位一體的東西。當然﹐從發生學的觀點看﹐文化先於宗教。 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徵。漢藏兩族雖然同屬黃種人﹐外貌十分相似﹐文化卻很不相同。最明顯的當然是語言﹐但這只是表層的差異。更深刻､更本質的差異在於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或民族集體無意識（1）﹐它起源於生存環境的差異。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裡說過﹕“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係﹐就是地理的基礎……自然的聯係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漢族自古以來生活在黃河與長江流域﹐物產富饒﹐氣候宜人（2）。人間即是樂園﹐現世猶如天堂﹐飲食文化舉世無雙。所以漢族形成了一種李澤厚所說的“實用理性精神”﹐經過孔子的歸納與闡述﹐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漢族性格的特徵。所謂實用理性﹐“是說把理性引導和貫徹在日常現實世間生活､倫常感情和政治觀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基本特徵是﹕懷疑論或無神論的世界觀和對現實生活積極進取的人生觀”（3）﹔“與此相當﹐不是去追求來世拯救､三生業報或靈魂不朽﹐而是把不朽､拯救都放在此生的世間功業文章中”（4）。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故“子不語怪力亂神”。表面上是存而不論､不置可否﹐實際上是懷疑､否定﹐故墨子斥之為“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 與此相反﹐原旨佛教認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現世的功業﹐而是超度來世。它認為人生充滿了生老病死等苦難﹐人要擺脫這些苦難﹐必須清心寡欲､反復苦修﹐經過多次轉世輪迴､功德圓滿之後﹐才能跳出輪迴﹐擺脫苦難﹐立地成佛﹐即所謂修成正果。而所謂成佛﹐乃是一種不生不死､無比快樂的抽象境界﹐即所謂涅槃歸真､常樂我淨﹐俗稱“天堂”､“淨土”､“極樂世界”﹔漢人又稱“西方極樂世界”､或簡稱“西方”､“西天”﹐因為佛教自西域傳來。 孔子既然認為人死後並無來世﹐自然也就用不ぴ超度來世。所以佛教傳入中土﹐就被實用理性改造成禪宗﹐主張“頓悟”､“即身成佛”﹐說是不必守戒､不必唸經､不必苦修､不必禁欲也可成佛。而所謂成佛﹐也就是像常人一樣吃喝玩樂﹐“一切聲色﹐儘是佛事”﹐只消突然覺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種超脫的精神境界（心靈）﹐也就是成佛。 如果說禪宗哲學不過是優游詩酒的漢族士大夫的思辨游戲﹐那麼不懂哲學的漢族老百姓就更加實用理性---他們去佛寺燒香磕頭﹐直截了當地祈求菩薩保祐他們現世陞官發財､多子多孫﹐而不是超度來世､早證菩提。他們對宗教的實用主義達到了這種地步﹐以至佛道不分､見廟就拜。所以漢族從無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的歷史﹐卻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寬容的傳統﹐只是到了毛澤東才出現例外。 事實上﹐漢人什麼宗教也不信﹐只信子孫。阿Q說過﹕“斷子絕孫便沒人供一碗飯吃。”漢人似乎認為﹐人死後會變鬼﹐鬼住在陰間﹐仍要吃飯用錢﹐其來源是子孫奉獻的香火。如無子孫﹐就是“斷香火”﹐在陰間無以為“生”﹐是人生及人死最大的悲哀與痛苦。所以漢人無論貧富貴賤､有無學問﹐都極端重視“傳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把繁衍子孫當成人生最高任務和最大樂趣。這種生殖拜物教或子孫拜物教與佛道兩教乃至基督教都毫不相干。佛教認為人死後要轉世､輪迴﹐變成新人或動物﹐何須子孫供飯﹖道教企盼成仙﹐神仙不食人間煙火﹐也毋需子孫供飯。基督教說人死後或上天堂或下地獄﹐都是精神性的存在﹐更不用子孫供飯。漢人祈求菩薩保祐其現世陞官發財､子孫興旺﹐可謂緣木求魚､與虎謀皮。今天﹐受過良好西式教育的漢人恐怕不再相信死後要子孫供飯的說法了﹐但他們仍然認為沒有子孫就算白活了。這已成為漢人的集體無意識。 