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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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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二章﹕冷戰在繼續

3、從雙重標準到怪圈22

如前所述﹐鄧、胡、趙自1980年以來在西藏實行懷柔--綏靖政策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安撫藏人、穩定西藏﹐更重要的是想從西方特別是美國那裡贏得“尊重西藏人權”的好評﹐緩和西方特別是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政府的譴責與壓力﹐在經濟上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得到更多的好處﹐其結果也像用鉅款安撫藏人那樣適得其反。

《天葬》指出﹕“在觀眾圍聚的國際拳台上﹐中共雖是勢力強大的一方﹐卻因為規則是西方的﹐並且由西方進行裁判﹐頻頻得分的倒是對西方規則遊刃有餘的達賴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蹣跚﹐破綻百出﹐不斷被動挨打﹐丟儘臉面。(20)”中國政府在國際政治拳台上之所以只輸不贏﹐並非達賴喇嘛的拳術多麼高明或多麼精通比賽規則﹐而是西方裁判極不公正﹐毫無遮掩地袒護達賴喇嘛﹐從而使中國政府永遠不可能贏。

記得新加坡元老李光耀說過﹕當東方學會了西方的游戲規則之後﹐西方就修改游戲規則。在西藏問題上﹐西方豈止修改游戲規則﹐他們採取絕對有利於達賴喇嘛的雙重標準﹐或者乾脆就無視他們自己制定的游戲規則﹐隨心所欲地給中國政府橫加罪名。

如前所述﹐西方可以不顧達賴喇嘛自己都承認的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的事實﹐把打砸搶燒的藏獨騷亂叫做“和平示威”﹔也不顧他們在自己國內也鎮壓暴亂的事實﹐譴責中國政府鎮壓藏獨暴亂是“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這不是對1948年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第20條“每個人都有和平集會的自由”的公然篡改與雙重標準嗎﹖至於說他們毫無保留地、不厭其煩地重複達賴喇嘛的謊言﹐諸如西藏自古以來是獨立國家﹐中國侵略西藏、消滅了100多萬藏人、大量移民西藏、正在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等更是違背了起碼的公正原則與客觀態度﹐令人想起“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變成真理”這句話。

在民族自決問題上也是如此。聯合國1960年《給予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的宣言》(21)第二條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根據這一權利﹐他們可以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第六條與第七條卻規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與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一切國家應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和尊重所有國家人民的主權及其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忠實地、嚴格地遵守《聯合國憲章》、《普遍人權宣言》和本宣言的規定”。這文件本身就有矛盾﹐西方於是根據自己的需要﹐時而引用第二條﹐時而引用第六、七條﹐從而構成雙重標準。比如說﹐當他們支持西藏、蘇聯各加盟國與南斯拉夫各國獨立的時候﹐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當他們禁止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獨立的時候﹐就援引“主權國家不得分裂”。甚至派飛機去轟炸、派軍隊去彈壓塞爾維亞人。

西方也從不支持英國的北愛爾蘭、蘇格蘭與威爾士獨立、不支持法國的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與大西提獨立、不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獨立(美國總統曾公開反對)、不支持西班牙的巴斯克與加泰羅尼亞獨立、不支持意大利北部獨立、不支持土耳其與伊拉克的庫爾德人獨立、不支持印度的克什米爾與錫克獨立、不支持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獨立、不支持俄國的車臣獨立、不支持烏克蘭的克里米亞獨立、不支持格魯吉亞的阿布哈玆獨立、不支持阿塞拜疆的納---卡地區獨立、不支持摩爾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國”獨立、甚至也不支持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獨立﹐也不承認已自行獨立25年之久的“北塞普路斯土耳其共和國”。他們單單支持西藏、蘇聯各加盟國與南斯拉夫各國獨立。這不是地地道道的雙重標準嗎﹖

不難看出﹐西方的雙重標準是為冷戰服務的。凡是他們的冷戰對象國內鬧獨立﹐他們就一概支持﹔否則就反對。當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宣佈獨立時﹐德國搶先承認﹐還向他們提供武器﹐其目的是肢解南斯拉夫。結果自食其果﹐德國被迫接受了20萬波斯尼亞難民。波斯尼亞戰爭結束後﹐德國要遣返他們﹐他們卻賴在德國不走。當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援引西方支持波斯尼亞獨立的同一理由----民族自決權----要求獨立時﹐西方卻堅決反對﹐不惜大動干戈。因為塞爾維亞人是俄國的傳統盟友﹐禁止他們獨立與北大西洋公約集團東擴一樣﹐是為了遏制俄國的勢力。雖然俄國已經“民主化”並得到了西方的讚揚﹐但西方仍然把俄國看作軍事上的頭號敵人。由此可見﹐即便中國也“民主化”了﹐西方也不會拿它當“自己人”看。

