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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6、倒過來的種族歧視

《天葬》舉了很多諸如漢人不願與藏人同座之類的例子﹐證明西藏問題起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20)﹐這個觀點與達賴喇嘛如出一轍。他們都迴避了如下事實﹕自1980年以來﹐中共在政治、經濟、文化、衛生、教育、生育、社會、司法各方面實行抑制漢人優惠藏人的政策﹐並讓藏官掌握了絕大多數單位、部門的實權。即便是少數掌實權的漢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嚴厲節制﹐對藏人也萬事讓三分。所以今日西藏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事實上﹐都不是漢人歧視、壓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視、壓迫漢人。絕大多數在藏漢人已變成了二等公民﹐他們即便在心底裡歧視藏人﹐也不敢表露出來﹐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對藏人更是萬事讓十分﹐所以會有那麼多進藏大學生放棄工作、戶口逃離西藏。我在西藏文聯工作時﹐文聯主要領導還是漢族(“老西藏”)﹐卻也受儘了藏族上司與藏族同事的氣。漢族上司雖然同情我﹐其官職也比欺負我的藏官大﹐卻對我愛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飛揚跋扈、目空一切、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的藏官。在藏官當權的單位﹐漢人的處境更為悲慘﹐時時處處(分工、提幹、昇級、評職稱、分房、分福利、去內地出差、報銷、請假等)受到歧視、刁難、排斥、打擊﹐年輕漢女還會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騷擾。

王力雄從未在西藏的任何一個單位工作過﹐所以從未嘗過被藏人倚仗權勢欺負的滋味﹐也沒有機會看見那種場面。他在西藏接觸了大量在藏漢人﹐而有西藏戶口的漢人大部分是為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的專業人員(有的也有一官半職﹐但無實權)及其家屬。他們進藏時曾經披紅褂綠、敲鑼打鼓﹐被譽為“建設邊疆、振興中華”的英雄﹐到了西藏卻變成了受藏官奴役與壓迫的現代奴隸﹐自然是一肚子氣。他們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發牢騷﹐於是王力雄滿耳朵都是漢人嘲笑藏人的話。他從文化相對主義出發﹐認為漢人發牢騷時描述藏人落後愚昧的話都是種族歧視﹐卻看不到藏幹(包括藏官與一般藏幹即公務員)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他把漢藏關係緊張片面地歸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既不公平﹐也不合實際﹐未能揭示西藏問題的實質。

當然﹐在西藏的漢人免不了會有文化優越感﹐即便不敢公開流露﹐也足以讓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覺察。正如王力雄發現的﹐藏農牧習慣於隨地大小便﹐他還引用吳忠信的話說拉薩市民也有這樣的習慣(21)。至今拉薩老城居民也還保留了這樣的習慣﹐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從文化相對主義來說﹐這種習慣無所謂文明或野蠻。從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來說﹐藏農牧在荒原上隨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當藏農牧在拉薩新區的商業街上隨地大小便時﹐就難以用“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只要當事人自己覺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觀點並不重要(22)”來辯解。因為這種行為已經影響了公共衛生﹐侵犯了別人即“局外人”的人權(享有良好的環境也是人權)。1983年3月胡耀邦發起“文明禮貌月”活動時﹐拉薩市政府發出佈告﹐禁止在拉薩市內隨地大小便、隨地吐痰等﹐還組織藏族小學生上街宣傳。結果差一點引起人命案﹕有個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時被小學生發現﹐後者上去勸阻時﹐前者竟拔出刀來揮舞﹐嚇得後者四處逃奔。當有個漢人把這事當作笑話說時﹐我注意到未讀過大學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讀過大學的藏人眼裡露出憤怒的神情。後者自然明白隨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為﹐覺得那個藏族牧民在漢人面前丟了藏族的臉。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隨地大小便的漢人。這一方面說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體感與榮譽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狹隘與缺乏反省精神。

