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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5､藏族精英恩將仇報 城裡的中青少年藏人在生活方式上已經漢化西化了。他們愛吃大米､川菜甚於糌粑､羊肉﹐愛喝啤酒､可口可樂甚於青稞酒､酥油茶﹐愛穿西服､牛仔褲甚於羊皮袍﹐愛點電燈甚於酥油燈﹐愛用自來水甚於河水﹐愛乘汽車､摩托車､飛機與騎自行車甚於騎馬﹐愛燒煤氣灶甚於牛糞﹐愛看西醫甚於藏醫﹐愛學漢語文､英語文甚於藏文（為了經商賺錢）﹐愛住西式鋼筋水泥公寓甚於石木藏房﹐愛用沙發､大衣櫥甚於藏凳､藏櫃﹐愛跳迪斯科甚於踢踏舞（藏族民間舞﹐跳時腳不離地﹐反復搓動﹐踢踏有聲）﹐愛聽愛唱港台流行曲甚於藏族民歌﹐愛去歌廳､舞廳甚於寺廟﹐愛看電視､電影､錄像甚於轉經拜佛……他們享用的這些現代文明的成果﹐全部是由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錢和漢族進藏專業人員的血汗提供的﹐而不是他們用自己的血汗與智慧創造的。這樣一來﹐他們和中國政府及進藏漢人就難分難舍了。正因如此﹐他們就更加仇恨中國､嫉恨漢人。因為他們受過中國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會聽達賴和西方電台﹐會喊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的口號﹐曉得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獨立國家﹐中國用武力霸佔了西藏﹐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毀滅了西藏文化﹐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還派出那麼多漢族專業和輔助人員進藏大興土木﹐建造發電廠､輸電網､電視台､電視轉播網､電影院､醫院､學校､商場､舞廳､歌廳､賓館､錄像館､公寓樓､自來水廠､公路､機場……這不是殖民主義又是什麼﹖何況進藏漢族專業人員還拿和藏族職工一樣的高薪和津貼﹐穿的用的比藏人還洋氣﹐業務與技術比藏人還好﹐新名詞､新花樣比藏人還多﹐在藏族的土地上神氣活現﹐叫我們藏人怎麼氣得過（請回憶前文所述班禪的毫無自知之明的嫉妒心與攀比心）﹖我們藏族一定要把所有的漢人都趕出去﹐把西藏變成藏族的一統天下。我們有達賴喇嘛做領袖﹐達賴喇嘛有美國支持﹐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西藏獨立了﹐美國會給我們比中國政府給的財政補貼更多的錢﹐讓我們生活得比現在更富裕､更現代﹐就像我們從電影電視裡看到的美國人那樣﹗----以上的話並不是我憑空想象﹐而是我和我曾在或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在與藏族同事長期共事中聽到､觀察到､體驗到的藏人特別是其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藏人的普遍心理﹐這也就是《天葬》所說的“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ぴ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11）的由來。 我之所以在“良好教育”上面打引號﹐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尚屬疑問。中國政府對藏族學生在高考中一向實行優惠政策﹐1983年西藏高考錄取分數線對藏漢考生分別為100分和200分﹐相差一倍。有個藏族考生六門課總分僅為60分﹐也被錄取為大學生（12）。1986年至1991年西藏對少數民族考生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僅為200分﹐而同年其他省市的錄取分數線都在400分以上。1989年西藏大學錄取的數學專業36名新生中﹐數學最高分為51分﹐最低分為12分﹐平均26分（13）（按100分為滿分﹐60分及格）。西藏高考分數奇低反映了西藏中小學質量奇低。在西藏教育最發達的拉薩市﹐1989年中小學畢業生考試成勣如下（14）﹕ 類別 漢文班 藏文班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小學畢業匯考 47.1 35.0% 23.1 1.0% 初一新生統考 50.9 39.6% 22.5 0.0% 高中昇學考試 20.6 4.3% 9.2 0.0% 高一新生統考 25.7 3.9% 9.5 0.0% 據在西藏工作過30年的一位教師朋友告訴我﹐藏族學生的數理化生（物）成勣普遍很低。1990年高考時﹐西藏共有345名少數民族（絕大部分是藏族﹐此外還有西藏當地的門巴族､珞巴族等）考生報考理工醫農類﹐占全部少數民族考生934人的37%（63%報考文科）。這些理科考生的數學平均成勣為18分﹐物理為16分﹐化學為20分﹐生物為16分（15）。學校只好降低錄取分數線﹐把大量不合格的考生錄取為大學生。從表面上看﹐這是藏文沒有科技詞彙所致。1980年以來﹐自治區教育部門花大力氣編譯藏文中小學教材﹐為此創造了大量藏文科技詞彙﹐所以才能在拉薩市的中小學裡開設藏文班。然而造詞並不是簡單的字母相加﹐而是塑造概念的過程。