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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7、藏族市民永不滿足

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非農業戶口的)市民總數為33.6人萬﹐其中藏族為26.7萬人﹐佔總數的80%。藏族國家職工(官員、普通幹部、工人)為11.5萬人﹐佔西藏國家職工總數的四分之三。西藏藏族市民中87%是國家職工及其子女﹐如加上這些職工的父母﹐則要超過90%。其餘藏族市民是政府資助的集體單位職工、個體戶、個體戶僱用的工人、臨時工與無業游民﹐以及他們的家屬。

1990年拉薩市民(不包括農業戶口)為139810人﹐其中藏族為96341人﹐佔總數的69%﹔漢族40418人﹐佔總數的29%﹔其他民族3051人﹐佔2%﹐其中大一半是回族﹐他們在拉薩已居住了許多代﹐以藏語為母語﹐信奉伊斯蘭教。拉薩藏族市民中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國家職工或大學生﹐只有總人口約三萬的拉薩老城八廓街是例外。據198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抽樣調查﹐拉薩老城戶主中國家職工(包括退休職工)佔老城總戶數的41%﹐無業游民佔38.5%(他們以擺攤、打零工為生﹐年均收入855元)﹐個體戶佔15.6%﹐農牧民佔1.6%。1988年老城藏族市民中54%的學齡人口(六歲及六歲以上)是文盲﹐大大高於1990年人口普查時拉薩城關學齡人口中的文盲比例25%﹐絕大多數老年藏人不懂漢語。最後﹐拉薩老城的藏人只有4.8%不信教﹐其餘都信奉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格魯派即黃教(34)(西藏佛教分黃、白、紅、花教四大派﹐達賴喇嘛只是黃教之首)。從上面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拉薩老城藏人的文化程度比藏農牧高得多(後者文盲半文盲佔79%)﹐所以許多人聽得懂西方與達賴的宣傳﹔無業游民的比例比拉薩新區高得多﹐所以許多人對中國政府有怨氣﹔絕大多數信奉黃教﹐所以許多人對達賴喇嘛比藏農牧還虔誠(藏農牧中不信教的高達12%﹐信教者分屬四大教派)。加以地處西藏宗教中心(大昭寺)﹐與流亡藏人有廣泛聯係(很多流亡藏人是從老城出去的﹐1979年以後紛紛回來探親﹐其中有許多達賴喇嘛的間諜)﹐所以歷次藏獨騷亂都由老城藏人充當主力﹐以老城為基地與中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在西藏時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在西藏住過13年。1989年3月5-7日拉薩騷亂時他在現場觀察﹐戒嚴後採訪了許多藏人﹐包括老城的藏人。下面是若干藏人在回答“為什么會發生藏獨騷亂”時的話(35)﹕

“騷亂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共產黨管轄下﹐我們是老百姓﹔獨立了﹐我們還是老百姓﹐反正當官輪不上我們。這一回和往常一樣﹐參加鬧事的人有三多﹕無業的多﹐待業的多﹐乞丐、想沾便宜的多。如果有共產黨的人﹐那是自己沒把自己的孩子管好。

“不錯﹐上頭這幾年對落實政策抓得很徹底。政策落實了﹐統戰人士天天來要房子﹐國家又沒有一個妥善安排﹐叫居民往哪裡搬﹖有的被逼ぴ搬出來﹐無家可歸﹐只得投親靠友﹐有的全家五、六口人﹐只能住一角季(即一根柱子週圍的房子﹐約七、八個平米)。這些過去的房主人拿到了房子﹐有的翻修了自己住﹔有的自己也不住﹐而是租給內地來做買賣的。一般房租每月一角季四百塊錢﹐當然我們現在比民主改革前還是好多了。那時住不上房子﹐還得交耳朵稅。

“年輕人的教育無人管﹐有人做小偷﹐甚至有的做了強盜也無人管﹐家裡沒辦法﹐政府又不管﹐怎麼可能不鬧事呢﹖

“我們八廓街的居民﹐大多是合作社的手工業工人﹐工資收入都不太多﹐可是酥油、牛肉的價格漲得這麼厲害﹐哪裡受得了﹖75年時每斤酥油1.5元﹐80年每斤四元﹐眼下每斤漲到10.5元﹐怎麼吃得起呢﹖牛肉也是這樣﹐只能看看咽口口水。其他的物價也是見風漲。

