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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三章達賴喇嘛向何去﹖

4、達賴喇嘛的騙局

達賴喇嘛自從1959年逃亡印度後﹐一直要求“大西藏”獨立。1972年後﹐由於美國聯中反蘇﹐達賴喇嘛不得不改變策略﹐採取指鹿為馬的辦法﹐把變相獨立說成是自治。1987年他的“五點和平計劃”連美國國務院的官員都說是“隱蔽的獨立計劃”﹐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換湯不換藥﹐達賴喇嘛卻聲稱他已作了最大的讓步﹐放棄了獨立訴求。“西藏流亡政府”向中國駐印度大使說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鄧小平1979年3月12日對嘉樂頓珠說的“除了西藏獨立不能談﹐其他問題都可以談”的精神(27)。中國政府回答說﹐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方案”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28)。達賴喇嘛就說中國政府對談判預設先決條件﹐而他們要求無條件談判(29)。其實他們自己向中國駐印度大使說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鄧小平的意思﹐就等於承認他們接受鄧的意思是談判的先決條件。

蘇聯的崩潰給了達賴喇嘛極大鼓舞﹐他的調門不斷陞高。1991年3月10日﹐他在“抗暴紀念日”的講話中說﹕如在不長的時間內﹐中國政府對他提出的談判建議仍不做出積極反應﹐他將認為他不再受“斯特拉斯堡方案”的約束(30)。

同月22日﹐達賴喇嘛在倫敦提出“亞洲民主共同體”﹐把西藏、內蒙古與新疆當作獨立會員﹐與中國平等(31)。

4月16日﹐美國總統布什接見達賴喇嘛﹐他的腰桿更硬了。

8月19日﹐達賴喇嘛宣佈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堅決要求西藏完全獨立(32)。

12月1日﹐烏克蘭舉行公民投票﹐90%的投票者要求獨立。達賴喇嘛正在英國﹐第二天他被英國首相梅杰接見後對記者預言﹕西藏將在五到十年內完全獨立(33)。

1992年3月10日﹐達賴喇嘛在“抗暴紀念日”講話中說﹕“我相信在不遠的一天﹐我們的人民和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現稱新疆)都要完全自由地回到各自的國家。(34)”顯然他認為中共很快就會像蘇共那樣垮台﹐中國也很快會像蘇聯那樣崩潰。儘管如此﹐中國政府一直與他的代表聯係﹐商討談判事宜。

1993年8月11日與10月3日﹐達賴喇嘛突然在印度發表令西方大吃一驚的談話。下面是這兩個談話的全文﹕

合眾國際社與路透社1993年8月11日印度新德里電----達賴喇嘛星期四說他只要求在喜馬拉雅地區實行政治自治﹐不要求脫離中國完全獨立。他在新德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說﹐他認為現實的解決辦法是西藏實行自治﹐其外交國防事務仍然由中國掌管。“我們要的是中間道路----一國兩制。”達賴喇嘛說﹐“自治對我已經足夠了----讓西藏人民去決定獨立問題。”

北京一直拒絕與達賴喇嘛談判﹐除非他放棄獨立訴求。達賴喇嘛說中國駐印度大使願意會見他。“這是一個進步﹐”他說﹐“我非常非常樂觀。我們期望在我的代表與這位大使之間會有認真的談判。”但他說﹐“我只有在取得了確實的進展後才會會見他。”達賴喇嘛說中國希望他幫助尋找班禪的轉世靈童﹐班禪是西藏第二號重要的精神領袖﹐死於1989年。“這對我們要做的事來說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以前中國人一直說尋找班禪靈童是他們的內政﹐我們沒有資格過問。”

在過去14年裡有11個西藏代表團訪問過中國。達賴喇嘛說﹐上個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官員與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之間的會談是好的。他請求印度總理拉奧在下個月訪問中國時提起西藏自治問題。新德里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禁止在印度的十萬流亡藏人從事反華活動。1991年印度逮捕了幾百名藏人﹐因為他們向訪問新德里的中國總理李鵬示威。

合眾國際社1993年10月3日加爾各答電----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星期天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近達成的協議可以作為解決西藏自治問題的榜樣。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朝前看。”他說﹐“甚至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都擺脫了幾十年的仇恨與暴力﹐在和解的精神下謀求和平。我堅信如果西藏人與中國人雙方都採取理性態度﹐我們將會發現和諧的解決辦法。”

這位西藏神王把他的方案叫做“中間道路”﹐他說他願意接受在中國內部實行有限自治﹐而不是脫離中國完全獨立。

達賴喇嘛這兩個談話比起“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方案”來﹐似乎是作了大幅度的讓步。那兩個計劃都要求中國從西藏撤軍﹐這兩個談話卻允許中國掌管西藏的外交國防大權。他甚至引用了中國政府許諾給香港台灣的政策“一國兩制”﹐似乎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他明確宣佈放棄獨立訴求﹐只要自治﹐這同他在兩年前宣佈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堅決要求完全獨立﹐簡直判若兩人。