這些藏文教材裡科技詞彙表意的準確度及教材的編寫質量都大成問題（前文已詳述）。從深層看﹐它反映了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所以藏族學生大都避難就易地報考文科﹐報考研究生者更是如此。1988年西藏高校少數民族教師共有185人﹐其中教授數理化的僅佔8.65%（16）。不學數理化就無法培養理性思維﹐從而使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更難糾正﹐西藏文化至上主義更加昌盛。 西藏的教師水平又如何﹖西藏各大學的漢族教師大都是兩年一換的內地各大學援藏教師﹐難有穩定的統計數字。1987年西藏各高校共有少數民族教師185人﹐無一畢業研究生﹔大學本科畢業生有66人﹐佔總數的36%﹔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有119人﹐佔64%。西藏各中專共有少數民族教師218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生有70人﹐佔總數的32%﹔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148人﹐佔68%。西藏各高中共有少數民族教師81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的36人﹐佔總數的44%﹔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45人﹐佔54%（17）。經過十年發展﹐有大學文憑的少數民族教師大為增加了。然而他們大多數是由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高中､中專與大學教師培養出來的。不難想象﹐以如此低的考分進校的藏族學生在如此低質量的教師教育下畢業時專業水平如何﹐然而他們都被當作大學生畢業生和畢業研究生分配工作。由於中共高度強調培養藏族幹部﹐他們大多很快被提拔為官員﹐領導許多漢族業務幹部。又不難想象﹐面對有真才實學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他們的心態如何。他們在內心深處自然明白自己的業務水平遠遠不如自己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但為了維護自己及藏族的面子與尊嚴﹐他們又要擺出比漢族同事或部下更高明或者至少一樣高明的樣子﹐結果不免經常出洋相﹐甚至出事故。惱羞成怒之餘﹐他們恨不得把漢人全部趕走﹐那樣就再也無人和他們比較､出他們的洋相了。所以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藏人即藏族精英越恨漢人﹐越要鬧獨立。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寫道﹕“電視裡西方國家的先進使看電視的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參照對象只有漢人﹐良莠並收﹐現在呢﹐參照對象由單一的漢人變成多元係數﹐有外國遊客﹐有香港人和明顯富有的印度､尼泊爾商人以及歸國藏胞。於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氣出在了拉薩的漢人身上。我認識一個年輕的藏族大學生﹐他給我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漢人的政治災難害了你們漢人﹐也害了我們藏人。（18）”由此可見﹐缺乏理性思維不僅妨害藏族精英學好自然科學﹐還妨害他們學好社會科學﹐使他們難以具備一個現代人必須具備的起碼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常識。那位藏族大學生似乎不知道印度早在40多年前就脫離“東印度公司”獨立了﹐也不知道今日的印度比中國還落後､貧窮﹐他單憑他在拉薩街頭看見的印度､尼泊爾富商與富有的歸國流亡藏人﹐就得出十三世達賴如把西藏賣給英國西藏今日就會像印度一樣“發達”的結論﹐真叫人啼笑皆非。西藏四週都是高聳入雲的雪山﹐拉薩就像一口深井﹐從井底看世界﹐不免會產生井蛙觀天的效應。 中共優待藏族的本意是希望藏人感恩戴德﹐結果適得其反。他們低估了西方與達賴宣傳的影響﹐也忽視了人性的某些暗區。《天葬》說﹕“奇怪的是那些從小被送到中國內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學’和‘民族學院’的藏人﹐往往反漢情緒最強﹐而且越在中國內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學﹐學歷越高﹐越有西藏獨立的意識。（19）”一點也不奇怪。如前所述﹐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中國政府雖然千方百計地創造藏文數理化詞彙﹐編篡藏文數理化詞典﹐編譯藏文中學教材﹐由於翻譯人員的素質太差﹐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至於大學理工醫農與社會科學的詞彙﹐在藏文裡一概闕如。那麼無論在西藏的大學﹐還是在北京的大學﹐都只能用漢語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課程。