改革好﹐我們都擁護。改革後可以信教﹐可以做買賣﹐想做什麼都可以﹐也不怕頭上戴帽子﹐不怕說錯話挨批鬥。過去多年做不起的卡墊和藏櫃﹐都做起來了。但是開放不好﹐開放使內地的漢族生意人都湧到拉薩來了﹐他們像餓鷹似的﹐恨不得連肉帶骨頭把什麼都吞進去﹐賺錢的本領賊大。錢像流水一樣嘩嘩地被他們都賺去了﹐生意都被他們搶去了﹐開放不好﹐一點都不好。

“一鬧起來﹐日子一點也不安穩﹐心慌得很。經常有傳單貼在門上﹐‘吃糌粑的站出來﹗’‘趕走漢人﹐西藏要獨立﹗’獨立之後﹐也是山那邊的人回來當官兒﹐我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但獨立之後我們能見到益西羅布(指達賴喇嘛----引者)。

“我49年就當基層幹部﹐不是圖享受﹐是信共產黨。這麼多年﹐講良心話﹐大多數人生活水平還是提高了。但是共產黨的模樣卻不如過去好看了。幹部到底為誰﹖嘴上說的和實際做的不一樣。大長官現在跟誰親﹖廣播裡喊的和實際做的也不一樣。老百姓人口越來越多﹐住房卻越住越小﹐兒子女兒都長大了﹐工作卻不能都得到安排。現在什麼都要考試﹐當個清潔工人都要考試﹐考掃把﹖30年了﹐共產黨辦了不少好事﹐一想起第一個八年就心裡發熱。現在呢﹖難說……我們這一片500多戶﹐16個黨員﹐黨員和家屬沒有參加﹐只有十個青年參加了﹐出自七戶人家。一個30多歲﹐其他都是20上下的待業青年。這些青年跟我們當年不太一樣了﹐叫他們不要鬧﹐孩子們說﹕‘你給我工作呀﹗’”

改革開放﹐群眾有一句話﹐“自己的家鄉空著的﹐光輝照亮了別人。”內地的生意人到了拉薩﹐除了唸經和背屍體送天葬台不會幹之外﹐其他什麼都會幹﹐搶了當地人的飯碗。本地的裁縫、鞋匠都很失望。改革開放﹐引進人才和技術﹐而不是勞務輸出。我們這兒的勞力多得很﹐首先要ぴ眼於本區群眾的利益。現在內地各個省區都分得那麼清楚﹐寸土不讓﹐更何況我們邊遠地區、民族地區呢。清理﹐不能光清理康巴人和朝佛的﹐也要清理黑包工隊。市場管理人員﹐對釘鞋的本地人吆喝“去去去”﹐趕得跑來跑去﹔對那些大戶卻親熱得像貼牛糞餅﹐喚他們“阿伯喂﹗”

拉薩居民住房難。這幾年國家撥款﹐修了不少居民樓﹐但主要是分給幹部住的。普通居民房子小﹐光線暗﹐還有很多搖搖晃晃的老掉牙的房子。這些房子主人沒辦法﹐有時成群打堆地住到城關區的會堂裡去。可是你站到布達拉宮上往下一看﹐東邊﹐北邊﹐黃黃的一片儘是小院子加樓房﹐大多是一幢幢的私房。蓋得那個漂亮呀就跟壁畫上一樣。請問普通老百姓誰蓋得起﹖請問你幾十年不吃不喝工資加起來有多少﹐能蓋得起小宮殿一樣的花園樓房﹖

雞下蛋還得有個窩﹐沒有窩怎麼下蛋﹖現在居委會什麼也沒有。一個月十塊錢辦公費﹐連電話費也不夠付。手無寸鐵﹐發了根電警棍﹐又沒電﹐不如燒火棍。居委會現在只有打狗的權﹐掃地的權﹐掛牌子的權。騷亂一鬧起來﹐連你的掃把都拿跑了。有人說居委會搞土政策﹐但我們的土政策是為了貫徹洋政策。一個月開兩次會﹐不來扣副食補助﹐當然是土政策。但居民一個不剩地都來了。後來群眾說﹐“虧得你在大會上講了這麼多﹐要不我們的孩子又得遭殃了。”我們居委會在這次騷亂中只有一個人參加。群眾都慶幸得很。戒嚴﹐是對壞人的打擊﹐對群眾的保護。過去群眾舉起雙拇指說﹕“解放軍好﹗”現在有的武警同志檢查證件吆喝人把口罩摘下來。解放軍檢查了證件還向你敬個禮﹐還扶老人﹐這一扶就把金珠瑪米(藏語“解放軍”的音譯----引者)的威信扶起來了。