他為什么(至少是在口頭上)要作180度的轉彎呢﹖因為中國的形勢並未按照他預計的那樣發展。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曾經預言中共與中國很快將垮台與崩潰的西方觀察家們紛紛改變腔調﹐預言中國將在21世紀上半葉趕上美國﹐成為世界新超強。為了從高速發展的中國市場撈取實惠﹐西方各國爭先恐後地向中國示好。達賴喇嘛極其被動﹐不得不也改變腔調。他在改變腔調之前大概沒有通知他的部下﹐所以我在1993年9月27日至28日美國和平研究所於華盛頓召開的西藏問題討論會上引用並散發達賴喇嘛1993年8月11日的談話時﹐達賴喇嘛駐美國與聯合國首席代表洛地甲日(Lodi Gyari)竟然說那個談話是媒體捏造的﹐達賴喇嘛根本不可能說出那樣的話(指不要獨立)。而與會的美國教授們(都是赫赫有名的西藏問題專家或中國問題專家)雖然並不否認這一談話的真實性﹐卻繼續大談西藏獨立﹐根本不理睬達賴喇嘛的新意圖。看他們的口氣﹐似乎西藏問題應該如何解決(獨立還是自治)並不由達賴喇嘛或中國政府決定﹐而要由他們決定。

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的政策與達賴喇嘛的要求大相徑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接見嘉樂頓珠時宣佈了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一、我們的國家﹐已經走上政治上能夠長期安定﹐經濟上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這樣一個新時期。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都是聰明的﹐應該相信這一條。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幾年也可以。二、達賴喇嘛和他派來和我們接觸的人﹐應該是開誠佈公﹐不要採取捉迷藏或者是做買賣的辦法。對過去的歷史可以不再糾纏。即1959年那段歷史﹐大家忘掉它算了。三、我們誠心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目的是歡迎他能維護我們國家的統一﹐增進藏漢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貢獻。四、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變﹐黨中央可以向人大建議﹐還當副委員長。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當然也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五、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一個簡單聲明﹐聲明怎麼說﹐由他自己定(35)。

胡的講話是對外的﹐1984年10月2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印發了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方針政策﹐供內部掌握。其主要內容是﹕一、達賴出走外逃﹐在國外搞“西藏獨立”並散佈了許多錯誤言論﹐這兩件事幹得不好﹐他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西藏人民﹐也敗壞了他自己的名譽。二、我們對達賴仍然是繼續做工作﹐爭取他向好的方向轉化﹐跟著達賴外逃的一批人﹐願意回祖國的﹐我們一律歡迎﹔回來不走的﹐妥善安排﹔回來有要走的﹐禮送出境﹔早回來﹐我們歡迎﹔遲回來﹐我們等待﹔不回來﹐我們爭取﹔搞分裂﹐我們反對。三、中央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不變。四、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不能搞獨立﹐也不能搞半獨立。對台灣的“九條”(即“一國兩制”----引者)不適用於西藏﹐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但區別很大﹐西藏解放30多年﹐已實行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廢除了舊制度﹐是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自治地方﹐因此西藏和台灣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美國在搞“一中一台”﹐還有人想搞“一中一台一藏”﹐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要搞什麼“大藏族自治區”也是不現實﹐不可能的。五、達賴集團一再提出要派國外藏胞中的青年知識分子回藏教學(教藏文----引者)﹐有他們的目的。我們的答復﹕願意回國工作﹐我們歡迎﹐但必須承認是中國公民﹐服從分配﹐有長期打算(達賴方面聽說要他們的藏文教師承認自己是中國公民﹐就打退堂鼓了----引者)。六、中央和達賴之間不存在談判問題(36)。

也許是意識到胡耀邦的“五條方針”不准達賴喇嘛回藏居住太過分﹐趙紫陽作了修改。1988年4月4日班禪在人大記者會上說﹕“對達賴喇嘛的方針﹐中央已明確闡述過五條方針﹐是沒有變動的。達賴喇嘛回到祖國、回到西藏有什麼條件﹖唯一的條件就是要他放棄搞西藏獨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同全國各兄弟民族一道為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和社會主義的西藏共同努力﹐這是唯一的條件。有了這樣一個條件﹐回到祖國﹐對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經明確宣佈﹕仍然可以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至於他住在哪裡﹐按照我們國家的憲法﹐任何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但是必須有一個前面講到的必要的條件﹐如果他在那兒說可以接受這些條件﹐而回來以後在內部繼續從事分裂活動﹐那我們是不能答應的。因此﹐如果他堅持獨立﹐堅持搞分裂﹐那麼上面所說的也不存在﹐談判沒有基礎﹐也就沒有什麼好談的。(37)”

