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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三章達賴喇嘛向何去﹖ 3､戈茨坦的幻想 至少有一個美國人看出了達賴喇嘛的困境﹐那就是戈茨坦。他在1997年出版的新著《雪獅與龍》中指出﹕達賴喇嘛目前的戰略是利用他的個人魅力﹐通過持續不斷地攻擊中國侵犯人權﹐從美國與歐洲得到儘可能多的支持。他與他的追隨者越來越依賴這一點。但美國與其它西方國家已經表明﹐他們並不想因為人權問題而疏遠中國。於是達賴喇嘛就像一個正在輸球的足球隊（原文如此----引者）﹐雖然因為其出色的表演而贏得滿場喝彩﹐卻不能改變失敗的結果。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成功只能激怒中國﹐使流亡藏人變得更加頑固不化﹐從而使西藏的局勢越來越惡化。毫無疑問﹐達賴喇嘛的這種政策建立在指望中共很快像清朝在1911年､蘇聯在1991年那樣崩潰﹐這樣西藏就可以得到獨立。所以達賴喇嘛目前的政策是一種等待政策﹐等待歷史來圓滿地解決他的兩難處境。為此他企圖保持國際上對西藏問題的熱度﹐然而時間不在達賴喇嘛一邊。 戈茨坦忠告達賴喇嘛﹕作為一個62歲的人﹐他必須考慮如何在其餘生更好地維護自己的人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達賴喇嘛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不顧流亡藏人的反對﹐把400萬本土藏人的利益放在13萬流亡藏人的利益之上﹐向中國作出更大的讓步﹔還有一種是組織恐怖活動﹐迫使中國向他讓步。如果恐怖活動真的搞起來了﹐中國政府一定會用鐵腕鎮壓﹐那就會使美國陷入兩難處境。如果不支持恐怖活動﹐美國政府就會面臨來自國內的壓力﹔如果支持﹐就會損害中美關係。戈茨坦認為﹐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裡未能解決西藏問題或軟化中國的西藏政策﹐而只是幫助達賴喇嘛在西方越來越走紅。美國的這種參與有害無益﹐因為它使藏人相信美國堅決支持達賴喇嘛在西藏實行民主（獨立的代名詞----引者）﹐並鼓勵藏人繼續反對（分裂----引者）中國。 戈茨坦回憶了一件事。他在西藏哲蚌寺從事研究時﹐有個喇嘛悄悄問他﹐美國什麼時候把中國趕出西藏､讓達賴喇嘛回來﹖當戈茨坦告訴他﹐中國是個強國﹐美國不可能做任何切實有力的事時﹐那個喇嘛拒絕聽下去。他強調說﹕“不﹐不﹐我知道美國比中國更強大﹐美國會幫助我們的。”戈茨坦繼續寫道﹕可見北京認為美國正在攪亂西藏､威脅中國在西藏的戰略利益並非毫無根據。而美國這樣做﹐只能使中國政府內部主張對西藏實行溫和政策的那一派受到強硬派的批評﹐並使西藏局勢更加惡化。戈茨坦認為美國的西藏政策是錯誤的﹐因為它既未能向中國與達賴兩方面都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達成妥協﹔又未能預防流亡藏人轉向恐怖活動。 戈茨坦隨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決方案。他認為對西藏來說﹐政治上的自由（獨立的代名詞----引者）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保存西藏的語言､文化､宗教與人口的單純性。在流亡藏人看來﹐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辦法當然是獨立或高度自治（“斯特拉斯堡方案”或“一國兩制”）。但既然這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是不現實的。達賴喇嘛必須降低要價以求妥協。雖然這對藏人來說很不公平﹐但雙方的力量對比實在太懸殊了﹐如果藏人再不讓步﹐達賴喇嘛死後獨特的西藏將不復存在。 戈茨坦指出﹐關鍵是在北京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即在不改變共產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一個純藏人的西藏。他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其方案如下﹕ 中國必須讓步﹐讓西藏自治區成為純藏人與純藏語區。