城市管理最基層是居民大院。這次騷亂發生後﹐達木林居民大院第一組的組長用身子堵住大門﹐大聲喊道﹕“誰也不准出去﹗誰出去我揭發誰﹗”這是一位退休的藏族老工人。事後這個大院因為清清爽爽﹐沒傷人沒死人﹐大人小孩又圍ぴ叫他“波啦”(爺爺)﹐打心底裡感謝他。可是居民組長一分錢津貼也沒有。逢年過節乾送一條哈達﹐有時一點點酥油﹐真拿不出手。群眾反映﹐以前開會太多﹐一個禮拜三、四次﹐現在又開得太少了﹐大家像河灘上的沙子﹐捏不攏來。

我們的黨政機關、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機關有沒有抹油的﹖稅務、工商、城建被砸﹐群眾出氣﹐是否政策上有問題﹖是否原原本本把中央的政策落實到基層了﹖不正之風﹐走後門﹐執法犯法﹐貪污腐敗等現象﹐連騷亂分子都在議論呢。共產黨經營了30多年﹐還是有威信的。對違法亂紀、欺壓群眾的典型處理一批﹐威信就又起來了。

從收容審查的情況看﹐17歲至28歲的佔7%左右﹐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堆龍德慶一個女學生說﹐我數學本來學不好﹐老師非要叫我學﹐我在班裡騷亂一下﹐西藏獨立了﹐我就不要學數學了。

還有個騷亂分子說﹕西藏獨立了﹐漢人都走了﹐中央給我們的錢就不會給漢人賺走了。

短短幾段話﹐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自從1984年中國政府投入巨資興建43項工程後﹐大批漢族、回族與其他民族的個體戶追隨施工人員到西藏經商﹐這本是西方向中國推薦的市場經濟法則所致。達賴喇嘛與西方人權衛士一貫指責他們是企圖淹沒藏人的非法移民﹐那麼到中國去經商、投資的西方商人又算什麼﹖既然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國去賺錢﹐中國內地的商販為何不可以到中國西藏去賺錢﹖這些內地商販自然要按市場經濟法則辦事﹐像西方商人一樣賺取商業利潤。這就使一向看慣了國營商店的低物價的藏人大為憤慨(國營店的物價之所以低﹐是政府不惜血本補貼的結果)。藏人一方面擋不住漢回個體戶出售的國營店裡沒有的新潮產品(時裝、皮鞋、家電、化妝品、美食、傢俱等等)與時髦娛樂(搖滾舞會、卡拉OK、黃色錄像等等)的誘惑﹐另一方面又心疼化掉的錢。在他們看來﹐漢人天生只應送錢給藏人﹐怎麼可以賺藏人的錢呢﹖連那個藏獨英雄都承認﹐他的錢是中國政府(在西藏人人都把中國政府稱為中央)給的﹐但他竟然認為西藏獨立後中國政府還有義務送錢給藏人﹐可見在藏人心目中﹐中國政府與漢人包養藏人是天經地義的、永世不變的。如今漢回個體戶竟敢賺藏人腰包裡的中國政府給的錢﹐無異於太歲頭上動土。所以藏族市民既離不開漢回個體戶﹐又恨透了漢回個體戶。每次騷亂都首先打砸搶燒漢回個體戶﹐連達賴喇嘛1993年5月25日發表的聲明在譴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用催淚彈驅散打砸搶燒的騷亂者)的同時﹐也不得不對藏人襲擊漢人商店表示遺憾。他甚至說﹐如果藏人再使用暴力﹐他就要退出藏獨運動(36)。藏人對漢回個體戶的態度與北京上海市民既離不開個體戶的商品﹐又嫉恨個體戶發財的眼紅病如出一轍﹐可見人性都一樣。只是漢人恨個體戶﹐發發牢騷而已。藏人卻把藏獨騷亂當成了發泄這種眼紅病的絕好機會。

《天葬》證明了﹐漢回個體戶在西藏賺的主要是中國政府給西藏職工包括藏族職工的錢(37)﹐這是那個藏獨英雄也承認的。由於西藏的行政大權已交藏官掌握﹐漢回個體戶要在西藏賺錢﹐就必須向稅務、工商、城建的藏官行賄﹐把他們賺來的錢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給藏官﹐方能得到與維持營業執照。後者拿到了賄賂﹐自然對他們格外親熱﹐於是藏人也遷怒於他們﹐連他們一起砸。

如前所述﹐美國學者與記者也發現﹐藏人在工作態度、技巧與對報酬的要求方面都競爭不過內地來的漢族流民﹐連藏族個體戶都寧可僱佣漢人。這本是市場規律所致﹐然而藏人競爭不過漢人﹐自然又是滿腔憤怒。