中共一貫聲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西藏”。如果允許達賴喇嘛回藏搞“一國兩制”﹐豈非意味著社會主義救不了西藏、進而危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嗎﹖(香港本來是資本主義﹐中共允許它再搞50年資本主義也無妨)中共拒絕讓達賴喇嘛回西藏搞“一國兩制”﹐只許諾一個有名無實的人大副委員長﹐達賴喇嘛有洋大人撐腰﹐怎麼會接受﹖中共卻還要“爭取”他﹐真是癡心妄想、異想天開﹐天真得可愛。其實際效果只能是向達賴喇嘛示弱﹐使他更加趾高氣揚、狂妄自大。同時也給本土藏人“中共怕達賴”的感覺﹐使他們更加崇拜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本來一無所有﹐他在談判中只能得到﹐不會失去﹔中共本來控制著西藏﹐卻要與達賴喇嘛談判﹐它在談判中只能失去﹐不會得到。這樣簡單的道理﹐中共居然也不懂得。

奇怪的是﹐正當達賴喇嘛1993年8月11日談話從“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方案”作了大幅度後退﹐中國駐印度大使也願意會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表示他“非常非常樂觀”時﹐達賴方面突然就在這個月單方面中止了與中國政府的聯係﹐自己關上了談判的大門(38)。個中的奧秘至今無人知曉。我想是因為“西藏流亡政府”聽到了達賴喇嘛的上述談話後﹐害怕他真的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與中共達成妥協﹐乾脆中斷與中國政府的聯係。“西藏流亡政府”已經被“少壯派”控制﹐他們不是出生在印度﹐就是在十歲以前就離開了西藏﹐對西藏的自然與社會沒有切身體驗﹐不明白西藏在政治與經濟上都無法自立﹐卻自小接受達賴喇嘛關於“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的教導﹐滿腦袋自由、民主、自決、獨立的口號與仇恨中國的思想﹐當然不會允許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達賴喇嘛正在收穫他自己播下的仇恨的種子所結出的苦果﹐變成他自己教育出來的流亡藏人的人質。還可能是西方人權衛士害怕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指示“西藏流亡政府”切斷與中國政府的聯係﹐教達賴喇嘛談不成﹐達賴喇嘛也已變成他投靠的洋主子的人質。由此可見﹐阻礙談判的不是中國政府﹐而是達賴喇嘛自己手下或背後的人。

尤其奇怪的是﹐儘管達賴方面自己關上了談判的大門﹐達賴喇嘛卻繼續不知疲倦地呼籲中國政府與他談判﹐並反復聲稱他不要獨立、只要自治﹐他願走“中間道路”、搞“一國兩制”。例如﹐1994年6月6日﹐他告訴《中央日報》記者陳王慧﹐他願意接受“一國兩制”﹐由北京負責西藏的國防外交(39)。1997年3月他訪問台灣時也說他不要獨立(40)。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後﹐他又說﹐他從“一國兩制”看到了解決西藏問題的道路(41)。與此同時﹐他繼續在世界各地演講﹐不遺餘力地宣傳西藏自古以來是獨立國家﹐譴責中國移民西藏、毀滅西藏文化、消滅120萬藏人等﹐還要求由藏族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西藏前途(42)。----他所說的西藏當然是“大西藏”﹐撇開佔“大西藏”總人口一半以上的17個非藏民族﹐單單由藏族投票決定西藏前途﹐可謂居心險惡。如果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能單獨投票決定北愛爾蘭的前途﹐北愛爾蘭早就獨立了或與愛爾蘭合併了。如果魁北克的法裔能單獨投票決定魁北克的前途﹐魁北克也早就獨立了。可惜國際公法與國際輿論都不允許。達賴喇嘛要剝奪佔“大西藏”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來就生活在那裡的17個非藏民族的投票權﹐這是駭人聽聞的獨裁專制與侵犯人權。

達賴喇嘛還不時漏出獨立的言論。他告訴台灣記者﹐他對台灣有人支持藏獨深受感動﹐但不能明說(43)。他還對民進黨省議員余政道說﹕“西藏獨立永遠有希望。(44)”與此同時﹐“西藏流亡政府”的出版物與“官員”的言論繼續大肆宣傳西藏獨立﹐好像達賴喇嘛從來沒有說過不要獨立似的﹐又好像“西藏流亡政府”已經不再受達賴喇嘛的領導。

