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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8､中共藏官反對獨立 如今不僅一般藏族幹部､職工和市民對美國､達賴和藏獨充滿幻想﹐連中共自己培養的藏族官員都在兩頭討好﹐大耍兩面派。許多藏官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留學。 許多藏官白天在機關裡說黨話､做黨事﹐儼然是黨的好幹部﹔晚上在家裡卻對著達賴喇嘛的相片頂禮膜拜。1986年以來﹐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下令黨員不得信教﹐幹部不得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已經去的要叫回來）﹐還命令公安部門收繳幹部黨員家裡的達賴相片﹐結果走過場。據知情者告訴我﹐許多藏官把達賴像放在毛澤東像的背後﹐白天讓毛像朝外﹐晚上翻過來。中共培養的藏族第一個音樂指揮家俄珠多吉則別出心裁﹐把達賴像放在貝多芬像的背後。前幾年﹐西藏歌舞團團長去香港訪問﹐西方記者問他如何看待達賴喇嘛﹐他說達賴喇嘛是我們藏族的精神支柱﹐回來後也無人過問。西藏文化廳廳長強巴平措在“地專班子調整”時﹐被揭發有三大問題﹕一是把文化廳的女演員當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過達賴喇嘛的哥哥活動德國文化機構邀請他訪問德國。陳奎元認為前兩件都是小事﹐第三件不是一般問題﹐結果也只是將他平級調任實權較小的西藏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1989年3月拉薩騷亂時﹐中國政府決定從3月8日零點起戒嚴﹐3月7日晚上7點廣播。為了保密﹐胡錦濤於3月7日下午5點才將此決定傳達到廳局級幹部﹐可是騷亂分子在下午兩點半就在衝賽康市場宣佈﹕今晚中共要行動﹐我們馬上撤退（42）。這說明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常委中就有人在暗中煽動､指揮藏獨騷亂。流亡藏人的電腦新聞網World Tibet Network News發表的西藏新聞有許多是中共的機密﹐事後被證明是真實的﹐可見達賴特務已經成功地打進了中共西藏核心領導機構。然而中共至今對他們連立案偵察都不敢（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訴我）﹐拉薩戒嚴後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與常委裡無一人受到處分。中共對於自己豢養的､吃裡爬外的藏族奴才尚且如此害怕､不敢嚴加管束﹐又怎能指望藏族百姓服從它的統治﹖ 誠然﹐中共藏官吃裡爬外與其說是為了效忠達賴﹐毋寧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可以向中共施加壓力﹐迫使其加緊撤退漢官､提拔藏官､加撥財政補貼﹐達到陞官發財的目的﹔強巴平措裡通達賴集團﹐可以去德國公費旅遊。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指出﹐人們在認識新事物時﹐除了同化機制外﹐還有順應機制（accommodation）﹐即經過一定的調節過程﹐使自己的認知結構部分或全部順應新事物。中共藏官特別是中高級藏官長期受到中共的訓練與漢官的影響﹐其思維方式已經順應漢人的實用理性﹐懂得冷靜地計算利害關係﹐利用中共的綏靖心理為自己牟取暴利。他們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嚮往西藏獨立﹐更不意味著他們盼望達賴喇嘛帶ぴ流亡政府回藏奪權。果真那樣﹐他們豈不就得下台﹐失去中共給他們的地位､權力､特權､高薪､津貼､汽車､華宅､警衛､僕人､醫療､旅遊､妃子､賓館､豪宴……﹖相對於思維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更為深層､更為穩固的東西﹐某些中共藏官為了自己現世的榮華富貴﹐反對達賴喇嘛回藏掌權﹐但這並不妨害他們為了超度來世而偷偷頂禮膜拜達賴相片。他們的邏輯仍然是﹕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 確實也有完全漢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農奴或奴隸､對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騷亂時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康巴翻身農奴子成對秦文玉說﹕ 『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這是我們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則。