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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6､九十年代﹕胡蘿蔔加大棒 拉薩戒嚴後一個多月﹐八九民運爆發。西藏的八九民運至今鮮為人知﹐為了保存史料﹐現將1989年5月20日《西藏青年報》第126期（國內統一刊號CN54-000）發表的有關材料全文轉載如下﹕ 西藏111名新聞､文藝工作者發往北京的聲援書 本報訊﹕5月18日﹐西藏111名新聞､文藝工作者聯名致電北京﹐聲援北京大學生和新聞工作者要求民主﹐剷除腐敗﹐以及要求新聞自由的請願和絕食愛國運動。 《聲援書》全文如下﹕ 首都絕食請願的大學生們 首都新聞工作者請願團 我們是工作在祖國邊疆----西藏的新聞和文藝工作者。你們在天安門廣場為推進中國民主進程的壯舉﹐我們非常理解﹐請接受西藏首批聲援者誠摯的敬意和問候﹗ 為了中國的光明未來﹐我們呼籲新聞要講真話﹐給新聞以自由。 為了中國的安定﹐我們強烈呼籲黨中央､國務院與絕食學生平等對話﹐儘早結束有傷中國未來精英的絕食行動。內地安定﹐才能保障西藏的安定。 我們相信﹐在每一個炎黃熱血子孫的努力下﹐一個偉大､民主､強盛的中國必將屹立於世界。 西藏新聞､文藝聲援團（名單略﹐其中藏族至少26人----引者） 1989年5月18日 聲援團絕大多數是年輕人﹐來自區內的數十家新聞和文藝單位。民族成份包括漢､藏､回､彝等民族。截止記者發稿時﹐還有許多人陸續要求在聲援書上簽字。 聲援團的新聞和文藝工作者考慮到拉薩正處於戒嚴期。為維護戒嚴令的嚴肅性﹐決定不搞上街遊行聲援活動。但同時委派專人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打出聲援橫幅。 西藏大學發生大規模學生聲援活動 本報訊﹕5月18日上午﹐西藏大學600餘名大學生打著橫幅﹐喊著口號﹐走上拉薩街頭遊行請願﹐聲援北京高校學生的絕食請願愛國活動。 學生們的這次行動是從早晨9點15分開始的。他們先在學校禮堂前集合開聲援會﹐呼喊口號﹐然後在校內遊行。遊行中﹐學生們的情緒漸漸高漲﹐紛紛要求走出校園﹐上街遊行。 自治區黨政有關領導及時趕到西藏大學﹐與校方一起同大學生們協商﹐勸導同學們不要上街遊行。他們對同學們表現出來的極大的愛國熱情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指出拉薩目前正處於戒嚴的非常時期﹐西藏當前最大的矛盾是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同學們在表達愛國熱情時要考慮妥當的方式與方法﹐不要上街遊行﹐以免給少數分裂主義分子以可乘之機。 但此時熱血沸騰的學生已聽不進任何勸阻﹐在幾個情緒激動的學生帶領下﹐走上了大街。這期間﹐校方曾一度關閉大門﹐繼續苦勸學生﹐但鐵門很快便被同學們衝開﹐遊行隊伍開始了沿金珠東路由東向西的聲援遊行。部份青年教師也參加了遊行。 遊行學生打出的橫幅上寫著﹕“擁護共產黨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聲援北京高校絕食請願運動”､“維護祖國統一”､“堅決要求國家主要領導人與學生對話”等。他們呼喊的口號是﹕爭取民主自由､清除腐敗､剷除官僚､打倒官倒､新聞要說真話､學生運動萬歲等等。 自治區領導又趕到街上勸說遊行隊伍不要走得太遠﹐以免發生意外。經過與同學們反復磋商﹐同學們走到拉薩市政府門前便停住了。他們在市府前發表了慷慨激昂､感情真摯的聲援演講。 最後﹐同學們向自治區有關領導提出三點要求並得到肯定答復後﹐於中午12點過返回了校園。他們提出的三點要求是﹕ 一､立即向黨中央､國務院和首都高校絕食請願學生致電﹕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要求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儘快與絕食學生見面對話。 二､北京的絕食請願活動不結束﹐西藏大學的同學就要保留繼續罷課､遊行請願的權力。 三､拉薩的新聞單位要立即如實報道這天的學生愛國請願活動。 拉薩一中部分青年教師上街遊行 本報訊﹕5月18日下午3點50分拉薩市第一中學的部分青年教師從學校側門走上街頭﹐舉行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運動的遊行。 他們打著“聲援北京學生愛國行動”､“國家興亡老九有責”等橫幅﹐他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人民萬歲､廢除專制､打倒官僚等。 教師們認為這是一次表示對北京學生和群眾敬意的和平遊行。在沿金珠東路向東行進時﹐與前來阻擋的武警發生了一些小的衝突。 在聲援書上簽字的111人中至少有26名藏族﹐其中包括扎西達娃與俄珠多吉（我說至少﹐因為有些藏人使用漢名﹐我難以辨認）﹐聲援書中有“祖國”與“炎黃熱血子孫”的提法﹐而藏獨分子從來不承認他們是炎黃子孫﹐當然也不承認中國是他們的祖國。西藏大學當時學生不足一千人﹐大部分是藏族﹐可見參加遊行的600多學生中至少有一半是藏族。他們的橫幅中有“維護祖國統一”﹐想必是漢族學生準備的﹐參加遊行的藏族學生也不曾反對。遊行中始終未喊“西藏獨立”的口號。毫無疑問﹐聲援書與遊行的組織者都是漢人。我不知道參加簽字與遊行的藏人有多少是真心把自己當作中國人來憂國憂民的﹐有多少是盲目起鬨的。但他們參加這種活動時﹐至少心中並無西藏獨立的念頭﹐否則決不會參加這種以“愛（中）國”為旗幟的活動。這一現象說明﹐並非所有的藏族精英都堅決要求西藏獨立。至少也說明﹐藏人的情緒多麼容易被煽動﹐服務於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目的。 