例如在1996年6月21日至22日於波恩與1997年10月11日至12日於倫敦舉行的“漢藏對話會”上﹐儘管我的報告及散發的論文都引用與附錄了前引達賴喇嘛1993年的兩個談話的英文文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負責人”索南達波仍然只提“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方案”(如前所述﹐這兩個計劃要求中國從西藏撤軍﹐所以是獨立計劃﹐美國國務院也這樣認為)﹐卻閉口不提達賴喇嘛後來發表的不要獨立只要自治、允許中國政府掌管西藏國防外交的言論(見其在會上的報告與散發的論文)。“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則在後一個會上說﹕“由於一國兩制這一詞組包含著西藏原本則為中國之一部分的含義……這樣的自治難以為西藏所認同。如前所述歷史上西藏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未來西藏自治的法律也必須有西藏人民自己制定﹐所以西藏問題的解決無法直接套用一國兩制模式﹐但可將一國兩制作為參考和先例﹐通過談判﹐以中庸之道解決中藏間的糾紛。(45)”可見他連達賴喇嘛向中國政府乞求的“一國兩制”都不接受。其他與會的“流亡政府官員”也無不高談自由、自決、獨立﹐根本不理睬達賴喇嘛放棄獨立的言論。

流亡藏人中的“少壯派”顯然越來越不把達賴喇嘛放在眼裡﹐曾任達賴喇嘛駐英國代表的平措旺杰說﹕“他們相信達賴喇嘛什麼都知道。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他是神﹐所以他不會犯錯。我可不信這一套。我是佛教徒﹐沒錯。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我常常對我的同胞說﹐達賴喇嘛變老了﹐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問題﹕他到底是不是菩薩的化身﹖不過他現在身體狀況不是很好﹐沒有人去想這個問題。同樣的﹐當他做錯事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問這些問題。當他犯錯的時候﹐我們有義務提醒他。(46)”----他所謂的達賴喇嘛的錯事﹐就是指口頭上放棄獨立。

戈茨坦曾批評流亡藏人的領導人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非常幼稚(47)。其實從利益的角度看﹐流亡藏人繼續高喊獨立也有其現實意義。他們把獨立叫得越響﹐西方人權衛士給他們的錢就越多﹐他們的日子就越好過。如果他們停止叫喊獨立﹐洋大人就不給錢了﹐他們就會餓死。

達賴喇嘛的兩面派言行當然無法叫中國政府相信他真的不要獨立了﹐所以中國政府一貫把達賴喇嘛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分裂活動作為與他談判的前提﹐而達賴喇嘛堅決拒絕作此承認。1992年12月27日達賴喇嘛在巴黎告訴法新社記者﹕“假如他們(指中國政府----引者)願意會見我的代表團﹐那就讓談判從此開始。不過﹐他們如果還是堅持我必須首先發表聲明﹐宣佈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我是不會同意的。”1997年11月1日江澤民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有人問他為何不與達賴喇嘛對話﹐他說﹕“我想我們對達賴的方針非常明確﹐他必須公開承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開放棄西藏獨立﹐同時停止一切分裂祖國的活動。但我感到十分遺憾的是﹐達賴並沒有這樣做﹐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祖國的活動。(48)”兩天以後﹐達賴喇嘛的首席代表才旺單東(“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長”)發表談話說﹕“江澤民主席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等於要求達賴喇嘛重寫西藏歷史﹐接受西藏在歷史上是中國一部分這一種說法。達賴喇嘛永遠不可能這樣做﹐他一貫說這樣做是撒謊﹐而他作為一個佛教徒是不可以撒謊的。(49)”

聯合國與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法律事實。《聯合國憲章》規定﹐必須尊重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中國政府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符合國際公法與《聯合國憲章》。1998年6月27日﹐江澤民在北京與克林頓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重申了上述條件並增加了要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後﹐克林頓馬上說﹕“我同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為中國的自治區之一。我能理解為什么承認這一點必須是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的先決條件。”(50)6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承認達賴“不尋求獨立”﹐另一方面又堅持要求和中國政府“無條件談判”(51)。他們連克林頓都讚同的先決條件都不承認﹐說明他們蔑視國際公法與克林頓總統﹐根本沒有談判的誠意。

達賴方面既說不要獨立只要自治﹐又拒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自相矛盾的。美國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都指出﹐自治的前提是承認中央政府對自治區的主權﹔《美國政府與政治學詞典》則說﹕自治低於獨立﹐自治是在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某個地區擁有某種程度的管理內政的權利(52)。達賴喇嘛既然拒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說明他們所謂的自治不過是變相獨立﹐是他精心設計的騙局與暗藏殺機的陷阱。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在接受董尼德採訪時一語道破了達賴喇嘛的策略﹕“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自治將是個起步。”(53)達賴喇嘛的如意算盤是﹐先在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回“大西藏”“自治”﹐等站穩腳跟後再宣佈獨立﹐重演1959年的事件。他把江澤民與克林頓都當成傻瓜﹐這是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談不起來的根本原因。