也許王力雄會說那個把此事當笑話說的漢人是種族歧視。無庸諱言﹐絕大多數在西藏的漢人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他們必然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種事物與現象﹔就像美國人一貫用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和中國的各種事物與現象一樣。美國人還理直氣壯地聲稱﹐他們的價值觀念是人類公認的價值觀念。這裡暫且不討論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隨地大小便與人類公認的衛生、環境、法治與人權觀念的關係。單說按照心理學﹐用自己的價值觀念評判他人是人類的共性與本能﹐連兒童都是如此。如果說漢人用漢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就是種族歧視﹐那麼藏人用藏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也是種族歧視﹐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評判其他民族時都在搞種族歧視。換言之﹐人類的天性就是種族歧視。將種族歧視的定義寬泛到如此地步﹐的確是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可以用來打擊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問題上﹐則可隨心所欲地打擊漢人﹐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漢族對藏族的種族歧視上去。

讓我們來看看美國學者對“歧視”(discrimination)的定義﹕“任何剝奪特定集團的公民權利的行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種族歧視當然是“任何剝奪特定種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種族歧視是一種行為﹐不是思想與言論。第二﹐被視為種族歧視的行為指的是剝奪公民權利﹐不是其他。上述學者對“種族主義”(racism)的定義是﹕“認為一個種族的人的智力或其他品質比其他種族的人要高。有關專家特別關切的是政權化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滲入到社會機構如教堂、學校、政府和商務。它使少數民族的成員難以參與社會和取得進步。”(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o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種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思想﹐但他們強調的仍然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從《天葬》所列舉的一些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的例子看﹐有的確實是種族歧視﹐如在咸陽火車上漢族女學生拒絕與藏人同座、在青海漢族司機要漢藏乘客分座之類(在西藏自治區恐怕漢人就不敢那樣做)﹔有的卻很難說﹐可能是因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寧賓館裡聽一藏區漢官說﹕“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頂小喇嘛溝子不犯罪。”還說﹕“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雞交配﹐不禁拍著巴掌大笑起來﹐他這下可找到辦法解決喇嘛的性欲了。從此就有了‘雞姦’的說法。”王力雄評論道﹕“那位官員對這種下流笑話之所以能夠三十多年信以為真﹐津津樂道﹐我想就在於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過歧視的眼鏡看西藏。雖然紀律約束使他不會把這種歧視公開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會影響到他的思維﹐也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在藏區工作的決策和行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廟裡確實普遍存在同性戀。1966年我去北京串聯時﹐在中央民族學院看到藏族學生寫的大字報﹐揭發十世班禪喜歡雞姦小男孩﹐並譏之為“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於中共的禁欲主義政策﹐那時的青少年極其缺乏性知識﹐如果事出無因﹐他們怎麼想象得出那樣的事呢﹖我當時根本看不懂。無獨有偶﹐平叛民改時﹐林田也在山南一個寺廟裡發現﹕“叛匪在時﹐哲蚌寺來的一個參叛喇嘛要雞姦一名年輕喇嘛﹐年輕喇嘛不從﹐被用刀子殺死了﹐還有兩個小喇嘛﹐每人被雞姦一、二百次”(25)。戈倫夫也說﹕“雖然同性戀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但在僧人中間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間幾乎沒有這類事情發生。在格魯派(即由宗喀巴開創的、以達賴喇嘛為首的黃教----引者)同性戀似乎已經成了一種趨勢。有報道說﹐對同性戀甚至給予了鼓勵﹐因為這證明有關的僧人是‘獨身的’----意指沒有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當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職的格魯派僧人就和異性有性關係。”他還說﹐“鐵棒喇嘛”(寺廟裡負責治安的喇嘛----引者)“為了雞姦而綁架男孩﹐這類事件經常發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結隊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倫夫的資料來源﹐都是在舊西藏住過很長時間的歐洲人﹐如達賴喇嘛的英文老師、奧地利人哈勒(即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國駐拉薩代表黎吉生﹐他們都會說藏語﹐出版了回憶錄﹐被西方稱為“西藏通”﹐可見西藏喇嘛盛行雞姦確是事實。王力雄可以說﹐在西藏文化裡雞姦不是罪惡或壞事﹐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那個漢官不應從漢族的道德觀出發嘲笑喇嘛雞姦。但他不能說﹐那個漢官出於種族歧視﹐對漢人捏造出來的醜化藏族的“下流笑話”“信以為真”﹐“津津樂道”。因為那個“下流笑話”的確是事實﹐所以也談不上是種族主義。