民憤極大的打砸搶分子﹐也必須查明實據﹐證據確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騷亂﹐三路匯合在大昭寺廣場﹐北路､南路､東路領頭的是誰﹖打旗的是誰﹖總指揮是誰﹖必須一個一個查明實據﹐人證物證﹐鐵證如山﹐然後提交法律判決。策劃､煽動分裂祖國的骨幹分子必須嚴懲。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捲進去18個縣﹐搶糧食倉庫﹐殺解放軍﹐打砸搶﹐這一次加了個“燒”。69年在藏醫院靠西的大語錄牌上出現了“西藏獨立隊”的傳單﹐後來很快破了案。…… 有個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說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獨立了﹐首先要爆發內戰﹐康巴人與衛藏人﹐山那邊流亡藏人與山這邊的紅藏人﹐首先要打內戰﹐藏族歷史上多次發生過﹐藏王朗達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還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據﹐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頭藏民的大災難呵。』 時任武警拉薩支隊上校政委的翻身農奴曲達告訴秦文玉說﹕ 『59年咱們沒有原子彈､沒有氫彈﹐只有一桿槍外加一個小背包。人家有噶廈政府､有軍隊､有幾千座寺廟﹐還有國際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時咱們國家打過了抗美援朝﹐也挺窮的。但那時人心齊。群眾對黨的話百說百信﹐能把心掏出來點燈。 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群眾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邊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情況就有些變了。黨政機關的作風變了﹐軍隊的好作風慢慢也有點丟了。黨和軍隊的威信都沒法跟從前比了。不錯﹐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後開始變的。我們和老百姓過去的關係是魚和水﹐現在呢﹐有點像雲和水。三大法寶還要不要﹖當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無主無從。放羊還得看頭羊呢。黨的建設恐怕是帶頭的。從根本上端正黨的作風﹐提高黨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黨的建設帶了頭﹐黨的政委黨的組織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有了一個新氣象﹐與此同時再抓槍桿子和統戰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這次騷亂少數黨員幹部也捲了進去﹐相當一部分人觀望同情態度曖昧。有一個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和經理打包票﹕本單位沒有一個人參加騷亂﹐結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個﹐還搜出“青年大會黨”的綱領﹐還有燒貨物的汽油箱。媽媽的﹐我們的人在為誰說話﹖有意無意地在掩護誰﹖去年3月5日騷亂﹐公安武警戰士受傷300多人﹐犧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後兩天的騷亂中﹐公安武警戰士又受傷400多人﹐犧牲一人。傷亡這麼大﹐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那麼大﹐部份幹部群眾還很不理解﹐對我們還有意見。有人認為公佈的騷亂分子和圍觀群眾16人死亡的數字打了埋伏。天曉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觀事實﹐那麼死16人與死17､18或更多一點並不會改變問題的性質。當然並不排除有的騷亂分子受傷或死亡後隱匿不報這種情況﹐但根據我們的6所醫院及各個渠道匯總的情況﹐千真萬確死亡者只有16人。現在最讓人難過的是真話受人懷疑﹐流言卻總信以為真。我們有些幹部戰士包括我自己﹐有時真想罵娘﹐或者躲起來哭一場。這裡我透露一點軍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點軍事秘密吧。