西方支持西藏獨立的借口是人權問題﹐然而西班牙至今仍把500多名巴斯克獨立分子關在監獄裡﹐佔該國該族人口的萬分之五(22)。西班牙政府還派出暗殺小分隊追殺巴斯克獨立分子(23)。土耳其正在血腥鎮壓庫爾德獨立分子----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隊﹐甚至越過邊境到伊拉克境內追殺庫爾德游擊隊。據土耳其軍方宣佈﹐自1984年到1998年﹐土耳其消滅了39900名庫爾德獨立分子(24)。西方各國領導人與議會對此或者裝聾作啞﹐或者輕描淡寫﹐從未施加過像他們在西藏問題上施加過與正在施加的那麼大壓力。更未像他們對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問題那樣以武力威脅﹐強迫其撤軍。因為西、土兩國都是北大西洋公約集團的盟國。印度曾經血腥鎮壓錫克族的獨立運動(英迪拉甘地總理就是因此被其錫克衛兵刺殺的)、正在血腥鎮壓克什米爾穆斯林的獨立運動。斯里蘭卡正在血腥鎮壓泰米爾人的獨立運動﹐並受到印度的支持(拉吉夫甘地總理就是因此被一名泰米爾婦女刺殺的﹐他們母子兩代總理都死於民族矛盾)。然而西方對此也裝聾作啞、輕描淡寫﹐因為印、斯兩國都是“民主國家”。西方在人權問題上也持雙重標準。

有鑒於波斯尼亞戰爭的教訓﹐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規定﹕“實現自決權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勵採取任何行動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侵犯主權和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25)”西方人權衛士也終於認識到濫用自決權的危害了。1996年6月21日﹐我在德國波恩“漢藏對話會”上作完報告後﹐有個德國學者站起來說﹕“西藏獨立的法律根據並不充分﹐要說西藏與中國在歷史上毫無關係﹐那是胡說八道。《聯合國憲章》與《普遍人權宣言》都是從理想主義出發的﹐我們不是幼稚的理想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忘記波斯尼亞戰爭的教訓。所以我讚同徐先生的意見﹐西藏只能自治﹐不能獨立。”

世界上共有兩三千個民族﹐其中人口超過百萬的有三百多個(26)﹐卻只有一百多個國家。除了少數幾個島國外﹐世界上170多個國家裡﹐只有不足一打的國家是語言與民族單一的。而即使是它們﹐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包容一個種族(27)。如果每一個民族都要求自決、獨立建國﹐那還得了﹖國界如何劃﹖領土如何分﹖只有靠武力解決﹐那麼絕大多數國家都將陷入種族戰爭﹐那將是人類的浩劫、世界的末日。正如英國政治學家Eric Hobsbawn指出的﹕由馬志尼在十九世紀創立的民族主義信念----每個民族應該形成一個國家﹐每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是永遠行不通的。比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模式﹐來解決現在的危機﹐並不是萬靈妙藥(28)。為了人類生存與世界和平﹐西方人權衛士只好將民族自決或人民自決束之高閣。然而正因如此﹐他們對“西藏人權”的特殊關心就顯得格外可疑。

且不說美國國會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決議案與外交授權法把西藏叫做“被佔領的國家”﹐也且不說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還要求中國讓全體藏族在聯合國的監督下就“大西藏”的前途進行“自決”﹐單說西方對中國政府鎮壓藏獨暴亂的譴責﹐實際上就是要逼迫中國允許西藏獨立。試想﹐如果中國政府聽任藏獨分子在拉薩打砸搶燒政府機關、商店學校與警察平民﹐其後果當然是聽任藏獨分子佔領拉薩﹐宣佈西藏獨立。某些西方人權衛士礙於國際公法﹐口頭上不得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再表白他們只是關心西藏人權﹐而不是支持西藏獨立。但他們所謂的“西藏人權”﹐其實就是打砸搶燒、分裂中國與西藏獨立的代名詞﹐只不過轉了一個彎而已。