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就發現西藏牧場嚴重超載﹐西藏的畜牧業已經到頂了。中國政府給藏人的錢越來越多﹐藏族人口也越來越多﹐可酥油牛肉由於自然資源限制無法同步增產。按照市場法則﹐其價格自然會飛漲。進藏漢人吃不慣西藏的酥油牛肉﹐他們吃的是內地運去的豬肉菜油。酥油牛肉由藏人直接在自由市場出售﹐中國政府既不經營也不收稅。它們漲價與漢人及中共毫無關係﹐卻也被藏人認為是中共與漢人的罪惡﹐成為藏獨騷亂的誘因。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給昔日的階級敵人、今日的統戰人士落實了政策﹐後者反而不參加騷亂。《拉薩騷亂備忘錄》就寫到一個貴族公子去印度見了達賴喇嘛﹐後者要他留下﹐他寧可回拉薩。而昔日的翻身農奴被剝奪了勝利果實(房子)﹐就去參加騷亂。騷亂者最恨統戰人士﹐罵他們是“藏奸”﹐要砸政協。這裡可能也有眼紅病在起作用。中共從其“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的教條出發﹐只顧討好早已威風掃地、老朽不堪、在藏族百姓中毫無號召力的舊貴族﹐卻忽略了經過文革訓練的、敢鬧敢打的平頭百姓﹐結果吃了大虧。

中國政府從八十年代開始才要求藏族市民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文革前與文革中根本無暇控制人口﹐藏族市民人口爆炸。西藏的企業只虧不賺﹐難以給高速增長的人口提供發薪機會。無業游民與待業青年自然滿腹怨恨﹐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天生應該把他們包養起來的﹐藏獨騷亂就成了他們懲罰、報復中國政府的手段。

西藏的黨政官員也像內地的一樣腐敗﹐而且由於天高皇帝遠而更加腐敗。如前所述﹐西藏的藏官已佔西藏黨政官員的80%以上﹐由於中共在紀律約束上也實行抑漢優藏政策﹐也由於漢官誰也不想在西藏養老、繁衍子孫﹐所以在西藏用公款造私房或多佔好公房的絕大多數是藏官。藏人羨在眼裡﹐恨在心裡。這與內地漢人痛恨官倒與腐敗的原因是一樣的﹐然而各自的結論卻大不一樣。漢人認為要根治官倒與腐敗﹐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所以他們參加或支持八九民運﹔普通藏族市民並無這樣的政治常識﹐他們不知民主為何物﹐單知借藏獨騷亂發泄對藏官腐敗的怒氣。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漢藏人性何其相似乃爾。

藏官們何止多佔好房、從事官倒而已﹐他們貪污腐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吃喝嫖賭、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被藏人稱為新的“三大領主”。這筆賬自然也要被藏人記在中國政府身上。有好幾個藏人告訴我﹐他們寧願要漢人當上司﹐因為漢官處事比藏官公正、清廉﹐我在西藏時深有同感。1983年我曾去樟木口岸採訪﹐親睹回來探親的普通流亡藏人在海關過境的情景。漢官對他們的態度不冷不熱、公事公辦。藏官則盛氣凌人、趾高氣揚﹐把他們呼來喝去、任意斥責﹐似乎他們都是些犯人。對流亡藏人中有點“身份”的﹐經統戰部門打招呼﹐則奴顏卑膝﹐百般逢迎。我不禁想起魯迅的名言﹕“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38)”可見人性哪裡都一樣。

1988年3月騷亂後﹐西藏某部門對參加了1987年9月27日與10月1日、1988年3月5日三次騷亂的某居民區的190人作了一次調查。其職業分類是﹕

非國家幹部職工市民127人﹐外地來拉薩的朝佛者和流民49人﹐幹部職工14人。

127名非國家幹部職工市民再作分類調查﹐結果如下﹕

1)獨立者(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堅決要求獨立的)12人﹐佔9.4%﹔

2)復仇者(對中共政府有很深的仇恨﹐一定要推翻中共政府的)13人﹐佔10.2%﹔

3)發財者(趁火打劫)17人﹐佔13.4%﹔

4)出氣者(因為物價、住房、稅收、招工、招生等心中不滿的)29人﹐佔22.8%﹔

5)盲從者與脅迫者(受藏獨分子煽動或脅迫的﹐大多是青年。比如藏獨分子喊“吃糌粑的站出來﹐把吃大米的趕走”﹐挨家挨戶敲門﹐要他們參加騷亂﹐並說如不參加﹐將來達賴喇嘛回來了﹐就要嚴懲他們﹐許多藏人就跟著參加。過後告訴中共警察﹐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參加﹐只知道跟著別人走﹐跟著別人喊﹐跟著別人打砸搶燒。盲從者的人數這樣多﹐幾乎佔一半﹐似乎不可思議。但只要看看上文所引用的居委會幹部的話﹐就可明白這是真的。那話說﹐有個居委會在騷亂前把居民叫來教育了一番﹐結果該居委會只有一人參加騷亂。還有個居民大院在騷亂時有個老工人出來攔了一下﹐結果無人參加。戒嚴後未參加騷亂的人衷心感激這些居民幹部﹐可見藏人的盲從心理何等強烈)55人﹐佔43.3%﹔