藏人自古以來生活在缺氧､嚴寒､交通不便､資源貧乏､氣候嚴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暫的世界屋脊﹐生活極為艱難。處在這樣生存狀況下的藏族先民對於來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獲至寶﹐篤信至今﹐決非偶然。因為它給藏人提供了解脫苦難､超度來世､陞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漢地禪宗也曾傳入西藏﹐並在藏王赤松德贊主持下﹐與喇嘛們辯論﹐這便是西藏歷史上有名的“頓漸爭辯”（如前所述﹐禪宗主張“頓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張“漸悟”---漸次修行､經許多世後成佛）。最後以頓派告輸而終﹐漢僧被遣回內地﹐禪宗在西藏從此被禁。因為藏人再怎麼悟﹐也無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與樂園（5）。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這裡的“天”可以理解為西藏的自然環境﹔“道”則可以理解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 藏族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佛教傳入後﹐與本教鬥爭了很久﹐幾經反復﹐才取得統治地位。喇嘛教把本教的靈魂不死､靈魂轉移的觀念同佛教的因果報應､生死輪迴､超度來世的觀念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或集體無意識。概括地說﹐就是“信仰高於理性﹐來世重於現世”。現實生活越是艱難的藏人﹐對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熱﹐對來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對喇嘛越是尊敬﹐對寺廟越是慷慨。儘管他們中絕大多數一字不識﹐根本看不懂佛經﹐也唸不通一句佛經﹐對佛教的思辨哲學一竅不通﹐只會口誦“六字真言”（6）､手轉經筒（經筒是一種銀製的圓筒﹐表面上刻有經文﹐中央有長軸﹐藏人手持長軸﹐圍繞寺廟或佛像轉圈﹐邊走邊轉動手中的圓筒﹐謂之轉經。據說每轉一次經筒就相當於唸了一遍經文﹐這是為了方便不識字的藏民朝佛而設計的東西﹐它幾乎已成為藏族的標誌性物件）､五體投地磕長頭﹐向寺廟獻上盡可能多的錢物﹐祈求來世投個好胎﹐交上好運﹐卻是世上最虔誠的佛教徒。本書在論述西藏宗教時﹐即指這一意義上的､群眾性的､通俗化的､以超度來世為目的的宗教（又稱顯宗或顯教）﹐而不是喇嘛們的､高深莫測的､經院哲學加神秘修行的宗教（又稱密宗）。在西藏的社會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作為一種現實的巨大力量發揮作用的﹐主要是這種通俗化､群眾性的顯宗喇嘛教。 至於喇嘛們的宗教﹐是和森嚴的等級制度聯係在一起的。吳忠信給國民政府的報告裡描述過這一制度﹐他說﹕“喇嘛初入寺廟﹐概稱學徒﹐由寺內擔任教師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約三四年或四五年卒業﹐始授以經典﹐再約三四年﹐經考試及格﹐得稱喇嘛。在學徒期間﹐須為寺中服雜役﹐昇喇嘛後﹐則除誦經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須研讀顯教經典﹐約二十年讀完﹐得應格西考試﹐及格後﹐再入密宗學院﹐習密宗經典﹐十數年後﹐積資可昇法師或尊者﹐最後得昇甘丹赤巴﹐造佛學之絕頂﹐然此僅為少數喇嘛﹐多數於考格西後即停止再進也。（7）” 西藏的密宗極為神秘﹐就因它被極少數高級喇嘛所壟斷。與顯宗主張累世修行､隔（許多）世成佛相反﹐密宗竟也主張“即身成佛”﹔而所謂成佛﹐也就是常人的快樂﹐不是“涅槃歸真”（死亡）。他們修密時先要經過許多繁瑣複雜的儀式﹐然後竟要“修雙身”﹐即與處女性交﹐還把表現性交的“歡喜佛”堂爾皇之地供在寺廟裡。當然﹐有資格“修密”的只是少數已取得格西“學位”的､有“慧根”的高級喇嘛。據黃教（喇嘛教一派﹐又稱格魯派﹐達賴喇嘛即該派教主）創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卷十四﹐灌頂是修密時必需舉行的儀式。一個僧人從入密門到修習最高密法無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進行多次灌頂。