被騷亂分子用小口徑步槍打傷的兩名戰士所在的九中隊﹐那天面對那樣嚴峻的局面﹐戰士手裡拿ぴ的不是槍而是盾牌和木棍。犧牲了一名班長的三中隊﹐有35名戰士端ぴ槍﹐另75名戰士拿著木棍。說起來外界簡直不相信﹕戰士們手上的那35桿鋼槍﹐卻沒一粒子彈﹐全部都是空槍﹗集中保管的1400發子彈全部由一名排長背在軍用背兜裡﹐排長坐在200米開外的汽車駕駛室裡。我們的小戰士就是這樣端ぴ空槍衝鋒﹐眼睜睜地用胸膛面對飛石與槍彈﹐眼睜睜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軍隊﹐我不知道有誰打過這樣窩囊的戰爭﹐我們對不起的是這些小戰士的父母和他們的親人……（43）。』 這裡姑且不論細節的真偽﹐單說這兩位中共藏官的立場､感情､思維與語言﹐就可看出他們已完完全全漢化､黨化了。這種完全徹底站在中共立場上的藏官我在西藏接觸過很多﹐例如我在西藏文聯時的上司､文聯副主席､中共黨員､藏族作家益西單增在1987年10月1日騷亂後﹐在《西藏文學》1987年10月25日增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斥“獨立”的夢囈》﹐下面是其全文﹕ 『打一塊石頭六毛錢﹐打呀﹐笨蛋﹐想到要錢就得動手。這真是賺錢的好機會﹐千載難逢。六毛錢是一盒煙也是二兩酒哪﹐只有傻瓜才不幹。朝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們的頭上﹐朝那些公安人員們的頭上﹐朝那些敢於阻擋的人群頭上﹐朝那些把頭從窗戶裡伸出來的人身上﹐朝那些手拿相機和錄像機記者的臉上﹐朝區黨委大門的牌子上﹐區人民政府的牌子上﹐朝那些看得不順眼的任何人的腦袋上……。 錢發動的世界奇跡出現了。為了抽一口煙喝一口酒的乞丐們懶懶地站起來去揀石頭﹔流竄而來的盲流們歡喜若狂﹔還有那些打扮得很時髦的無業地痞﹐幾方面的人精神一下子振奮起來﹐幾分鐘內變成了拉薩街上的僱佣軍﹐變成了效忠分裂分子的衝鋒隊。 帶著宗教感情而在政治上一竅不通的長袍大漢﹐赤裸雙臂﹐拆下馬路邊沿的大塊水泥磚﹐碰撞粉碎﹐供應長驅直入的打手們。街上的有的房門突然打開﹐從裡面倒出一堆又一堆幾天來準備的大量石子。吼喊聲如狼﹐比狼聲更尖更犀利。打不還手的武警指戰員迴避﹐無奈石子如雨﹐他們一個個地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八角街﹐染紅了人民路﹗ 披袈裟的人很懂行﹐掀翻汽車是為了漏油﹐一把火黑煙沖天﹐十幾輛汽車和幾十輛摩托頓時化為灰燼。“來呀﹐誰讓你藏在樓裡﹐出來打呀﹐誰不打兩天後會有人來找你算賬﹗”是泥沙﹐又是旋風﹐大有顛倒乾坤之勢。衝擊派出所﹐搶走收留在那裡的犯法分子。電視機､錄音機､卡墊､地毯､戶口檔案､居民身份證﹐還有槍支彈藥。各取所需﹐各顯其能。如此“西藏獨立”。頃刻間子彈在燃燒的火光中頻頻爆炸……大樓､商店變成了殘牆斷壁。 “西藏獨立”好不威風。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十月一日。分裂分子中風大喊﹕“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我以為太陽被雪山獅子旗遮住了﹐我以為地球發生了逆轉﹐仔細一看﹐原來只是牆頭上的草在風中動了一動﹗ 不知是什麼時候學會了笑裡藏刀----微笑著接近你這個記者﹐還說﹕“你的照相機真不錯﹐給我看看﹗”你一交給他﹐他立即把相機擲在地上粉碎﹕“狗雜種我要你的命﹗”如果你稍遲半步﹐石頭就要砸破你的腦瓜﹗某些個洋人受到分裂主義分子的歡迎﹐什麼相機､錄像機請儘量使用﹗ 當宗教感情變為第一的時候人要發瘋﹐一個披袈裟分子狂呼“獨立”﹐挽起胳膊倒上汽油燃燒汽車。這真是英雄形象﹐怎能不激動人心﹗不過﹐他早就想去自殺﹐而且也不是為了這個“獨立”。一個女的把光屁股對準消防車﹐硬是阻止了去救火的消防車的四個輪子﹗ 分裂分子拿起衝鋒槍亂掃﹐無辜的孩子﹐少女倒在血泊裡。搶商店﹐搶行人的自行車和手錶。“西藏獨立”的十八般招式都用了出來﹗ 雪山獅子旗﹐寫ぴ“西藏獨立”的標語滿街都是﹐奇怪的是願當分裂分子的人都不懂“雪山獅”是何原意﹐“西藏獨立”又是什麼東西﹗有一種人說“蒼蠅也是肉”﹐有人想吃蒼蠅便跟隨而去﹗ “西藏獨立”喊了幾十年﹐難道它真是那麼迷人嗎﹖就像第一次吃口香糖的人那樣﹐還想吃一次嗎﹖政教合一的達賴政權和他的噶廈政府﹐領主是領主﹐農奴是農奴﹐還想獨立到那裡去呢﹖所以﹐歷史上喊叫的“獨立”其用意是擺脫中央政府的領導﹐去投靠殖民主義者的懷抱﹗有的群眾說得好﹕“有的人總不喜歡吃自家鍋裡的肉﹐非要去喝外人碗裡的湯﹗” 那麼﹐現在又搞“西藏獨立”﹐它的意義何在﹐它有什麼好處﹖人民是追求光明與幸福﹐如果“西藏獨立”比社會主義好﹐比社會主義光明和幸福﹐那我們就沒有話說了﹐我們應該去追求真理。人總是嚮往好的嘛﹐大多數人總是能夠分辨好與壞嘛﹗可是﹐分裂分子的主張或者叫想幹的事﹔第一﹐把達賴喇嘛請回來﹐繼續當他從前的政教合一的總頭目﹐不是皇帝的皇帝﹐不是總統的總統﹐政治加宗教﹐奴役加鞭子。