西方在其它許多問題上對“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的指責也似是而非﹐常常令人想起美國成語Catch 22。Catch22本是美國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1961年發表的小說的標題﹐中文翻譯成《第二十二條軍規》。這條軍規是這樣的﹕如果一個飛行員不停地飛行而不要求休息﹐說明他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求休息﹐又說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必須繼續不斷地飛行。Catch 22從此變成了美國成語。據《美國遺產成語詞典》的定義﹐Catch 22就是“永遠不可能贏的怪圈或悖論”(A no-win dilemma or paradox)。比如﹕沒有工作經歷就找不到工作﹐然而找不到工作就永遠不會有工作經歷(29)。把Catch 22翻譯成“第二十二條軍規”未免冗長拗口﹐我想稱之為“怪圈22”更簡潔傳神。

比如說﹕《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30)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的小標題下說﹐“發現----國會發現﹕”“九、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平均水平﹔十、中華人民共和國鼓勵大批漢人去西藏﹐損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

這兩條單獨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荒謬絕倫。正因為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後於中國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國政府才派出大批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醫療衛生人員、教師、科研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到西藏去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發電廠、輸電網、電視台、電視轉播網、電話局、電台、公寓樓、自來水廠、上下水道、公路、飛機場、輸油管、加油站、商場、飯店、電影院、舞廳、圖書館以及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通訊機構、運輸機構、科研機構、維修機構、管理機構……提高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水平﹐讓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然而這樣尊重西藏人權的大好事卻被叫做“鼓勵大批漢人去西藏﹐損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那麼如果中國政府不派大批漢人去西藏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發電廠……呢﹖又會被指責為“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平均水平”。

中國政府要逃脫美國的議員先生們的譴責﹐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給每個藏人發一盞阿拉丁的神燈。藏人只消對著這個燈說一聲“我要電燈、電視、電影、電話、自來水、煤氣灶、公寓樓、醫院、學校、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飛機、商場、舞廳……”那些東西就會自動出現﹐毋需中國政府派出大批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醫療衛生人員、教師、科研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去西藏。可惜自從《天方夜譚》的時代消逝以後﹐伊拉克就不再生產阿拉丁的神燈了。中國政府無從進口阿拉丁的神燈﹐自己又不會製造﹐只好頂著“損害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的罪名派人去西藏大興土木。這就叫做怪圈22﹐教中國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永遠無法逃脫“侵犯西藏人權”的罪名。

順便說說﹐美國國會關於“中國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指責也像它關於“中國消滅了100多萬藏人”的指責一樣﹐是從達賴喇嘛那裡聽來的。達賴喇嘛在1987年9月21日演講“五點計劃”時﹐就大肆指責“中國的移民政策”﹐後文將詳論。

如果中國政府真的給每個藏人發一盞阿拉丁的神燈﹐使藏人的經濟、教育、文化和人類服務水平在沒有一個漢人進藏的情況下大大提高了﹐美國的人權衛士是否就會說好呢﹖也不會。美國國務院1996年的人權報告中國部分說﹕“最近幾年來﹐政府的開發政策改善了少數民族的生活條件。據政府的統計﹐從1991年到1995年﹐少數民族地區的年經濟增長率為11%。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的收入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開發計劃破壞了少數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如西藏人和新疆西部維吾爾族人的生活方式。(31)”這“但是”後面的第一句話譴責中國政府未能把少數民族的收入提高到中國平均水平﹐第二句話又譴責中國政府旨在提高少數民族收入的開發計劃破壞了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又是一個怪圈22。

美國國務院1997年的西藏人權報告(32)也說﹕“ 總的來說﹐政府的發展政策提高了許多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上述《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的意思﹐這應該是尊重西藏人權的大好事囉﹖不料該報告話鋒一轉﹐“中國政府補貼的經濟發展政策使西藏社會部分現代化﹐改變了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經濟的高速增長、旅遊業的發展和現代文化的影響破壞了傳統的生活方式與風俗﹐導致環境問題﹐威脅西藏的傳統文化。”還是一個怪圈22。