政治上﹐這個“新”自治區將保留現有的社會制度﹐但北京必須逐步讓藏人出任所有黨政官員﹐包括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十年以後﹐藏官的比例將從目前的60-70%上昇到85-90%。 在文化上﹐必須保證藏語文的主導地位。西藏各級政府必須用藏語文作為基本工作語言﹐雖然所有藏族高幹必須懂得漢語文﹐在西藏大學裡也可以教授漢語文。 在宗教上﹐必須取消對僧侶數量的限制﹐並允許國外的僧侶（指流亡藏僧----引者）給予指導。 在人口上﹐北京必須堅決減少在西藏的非藏人﹐從而降低外省人與藏人之間的經濟競爭﹐使藏人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得益者。北京將繼續發展西藏經濟（給錢----引者）﹐因為藏人希望經濟發展（享受現代物質文明與商業娛樂----引者）﹐但發展的速度可以放慢。在藏非藏人的比例應降低到1959年叛亂前的程度。 這樣﹐西藏將恢復為藏人的西藏﹐雖然仍在藏族共產黨人的領導下﹐這將得到絕大多數藏人的支持。如果中國民主化了﹐實行多黨制﹐西藏也可以跟上。這樣做的前提是使西藏在現代化的同時又完美地保持其語言､文化與宗教﹐這將符合雙方的利益。最大的障礙來自流亡藏人要求建立“大西藏”。雖然從文化､宗教與人種上說﹐安多與康與西藏相似﹐但歷史差異與現實政治使“大西藏”根本不可能。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北京在其它藏區進行與自治區平行的改變。五年或十年後﹐雙方建立了信任､信心與尊重後﹐再討論合併問題。 北京當然會擔心這一方案會威脅中國在西藏的地位﹐只有達賴喇嘛可以讓北京放心。達賴喇嘛必須回中國西藏﹐公開接受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承認中國認定的十一世班禪﹐說服藏人不要鬧事､接受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關鍵在於中國領導人與達賴喇嘛必須發展新的互相信任與尊重的關係。根據達賴喇嘛過去的脾氣﹐他似乎很難接受這樣的方案﹐雙方很可能重新轉為對抗。美國可以發揮促進者與保證人的作用。美國將向達賴喇嘛保證﹐如果中國在達賴喇嘛回藏後違約﹐美國將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 戈茨坦最後說﹐西藏局勢正在迅速惡化﹐達賴喇嘛可以繼續袖手旁觀﹐希望外力推翻他的敵人。但他最好行動起來﹐或者接受上述方案﹐或者組織恐怖活動。就美國的利益而言﹐應該促使達賴喇嘛接受前者而非後者（20）。 戈茨坦是位文化人類學家﹐所以他最關心的是文化問題。他似乎不明白﹐西藏問題之所以鬧得如此兇﹐首先是西方（本世紀上半葉主要是英國﹐下半葉正如戈茨坦自己指出的那樣主要是美國）干涉的結果。而西方干涉西藏的目的是分裂中國﹐所以西藏問題首先是個政治問題﹐文化不過是個借口。當年英俄兩國之所以干涉西藏﹐並非清朝毀滅西藏文化﹐英俄也從來不曾提出保護西藏文化的問題﹐他們干涉西藏純粹是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今日美國打著保護西藏文化的旗號干涉西藏問題﹐是為了搞垮中共､分裂中國﹐美國何曾熱心保護過印第安､愛斯基摩與波里尼西亞文化﹖ 戈茨坦的方案沒有提到如何處置十幾萬流亡藏人與“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是讓他們繼續留在國外﹐因為他說要允許流亡藏僧指導國內藏僧。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他的方案要求達賴喇嘛回西藏。而只要達賴喇嘛一走﹐人口爆炸的印度､尼泊爾與不丹馬上就會對流亡藏人下逐客令。1994年4月23日﹐達蘭薩拉的一名流亡藏人持刀殺死了一名當地的印度青年。當地居民在當地官員的支持下﹐打砸搶燒了一些藏人的商店､學校､機關與汽車﹐並在達賴喇嘛住宅前示威﹐要求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滾蛋。達賴喇嘛曾打算“遷都”﹐被印度政府“勸阻”（21）。類似的事件多次發生﹐究其因是流亡藏人有西方援助﹐生活比當地居民富裕﹔又仗著有西方支持﹐對當地居民橫行霸道。由此可見前引達賴喇嘛對國際法學家委員會說流亡藏人何等和平､富於同情心､絕少謀殺案的言論是何等虛偽。 再說達賴喇嘛也不會甘心回藏當光桿司令﹐同與他格格不入的中共藏官合作。他一定要帶他的“流亡政府”回藏。然而這一來問題就大了。