那麼往下又該怎麼做呢﹖就算滿足了追求者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願望﹐又如何過日子呢﹖分裂分子的有一句話說得很徹底﹕“各歸各﹐聽從命運的安排。”解釋應當是這樣的﹕過去的領主仍舊去當領主（共產黨拉攏的例外）﹐過去的農奴當農奴﹐烏拉差役制度不變﹐各就各位。當然﹐“那些有功的”（分裂分子）﹐大部分要變成新領主﹐要做“人上人”﹗舊社會所安排的命運是不能變了﹐解放前是什麼樣子就按那個樣子辦﹐你解放前穿什麼就穿什麼﹐吃的是什麼就吃什麼﹐住什麼樣的房子就住什麼樣的房子﹐現在的一切要全部廢除﹐這叫做“純純正正地做個藏族人﹐做個信教徒。保存藏族特色﹐保存古老文化﹗”美國的有些先生叫嚷這是“人權”。那好﹐既然有人想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我們就召集一個萬萬人的大會﹐讓大家舉手表決﹐看有哪些人聽從“人權”的安排去當領主﹐哪些人願意放棄現在的生活去當農奴和奴隸﹗讓我去當奴隸我是不幹的。在共產黨的解放下我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的自由權利和幸福生活﹐我才不把受奴役當作什麼“人權”的追求﹗叫我去當領主我也不幹﹐我自己幹活吃飯﹐為什么還要去欺負他人和剝削他人﹖﹗ 歷史是個鐵面無情誰也不能搬倒的巨人﹐你想要“西藏獨立”﹐還要問問歷史幹不幹﹖如果歷史說我願意倒ぴ走﹐倒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那麼﹐太陽也就會從西邊出來了﹗ 我敢肯定地說﹐過去當農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願再去挨鞭子。佛教是與人為善的﹐為什么要打人呢﹖群眾說﹕“我們是信教徒﹐但舊社會我們是羊﹐領主任意宰割我們。現在我們能充分地信仰宗教﹐我們已經是過上好日子的人了。可是﹐現在還有人想把我們當成羊來往狼群裡趕﹐用心太惡毒了﹗” “西藏獨立”的第二種做法是﹕趕走共產黨﹐趕走漢人﹐殺掉所有反對獨立的人﹗那個時候西藏也就真的清靜了﹐由現在的幾個無人區變成幾十個無人區或者幾百個無人區。農奴制度幾百年沒有抓住人心﹐共產黨政府幾十年就使西藏人民心服口服。 數一數吧﹐分裂分子﹐你們究竟有多少人﹗恐怕你們的人還沒有西藏現有的工廠､學校､醫院､商店､商樓大廈､公路､街道多﹐你們會有什麼膽量和能量﹗“我們要自治﹐我們要獨立﹗不要中國人﹐也不要外國人﹗”稀稀落落的幾個分裂分子﹐叫你們去拆共產黨領導下幾十年來建設的人手都不夠﹐還想把世界倒過來﹖你們不想要的﹐人民群眾非要不可。 你們想把已經覺悟了的翻身農奴再趕回到原始人的蠻荒生活當中去----男不男女不女﹐遮上不遮下﹐遮下不遮上。冠之以美名﹕“人權”﹐想靠個別美國人來標榜和搶救﹐這是當今最大的幼稚､狂妄和無能﹗我是歡迎你們按照“人權”去修行的﹕“獨立就是跟外界的一切斷絕關係﹐像喇嘛修行一樣長年住在山洞裡。”你們不能打倒人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與你們根本不是一條心﹗“修行”是你們的唯一出路﹗ “西藏獨立”的第三種前途是去請外國人來幫忙。請求給點援助﹐給點錢﹐開恩賜福﹐可憐可憐。這是必然的﹐因為農奴制度的幾百年﹐沒有給西藏的經濟和建設帶來福音﹐相反是貧窮和衰敗。農奴能生產的一點東西都讓寄生虫們拿去了﹐還能留下什麼錢﹖﹗現在的群眾說得好﹕“祖國母親每年給八九億錢來建設西藏﹐還有哪一點對不起西藏人民﹖”可是分裂分子說﹕“不去要漢人主動給的﹐而去要自己願意討的﹐這叫普度眾生﹐真正信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去指導西藏的政治﹐難免要出現袈裟加牛仔褲﹐尼姑跳迪斯科的事情。洋人從來不白給錢和東西﹐你不跟ぴ他走﹐他就要你的命﹗在歷史上許多侵略分子想霸佔西藏﹐儘管西藏山高缺氧﹐但畢竟是旅遊的好地方﹐單是紫外線晒黑皮膚這一門生意﹐就能使臉色慘白的洋人把算盤珠子從一撥到十。 西藏能夠獨立嗎﹖能讓西藏獨立嗎﹖我敢斷定﹐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別的任何集團和個人制定不了比現在更好的西藏的社會制度。如果你不信﹐咱們再舉例子比較﹐該對比的都拿來對比﹗』 姑且不論該文的黨八股腔﹐也不論文中的奇思異想和奇特邏輯（他自己不喜歡口香糖就認為別人也不喜歡﹔他認為洋人之所以支持西藏獨立﹐是因為看中了西藏陽光強烈﹐可以晒黑他們的白皮膚）﹐單看它所表達的立場與感情﹐無庸置疑﹐是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的。我在西藏時同益西單增朝夕相見﹐對他極為了解﹐深知他是個只要有官做連自己的親娘老子都可以出賣的大官迷。他什麼宗教也不信﹐只信權力拜物教。