按照世界公認的定義﹐提高生活水平就是現代化﹐那當然要改變傳統生活方式﹐使部分社會現代化。比如藏人以前點酥油燈﹐現在點電燈﹔以前燒牛糞﹐現在燒煤氣灶﹔以前要下河背水﹐現在家裡就有自來水﹔以前每年只在沐浴節(九月間﹐為期一週)去拉薩河洗一次澡﹐現在天天可在家中浴室洗澡﹔以前沒有電視、電話、電腦、電影、收錄機、音響、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飛機、西式醫院、現代學校、百貨公司、舞廳、卡拉OK、游泳池、體育館、圖書館、電教館、西服、牛仔褲、可口可樂、啤酒、耐克鞋……現在有了。 這本是全世界經濟落後民族﹐包括美國的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都無限嚮往﹐美國政府正在努力向他們提供的東西呀。如果中國政府不向藏人提供這些東西﹐西方人權衛士一定會指責說﹕藏人的生活如此落後、貧窮﹐他們沒有電燈、電話、電視、電影、電腦、汽車、飛機、西式醫院、現代學校、百貨公司、圖書館……這是種族歧視。現在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提供了這些東西﹐他們又說是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威脅西藏傳統文化。那教中國政府怎麼辦﹖

從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裡可以看到﹐少年時期的達賴喇嘛就在玩汽車、電影放映機、收音機、留聲機、望遠鏡、畫報等物。這個電影是根據達賴喇嘛的英文老師、奧地利人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回憶錄拍攝的﹐所以這些細節都是真的。那些洋玩意兒都來自英國﹐是西藏傳統生活中沒有的。而且當時全西藏只有達賴喇嘛一人有電燈、汽車與電影放映機。由此可見﹐正是達賴喇嘛在中共進藏之前就帶頭使西藏社會部分現代化、帶頭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帶頭毀滅西藏傳統文化。

按照美國國務院的西藏人權報告的邏輯﹐中國政府只有讓藏人滯留在中世紀生活方式中才算尊重西藏人權。他們大概不知道﹐今日藏人是如何如飢似渴地、如痴如狂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誰要想剝奪他們享受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的權利﹐他們大概就會同誰拼命。美籍華人作家陳若曦去西藏時問過許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麼﹖”不約而同的回答都是“現代化”(33)。連董尼德都發現﹕“老一輩的還在手轉經筒﹐口誦咒語﹐年輕的一代卻夢想沒有神祗﹐沒有菩薩﹐只有金錢、時裝、物質享受的天堂。(34)”1986年聯合國《發展權宣言》說﹕“確認發展權也是不可剝奪的人權”。世界公認﹐發展就是現代化﹐“發展中國家”就是想現代化而尚未現代化、正在向現代化發展的國家。美國的人權衛士要剝奪藏人的發展權﹐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侵犯西藏人權呢﹖美國讓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與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是不是也在改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威脅他們的文化、侵犯他們的人權﹖

美國國務院1996年中國人權報告還說﹕“在少數民族人口眾多的許多地區﹐學校分別用普通話(漢語----引者)和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教學﹐學生可選擇到使用其中任何一種語言的學校上課。這種做法的意圖是保護和保存少數民族文化﹐但它的一個副作用是強化了一種隔離式的教育制度。”----又是一個怪圈22。

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指責說﹕“鄉村小學用藏語教課”﹐“大部分地方的中學生繼續用藏語文接受某些課程﹐但漢文知識對於進大學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在大學招生中給予藏族優惠﹐但漢族學生也因漢文優秀而得以錄取”。

美國國務院的先生們可能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中國政府雖然下大力發明創造藏文數理化詞彙﹐但由於藏文翻譯隊伍的素質關係﹐所創造的藏文數理化詞彙還不夠成熟。而大學理工醫農與現代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等)的詞彙在藏文裡更是盡付闕如。這是連達賴喇嘛都無法解決的難題﹐他開辦的流亡藏人學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如果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學裡只教藏文不教漢文﹐藏人將永遠無法進大學與中專學習﹐那麼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如果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學裡既教藏文也教漢文﹐那麼他們又說這是“毀滅西藏獨特的語言遺產”(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語)----還是一個怪圈22。

美國的人權衛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語言的獨特就獨特在沒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但他們應該知道印第安語與波里尼西亞語也沒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所以在美國的印第安保留地與夏威夷的中小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生與社會科學。美國的印第安人與波里尼西亞人要上大學﹐英語更是必不可少的、頭等重要的語言﹐那麼這是否也是在毀滅他們獨特的語言、侵犯他們的人權呢﹖