“西藏流亡政府”1992年就有1300多人員（22）﹐他們都是西藏獨立的大功臣﹐又自恃有西方支持﹐客居印度､寄人籬下時尚且敢對當地居民耀武揚威﹐如果他們也跟著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怎會甘心情願地接受中共藏官的統治﹖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回到西藏後﹐曾血腥鎮壓親漢藏官､貴族與喇嘛﹐逼走九世班禪﹐迫害其親屬。現世達賴喇嘛的攝政大扎曾殺害其前任熱振活佛﹐血腥鎮壓親熱振的喇嘛。1934年藏軍總司令龍廈甚至被剜眼。由於達賴喇嘛迫害流亡藏人內部的金剛派﹐後者在1997年2月刺殺了達賴喇嘛手下的一名重要僧官﹐還企圖刺殺達賴喇嘛本人（23）。無論證諸歷史與現實﹐藏人一向有黨同伐異､相互傾軋､自相殘殺的傳統﹐何況還有前述極為棘手的生活､工作安置與權力､資源重新分配問題。所以在流亡藏官與中共藏官､流亡藏人與本土藏人之間一定會發生尖銳的衝突﹐很可能會爆發內戰。 退一步說﹐即便印度､尼泊爾與不丹允許流亡藏人及其“流亡政府”在達賴喇嘛回藏後留在那裡﹐他們又怎會甘心被達賴喇嘛“拋棄”﹖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地破壞戈茨坦設計的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進程﹐就像哈瑪斯千方百計地破壞巴勒斯坦的和平進程一樣。 戈茨坦說西藏的語言､文化與宗教正面臨毀滅﹐達賴喇嘛死後獨特的西藏將不復存在﹐看從什麼角度理解。如果只有讓西藏像活化石一樣停留在中世紀的政教合一､農奴制與近乎原始的生產､生活方式中才算保存了獨特的西藏﹐那麼的確﹐這樣的西藏也像中世紀歐洲一樣已經滅亡。戈茨坦自己的《西藏現代史》的結論也指出﹐“喇嘛王國”滅亡的原因就是宗教勢力頑固拒絕任何現代化的改革。可見戈茨坦自己也認為中世紀西藏是必然要滅亡的﹐然而他又千方百計地要恢復中世紀西藏﹐豈不自相矛盾﹖ 戈茨坦在《西藏現代史》裡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傳統﹐西藏曾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為僧﹐消耗了社會的大部分財源﹐這也是導致“喇嘛王國”滅亡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方案卻要求取消對僧侶數量的限制﹐不又自相矛盾嗎﹖ 戈茨坦通曉藏語文﹐曾用英文編過藏語文教科書﹐想必也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等）詞彙。然而他一方面要求發展西藏經濟､使之現代化----這就意味著必須在西藏使用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的非藏語文（諸如漢語文､英語文等）﹐否則如何發展西藏經濟､使之現代化﹖----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西藏變成“純藏語區”﹐不又自相矛盾嗎﹖ 同樣﹐由於藏族專業與管理人員的教育程度與業務水平遠不足以擔負起發展西藏經濟的重任（參見本書第十章的西藏專業與管理人員文化程度統計表）﹐要發展西藏經濟､使之現代化就必須保留大量漢族專業與管理人員﹐或從國外聘請大量專業與管理人員﹐但戈茨坦又主張把西藏變成“純藏人區”﹐不又自相矛盾嗎﹖ 戈茨坦的矛盾反映了文化人類學的矛盾﹐本書在導論裡已作過論述。文化人類學家總是希望他們的研究對象越古老越原始越純朴越好﹐並且像活化石一樣永遠不變﹐這與某些膩煩了現代文明的西方遊客希望他們的鑒賞對象永遠古老原始純朴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惜人類的本性是貪圖物質與感官享受的﹐任何古老原始純朴的民族都擋不住現代文明的誘惑﹐而且一經嘗試便如醉如痴難以自拔﹐本書第十章引用的《天葬》關於藏農為了看電視而與駐軍打架的故事就是明證。人們同時又懷戀從小習慣的舊風俗舊習慣舊觀念舊文化﹐既喜新厭舊﹐又喜舊厭新。即便在漢族內部﹐自改革開放以來﹐不也有既要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又搖頭感嘆“人心不古”的矛盾現象嗎﹖他們認識不到﹐現代物質文明必然要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與語言文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早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當西方學者論述歐洲的文化變遷時﹐從來不曾把中世紀文化被現代文化取代叫做“毀滅歐洲文化”﹐而是稱之為“發展與進步”。