更重要的是﹐那個漢官只是在私人場合把這個真實的笑話告訴了另一個漢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不能被解釋為剝奪少數民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因而根據美國學者的理論﹐這不能算是種族歧視。

王力雄還說﹕“至於倫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漢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觀念雖然開放﹐但是用色相去換取金錢卻被他們視為極端羞恥的事﹐而已經‘市場化’了的漢人﹐早已經步入‘笑貧不笑娼’的境界﹐當妓女掙錢自然也就是漢人多。(27)”真是天大的笑話。賣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之一﹐連古羅馬都盛行嫖妓。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代中國﹐尚未“市場化”的漢族中也有的是妓女與男妓。藏族就那麼聖潔嗎﹖我親耳聽一位藏族老作家說過﹐舊西藏拉薩街上甚至有流浪藝人為了小費而當眾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薩時經常聽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傳聞﹐那時漢族流民尚未大量湧入西藏。紀實文學《神秘雪域》記錄了一個藏人的話﹐也講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薩騷亂紀實》則寫到了一個被八廓街派出所以賣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還說﹕“我親自聽到過一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這樣表達他的民族觀﹔‘人都有人性和獸性雙重性﹐區別在有的人性多﹐有的獸性多。先進的民族人性在獸性之上﹐落後愚昧的民族獸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對付劣馬的方式就是用鐵夾子夾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實。’那位高級軍官參與了1989年拉薩戒嚴的指揮。可想而知﹐他這種‘哲學’會在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書中引用過1934年被噶廈政府剜眼的原藏軍總司令龍廈對1939年隨吳忠信去拉薩的國民政府官員朱少逸的談話﹕“西藏當政者愚昧無知﹐吳委員長與之講道理講客氣﹐直如對牛彈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頑皮之學童﹐老師仁愛優容﹐於是學童濫交害友﹐日趨放縱﹔一旦老師赫然震怒﹐饗以馬鞭﹐則學童又安分如初矣﹔試觀自尼波爾人來藏﹐拉薩即成為尼波爾人之勢力﹔英國人來藏﹐拉薩即成為英國人之勢力﹔今中央主管大員來藏徹底解決藏事﹐實易如反掌耳﹗(30)”

細品龍廈對藏族性格的分析﹐與那位中共高級軍官的“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此話出自藏人龍廈之口﹐王力雄總不能說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吧﹖那麼﹐他們在相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不約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說是出於偏見﹐而是對客觀存在的事物本質的真知灼見。再說﹐那也只是那個中共高級軍官在私人場合對另一個漢人的言論而已﹐並未構成剝奪公民權利的種族歧視的行為。拉薩戒嚴的確是一個政治行為﹐下一章將證明﹐導致拉薩戒嚴的騷亂即便放在美國也會遭到嚴厲鎮壓的﹐1992年4月布什總統派兵開槍鎮壓洛杉磯黑人騷亂就是一例。雖然洛杉磯的黑人也打著“反對種族歧視”的旗號﹐至今還沒有人指責布什總統侵犯人權或種族歧視。

假如有漢人說漢人比藏人能幹與勤快﹐王力雄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然而戈茨坦卻發現﹕“在西藏的漢人相當吃苦耐勞。甚至那些激進的西藏民族主義分子寧願僱佣漢人而不是藏人﹐因為漢人的工錢低而又省卻不少麻煩(比如﹐漢人在工作期間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傳統的禮物青稞酒)。(31)”有個藏族作家也告訴美國記者Lena H, Sun說﹕“甚至藏人也寧可僱佣漢人﹐因為漢人更能幹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會說﹐在西藏文化裡能幹與勤快不是美德﹐無能與懶惰也不是缺陷。根據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透過歧視的眼鏡去看待藏人﹐用美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會發出那種污衊藏人的報道。不過根據上述報道﹐似乎對漢人與藏人作出上述價值判斷(漢人比藏人更能幹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而是他們所採訪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種族歧視藏族自己﹖再說﹐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美國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與教授。想必他不會不懂什麼叫種族歧視與種族主義。顯然他認為客觀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國價值觀是負面的地方﹐並不算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否則天下就沒有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了。