1989年10月19日﹐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西藏問題。會議批判了趙紫陽關於西藏騷亂是長期“左”的結果的看法﹐強調“不能把騷亂簡單地說成是長期‘左’的結果”。會議認為西藏騷亂是“境內外分裂勢力在國際反動勢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國､反對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嚴重政治鬥爭”。“落實政策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落實宗教政策是為了照顧和尊重群眾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適應分裂主義分子或他們頭子們搞分裂活動的需要。因此﹐要加強寺廟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動都必須在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範圍之內﹐不允許寺廟干涉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和恢復封建特權”。“今後要堅定不移地帶領廣大群眾把反分裂鬥爭進行到底﹐堅決反對搞‘西藏獨立’､‘半獨立’和‘變相獨立’的一切主張和行為。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推動西藏的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45)。 關於宗教政策的那段話顯然是一年前去過西藏的喬石的意思﹐可見被人視為改革派大將的喬石在西藏問題上是強硬派。這次會議表明﹐中共決心結束胡耀邦--趙紫陽的綏靖政策﹐改行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繼續用鉅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嚴厲鎮壓一切藏獨活動。儘管如此﹐中共在對外宣傳中﹐仍然避免直接攻擊達賴喇嘛。 戈茨坦這樣評論新政策﹕“作為這些措施的結果﹐新的示威一開始就遭到控制﹐不至演化為騷亂。實際上﹐1990年戒嚴令解除後的七年裡﹐雖有頻繁的示威﹐卻沒有騷亂發生。這種控制並未限制拉薩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他們不參與政治異議活動﹐他們可以去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會朋友﹐邀請僧侶進行宗教活動﹐聚會﹐等等。這一成功使北京領導人相信他們的安全力量足以對付任何異議分子或流亡藏人的戰術。（46）”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西藏﹕人權與法治》也承認﹕“自從1987年到1989年的示威與騷亂之後﹐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再發生向和平示威者開槍的事例。（47）” 1995年5月14日﹐達賴喇嘛搶先指定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激怒了中國政府﹐從此公開點名批判達賴喇嘛。按照《欽定藏內善後章程》﹐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必須由中國的駐藏大臣用“金瓶掣籤”認定。甚至在民國年間﹐現世達賴也是由噶廈政府報國民政府批准免予抽籤並派員主持其坐床儀式的。那麼很自然的﹐十一世班禪也應由中國政府認定､批准和主持坐床。達賴喇嘛既已自行逃亡在外﹐本已失去了過問班禪轉世的資格﹐更無權力搶先認定班禪靈童。達賴喇嘛在搶先認定十一世班禪的聲明中說﹕“認可轉世靈童是宗教事務﹐並非政治事務﹔我希望中國政府……能給予諒解､合作與協助。（48）”這話單獨看似乎有理﹐然而既然達賴喇嘛自己仍在搞政教合一（按照“西藏流亡議會”1963年公佈的“西藏國憲法草案”﹐達賴喇嘛既是宗教領袖﹐又是“國家元首”﹔他一貫以宗教的名義煽動西藏獨立﹐以宗教領袖的名義從事政治活動）﹐他又有什麼資格要求中國政府將宗教事務與政治事務分開﹖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從1995年秋天到1996年底﹐西藏出現了好幾起小型爆炸事件。大都發生在夜深人靜時､公共建築處（自治區､拉薩市政府大門口､青藏與川藏公路紀念碑等----知情者告訴作者）﹐無人受傷﹐也無人知道是誰幹的。拉薩城里議論紛紛﹐一致認為是藏獨分子所為。中共也持同樣看法（49）﹐雖然至今破不了案。中共在1989年拉薩戒嚴後﹐對上街示威的僧尼採取一出現就抓的策略﹐使之來不及擴散成大規模的騷亂﹐因而成功地控制了局勢。但小股僧尼示威不斷﹐終究是隱患。1996年5月14日陳奎元在自治區人大和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說﹕ 目前﹐我區大多數僧尼是守法的､愛國愛教的﹐但要看到寺廟內的確有一些死心塌地追隨達賴的反動分子﹐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利用達賴的宗教影響和這些反動分子﹐把寺廟變成他們在內部從事分裂活動的基地､據點。今年3月9日達賴集團的頭面人物之一桑東活佛一語道破天機﹐他說﹐他們37年的‘主要教訓在於未能一貫地執行政教合一的政策﹐過分地強調了宗教而忽視了政治。’