尤其可笑的是董尼德把西化指鹿為馬地叫做“漢化”。他在《西藏生與死》裡化了一節十多頁的篇幅來譴責“漢化的武器”(該節小標題)(35)。除了前述語言問題外﹐他還說﹕“西藏漢化的另一種措施﹐就是開放旅遊”。“這種利用外國第三者進行顛覆活動的策略﹐從某些角度來看﹐已經成功地動搖了拉薩及其他列入開放旅遊城市的習俗與生活方式。”這真是天下奇文。去西藏旅遊的外國遊客帶去的當然是西方的思想、習俗、語言與生活方式﹐怎麼會成為漢化的武器呢﹖莫非西方遊客在去西藏前﹐先使自己完全漢化﹐然後再使西藏漢化﹖

他也把西藏流行西服、西方流行音樂、迪斯科與搖滾舞叫做漢化﹐甚至說﹕“電視又將要謀殺西藏文化”。他還有起碼的常識嗎﹖

董尼德也承認中國政府花費鉅款造房子﹐使大批藏人“離開破舊危險的房子﹐搬進有自來水、有衛生設備的新房子”。然而這只是“漢化”的陰謀。“到處可以看到高大的中國樓房取代了傳統房子”﹐“白柱藍窗的低矮藏式建築消失了”。“這些新的建築物有些外貌看起來有點像藏式建築﹐它們可全部都是用水泥蓋的中國式樓房”。他忘記了鋼筋水泥與鋼筋水泥樓都是西方的發明﹐中國傳統建築是磚木結構的四合院﹐沒有樓。他把藏式建築的特徵概括成“白柱藍窗”是錯誤的。隨便找本西藏畫冊看看就可發現﹐藏式建築的柱子一般是紅色的﹐也有黃色的﹐沒有白色的﹔窗框一律是黑色的。當他讚美“十七世紀時期建築的達賴喇嘛的故宮﹐布達拉宮纖細優美的金頂”時﹐也忘記了﹕布達拉宮的金頂乃是仿傚漢式大屋頂的(請比較北京故宮的金頂)。大昭寺、扎什倫布寺、色拉寺與羅布林卡都有這樣的仿漢式金頂﹐建於十四世紀的夏魯寺甚至有地地道道的漢式琉璃瓦歇山頂、斗拱、飛檐翹角與四合院佈局。不過這些都是藏人在中共誕生前很久就自覺自願“漢化”的證據﹐與董尼德說的“共產黨陰謀”毫不相干。董尼德的文化學與建築學知識幾乎等於零﹐卻硬要挖空心思地指責中共“漢化”西藏文化與建築﹐結果只能當眾出醜。

無獨有偶﹐1993年9月27日我在華盛頓參加美國和平研究所召開的西藏問題討論會時﹐有個美國教授在會上得意洋洋地朗讀了他的新書的開頭的文字。那段文字說﹕他一到拉薩﹐滿眼只見穿漢式服裝的漢人和漢式房屋﹐幾乎看不到藏人與藏式房屋﹐這是中國的人口侵略與文化侵略﹗他說完後﹐我拿出美國報紙發表的西方遊客拍攝的1993年5月24日拉薩藏人示威的照片說﹕這位先生所謂的漢式服裝﹐其實是西式服裝﹐現在連漢人都很少穿中山裝了。這些藏獨示威者都穿著西式上衣(jacket)﹐就像我一樣(我指了指自己的西服)﹐如果他們沒有舉著寫有藏文的標語﹐誰能分辨出他們是藏人還是漢人﹖這位先生把穿西服的藏人當成了漢人﹐所以得出漢族人口侵略的結論。至於中國政府在拉薩修建的醫院、學校、公寓樓、商廈、影劇院、辦公樓等﹐大都是鋼筋水泥的西式建築﹐沒有一幢是漢族傳統的四合院。如果說這是文化侵略﹐那是西方的文化侵略﹐不是漢族的文化侵略。今天﹐不僅藏族市民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中國內地的漢族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連亞洲各國的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可見西方的文化侵略已經深入到亞洲各國各地。那位美國教授啞口無言。