密宗視灌頂為最莊嚴､最神聖的儀式﹐未受灌頂者是不能修習密法和閱讀密宗經典的﹐否則不僅得不到成就﹐死後還要下地獄。 灌頂儀式必須由金剛上師執行。儀式在曼陀（繪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場）前舉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ぴ莊嚴裝﹐由上師手持一個內裝“聖水”的寶瓶﹐向受灌者頭上灑水﹐再用以人的頭蓋骨做的碗裝青稞酒讓受灌者喝。最高級的灌頂儀式是修無上瑜伽密之密灌頂﹐其法如下﹕修密弟子找一12､16或20歲的處女﹐引到密室內用幔帳圍住的屏內﹐將此女獻給其師﹐此女被叫做“明妃”（佛母）。然後由其師加持“金剛蓮花”（男女生殖器）﹐將“俗女身觀空後﹐生天女身”。然後其師攜“明妃”入屏幕內﹐行“大瑜伽怛特羅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說即性交﹐然後“入定”）。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行畢﹐其師攜“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無名指取“摩尼寶”（精液）置於弟子口中﹐同時唸誦《金剛曼經》。弟子要誦意為“希有大安樂”的咒語﹐把“摩尼寶”咽下。而“明妃從入定起﹐不著衣服﹐於蓮花中取甘露滴（處女血）﹐如是置於彼口中﹐彼亦如上而飲”。這就是所謂密灌頂。灌頂畢﹐弟子去遮目布。其師將“明妃”手置弟子手中﹐然後以自己的左手執他們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剛杵置弟子頭頂﹐教訓道﹕“諸佛為此證﹐我將伊授汝。”然後令弟子與“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樂”。 在密宗裡“明妃”代表“智慧”﹐故密灌頂又稱慧灌頂（8）。這樣的宗教離老百姓的宗教相去何遠﹐也不可能普及到老百姓中去。如前所述﹐喇嘛教的本質是麻醉人
民﹐讓他們相信他們現世的苦難都是他們自己前世做了壞事的報應﹐他們現世唯一可做的是虔誠拜佛以求超度來世﹐從而泯滅任何造反的念頭。如果告訴他們﹐密宗可以讓他們在現世就成佛﹐享受快樂﹐那他們還會有耐心等到來世嗎﹖如果人人都去修密﹐誰來種地牧羊養活他們﹖哪來那麼多處女當“明妃”﹖所以一定要把密宗高度神秘化﹐只允許極少數高級喇嘛參與。正因如此﹐它對西藏社會的影響也就遠遠不如顯宗大。 注釋﹕ （1）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概念是李澤厚提出來的﹐集體無意識是弗洛伊德的弟子榮格提出來的﹐李澤厚將兩者作為同義詞來論述﹐詳見李著《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2）黃河流域在先秦時代森林覆蓋面超過50%﹐河水是清的----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科學出版社﹐北京﹐1989年﹐30頁。 （3）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50頁。 （4）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30頁。 （5）拉薩被藏人稱為聖地與天堂﹐其冬天嚴寒而漫長﹔冬春兩季多大風﹐屆時風沙瀰天﹔達賴喇嘛曾告訴董尼德﹐布達拉宮“陰暗､很冷﹐而且老鼠成群﹐房間裡還有一股惡臭”（董尼德﹐《西藏生與死》﹐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85頁）。“夏天﹐布達拉宮陡峭的牆下的污水發出的惡臭瀰漫了整個大廈”（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記 》﹐財團法人台北慧炬出版社﹐1992年﹐21頁）。 （6）所謂六字真言是梵文 "om mani padme hum" 的音譯﹐因有六個音節﹐被音譯成六個漢字﹐故稱六字真言。它原是印度佛教密宗的一句誦咒﹐引入西藏後﹐成為不識字､不會唸經的藏人拜佛時反復誦唱的“口頭禪”﹐相當於漢族佛徒嘴中的“南無阿彌陀佛”。 （7）吳忠信﹐《西藏紀要》﹐中央文物出版社﹐台北﹐1953年﹐90-91頁。 （8）李冀誠﹐《佛教密宗儀禮窺密》﹐大連出版社﹐1991年﹐97-9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