他強調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敵人明明在利用宗教搞分裂﹐我們怎可坐看他們控制寺廟顛覆我們的人民政權而無所作為﹖為了打擊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保護廣大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生活﹐必須對區內寺廟進行有區別的整頓。堅決支持愛國愛教､遵經守法的僧尼﹐同時﹐對受達賴集團操縱､僧尼經常鬧事的寺廟堅決整頓﹐維護寺廟的聖潔本色和佛教的教義教規﹐使其不為敵對分子所操縱､所利用（50）。 陳奎元講話後﹐西藏當局派出以藏官與藏幹為主的工作組﹐以“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名義進駐各寺廟----首先是三大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要求僧尼通過“學習”（西方稱之為“洗腦”）逐一簽字保證﹕擁護中國政府､承認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認中國政府確認的班禪靈童､譴責達賴喇嘛的分裂活動､交出達賴喇嘛的相片､保證不再參加藏獨活動等。拒不簽字者開除出寺廟﹐不得進入其他寺廟。反抗者（張貼藏獨標語､呼喊藏獨口號､揮舞雪山獅子旗､進行藏獨宣傳､行兇等）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年齡不足16歲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沒有寺廟編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據一位參加了工作組的朋友告訴我﹐甘丹寺鬧得最兇﹐工作組入寺時﹐該寺喇嘛向他們扔石頭﹐護送工作組的武警朝天鳴槍警告﹐抓了一些喇嘛﹐工作組才得以進寺。在其他小寺﹐運動頗為順利﹐僧尼們恭恭敬敬地迎接工作組入寺﹐認真學習﹐乖乖地簽字。有些年輕僧尼是在父母壓力下出家的﹐他們嚮往寺外的花花世界。這次運動中﹐他們趁機拒絕簽字﹐故意讓工作組把他們開除出寺﹐達到還俗的目的。與此相反﹐有的虔誠信教的老喇嘛寫了書面的長篇“思想認識”﹐譴責藏獨運動､用自己的語言與論據深刻論證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工作組告訴小寺僧尼﹐本來政府還要進一步落實宗教政策､給你們寺廟更多錢的﹐都是三大寺鬧藏獨﹐政府決定不給錢了﹐於是小寺的僧尼們就怨恨三大寺的喇嘛。 與此同時﹐1996年6月﹐自治區政府給全體西藏職工（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藏族）3200元一次性補助（51）﹐以穩定藏族市民。後者拿到了意外之財﹐對寺廟裡發生的事也就無動於衷。 許多被開除出寺的僧尼逃亡印度﹐向達賴喇嘛哭訴。達賴喇嘛趁機大肆攻擊中共侵犯人權。西方也掀起了新一波譴責中國政府侵犯宗教自由的浪潮。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確實控制了西藏局勢。由於陳奎元的主動出擊﹐拉薩連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也絕跡了。1997年也未再發生爆炸事件。 陳奎元接著整頓內部﹐下文件禁止幹部黨員信教､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學習﹐要求他們交出達賴喇嘛的相片。由於《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限制﹐西藏的行政官員幾乎全部由藏人擔任。陳奎元就讓漢人擔任各級黨委書記（這些漢官大都是三年一換的對口援藏幹部）﹐考察､監督藏官。陳奎元還搞了個“調整地專班子”﹐前述文化廳長強巴平措就是那時因裡通達賴而平調文聯主席的﹐還有原拉薩市委的藏族書記在中美合資的拉薩假日飯店嫖妓被平調自治區外事辦公室主任（如果他不在那種地方嫖妓就像強巴平措玩弄女演員一樣不算一回事）。可以看出﹐這樣的“處分”微不足道﹐幾乎起不了作用﹐無怪乎收繳達賴喇嘛相片會走過場。對於自治區一級的高級藏官﹐無論是裡通達賴也好（1989年3月7日把戒嚴令提前泄漏給藏獨騷亂組織者的藏官至今安然無恙﹐流亡藏人的電腦網至今源源不斷發表自治區黨委的機密）﹐貪污腐化也好（用公款造豪華私宅､用職權玩弄女性下屬､收受巨額賄賂､官倒､嫖妓等等----為了給這些身居高位的藏官留點面子﹐這裡暫不點名）﹐陳奎元根本不敢過問。由此可見﹐胡耀邦､趙紫陽的綏靖政策陰魂不散﹐新的大騷亂不可避免。 注釋﹕ （45）《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58-459頁﹔《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63-364頁。 （46）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3. （47）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48）美聯社新德里1995年5月14日電﹕《達賴喇嘛宣佈尋獲班禪轉世靈童》﹐《世界日報》﹐1995年5月15日。 （49）（50）《中國之春》﹐1996年10月號﹐46-47頁。 （51）《威逼利誘迫藏人反達賴喇嘛》﹐《西藏通訊》﹐1986年7-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