他當然明白﹐只有中共才會把他這種不懂藏文､只會用漢文寫作的藏人捧為“著名藏族作家”（讀者從上文即可見其漢文寫作水平之一斑）﹐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幾乎年年給他頒獎﹐還讓他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1984年）。所以他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反對達賴喇嘛與藏獨騷亂。 與他類似的還有我的老相識､現任西藏作家協會主席的“著名藏族青年作家”扎西達娃。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母親是漢族﹐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族別。他選擇了藏族﹐因為中共給藏族許許多多優惠與特權。事實上﹐西藏的漢藏混血兒個個選擇藏族。如果真像達賴喇嘛與王力雄說的那樣﹐藏族時時處處受漢族歧視﹐他們都應該選擇漢族才對﹐為什么要選擇據說是“二等公民”的藏族呢﹖扎西達娃雖然享盡了作為藏族的好處﹐出盡風頭﹐官運亨通﹐連連得獎﹐頻頻出國（美國與德國）﹐卻與益西單增一樣不懂藏文﹐只能用漢文寫作。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決不會承認不會用藏文寫作的藏人為藏族作家的﹐更不會給他們高官厚祿､榮譽地位﹐所以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以“藏族作家”自居自傲﹐客觀上卻只能靠漢族為生。 又如前西藏大學校長､現西藏民族學院院長次旺俊美是北京師範大學1970屆畢業生﹐由於文革影響﹐只讀了一年書﹐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也從未發表過學術論文。一個既無學位也無學術成果的人竟然可以當大學校長﹐還被中共吹捧為“藏族青年學者”﹐真是天下奇聞﹐舉世無雙。所以雖然他出身貴族﹐卻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因為他知道﹐只有中共才會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與出國機會。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手下有的是歐美大學的博士､碩士﹐哪裡輪得到他當大學校長﹖ 再如現任西藏自治區文化廳廳長德吉措姆﹐平生只在《西藏文學》上發表過一篇漢文短篇小說﹐還是由編輯根據她提供的文理不通､別字連篇的故事重寫的﹐居然也被中共吹捧為“藏族女作家”﹐讓她以此頭銜參加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她果然不負所望﹐很賣力地為中共說話（44）。 “西藏流亡政府”的機關刊物《西藏通訊》1998年9-10月號發表的《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援引西藏林周縣扎嘉寺兩喇嘛(已逃亡印度)的話說﹕“1997年中共派來由十餘名藏人官員組成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進駐他們的寺院﹐寺院方面看到來者全部是藏人﹐以為不會像其它寺院那樣強制他們批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寺院也可以避免其它許多寺院被強行關閉的厄運﹐因此立即騰出幾間僧舍供他們居住和辦公﹐並盡力招待週到﹐在發下來的學習材料中大部分是有關中國憲法的精神與一些有關條款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寺僧們為了避免寺院被關閉而硬著頭皮死記硬背有關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期望以此能過關﹐但不曾想到中共政協成員､工作組的首領一個叫降巴的藏人開會說我們要和達賴喇嘛針鋒相對﹐我們與達賴喇嘛是敵我矛盾以及其它許多讓僧侶們痛心的言論﹐迫使寺僧離開會場返回各自的僧舍。考試時﹐這個降巴又威脅說﹕寺院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實踐自由能不能享受要看你們對反分裂和批評達賴喇嘛等問題上的表現。”可見達賴方面也承認確有中共藏官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 大多數中高級中共藏官都像他們那樣具有明確的利益意識﹐他們與中共之間雖也勾心鬥角----那是奴才看準了主子軟弱可欺而趁機敲詐----歸根結底仍然是只有在中共的卵翼下才能作威作福的家奴。 