藏族學生本來就缺乏理性思維﹐再用非母語的漢語文學習﹐困難自然比漢族同學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將藏族考生的錄取分數線降低一半﹐然而這樣反而更糟糕。藏族學生入學後一開始就落在漢族同學後面﹐大多數直到畢業時都趕不上去。雖然漢族老師與同學受紀律約束﹐不敢嘲笑他們﹐他們自己心裡就很不好受。如果現在還是“遣唐使”時代﹐他們只會更加欽佩､崇敬漢文化﹐更加虛心､謙恭地學習漢語文。因為那時東亞各族只知道世界上唐朝文化最發達。然而當今世界乃是信息時代､人權時代與文化相對主義風靡的時代。當他們從西方與達賴電台及其他渠道的宣傳聽說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中國侵略了西藏､消滅了120萬藏人､毀滅了偉大悠久光輝燦爛的西藏文化､把西藏變成了殖民地﹐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都嚴厲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世界頭號強國支持西藏獨立時﹐他們就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漢族老師與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智商低﹐也不是因為藏文化比漢文化落後﹐而是因為受到了中國殖民主義的歧視壓迫﹐只有西藏獨立了﹐我才不會受漢人的歧視壓迫。於是他們變成了西藏獨立的堅決擁護者﹐中國與漢人不共戴天的敵人。 這種情形頗類我在文革中的見聞。文革前幾年﹐毛澤東大力推行階級路線﹐中國各大學不得不降低錄取分數線﹐招收了許多學習不好的貧下中農子弟。他們入學後功課趕不上﹐在領導､老師與同學特別是學習好出身不好的同學面前抬不起頭。文革一開始﹐毛澤東教導他們﹐文革前中國所有的學校都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他們頓時歡喜若狂。因為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領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老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同學（剝削階級孝子賢孫､黑五類､狗崽子）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腦子笨﹐而是因為我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為了反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迫害﹐他們便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瘋狂地虐待､折磨､侮辱與迫害黨委領導（放低錄取分數線把他們招進大學的恩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執行者）與眾教授﹐以及出身不好而學習很好的同學。可見恩將仇報也是普遍的人性暗區﹐並非藏族獨有﹐特別是當有極其強大的權威以某種極為崇高的理論與口號大肆煽動的時候。這些在內地的藏族學生的心理狀態與文革初的某些漢族貧下中農大學生的何其相似﹐只不過是將毛澤東的教導換成了西方與達賴的宣傳､將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換成了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而已。 使藏族學生心理失衡的因素遠不止學習一項。單說漢地大都市的繁華就足以令他們由震驚､艷羨發展為失落､自卑﹐因為他們讀完書就必須回西藏﹐不可能終身享受那種繁華（現任西藏自治區文教書記丹增曾為復旦大學末代“工農兵學員”﹐他在畢業時曾要求分配在上海工作﹐足見藏人對漢地大城市的艷羨與留戀）。而且越是在中心大都市如北京﹐這種失落與自卑感就越強烈。失落自卑到極點就會產生逆反心理（阿Q就經常由極度的自卑轉變為極度的自尊﹐當別人嘲笑他頭上的癩瘡疤時﹐他就說﹕“你還不配”。國學大師辜鴻銘則說﹕西方人嘲笑中國人髒﹐中國人就是髒得好﹔西方人嘲笑中國女人纏小腳﹐中國女人就是纏小腳纏得好）﹐這時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為他們的心理武器﹐強烈的失落與自卑就變成為對中國與漢人的瘋狂嫉恨與仇視。許多來美國的漢族留學生與訪問學者也經歷過類似的心理歷程﹐只不過將嫉恨的對象由中國與漢人換成美國與白人而已。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還有藏族天生能歌善舞﹐不免引來某些漢族女同學的好奇。幾番交往後﹐前者便試圖向後者求愛﹐結果大多被拒。或者明知會被拒絕﹐根本不敢啟齒﹐只在心裡暗自煎熬。無論是公開被拒還是暗自煎熬﹐都被當事者視為奇恥大辱﹐都會引起極端自卑﹐於是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了使極端自卑逆反成瘋狂嫉恨與仇視的酵母。 其實這類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發生。