就像流亡藏人繼續高喊獨立有其經濟上的考慮一樣﹐達賴喇嘛在口頭上放棄獨立也有其經濟上的考慮。他已經認識到﹐假如西藏完全獨立﹐他沒有能力養活如今由中國政府包養的西藏藏族市民﹐更無力安置流亡藏人。他在1997年接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新聞學院院長夏偉(Orville Schell)時說﹕他1997年3月訪問台灣與民進黨領導人會談時﹐“我還進一步對他們談了對台灣獨立的看法。從感情上來說﹐每個人都希望獨立﹐但是﹐從感情上來看待這個問題是不對的。我們必須冷靜地從經濟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首先是幾乎沒有徹底獨立的條件﹐台灣經濟非常依賴中國大陸。……我們西藏也是處於這種情況。我認為﹐即使為了西藏的長遠利益﹐經濟方面的利益﹐我們也應該在這個基礎上處理和中國的關係。西藏是個內陸國家﹐地域廣闊﹐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同時自然資源很豐富。為了更快地進行物質建設﹐如果我們和另外一個比我們先進的大國結合起來﹐我們就會比完全獨立獲得更大的利益。這就是我的基本立場﹐這就是我尋求真正自治而不是尋求獨立的原因。” 達賴喇嘛甚至從“西藏自古以來是獨立國家”後退了半步﹐他說﹕“我的立場是尋求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尋求獨立。當然﹐我認為從歷史上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西藏過去到底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需要歷史專家和法律專家來回答﹐而不是靠政治來解答﹐不是靠政治人物來回答。如果追溯過去﹐有許多問題需要解答。所以﹐最好還是忘記過去。歷史就是歷史﹐現在應該向前看﹐這樣甚至兩個毫不相干的民族都可以很容易地合併為一個國家。這就是我的基本立場。”(54)

1997年11月28日﹐達賴喇嘛又在達蘭薩拉告訴一個漢人﹕“如果我回到西藏﹐會把西藏建成一個和平區﹐不建立任何軍隊﹐除了少數必要的警察。因此我們需要強大的中國的保護﹐也需要中國的物質援助。雖然我們也能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就有責任在物質上幫助我們。而我們回饋給中國佛教文化﹐這樣雙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國現在就有幾百萬佛教徒﹐將來更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當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們非常尊重其他的宗教﹐西藏佛教不僅對藏人有益處﹐也對十二億中國兄弟姐妹﹐尤其是對中國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處。當中國的佛教徒和其他中國人認識到這一點時﹐他們就會主動關心佛教文化不被毀滅。如果中國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環境﹐把藏人當做兄弟姐妹﹐我們幹嘛要獨立﹐要分離﹖正因為在我眼裡﹐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所以我才尋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獨立。(55)”

在這兩個談話裡﹐達賴喇嘛照例大肆攻擊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宗教與環境。關於西藏文化與宗教問題﹐前面已經說過很多。至於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西藏人口爆炸造成的。本來人口爆炸破壞環境是全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世界環境大會每次開會都要討論這個問題﹔聯合國還專門成立了人口基金會﹐鼓勵與幫助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各國科學家更是大聲疾呼﹐呼籲人類節育。達賴喇嘛自己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也說﹕“人口問題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在印度﹐由於宗教的傳統﹐一些人難以接受計劃生育。……我想﹐這種情況最好從一開始就被制止----計劃生育。當然﹐總的說來﹐從佛教的觀點來看﹐墮胎是一種殺戮行為﹐是不好的。但這要看情況而定。如果未出生的孩子將來會有殘疾﹐或者孩子生下來會給父母帶來嚴重問題﹐這些都是可以例外的情況。(56)”他在“抗暴38週年紀念會”上還說﹕“由於軍事基地的擴張、各種建設以及人口增長等因素﹐環境正在遭到破壞。(57)”