中共培養的藏族高級幹部的素質之低劣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在西藏時聽目擊者描述過這樣一個場面﹕有人去自治區文化廳聯係工作﹐受到當時的廳長格桑楊剛的刁難﹐氣得破口大罵﹕“你們文化廳的女演員都是破鞋﹐呸﹗”廳長大人毫不示弱﹐馬上回敬他一個“呸﹗”那人再回敬廳長大人一個“呸﹗”廳長大人再回敬他一個“呸﹗”兩個堂哉皇哉的藏官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互相“呸”起來﹐就其次數､響度､射程､流量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對抗賽。堂堂西藏文化廳長都像個沐猴而冠的跳梁小醜﹐其他藏官的文化素質可想而知。 1990年人口普查時發現的西藏幹部的文化程度如下（45）﹕ 教育水平 專業人員% 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 辦事人員% 文盲半文盲 6.3 7.5 3.7 小學 39.2 33.4 20.7 初中 22.0 21.5 39.7 高中､中專 23.7 25.3 29.3 大學 8.8 12.3 6.6 總計 100 100 100 表中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即黨政官員﹐“辦事人員”即一般公務員﹐“專業人員”即業務幹部﹐中共將這三類人統稱為幹部。這表未將漢族與藏族分開﹐是個缺陷。1996年藏族與其他西藏少數民族幹部在西藏（三類統稱的）幹部中佔74%（46）﹐如前章所述﹐藏官的比例一定會高於這個比例﹐藏族專業人員的比例則會低於這個比例。無論如何﹐藏族都要佔大多數。根據我的經驗﹐藏官與藏幹的平均教育程度均低於漢官與漢幹。現在假設漢藏幹部的平均教育程度相同﹐那麼上表也可看作藏官與藏幹教育程度的分類統計。從該表可以看出﹐藏官中有7.5%是文盲半文盲﹐小學與初中的佔54.9%﹐高中專與大學的僅佔37.6%﹐其素質可想而知（且不說文憑與實際文化程度之間的差距）﹔而藏族專業人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中竟也有6.3%是文盲半文盲﹐61.2%是小學與初中程度﹐大學程度的只有8.8%﹐真是不可思議。如前所述﹐西藏高校6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中專68%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高中5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中共為了向外界顯示其“提拔藏族幹部與培養藏族人才的偉大成就”﹐或者叫做“藏族幹部茁壯成長”﹐採取了揠苗助長的辦法﹐把大批文盲半文盲與小學初中畢業生提拔為官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可謂世界奇觀。不過後者並不會因為有了響亮的頭銜而在一夜之間具備相應的才干與能力。天下也只有中共才肯豢養這些廢物﹐離開了中共的卵翼與漢人的血汗﹐這些飛揚跋扈､不學無術的寄生虫如何生存﹖ 可笑的是﹐由於中共一貫執行抑漢優藏政策﹐對藏官與藏幹只許吹捧與嘉獎､不許批評與懲處﹐這些中共豢養的寄生虫還以為自己真的具備了與其頭銜相稱的才干與能力﹐千方百計地､不擇手段地排斥､打擊漢官與漢幹。他們中雖也有不少頭腦較清楚的人明白自己與中共的利益聯係﹐但也有不少人糊裡糊涂﹐對達賴喇嘛充滿幻想﹐以為西藏獨立了自己還可以陞官發財。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1996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說（47）﹕ 『必須鄭重指出﹐在我們黨的隊伍裡﹐在反對達賴分裂主義集團﹐批判達賴､打擊分裂主義勢力的嚴肅政治鬥爭中﹐還存在ぴ思想不一致､步調不統一的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人對達賴的本質認識模糊﹐在反對達賴集團的鬥爭中﹐有的人政治立場不堅定﹐沒有站在反對達賴集團的立場上﹐沒有站在維護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黨內也時常出現消極的､不負責任的甚至錯誤的言論。在反對分裂鬥爭中﹐我們不僅面臨同分裂分子的鬥爭﹐也面臨內部思想不一致的問題。 達賴是什麼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當站在什麼立場上看達賴﹖李瑞環同志講得很清楚﹕“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身為共產黨員﹐對這樣的人怎麼能去頂禮膜拜﹖放棄了同達賴集團的鬥爭﹐西藏的穩定就不可能實現。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正確認識達賴集團的本質。