中國漢族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確乎有一批國粹派痛心疾首於“國粹淪亡”﹐還有掌權者一再下令“尊孔讀經”﹐如今這一切已成笑談。為什么西藏文化就無權發展與進步﹐一發展就是“毀滅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權”﹖ 在西藏問題上﹐上述人性本身的矛盾（既貪圖現代物質享受又懷戀傳統文化風俗）又與另外兩個矛盾糾纏在一起。一是藏人出於人類本性嚮往現代化生活與西藏的自然資源不可能提供現代化的矛盾。這就意味著要讓藏人享受現代化生活﹐必然要有外力介入﹐要有外人大量進入西藏﹐提供金錢､物質､技術與管理。本來現代化就必然要改變傳統文化﹐外族與外族文化送來的現代化﹐自然更要改變西藏的傳統文化。漢族傳統文化----還有日本､韓國及亞洲其它各國的傳統文化----不也是被西方人與西方文化改變得面目全非了嗎﹖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人----不論是亞洲人自己還是西方人權衛士----指責西方改變亞洲各國的傳統文化是毀滅亞洲文化､侵犯亞洲人權。如果沒有西方與冷戰的介入﹐那麼藏人也會像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與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亞人平靜地接受美國人送去的現代化那樣平靜地接受漢人送去的現代化。不幸的是﹐西藏的現代化遇到了西方發動的新冷戰的旋風----這是由黃種人的中國要發展而白種人的西方害怕中國發展的矛盾引起的----於是在國際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如前所述﹐西方人權衛士在西藏的現代化問題上為中國政府設置了怪圈22的陷阱。如果中國政府不派人送現代化去﹐他們就指責它讓西藏如此貧窮落後﹐是種族歧視﹔如果中國政府派人送現代化去﹐他們就指責它向西藏大量移民､用漢人淹沒藏人﹔當藏人享受到漢人送去的現代化､文化風俗發生變化時﹐他們又指責中國政府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毀滅西藏獨特的語言､文化與宗教。這的確是一個戰無不勝的武器。西方人權衛士為什么不指責西方改變中國､日本､韓國以及其它亞洲國家的傳統生活方式､毀滅亞洲各國的獨特文化﹖為什么不指責美國在阿拉斯加與夏威夷的現代化和英國在蘇格蘭､威爾士與北愛爾蘭的現代化改變了當地土著的傳統生活方式､毀滅了他們的獨特文化﹖ 曾去西藏考察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莎拉給馬麗華的信說﹕“干預和幫助之間的區別在於對方是否在尋求。在西藏人尋求幫助以達到進步時﹐也只是在此時﹐如果你想要並能夠幫助﹐你的幫助才會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受到歡迎。然後你才能成為幫助者﹐成為身穿錚亮盔甲的騎士﹐成為救星。而如果他們沒有接受能力﹐所謂的幫助者就會成為反派人物﹐成為壓迫者﹐你希望給予的所有幫助﹐你所有的良好動機﹐都會浪費在敵意的環境中。因此幫助必須是他們所尋求的﹐希望的﹐已經提出來的。（24）” 假如藏人從來沒有看見過､聽說過電燈､電話､電影､電視､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飛機､自來水､煤氣灶､西式醫院､現代學校､西裝､牛仔褲､耐克鞋､啤酒､可口可樂､迪斯科､搖滾樂､卡拉OK……他們當然不會產生要求漢人幫助他們享受這些東西的念頭。然而那時西方人權衛士就會出來幫藏人打抱不平﹐他們會指責中國政府說﹕藏人沒有電燈､電話､電影､電視､汽車､飛機､自來水､煤氣灶､西式醫院､現代學校……其生活水平遠遠低於中國平均水平﹐這是種族歧視﹗於是中國政府只好派漢人送去。藏人倒是欣然接受､歡喜若狂﹐只厭其少､不厭其多﹐莎拉卻說中國政府是“反派人物”､“壓迫者”﹐因為它在藏人沒有“尋求幫助”時幫助了他們﹐多麼高明的邏輯啊。 在西方不遺餘力的煽動下﹐藏人也學會了怪圈22。