如前所述﹐西藏面積雖大﹐但大部分是雪山、石山、寒漠土與冰緣寒凍土﹐可耕地與可牧地面積很小﹔由於高寒、乾燥、缺氧與大風﹐產量也很低。1980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去考察時就已發現西藏的牧場已經嚴重超載。我在拉薩時經常看到藏人把草根挖出來當燃料賣。這都是中國政府懾於西方輿論﹐不敢要求藏農牧實行計劃生育所致。達賴喇嘛也承認﹕人口爆炸會破壞環境﹐實行計劃生育勢在必行。然而他在一貫攻擊中國政府破壞西藏環境的同時又一貫攻擊中國政府要求西藏市民只生兩個孩子是“侵犯人權”與“種族絕滅”﹐足見他何等虛偽、陰險、狡詐、毒辣。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指責說﹕“中國政府不允許藏婦生產超過當局規定的數目的孩子﹐但限額沒有像對漢婦那麼利害。在實施這一政策方面﹐也因地區不同而差別甚大。對超生者會採取侵犯其合法權利的措施﹐如罰款、強制墮胎與絕育手術。”它故意隱瞞了中國政府對藏農牧不實行計劃生育的事實﹐把中國政府對西藏市民的生育政策誇大為對全體藏人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指責說﹕“中國人所造成的對環境最嚴重的破壞是使牧場退化﹐使大片牲畜與野生動物賴以生存的廣大地區變成沙漠。”(58)它所謂的中國人是指漢人﹐漢人會跑到西藏的牧場去過度放牧、挖掘草根嗎﹖漢人也吃不慣西藏的牛羊肉與酥油奶茶﹐西藏牧場的退化沙化純粹是藏農牧人口爆炸造成的。達賴喇嘛與西方人權衛士一方面大造輿論﹐指責中國政府要求藏族市民計劃生育是“種族絕滅”﹐使中國政府不敢控制藏農牧人口﹔另一方面又把藏農牧人口爆炸造成的災難性的環境問題嫁禍於中國政府﹐這又是一個怪圈22。

達賴喇嘛說“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純屬夜郎自大。且不說泰國、緬甸、斯里蘭卡與柬埔寨等佛教國家從來不請他去當太上皇或太上師﹔日本與韓國的廣大佛教徒也從不崇拜他。單說漢族佛教徒對他也不感興趣。這也難怪﹐達賴喇嘛不懂漢文﹐也不讀中國歷史(參見前文)﹐所以他不知道佛教傳入漢地比傳入西藏早得多﹔漢譯佛教典籍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較之藏譯佛教典籍毫不遜色﹐時間上也要早得多。史載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來到長安﹐向西漢文官景盧口授《浮屠經》。1998年3月﹐中國佛教協會對“伊存授經”作為佛法初傳中國的標誌予以確認﹐並於同年11月22日在北京舉行大會﹐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59)。“伊存授經”後約500年﹐公元五世紀﹐傳說有寶盒自天降落西藏﹐內有佛像、佛經、寶塔等﹐然而當時藏族尚無文字﹐也無人能識用梵文寫成的佛經(60)。直到公元七世紀﹐尼泊爾尺尊公主與唐朝文成公主從西東兩方帶了釋迦牟尼像、佛經、法器等嫁給松贊幹布﹐佛教才開始在西藏傳播開來。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的﹕“由於迎娶尼泊爾和中國的公主對佛教在西藏的傳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所以﹐在西藏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順便說說﹐尺尊公主帶去的是密宗﹐文成公主帶去的是顯宗)公元645年﹐玄裝法師從印度取經回來﹐在長安主持翻譯佛經﹐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是為中原大規模翻譯佛經的開始(61)。西藏大規模翻譯佛經是從赤松德贊公元775年建立桑耶寺開始的﹐比玄裝法師譯經晚了一百多年(62)。漢傳佛學較之藏傳也毫不遜色。如果漢人認為佛教對他們重建精神信仰有用﹐自會去請教漢族佛學大師﹐何須求助於達賴喇嘛﹖

如果漢人都像達賴喇嘛所希望的那樣把全部心思與精力都放在轉經拜佛、超度來世上﹐怎能憚精竭慮地發展科技、廢寢忘食地工作﹐從而創造出大量物質財富來包養經濟上無法自立的藏人﹐讓藏人既能不費吹灰之力地坐享現代物質文明﹐又能消遙自在地轉經拜佛、超度來世﹖