在西藏各單位裡都有一批業務能力強的漢人挑大梁（正因如此﹐他們才被派到西藏去）。這就引起藏族同事與上司的嫉妒。這種同行嫉妒與平庸上司對能幹下屬的嫉妒在漢族內部也司空見慣﹐但在西藏卻會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轉變成民族仇恨與獨立訴求。 又如西藏各單位的漢人每一年半可以回內地探親三個月（這也成為藏人嫉妒的理由﹐如今藏人也可同樣帶薪離職探親﹐雖然他們的家屬就住在本單位的公房裡）﹐他們回到單位時﹐就會帶回來許多新玩意､新花樣､新知識與新話題﹐諸如時裝､皮鞋､家電､錄像､CD､化妝品､流行歌曲､流行畫報､都市趣事､明星軼聞等﹐這些自然也會引起藏族同事的好奇與艷羨。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東西和羊皮袍､邦錦､卡墊､酥油桶､經幡､瑪尼堆､歡喜佛､轉經､神話､藏戲等並無高下好壞之分。可惜絕大多數藏人並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無法超脫於“他媽的漢人就是比藏人文明､先進”的錯誤觀念。於是產生失落自卑感﹐然後被西方與達賴的煽動逆反成民族仇恨與藏獨訴求。 再如西藏的漢族職工只能生一個孩子﹐又善於安排生活﹐經濟上自然比收入相同卻生了兩個或更多孩子又不善於安排生活的藏族同事富裕些﹐於是這也成為嫉恨的原因﹐而對漢族同事的嫉恨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很容易發展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響往。 甚至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也成為漢藏矛盾的原因。本來西藏的漢藏職工享受同樣的待遇﹐連中央照顧不適應缺氧的漢族職工的缺氧津貼﹐天生適應缺氧的藏族職工也分文不少。然而藏人卻認為中央的財政補貼是給藏人的﹐漢人到西藏來是來同藏人搶奪中央的財政補貼（我就親耳聽到這樣的話）。漢族職工自然不服﹐他們中大部分是專業人員﹐在內地也不愁找不到飯吃。他們自願或被迫到西藏來﹐本是為了向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為此他們在個人健康與家庭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犧牲。藏人不僅不感激﹐反而說他們是來搶藏人的飯吃﹐並時時處處壓漢人一頭﹐更何況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本是全國漢族的血汗﹐說起來進藏漢人更有優先權。漢人自然不敢把這話說出來﹐但藏族精英也猜得到﹐於是更加嫉恨漢人﹐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又變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嚮往。----有人可能會問﹐西藏獨立了﹐中國政府就不會給財政補貼了﹐藏族精英會不知道﹖如前所述﹐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既然美國如此關心西藏人權､支持西藏獨立﹐西藏獨立後﹐美國一定會送更多的錢給西藏﹐讓他們生活得更富裕更現代（不要忘記藏人的思維方式是非理性的神話--宗教思維﹐最善於幻想）。 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成了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思潮。西方趁機推波助瀾﹐利用民族主義肢解了南斯拉夫﹐間離了捷克斯洛伐克﹐還想以此分裂中國﹐西藏便成為他們的突破口。在西方的大力煽動下﹐西藏的許多精英產生了幻覺﹐似乎西藏一獨立﹐他們個個都能當上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到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中國政府給他們的官再大﹐也超不過省（自治區）級﹐哪有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威風､榮耀､過癮､瀟灑﹖ 注釋﹕ （11）《天葬》﹐7頁。 （12）賴存理﹐《藏族智力開發之我見》﹐《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 （13）（14）大羅桑朗杰､房靈敏﹐《西藏數學教學的特點､問題與發展對策初探》﹐《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15）吳德剛﹐《中國西藏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理論研究》﹐雲南教育出版社﹐昆明﹐1995年﹐106頁。 （16）（17）包智明､蘇日娜﹐《西藏自治區民族教育分析》﹐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 （18）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334頁。 （19）《天葬》﹐365頁。 |