陳若曦去西藏時問過許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麼﹖”“不約而同的答案都是‘現代化’。若再追問下去﹐有的說‘同時要保持藏族文化’（即只用藏語文不用漢語文､只學佛經不學科技､寺廟與喇嘛越多越好､恢復政教合一的達賴喇嘛體制等等----引者）﹐有的說‘也要高度自治’（即不要漢人在西藏----引者）。（25）”與戈茨坦的“現代化的純藏人藏語區”的烏托邦方案非常相似﹐這就叫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至於拉薩的某些藏族青年﹐一方面用中國政府給他們的錢大穿其西裝､牛仔褲與耐克鞋﹐大喝其啤酒､咖啡與可口可樂﹐天天去夜總會在搖滾樂伴奏下大跳其迪斯科､大看其西方黃色錄像､對著卡拉OK機大唱其港台流行曲﹐另一方面卻學著西方人權衛士的腔調嚴厲譴責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權----其目的只是為了逼迫中國政府給他們更多的錢去狂歌勁舞､縱情聲色﹐讓他們更加起勁地“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毀滅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權”----更是虛偽得令人作嘔﹐這就叫做“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天葬》指出﹕“西藏卻由於‘天’的因素﹐決定了其內部不具備現代化的條件和可能﹐它的現代化只能是外力加於西藏､並且由外力維持的。這被外力施加給西藏的現代化﹐與西藏社會的本質並不相容﹐因此它就不可能完成把西藏傳統社會也拉進現代化的任務。西藏社會的二元化狀態將長久地存在﹐呈現為文明的一種分裂狀態。”“具有本質意義的現代化﹐是通過中共對西藏的佔領而強行‘崁入’西藏社會的。我用‘崁入’這個詞彙﹐是強調那種現代化並非出於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也沒有同西藏的傳統社會相融合﹐而是從外部進入並且自成一體的。”“因為西藏的現代化只能是外來的﹐並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養的﹐因此無論這種現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顯眼的程度﹐我也只將其視為生長在西藏肌體上的腫瘤----它給西藏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病。”（26） 上引王力雄的第一段話是顛扑不滅的真理﹐本書開頭論證過了。但他說現代化並非出於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這話與陳若曦發現的藏人的頭號需求是“現代化”相矛盾﹐更與拉薩藏族青年如醉如痴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的事實相矛盾﹐頗有“飽人不知餓人饑”的味道﹐本書導論已作過論述。王力雄還忽略了另一種“強行崁入”的外力----西方人權衛士。中共何嘗心甘情願掏出大把鈔票來供養西藏的現代化﹖他們是害怕西方人權衛士的攻擊與壓力﹐不得不掏錢呀。當然﹐他們掏錢後﹐西方人權衛士就換一種罪名﹐更加起勁地攻擊他們﹐這就叫做“慾加之罪﹐何患無詞”。 注釋﹕ （20）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13-131. （21）"Violence in Dharamsala Leaves the Tibetan Community Shaken", Tibet Press Watch VI:II (May 1994), p.13. （22）"Tibet In Exile At A Glance",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101. （23）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41. （24）馬麗華﹐《走過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年﹐631頁。 （25）陳若曦﹐《西藏最需要什麼﹖》﹐《明報週刊》﹐1085期。 （26）《天葬》﹐378､395､42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