達賴喇嘛還告訴留美中國學生學者﹕“最近幾十年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中出現了極端的功利主義的傾向﹐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在極大的程度上破壞了中國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價值觀。一個精神和道德價值觀的荒漠正在中國社會迅速蔓延﹐在這種情況下﹐西藏的佛教和佛教哲學能夠幫助千百萬中國兄弟姐妹找到精神上的歸宿。(63)”眾所週知﹐全民信佛的泰國自從經濟起飛後﹐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與世俗主義瀰漫﹐僧尼作為民眾精神與心靈導師的地位一落千丈。可見現代化必然導致佛教衰落﹐這一歷史趨向既不是共產黨的陰謀造成的﹐也不是哪個佛教大師或教主所能阻擋的。何況漢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實用理性﹐天生拒斥非理性的喇嘛教﹐元清兩朝皇帝如此禮遇喇嘛教主、廣大漢人始終不為喇嘛教所動就是明證。達賴喇嘛在二十世紀即將告終的時候來向漢人推銷喇嘛教﹐企圖重溫“大元帝師”的舊夢、當12億漢人的教主﹐可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達賴喇嘛1997年4月在華盛頓會見中國民運人士時說過﹕西藏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無法自立﹐只能依靠中印兩大鄰國中的一個﹐比較起來﹐靠中國更好些(據與會者告訴我)。他沒有解釋為什么﹐達瓦才仁倒是透露了一點信息。他說﹕“西藏夾在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之間總是左右為難﹐兩面壓﹐兩面擠。因為西藏的地理位置﹐總要靠一邊﹐我認為靠中國比靠印度要好﹐因為中國人的宗教意識比較淡薄﹐容易跟西藏人相處。而印度人的宗教意識非常濃﹐宗教之間的衝突引發起來不得了。……我們在印度就感覺到﹐有些西藏人在印度呆了三、四十年﹐卻很難看到有印度人朋友。(64)”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印度人大都信印度教﹐又屬高加索人種(白種人)﹐無論在宗教與人種上與藏人差距都很大。達賴喇嘛曾說﹕“因為佛教是從印度傳到西藏的﹐伴隨佛教傳入﹐還有許多其它重要的文化影響。因此我心中毫無疑問地認為印度比中國更有理由聲稱擁有西藏的主權﹐中國對西藏只有很小的影響。(65)”等藏人在印度住下來後﹐才發現滿不是這麼回事。達賴喇嘛與達瓦才仁都沒有解釋﹐他們所謂的“靠”是什麼意思﹐想必不是指宗教----達賴喇嘛自信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還用得著靠誰嗎﹖----而是政治經濟。因為中國比印度更富裕更慷慨﹐肯出大錢包養藏人。達賴喇嘛的如意算盤是﹕既要中國政府繼續包養藏人﹐又要中國政府把“大西藏”的行政權交給他﹐還要中國政府把佔“大西藏”總人口一半以上的17個非藏民族強行遷走(種族清除)﹐最後﹐還要允許他保留隨時宣佈獨立的權利﹐他真是精明到家了。

達賴喇嘛為了欺騙國際輿論﹐無所不用其極地造謠﹐本書已經揭露了許多﹐這裡再舉幾個例子。

達賴自傳說﹕“中國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為西藏是世界上鈾礦最豐富的地區之一﹐中國似乎想通過開採鈾礦使西藏大部分地區遭受放射性污染。在我誕生的安多----西藏東北部的省份----有一個眾所週知的大型古拉格(蘇聯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引者)﹐有人估計可以監禁一千萬人。(66)”他在1987年美國國會演講“五點和平計劃”時也說中國在西藏部署核武器與安放核廢料。1993年9月美國和平研究所召開的西藏問題討論會的總結報告卻否定了達賴喇嘛的這些謊言。這個報告充滿了對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的譴責與對西藏獨立的同情﹐卻也不得不說﹕“有在西藏放置核廢料的傳聞。這些核廢料據說來自西藏高原東部的鈾礦與西藏中部的核設施。這種指控從未被法官或國際社會所證實。(67)”青海省一共只有四百多萬人口﹐居然有一個可以關押一千萬人的集中營﹐連勞改專家吳宏達都聞所未聞﹐有誰會相信這樣的神話呢﹖(根據吳宏達主持的美國勞改研究基金會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編印的1997-1998年《勞改手冊》﹐青海省最大的勞改農場共和縣哇玉香卡農場也只有11134人)

又如﹕“有些藏族小孩被迫當奴工”(68)﹔“中國誇口說要在‘15年內’根除藏語”﹔“許多西藏學校只是孩子的勞動營。真正得到適當教育的孩子只有1500人左右”(69)﹔“中國領導人要絕滅藏人”(70)﹔“中國人在西藏推行被他們自己叫做‘隔離與同化’的種族歧視政策”(71)。前面這些指控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最後一條自相矛盾----如果漢人要同化藏人﹐怎麼會把藏人與漢人隔離開來呢﹖

達賴喇嘛也學會了怪圈22﹐他一方面指責中國政府讓藏人處於悲慘的、可憐的貧窮中﹐諸如缺少醫療、教育與電力等(72)﹔另一方面又指責說﹕“1984年5月﹐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已有明顯的改變。胡耀邦提出的減少在西藏的85%的中國官員的要求未被採納﹐相反的卻開始大力鼓勵移民。在‘發展’的口號下﹐六萬名有技術和無技術的工人﹐在政府提供工資、房屋與休假的條件下進入西藏。(73)”在達賴喇嘛統治西藏時代﹐西藏根本沒有現代醫院與學校(我對現代學校的定義是不僅教授語言文字﹐還教授數理化生)﹐除達賴喇嘛本人與極少數與之關係密切的豪門外﹐也無人有電燈﹐所以達賴喇嘛根本沒有資格指責中國政府治下的西藏缺少醫療、教育與電力。達賴喇嘛所謂的“有技術和無技術的工人”正是建設43項工程的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醫療衛生人員、科研人員、文教工作者與他們的輔助人員﹐其任務是建造與管理醫院、學校、發電廠等﹐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卻被達賴喇嘛叫做旨在消滅藏族的大規模移民。達賴喇嘛的卑劣正堪與他的狂妄相媲美。