6)精神病患者一人﹐佔0.8%(39)。

上述有明確政治目的、堅決要求獨立的與對政府有仇恨的加在一起還不及出氣者多﹐那些盲從者估計也有莫名之氣要出。我在文革中發現﹐越是貧窮、文化程度低的人越喜歡跟ぴ別人瞎起鬨﹐越是喜歡趁群眾性騷亂之機攻擊比自己富有或文化程度高的人。說到底﹐這是一種嫉恨心理在作怪。由此可見﹐藏獨騷亂也像八九民運一樣﹐成了許多藏人對各種使他們不滿的現象的泄憤口。這些現象中有的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美國也有通貨膨脹、貧富懸殊、僱工競爭、失業、貧民窟等)﹐有的是專制政權特有的(腐敗、特權)﹐有的是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引起的﹐也有的是人欲無止境造成的。中國政府既然要把藏族市民包養起來﹐藏族市民就理所當然地要求它滿足其各種各樣的、無窮無盡的慾望﹐並把一切不滿----包括中學生學不好數學----都歸咎於中國政府。

每次大騷亂後﹐中國政府都要給藏族職工加薪﹐控制物價﹐撥出鉅款加蓋住宅﹐免費分給藏人特別是騷亂主力的老城居民。拉薩老城總共只有8000多戶居民﹐卻有2000多戶在1988年至1990年搬進了新房﹔到1997年底﹐共有5226戶搬進了新房(40)。既然騷亂能夠立竿見影地帶來巨大的物質好處﹐那麼藏人自然越鬧越起勁﹐中國政府只好再增加好處﹐結果形成了鬧則生利、越利越鬧的循環。1993年5月中國政府在西藏放開糧價﹐這本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改革﹐社會主義的糧本與糧票一向是西方的嘲笑對象﹐在中國內地也已放開糧價﹐沒出任何問題。為了照顧藏人﹐中國政府同時給全體藏族市民糧食補貼﹐這可是西方都沒有的仁政。不料藏人嫌補貼少﹐於5月24日在拉薩示威。開始只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接ぴ就高呼“西藏獨立”﹐因為他們知道中國政府最怕藏人鬧獨立﹐雖然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和要求獨立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意味著承認中國政府是他們的統治者﹐有義務包養他們﹔要求獨立意味著不承認中國政府是他們的統治者﹐如果他們有骨氣﹐就不應該用漢人的臭錢。他們還用石頭襲擊漢回個體戶﹐雖然後者與放開糧價毫無關係(41)。由此可見﹐藏族市民確確實實被中共的包養政策寵壞了﹐就像被父母寵壞了的小孩一樣﹐動輒以哭鬧逼迫父母滿足其無理要求。

當鄧、胡、趙制訂與推行懷柔政策時﹐一廂情願地認為藏人的思維方式也和漢人一樣﹐是實用理性﹐因而能自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與中共密不可分﹐從而自覺服從中共的統治。他們完全不了解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大大低估了達賴和西方所煽起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對美國的幻想。加以中共歷來喜歡進行虛的政治宣傳和學習運動﹐諸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卻很少進行實的利害關係教育運動。漢人從實用理性出發﹐會自覺考慮利害關係﹐毋需中共耳提面命。中共似乎不好意思或想不到告訴藏人﹕你們現在享受的現代物質文明都是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提供的﹐西藏獨立了﹐你們就要回到舊西藏的生活水平上去。你們以為美國會出大錢包養你們﹖看看俄國和東歐的榜樣吧﹐他們變天後美國給了多少施捨﹖

注釋﹕

34)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239頁、367-368頁。

35)(39)(42)(43)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73-240頁。

36)(41)《拉薩再發生示威﹐中共續施鎮壓》﹐《世界日報》﹐1993年5月26日﹔《達賴揚言退出藏獨運動》﹐《世界日報》﹐1993年6月2日。

37)《天葬》﹐第13章。

38)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73年。

40)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70頁、84頁、144頁﹔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2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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