達賴集團拼死進行分裂活動﹐是其階級本質決定的﹐也迎合西方敵對勢力遏制中國的需要。達賴集團對於我區的破壞力和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這不僅僅取決於達賴集團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能量﹐更重要是看我們反分裂鬥爭的水平和威力。達賴集團之所以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肆虐﹐也在於我們的認識有差距﹐打擊力度有時還不夠﹐政治敏銳性不強﹐政治鑒別力不高。有些黨員認為批達賴是冒犯神靈﹐要得罪群眾﹐自己不作鬥爭﹐還對黨和人民的鬥爭存有非議﹐這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如果把達賴看成是宗教上的偶像﹐在反分裂鬥爭中﹐迴避對達賴的批判﹐就不可能在政治上領導群眾向以達賴為首的分裂主義集團作堅決有效的鬥爭。我們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宗教權威。』 從陳奎元的口氣不難看出﹐確實有許多藏族黨員幹部把達賴喇嘛當成宗教偶像﹐暗中頂禮膜拜。至於說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出於“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的想法﹐並不希望西藏獨立﹔有多少人是堅決要求西藏獨立的﹐恐怕誰也弄不清。 當然﹐不信佛教､反對藏獨的藏人仍會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已成為世界潮流與新興宗教。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指出﹕在教育程度落後､民眾缺乏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經驗的國家或地區﹐當原來的獨裁統治消解以後﹐語言與種族的認同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唯一的價值。與宗教類似﹐民族主義是屬於簡單的､明確的､直覺式的信仰﹐比複雜的政綱與憲法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低的民眾所理解與接受（48）。何況還有達賴與西方電台在日夜不停地煽動西藏民族主義。藏人或者把達賴喇嘛看作民族領袖﹐更加起勁地鬧事﹐堅決要求獨立﹔或者用民族自治為武器﹐更加積極地排斥漢人﹐在中共體制內牟取權､名､利。西藏自治區政府駐內地各辦事處歷來是進藏漢幹的安樂窩﹐前不久﹐在藏幹的堅決要求下派出了藏官去領導各駐內辦事處﹐以監督與控制漢幹在內地的活動﹐可見藏幹的排漢情緒已強烈到何等地步。我在西藏時就發現﹐即便是真心反對達賴與藏獨的藏官如益西單增之流也照樣千方百計排斥､刁難､壓制､打擊漢族幹部﹐特別是其中學歷高､能力強的﹐有時到了不可理喻､喪心病狂的程度。我不知道其動機是業務上､生活上的嫉妒﹐還是民族主義﹐也許是兩者的複合。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漢族內部的地域之見也何等利害﹐以致各路軍閥只信用本省籍人士（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粵系､滇系……）﹐無情排斥外省籍人士﹔而藏人內部的地域之見（前藏､後藏､藏北､西康､青海､甘南……）也毫不遜色（藏語分三大方言區﹕西藏､西康､青海﹐其差異不亞於漢語各方言）﹐可見排外情緒原是人的本性﹐而且往往和文化素質與封閉程度成正比。 注釋 （41）《拉薩再發生示威﹐中共續施鎮壓》﹐《世界日報》﹐1993年5月26日﹔《達賴揚言退出藏獨運動》﹐《世界日報》﹐1993年6月2日。 （42）（43）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73-240頁。 （44）丁輝﹐《西藏百萬婦女享有充分的人權》﹐《人民日報》海外版﹐1995年9月6日。 （45）西藏自治區人口普查辦公室﹐《西藏自治區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2年﹐第2冊﹐421頁。 （46）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47）《中國之春》﹐1996年10月號﹐43-47頁。 （48）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義的危險》﹐美洲《時報週刊》（China Times Weekly）﹐總350期﹐1991年11月9-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