董尼德在西方人中頗具代表性。許多西方遊客去西藏﹐就是為了看看中世紀生活方式。他們在西藏一看見現代物質文明﹐就大罵中共侵犯西藏人權、毀滅西藏文化。他們自己在西藏旅遊時是要用電燈、看電視、打電話、坐汽車、住有自來水與衛生間的洋樓的﹐卻希望藏人永遠不要享用這些東西﹐像中世紀留下的活化石一樣供他們觀賞。

前引陳若曦的文章也說﹕“保存佛教文化的迫切性實超過現代化”﹐“真正要保護的是佛教文化的精華﹐以及藏族的生活方式”﹐“若現代化傷殘了難能可貴的藏族文化﹐對中華民族、對全世界﹐都將是無可彌補的損失”。她尤其欣賞藏北牧民的生活﹕“一頂帳篷伴著嬉耍的小狗和幼童﹐主婦一旁搗桶打酥油﹐遠方一群牛羊﹐山坡上坐著喝青稞酒的男子。任誰也會承認﹐這是世界上最和平自足的生活。只須存一點鹽和茶﹐他們可以一整年不與外人接觸。牛糞燒火﹐酥油點燈﹐肉奶不斷﹐骨針縫皮袍﹐大地任倘佯﹐來生有希望﹐今生夫何求﹖這種生活方式不會燒山毀林﹐一切取其自然﹐又回歸自然﹐與天地和諧如一﹐原始也健康。若把電燈、塑料和可口可樂強加給這些自然的兒女﹐對造物毋寧是種褻瀆。何況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已普遍公認為一項基本人權。”這是典型的觀光客的感想。

陳若曦是否知道﹐由於藏人幾千年來一直以牛糞為燃料﹐又因人口爆炸而過度放牧﹐西藏草場的有機質越來越少﹐產草量越來越低﹐大片草場退化、沙化﹐已嚴重威脅到西藏的畜牧業與“自然的兒女”的生存﹖她去西藏時正當夏季﹐所以看到如此美妙的圖畫。她是否知道﹐本世紀二十年代末﹐藏北發生大雪災﹐噶廈政府不聞不問﹐無數牲畜與牧民凍死餓死﹔1985年、1990年與1997年藏北又遭大雪災﹐全靠中國政府出動軍隊與飛機救援﹐無償給予大量物質﹐才使這些“自然的兒女”免遭自然的毒手﹖中國政府並不曾強加電燈、塑料與可口可樂給藏農牧﹐只強加公費醫療給藏農牧﹐又不敢要求藏農牧計劃生育﹐致使藏族人口爆炸﹐草場更加超載﹐燃料更加缺乏。我在十幾年前就在拉薩街頭看到藏農牧大量出售草根(供市民作燃料)﹐這無異於毀滅他們的自然母親。這樣的生活方式原始則原始矣﹐和平則和平矣﹔健康則未必﹐自足也未必----需要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去給予醫療與救濟。董尼德強調﹕“昔日的西藏已經不存在了﹐如果她想要生存﹐她就必須要能適應現代的世界。(36)”然而他卻憤怒譴責中國政府用鉅款使西藏現代化﹐他還有起碼的邏輯概念嗎﹖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中共從來沒有強迫藏人穿西服與牛仔褲、跳迪斯科與搖滾舞、看好萊塢電影、聽西方流行音樂……那都是藏人自己的選擇。如果中共禁止藏人選擇那些洋玩意﹐就像中共在1983年秋“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在漢地所做的那樣﹐董尼德一定會譴責說﹕中共不准藏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侵犯西藏人權。又是一個怪圈22

注釋﹕

20)《天葬》﹐449頁。

21)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tries and People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514(XV), New York, December, 1960.

22)《挽救人質﹐西班牙大示威》﹐《世界日報》﹐1997年7月13日。

23)"Short Takes", The News Tribune 21 July 1995, South King County Edition, Tacoma, WA, USA.

24)《土國宣稱14年消滅4萬叛軍》﹐《世界日報》﹐1998年4月26日。

25)轉引自﹕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712頁。

26)《世界民族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北京﹐1993年﹐31-32頁。

27)(28)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義的危險》﹐美洲《時報週刊》(China Times Weekly)﹐總350期﹐1991年11月9-15日。

29)Ammer, Charistine,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dio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30)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31)《北京之春》﹐1997年5月號﹐54頁。

32)"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 (February 1998).

33)陳若曦﹐《西藏最需要什麼﹖》﹐《明報週刊》﹐1085期。

34)(35)(36)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27頁、223-233頁、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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