那麼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呢﹖當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漢優藏政策﹐這是不折不扣的針對漢族的政權化了的種族主義。即美國所謂的“倒過來的種族主義”(reverse racism)。這種政策經各單位的藏漢官員執行﹐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與部分剝奪漢人的公民權利的行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同工同酬----包括福利、醫療、陞遷----的權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機會的權利、不受性騷撓的權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領導自治區黨委書記雖然是漢人﹐但他受中央的節制﹐也不得不執行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漢人(哪怕是漢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場合對別的漢人發發牢騷﹐根本不敢在實踐中違反這種政策。相反﹐他們自己都是這種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對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視而不見、不置一辭﹐卻對漢人私下裡發的牢騷大加撻伐﹐並將其誇大成西藏問題的根源﹐可謂本末倒置。

王力雄還舉了一個兵站放電視的例子﹕“只要一開電視﹐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攜家帶口一起來﹐把電視房擠得滿滿。他們聽不懂漢話﹐無須保持安靜傾聽﹐彼此大聲地喧譁議論電視畫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鬧﹐兵站的人也看不成電視。開始兵站的人裝作關掉電視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ぴ看。很快藏民也明白這種把戲﹐關電視也不走﹐除非停掉發電機。電視必須靠發電機看﹐發電機聲音成了一種信號﹐無論何時只要一響﹐週圍藏民就自動到兵站集合﹐等著開電視。兵站曾經關閉大門不讓人進﹐藏民卻善於翻牆﹐不但擋不住﹐為了報復這種不友好的舉動﹐還會從外面把兵站大門反鎖﹐不讓兵站的人出入。為了看電視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與藏民打過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敵眾。如果事鬧大了﹐變成軍隊與地方的矛盾﹐也是對軍隊的處分重﹐所以兵站就乾脆不發電也不開電視了。”不過這一次﹐王力雄沒有把這事歸罪於漢兵的種族歧視﹐他很寬大地說這是“文化上的相互誤解和習慣上的相互不適應更準確”。不過他仍然認為漢人必須為“我們已經習慣的自我意識和權利計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漢兵應該天天開放這種令雙方都看不成的電視(藏人聽不懂﹐漢兵聽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不知是否願意讓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鄰居天天擠滿他家看電視、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雖小﹐卻頗能說明問題。它形象地證明了中共的抑漢優藏政策使解放軍都變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負也只有忍氣吞聲的二等公民﹐這與王力雄反復論證的漢人在西藏歧視藏人的結論剛好相反。如果把這件事放在美國﹐又會怎樣﹖美國天天指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權的國家了。然而美國是個法治國家﹐一切要依法辦事。美國的軍隊並無天天招待駐地週圍的老百姓看電視的法定義務﹐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會允許老百姓進兵站。老百姓也就不會產生去看電視的念頭﹐後來也就不會為此發生衝突。即使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也要按法律辦事﹐遭到法律懲處也是挑舋鬧事的老百姓﹐而不是軍人。中共為了討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漢優藏政策﹐使藏人恃寵撒嬌、得寸進尺﹐時時處處都要佔漢人的便宜、壓漢人一頭﹐ 而且永不滿足。我在西藏時發現﹐藏人借了漢族同事的錢或請後者回內地時帶買東西後常常不還錢。據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連地面都未蓋住﹐就大叫大嚷“雪災了”﹐要求中央與自治區政府撥款救濟。當中共與漢人不能或無法滿足藏人的無限制的慾望時﹐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便使他們產生了對中國與漢人的仇恨以及對西藏獨立的嚮往﹐這才是西藏騷亂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農牧倒未必會因此產生獨立的念頭﹐但在拉薩城裡﹐事情確實如此。

注釋﹕

20)《天葬》﹐第10章。

21)《天葬》﹐381頁、358頁。

22)《天葬》﹐390頁。

23)Scholastic Update, Vol.121, No.15, April 7, 1989.

24)《天葬》﹐361頁。

25)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61頁。

26)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33.

27)《天葬》﹐433頁。

2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27頁﹔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313頁。

29)《天葬》﹐361頁。

30)《天葬》﹐115頁。

31)轉引自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81頁。

32)The Washington Post 15 September 1994.

33)《天葬》﹐363-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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