尤為荒謬的是﹐達賴喇嘛在1998112日在“國際聲援西藏會議”上說﹕中國政府一貫拒絕承認西藏獨特的文化(74)。如前所述﹐胡耀邦在1980年西藏講話時就大肆吹捧西藏文化﹐要求大力繁榮與發展西藏文化﹐將其與發展經濟並列﹐稱為“兩個發展”。他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又強調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即宗教性﹐要求大力繁榮與發展西藏宗教文化。1984年﹐江澤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又說“要注意弘揚藏族傳統的優秀文化”(75)。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撥款3億元修復了1787座寺廟﹐開辦了許多佛教學院、藏學研究機構與藏學刊物。1987年西藏自治區四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草案)》﹐並認真付諸實踐。如今西藏電視台與電台都用漢藏兩種語言運作﹐還有專門的藏語電影譯製廠﹐藏文報刊書籍隨處可見、汗牛充棟﹐小學絕大部分用藏語教學﹐大中學裡也都有藏文課。中國政府還成立了許多專門機構蒐集、整理、研究、出版西藏的文化遺產。達賴喇嘛大概實在想不出罪名來攻擊中國政府了﹐只好信口開河造謠﹐這只能證明他已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

注釋﹕

27)(29)(30)《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

28)新華社評論員﹐《是要求談判﹐還是假談判之名搞分裂﹖----評達賴近年來要求談判的言論》﹐《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4月18日。

31)《達賴鼓吹“亞洲民主共同體”》﹐《中央日報》國際版﹐1991年3月24日。

32)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1頁。

33)《達賴喇嘛訪倫敦﹐會晤英相梅杰爾》﹐《世界日報》﹐1991年12月3日。

34)《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言論選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聞部印行﹐1993年﹐84頁。

35)(3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59、295頁。

37)《阿沛和班禪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人民日報》﹐1988年4月5日。

38)新華社評論員﹐《是要求談判還是假談判之名搞分裂﹖----評達賴近年來要求談判的言論》﹐《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4月18日﹔記者林照真﹐《達賴﹕目前與中共對話比訪台重要》﹐《中國時報》﹐1998年7月17日。

39)《中央日報》國際版﹐1994年6月7日。

40)路透社1997年1月20日印度達蘭薩拉電﹔法新社1997年3月27日台北電。

41)《聯合報》國際版﹐1997年7月21日。

42)法新社1995年9月3日新德里電。

43)本報台北電﹐《達賴訪台前曾知會北京》﹐《世界日報》﹐1997年3月24日。

44)本報台北電﹐《達賴余政道對談藏獨台獨》﹐《世界日報》﹐1997年3月24日。

45)才嘉﹐《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中國之春》﹐1997年11月號。

46)(53)    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74、271頁。

47)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2.

48)《江澤民哈佛演講》﹐《世界日報》﹐1997年11月2日。

49)法新社1997年11月4日電﹐《達賴喇嘛拒絕北京關於西藏談判的條件》。

50)《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51)《西藏通訊》﹐1998年7、8月號。

52)Shafritz, Jay M.,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1992, p.46.

54)達賴喇嘛這一談話由美國之音焦點透視節目1997年9月13日播送﹐本書引文摘自美國之音中文部向筆者提供的該談話記錄。

55)曹長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記》﹐《世界週刊》﹐1998年4月26日。

56)The New York Times 28 November 1993.

57)《達賴喇嘛在西藏自由抗暴38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北京之春》﹐1997年4月號。

58)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20, p.16.

59)陳曉鐘﹐《首都佛教界集會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1月23日。

60)赤烈曲扎﹐《西藏風土誌》﹐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5年﹐21頁。

61)鄭雲山主編﹐《中外史地知識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2頁。

62)彭英全主編﹐《西藏宗教概說》﹐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3年﹐21頁。

63)《達賴喇嘛在波士頓給中國學生學者的講話﹐1996年10月9日》﹐《西藏通訊》﹐1996年11-12月號。

64)《漢蒙藏對話----民族問題座談會紀要》﹐《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65)(66)(68)(69)(70)(71)(72)(73)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hp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50; p.237; p.231; p.234; p.268; p.251; p.233-234; p.245.

67)Little, David; Hibbard, Scott W., Sino-Tibetan Coexistence, Creating Space for Tibetan Self-Direction, A Conference Report (Was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4), p.20.

74)法新社1998年11月2日德國電﹐《達賴喇嘛希望西藏真正自治》﹐《世界日報》﹐1998年11月2日。

75)新華社1994726日北京電﹐《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人民日報》海外版﹐19947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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